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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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

【数据库】2005年
【文献号】1510
【原文出处】西域研究
【原刊地名】乌鲁木齐
【原刊期号】200404
【原刊页号】15～22
【分类号】K23
【分类名】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502
【标题】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
【作者】党宝海
【作者简介】党宝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内容提要】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进行了探讨：第一，论述了大蒙古国时期察合台汗国驿站交通的创立过程及使用情况；第二，由于驿站交通的前后继承性，以畏兀儿地区为中心，介绍了元朝在当地的驿站建设；第三，以蒙古文乘驿公文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察合台汗国驿站的运行特点；第四，总结了察合台汗国的重要交通路线。
【关键词】蒙古　察合台汗国　驿站交通
【正文】
中图分类号：F5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4)04--0015--08
一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国为了传达政令、互通情报、运送物资等事务，“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所驿站的费用和供应做好安排。”驿站的最高负责人是当地的万户。每两个万户供应一所驿站。不过，万户并不直接负担驿站的各项支出，而是在当地“按户籍分摊征索。”“驿站每年要经过检查，有所缺损，必须由农民补偿。”（注：（波斯）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35页。）
大蒙古国的一些主要驿道从天山南北地区（后属察合台汗国）通过。成吉思汗近臣耶律楚材、长春真人丘处机等人，都曾使用当地的驿站。
耶律楚材奉诏随成吉思汗西征，“扈从出天山，从容游大石。”（注：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2《和裴子法见寄》，谢方点校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页。）在他的诗句中多处提到西征途中的驿马：“前年驿骑过西陲，闻道萱堂鬓已丝。”（注：《湛然居士文集》卷6《思亲用旧韵二首》，第133页。）“庚辰之冬[1220]，驰驿西域，过山城驿中。辛巳暮冬，再过，因题其壁。去年驰传暮城东，夜宿萧条古驿中。别后尚存柴户棘，重来犹有瓦窗蓬。主人欢喜铺毛毯，驿吏苍忙洗瓦钟。但得微躯且强健，天涯何处不相逢。”在这个西域的小驿站中，耶律楚材得到热情的接待，驿站人员为他做了很好的面食“春盘”，“木案初开银线乱，砂瓶煮熟藕丝长。匀和豌豆揉葱白，细剪蒌蒿点韭黄。也与何曾同是饱，区区何必待膏粱。”（注：《湛然居士文集》卷6《再过西域山城驿》、《是日驿中作穷春盘》，第134～135页。）显然，他很满意驿站提供的食物。
1219年，刘仲禄受成吉思汗派遣，“驰传访诸沧海”，敦请长春真人丘处机。（注：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附成吉思汗圣旨，党宝海点校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丘处机师徒启程，沿驿道行进，途经金山南大河驿路等处。（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第91页。）这在丘处机的诗中时有提及：“鸡犬不闻声，马牛更递铺。千山及万水，不知是何处。”“驿马程程送，云山处处罗。”（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第99页。）当丘处机辞别成吉思汗时，他惟一需要的就是归途的驿骑。（注：“上赐牛马等物。师皆不受，曰：‘只得驿骑足矣’。”上引《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第87页。）
为了保障当地道路畅通，察合台率部在天山的重要隘口铁木儿忏察（今名果子沟，又名塔勒奇山峡）“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第50页。）
