明清-明清以来山西碛口镇的商业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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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6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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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清以来山西碛口镇的商业兴衰

明清以来山西碛口镇的商业兴衰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
商业城镇的发展，是明清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此类市镇除大量分布在东南沿海、长江流域、运河沿岸外，在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河沿岸渡口也形成一批地域性商业中心城镇，如山西保德县的东关镇、河曲县文笔镇、兴县的黑峪口镇、临县的碛口镇、柳林的孟门镇等。尽管他们在行政建制上不过是一个镇，但其经济地位和商贸规模已超过一般的府州县城。笔者在1996年、2000年、2004年先后3次到晋陕交界的黄河渡口要冲碛口镇进行实地调查，收集到一批资料，进而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个案考察，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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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优势、崛起背景、发展脉络、商业构成、商贸规模、衰败原因及其在沟通西北与山西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得出一些浅显看法就正与方家。
碛口镇是明清以来山西第一大著名商镇，隶属永宁州（今山西临县境内），素有“晋陕第一大镇”、“九曲黄河明珠”之称。该镇地处晋西北吕梁山西麓，黄河之滨，介于北纬37°35′52″37°—43′55″；东经110°41′32″—110°51′48″之间。西濒黄河与陕西省吴堡县隔河相望，东北与林家坪镇接壤；北与刘家会镇、从罗峪镇毗连；南与柳林县孟门镇为邻。镇上原有三条商业大街，号称五里长的明清一条街，两旁店铺林立，车水马龙，十三条小巷，依山就势，院院层叠，密布四百多家店铺；黄河岸边层层悬崖间的石梯，那是拉船纤夫用汗水和足趾刻印出来的人间杰作；古刹黑龙庙的戏台，有“山西唱戏陕西听”的奇妙音响效果；咆哮如雷，浊浪排空的二碛，让人真正领略粗犷雄壮的黄河精神；构思精巧、形制特异的西湾、李家山明清民居建筑更是碛口商贸经济繁荣折射的产物。其商业兴盛状况，在清乾隆年间已发展成为黄河中游的水旱码头，名扬陕甘宁，誉满晋冀豫。据清乾隆二十一年《重修黑龙庙碑》记载：“碛口镇又境接秦晋，地邻河干，为商旅往来舟楫上下之要津也。比年来人烟辐臻，货物山积”。民间亦有“驮不尽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之谚。而始建于明代，清代雍正、乾隆、道光年间几次增修重建的黑龙庙可以说是该镇当年商业繁荣的一个实证。仅民国年间本镇修庙施银钱的大商号就有361家，各家施钱一千文至四千文不等，总额达一万多两白银。
一、碛口商业的兴起
碛口是黄河中游晋陕峡谷间闻名遐迩的水陆码头，是我国大西北各省物资集散之重镇。那么，碛口兴起于何时？现今流行的说法曾认为碛口镇兴起在清乾隆中期，碛口的创始人是西湾村陈三锡。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碛口的商贸活动早在明代中后期既已兴起并初具规模。理由有四：一是黑龙庙始建于明代，如果碛口在明朝人烟稀少，商旅不至，那么碛口黑龙庙一无修建的必要，二无商人捐资难以竣工。二是既然康熙年间碛口规模已是“舟楫胥至，粮果云集”的集散码头，那么碛口的兴起一定比这更早。三是侯台镇位于湫水河西岸，碛口之北五华里。乾隆年间，河水冲没侯台镇，如果碛口没有一定的商业规模和基础的话，侯台镇和曲峪镇商民不会都移居碛口。四是《陈氏族谱》讲到陈三锡的祖父陈元选已是经商富户，而且年龄要比其孙陈三锡大六十岁左右。另外，陈氏始祖八甲祖明末迁往西湾做生意。凡此种种都说明，碛口的商贸兴起于明代。