窝阔台成为蒙古大汗之后，进一步将驿站制度严密化、系统化。对此察合台积极响应。窝阔台登基后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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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处千户派出驿站长官（札木臣）和马夫（兀刺阿臣），在各地设置驿站。使臣们无紧要事，要沿着驿站来往。他说：“这些事是察乃、孛勒合答儿两人想到，向朕提议的。朕似觉可行，请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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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歹［即察合台］兄长裁决。”察合台完全赞同窝阔台的想法，认为这是窝阔台一系列政策中“最好的事”。同时，他本人也积极响应，将其境内的驿道与蒙古本部和金帐汗国的衔接起来。察合台派人报告窝阔台：“我从这里相迎，把驿站相接通。我再从这里派使者去到巴秃［即拔都］那里，让巴秃也把他那里的驿站相迎着接通起来。”（注：《蒙古秘史》（余大钧译本）第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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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9页。）
各个地区的驿站建设并非全面展开、同步进行。1234年蒙古灭金。第二年，窝阔台再次下达了在帝国各地建立驿站的诏令。为了建立这些驿站，各汗国都派出了专门的官员，“从合罕处派出了必ｄū＠①赤忽里带，从察合台处派出了亦木阔勒臣泰赤兀台，从拔都处派出了速忽木勒赤台，亦勒只带奉唆儿忽黑塔尼别吉之命，从拖雷处出发。上述异密们出发后，在所有各地区和国家按照地区的广袤，建立了驿站。”（注：（波斯）拉施特；余大钧，周建奇汉译：《史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0页。）这样，大蒙古国各地的道路全面贯通，被阻断了几个世纪之久欧亚交通重新开启。
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派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hn of Plano Carpini)出使蒙古。加宾尼使团经过金帐汗国、巴尔喀什湖南部、阿拉湖、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东），向东过乌伦古河或额尔齐斯河，翻越阿尔泰山，到达蒙古和林地区。使者从驿站取得马匹和食物，“一天要换几次马，因此不须爱惜马匹，”“一路上骑着马飞快地奔跑，一刻也不停息。”（注：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收入（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9～60页。）他们行进的路线说明，察合台汗国的驿道连接了中亚与蒙古本部，再往西可达金帐汗国。（注：参看R. A. Skelton et al.,The Vinland Map and the Tartar Rel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26；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载《元史论丛》第4辑(1992)第14页。）
1253年春，法国国王路易十世(Louis X)派方济各会修士威廉·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k)等人以传教为名，出使蒙古。鲁不鲁乞等人也途经察合台汗国地区，使用了当地的驿站、驿道。驿站通常有二三十匹马。他们可以一天换马二三次，每天走的路程，几乎相当于从巴黎到奥尔良之间的距离，这段距离要在75英里以上。有时视马匹的供应情况还会走得更多些。（注：威廉·鲁不鲁乞《鲁不鲁乞东游记》，收入上引《出使蒙古记》，第148～149页。）
宪宗九年（1259年），常德奉命西行波斯，面觐旭烈兀。（注：中统四年（1264年）常德归国。刘郁记录了他的途中见闻，名为《西使记》。收入王恽《秋涧集》（《四部丛刊》本）卷94《玉堂嘉话》。关于行记地名的研究，笔者主要参考张广达、王小甫《刘郁〈西使记〉不明地理考》，收入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3～112页；陈得芝《常德西使与〈西使记〉中的几个问题》，载《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辑，南方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他从和林出发，西行过鄂尔浑河平川，进入塔米尔河上游北侧，开始使用驿站，过瀚海（蒙古戈壁阿尔泰省、科布多省境内的阿尔泰山区），渡昏木辇（蒙古科布多省西南、我国新疆清河县东南的布尔根河）和龙骨河（新疆准噶尔盆地北部乌伦古河），向西北行，过乞则里八寺海子（新疆福海县西北乌伦古湖），再向西行就是业瞒城（即叶密立城，今新疆额敏县东）。常德从业瞒转向西南，过孛罗城（新疆五台西北博尔塔拉河下游），西南行二十里，过铁木尔忏察关口，至阿力麻里城（新疆霍城西北克根河西岸阿尔泰古城）、赤木儿城（新疆霍城西）。这一带“以马牵拖床递铺，负重而行疾”。此后，常德继续西行，经塔刺寺（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 思干城（即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等地，到＠②扫儿城（今伊朗东北霍腊散地区的尼沙不儿）。由他历时十四个月的漫长行程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蒙古政权的驿站设施，他很难如此顺利地从蒙古中部经察合台汗国到达旭列兀控制的伊朗地区。
二
根据成吉思汗对诸子的分封，察合台领有从畏兀儿西部边境到阿姆河的草原地带。随着察合台汗国的扩张，该畏兀儿地区最终被察合台汗国占领，并成为其统治的核心地区之一。（注：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3～84、178～180、230～231页。）在13世纪后期，畏兀儿地区主要由元朝统治，在当地设立了大量驿站。14世纪初，天山南北两路都处在察合台汗国的控制之下，元朝的驿站当被后来的察合台汗国所继承。
随着窝阔台后王、察合台汗国对畏兀儿地区的威胁不断加强，至元十七年（1280年）到二十三年，（注：至元二十三年，以海都、都哇为首的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势力深入畏兀儿地区，参看党宝海《元至元二十二年火州之战辨正》，载《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第217～229页。）元朝在天山北路和塔里木盆地南缘设置了大量驿站以改善交通，增强防御能力。以西州（又名火州，今新疆吐鲁番东高昌故城）和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两城为中心的北路驿道日益重要。至元十七年，官给火州驿马之费，免其赋税三年。十八年，自太和岭（在山西代县西北）至别失八里置新驿三十个。二十年，立畏吾儿四处驿。（注：《元史》卷11《世祖纪八》，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225、231页；卷12《世祖纪九》第252页。）二十二年，在别失八里立站，一切费用由政府支付，另给钞六百锭，令地方官“规运息钱以供后来之费”（注：《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卷19418《站赤三》至元二十二年正月七日。参看《元史》卷13《世祖纪十》第271页。）。同年，置畏兀驿六所。（注：《元史》卷13《世祖纪十》第275页。）
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元朝早就建立了驿站系统。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命玉工在失呵儿（今喀什）、斡端（今和田）等地采玉，通过当地的驿传系统运送玉石，“用铺马六匹，金牌一面”。（注：《永乐大典》卷19417《站赤二》至元十年六月十八日。）此后，元朝进一步加强了在该地区的交通建设。至元十一年，在塔里木盆地南缘设置新的驿站，立于阗（今和田）、鸦儿看（今莎车）两城水驿十三处。（注：《元史》卷8《世祖纪五》第153页。《元史》卷94《食货志二》第2380页提到的“忽都、胜忽儿、舍里甫丁三人所立水站”或即此驿。）十九年，别速带请示在罗卜（今若羌县米兰）、ｄū＠①里辉（今且末）立驿。（注：《元史》卷12《世祖纪九》第245页。）二十三年，立罗不、怯台（今且末县东南的哈迪勒）、ｄū＠① （且末）、斡端等驿。（注：《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第285页。以上地名的考定，参考了黄盛璋《〈马可·波罗行记〉与新疆丝绸之路有关历史地理争议问题辨正》，收入同作者《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8～489页。）