碛口的兴起主要是地处黄河上的商运水路码头位置，加之明代开中法的实施和明中后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商人的崛起和商贸集镇的兴盛创造了机遇。这是碛口兴起的社会时代背景。同时从明末清初，碛口粮船居多的情况分析，这与明后期“封贡互市”蒙汉边贸大发展，河套地区粮食丰盈的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所以，碛口的兴起应在明中后期为妥。
二、碛口镇的发展
入清以后，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边乱平定，开辟疆土，国内的统一，边疆的开发，多民族的团结，西北驿道的拓展进一步促进了蒙古、新疆地区和内地经济的联系和发展。山西商人沟通边疆和内地的贸易迅速增多，黄河水运的开发更加重视，碛口的商贸地位日渐重要，终于在乾隆年间成为晋陕码头，大西北数省物资集散的商业重镇。镇上不仅“人烟辐辏，货物山积”，而且有一定规模的商团组织和许多外地客商。西湾的陈三锡康熙年间在碛口修建大商店30余处，后来发展至一百余处。时河南大灾，三锡贩绥远、三晋之粮出粜河南，救活不少百姓。河南人钱不够只好押地买粮，没多久河南土地多落晋商之手。河南巡抚上书乾隆帝，不言运粮救荒，尽奏晋商重利盘剥，收买农民土地之过，上谕驱逐晋商出境，三晋商人大受赔累。又如河北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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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韩少修的六世祖最初是乾隆年间来碛口，沿街窜户卖文具，后租下店铺开了“书笔墨局”，再以后积攒下本钱，自开药铺“兴盛韩”。到嘉庆年间，三个儿子长大成人，老祖宗就将家业分成三份。大儿子分到“兴盛韩”的老匾和五十两银子，在碛口镇东市街上另立一个门面依旧称“兴盛韩”。二儿子分到老店基和五十两银子，也在拐角上立起一个门面，称“兴胜韩”，三儿子给了两个元宝，在东市街上立起一个商号称“新盛韩”，都做药材买卖。随着商业的发展，到乾隆中期，碛口就成为重要的中转站，形成两条重要的商道：一条顺着湫水河北上，路经侯台镇，钻入樊家沟，翻过吴老婆山，经离石到吴城，由吴城再散发到晋中、太原、京津，全长数百华里；另一条是渡过湫水河，南下麒麟滩，沿着黄河畔，下孟门，到军渡，直赴晋南、河南各地。
进入道光以后，碛口的商贸继续发展，店铺与日俱增。道光初年，青塘村王居种已成方圆百里首富。一日他到碛口做生意，看到船舶叠岸，有心也在碛口建一座店铺。但他跑遍碛口，店铺鳞次栉比，唯后街尽头，有一段乱石山坡，可凿石修建，不料主人一日三涨价，最后以1200两银买下，建起“荣光店”、“锦荣店‘，很快拥资30万两，另置白文水地1000亩。到道光27年，碛口仅坐商就有60余家，客商数百。其中，平遥19家，柳林8家，汾西3家，孝义3家。临县李家山村李氏家族到清中叶已成大户，眼见碛口商业繁荣，便也插足商场。据《李氏宗谱》记载，当时李家山有东西两大财主，东财主李登祥，在碛口开的“德合店”、“万盛永”，西财主李德峰在碛口开的“三和厚”。此两家财路亨通，日进斗银，在碛口可与西湾陈氏比富。
碛口自清乾隆年间发展成为繁华的水旱码头之后，汾州府也视为一块肥肉。“咸丰初，汾州通判移驻碛口，设三府衙门，又设厘税局。光绪三十三年，复设临县巡检。民国裁巡检，设县佐，并设榷运局、厘税局依旧。” 民国年间又设商会。厘金局只收印花税，大商号年收一二百元，小字号年收三五十元。全镇400多家商号，加上河槽税，每年征税达20万两白银。此外，还有各种摊派，数额不等，如清理街道、修桥补路、商会团丁费、正月闹秧歌、庙宇维修费、赈济灾民等。
清末民初是碛口镇发展的黄金时期，商贸经济进入鼎盛阶段。清代末年，碛口镇已由河北、河南、山东、直隶、绥远、包头、呼市、榆林、河口、河渠、绥德、府谷、孟门、汾阳、平遥、祁县、等地的数百家商号。民国初年，碛口镇仅坐商就有204家，每天有百十条船筏往来，将大西北数声所产的粮、油、盐、碱、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由船筏载运而来，仅麻油一项日卸货数万斤，再用骡马、骆驼等畜力驮运至吴城，由吴城转运汾州、太原乃至津、京、汉口等地出集，时有“碛口街上尽是油，三天不驮满天流”，回程时驮棉布、绸缎、丝、茶、烟酒、日用工业品等集于碛口转销大西北。碛口也逐渐成为水陆运输中转的中心，成为晋商最先活跃的地区之一。
当时最大的“七板长船”，载重量仅三万斤，骆驼、骡马只能驮三百斤，按当时每日来船少则十来只，多则四五十只，最多时一百多只结算，则需要3000头骆驼、骡马往外拉，据考证，西头陈家有骆驼800头，在碛口开有“大星店”、“五星店”、“三星店”。汾阳马福保、张金兆登各养骆驼上百头。此外，碛口周围马杓峁、尧昌里、刘家里、陈家塬、子园则等村，都有骡马上百头，川流不息地往来于碛口与吴城间，或更远的地方。每晚牲口吃耗吃的黑豆多达五石。有诗云：“骆驼叮当响，船家夜夜忙。商贾满客栈，碛口赛苏杭。”再加上数百搬运工人，那可真是车水马龙，商贾辐辏，一派繁华。
三、碛口镇商贸的鼎盛
民国四年（1915），山西省军用电信局长途电话直通碛口镇，设电信局。民国六年（1917），碛口成立中华邮政局，比县城整整早20年，足见其在军事、政治、战略上的重要地位。据民国初年调查，碛口的商店名目有：粮油店、皮毛店、盐碱店、瓷器店、骡马店、牛旅店、骆驼店、京广杂货店、文具店、钱庄、当铺、客栈、腰铺、酒店、丙子铺、糕点铺、酱醋店、酒糟坊、邮政局、电话局、分金炉、铁匠铺、木匠铺、靴鞋铺、染坊、石印馆、理发馆、镶牙馆、照相馆、炭站、毡坊、澡堂、赌场、妓院等。民初光油店就有36家。粮店仅寨子山陈懋勇家就有40眼窑洞，陈懋元、陈吾元兄弟成为晋西首富，生意远涉绥远、包头、津京等地。肩挑背驮的货郎小贩共有676户。中街是日杂百货，西洋货也不少；诸如美利坚煤油、德国缎、洋袜则、杨火柴、洋纸烟、洋烟囱、杨磁盒则应有尽有。
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直至抗战爆发前，是碛口镇几百年来最繁荣的时期。当时，阎锡山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山西比外省战乱较少，碛口商贸因此得以飞速增长。时有正式登记注册的商家字号有380多家，个体摊贩676户，形成药材、皮毛、麻油、盐碱、粮食和钱庄六大行业。镇上有三条街道，13条小巷，都是青石铺路。头条街东起号头，西北到税事万，全长约6华里，俗陈前街，主要有饭馆和地方风味小吃碗脱、灌肠、枣糕、莜面、三角饼、，还有粜粮食的小贩，专供穷人一升一斗的采买。中街从稀屎上到拐角上，长约3华里，主要卖绸缎等洋杂货。从拐角上往北沿黄河这条街，称为后街，紧靠码头，有大大小小密布的院落，是油店、粮店、药材店、皮毛店、仓库。街长仅一华里，但最繁华，大宗的生意都在这里交易。
碛口的商贸活动除五日一集交易外，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和十月十三日，有两次大型的骡、马、驴、牛交易大会。届时八方商贾云集，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盟的牧民，榆林、绥德、延安府的骡马贩子不远千里来参会，当地百姓更是扶老携幼，举家来观。热闹非凡。
碛口的钱庄十分发达，祁、太、平三帮都在碛口驻局设庄，设立银号，采买西北特产。特别是“世恒昌”票行印的“昌”字号钱帖子，在兰州、银川、西安等地，可以当作大洋（银元）流通，商业信用极高。在天津、汉口、汕头等地设有办事处或分号。（王森：《碛口镇鼎盛时期的街景》）
民国五年、八年间，两次重修黑龙庙，两道碑均记载了当时361家商号施银及镇上商贸繁华的情况。兹将施银商号全录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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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义成聚茂昌晋盛源陈声名万合荣万盛成义和长万益长通顺源
义和生天合成五盛馆复盛高兴盛厂长盛永长源成二合永仁寿堂
天德永利高口顺祥忠义长口口源和合成裕成口德顺厚复口有
长盛久口口久口口高口口厚同兴永口口泰复义成三发楼口口班
同公两盛永祥发长三盛源发盛成同心长黄广泰同盛德自成皮房
永盛德三盛堂自立成两盛义复顺长德盛和源公司四和成复和永
永和高自成高协和永锦和源自成源永盛魁忠和德日升张复义永
日增高同德昌公义恒源泰生日增染积和成义成公义盛公复盛公
合盛公德兴昌同德昌中和义益成染恒心号复义昌复成店自成永
万源隆两盛馆（各家施钱一千文至四千文不等）
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碛口商业经济的鼎盛时期。时有坐商店铺400余家，个体摊贩600余户，五里长街，店铺林立，据《山西金融志》记载，每天有成百上千的商贸，旅客过往，日渡货船50多艘，船上装货数百万斤，镇内有搬运工人200余名，日过往驮货牲畜3000余头。全年营业额50万银以上者有十余家。市面货币流通额达150万元。
四、碛口镇商贸的衰落原因
碛口商贸由盛而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原因有三：
1、京包铁路建成后，铁路运输取代河运，成为西北货物运输的主渠道，加之公路汽车运输日渐发达，传统的河运驮载渐失优势。在京包铁路未建之前。每日有数十条船筏停泊在碛口码头，大批西北出产的粮油、皮毛、盐碱、药材，沿黄河而下，漂流至碛口，然后再用骡马、骆驼转运到吴城、汾阳、太原、北京、天津、汉口等地。
2、日军的侵略扫荡，这是碛口败落的主要原因。1938年，日军开始“扫荡”碛口全镇，并先后82次进犯碛口，飞机不停地轰炸，使商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大量店铺被毁，市面萧条，牲畜被抢，元气大伤，加之敌人经济封锁，许多商人无法经商，只得关门歇业，商家由原来的将近400家锐减至61家，全镇营业额五至六万元者仅十家，三万元者五十家，市面货币流通额缩减到70万元。
3、“晋西事变”的摧残。早在1937年秋，阎锡山就克扣120师军饷，使得前线万余将士难以过冬。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后，又有一些富商大贾携资逃亡陕西榆林等地。1940年，当地民族工商界巨子陈氏三门迫于日军常来“扫荡”，阎军不断骚扰，生意做不成，性命也难保，只好各奔前程，大门奔甘肃兰州，二门奔内蒙，三门奔宁夏吴忠。其他有钱的大商人也纷纷远走绥远、包头，中商收摊歇业，只剩点小商小贩日军来跑，日军走了也是提心吊胆地勉强维持营业，造成严重的商业损失，一蹶难振。
五、碛口在抗战期间的艰难经营
碛口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抗战期间尽管三面受敌，但军民一心，干群团结，在抗日民族政府领导下，驱敌反奸，积极抗日，打破了日军占据碛口的梦想，使碛口成为晋绥边区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巨商陈懋勇，以数千金支援抗战，并将40眼窑存的粮食50万石全部资助抗战将士。碛口商团60余人配合游击队抗日，后编入新军351团，开明绅士马文明借1000大洋，解决120师万余人冬衣，受到贺龙司令的嘉奖。抗日政府与部队又相继建起各种性质的商业网点。1940年临县解放后，人民政府积极扶植工商业，发展经济，短短一年时间，碛口私营工商业又恢复发展到102户，其中个体摊贩41，行货行17，过载行11，店行9，面铺9，药铺5，饭铺9，理发3，布行2。同时，积极发展公营商店16个，其中转运栈11，布匹行2，杂货3。这当中有贸易局、晋绥行署、三分区开设的商店，也有120师、115师和决死四纵队等部队开设的商店。据调查从1942~1945年间，碛口公办工商业发展到50多户，较大的公营企业有：贸易局、信义源、东升长、秦晋货栈、西北上杭、周的货栈、湫水布庄、转运货栈、新华商行、大众商店、希济全、群众社、妇女合作社、拥军合作社、群众联社、教二旅商店三分区商店、晋绥纺织工厂等。为加强管理，还设有公安检查站、工商联、河防队、缉私队。干部职员一律实行供给制，一旦发现有违纪行为就严肃处理。有个管理员因为作风问题，私送了几块白洋，就处以死刑。尽管如此，仍难免有个别公营商店经营不当，铺张浪费，甚至设烟聚赌，贩卖白洋，包庇走私，但从总体上看，当时在各根据地内公营商店以碛口为最多，对延安的贡献也大。
（作者：高春平，1963年生，研究生毕生，现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山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多年来潜心于晋商、明代监察制度、山西地方史的研究，先后出版《山西通史》第五卷《明清》、《金融集团山西商帮》，参与《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中国十大商帮》《山西抗战口述史》《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等书的编写，发表《明代官僚政体的双重特征》《晋帮商人的特点》等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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