蒙古诸汗、诸王在内地领有投下分地。1236年，察合台在太原府分到一批投下民户。为运输投下的“细茶饭、五户丝”等物资，察合台汗国建立了专用的驿站。至元年间，这些驿站归察合台后王阿只吉使用。至元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由于“旧站消乏，不能增新站物力”，元世祖曾下令赈济这些驿站，（注：《永乐大典》卷19417《站赤二》至元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笔者推测，这里的“新站”就是上引《元史》卷11《世祖纪八》第231页至元十八年四月所设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的三十处新驿站。《元史》提到立新站的时间为至元十八年“四月甲午”，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50页）推算，这一天正是二十九日，两事的时间完全吻合。《元史》同时提到“命太原五户丝就输太原”。太原的五户丝属于察合台家族。与上引《永乐大典》关于立站运送察合台家族五户丝的记载也是一致的。）并且重申，“彼处站赤，乃察合得兄所立，今朕增与物力，专令递运租赋，除朕以急速事遣使外，不以是何昆弟使臣，此站毋得行。”（注：这里提到的察合得兄并非察合台。窝阔台称察合台为“阿哈”（蒙语中的“兄长”）。以后的历代大汗皆称其继承人为察合台阿哈，即所谓察合台兄。参看周良霄《察合台》，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71页；上引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第20页。）相比之下，大多数蒙古诸王没有运输本投下租赋的专用驿站，主要还是利用政府的驿站。
三
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对察合台汗国中后期的驿站交通知之甚少。20世纪上半期德国中亚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获得了一组察合台汗国蒙古文乘驿文书。它们记载了使者换乘驿马、支取饮食祗应的情况，也提到了管理饮食的官员、站官、兀刺赤（马夫）等，是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以下按时间顺序试作翻译和分析。
T II D197号文书于1326年发布，属察合台汗国怯别汗(Kebeg,1320～1327年)时期。它处理的是一宗使臣索赔葡萄酒的案子。（注：该文书为写本，灰白色纸。长13.4厘米，宽15.7厘米，全文10行，斜体吏牍蒙文，盖有4种印章。文书照片和德译文均见Dalantai Cerensodnom und Manfred Taube,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Akademie Verlag,1993,s.183,Nr.76,Taf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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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VIII.）全文为：
怯别圣旨：谕札八忽(Jabaγu)，（瓶装的）葡萄酒是名叫忽麻如(Qumaru)的人打碎的，所以名叫阿鲁灰(Alγui)的使者(ilchi)不能向怯不花(Koeg-Buq-a)索要赔偿。兹盖讫黑印的文件是我们下发的。虎年夏季最后一月的第四天，（注：夏季为六月到八月。夏季的最后一月指八月。其他文书中的月份可依此类推。）我们驻在乞宾立合(Chibinliγ)时写毕了。
T II D203号文书于1338年发布，属也孙帖木儿汗（Yisuntemür,1338～1339年）时期。它规定各地驿站要给运送葡萄酒的使者提供驿马和饮食。全文如下：
也孙帖木儿气力里，帖木儿(Temür)、撒惕勒迷失(Satilmish)、理算官、饮食祗应官(Shügüsüchin)札付各驿站(Jamudun)负责人：怯不花(Koeg--Buq--a)为首的葡萄酒税征收人员到火州去。他们行路时，应按照惯例，除伴送马夫兀刺赤(ulγchi)外，给他们换乘马四匹，让他们能够持续前行。他们住宿时，要为他们提供膳食，直到他们离去。应给他们两只羊、两瓶酒、两巴德曼(badman)粮食。（注：巴德曼是一种重量单位，1巴德曼重约2磅，即0.908公斤。参看Ger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Oxford,1972,pp.305-306.）随后，要让他们继续赶路。兹盖讫印章的文书是我们颁发的。虎年秋季最后一月的第二天，当我们驻在秃儿根(Türgen)时写毕了。（注：Cerensodnom und Taube,op.cit.,s.181～182,Nr.74,Tafel XXXVI.这件文书为写本，褐色纸，长15厘米，宽15.2厘米，斜体吏牍蒙文，共14行，盖有朱印、墨印共3枚。）
TM 94 D 135 号文书于1353年发布，届秃黑鲁帖木儿汗(Tuγluγtemür,1348～1362年)时期。它规定给运送葡萄的使者驿马和饮食。全文如下：
秃黑鲁帖木儿圣旨：谕孛罗海牙(Bolad-Qy-a)、秃儿迷失赛因赤(Türmish-Segünch)及其他人等，一旦［…］哈不忽八里合赤(Qabuγ-Baliγchi)和其他使者已经到达，他们对二百皮囊葡萄不能粗心大意，要（到我们这里）来。应当供应这些使者三匹换乘马、五瓶葡萄酒、两只羊和三巴德曼粮食，让他们能继续前进。兹盖讫印章的文书是我们颁发的。蛇年春季最后一个月的第十天，我们驻在明刺合(Minglaγ)时写毕了。（注：Cerensodnom und Taube,op.cit.,s.178～179,Nr.72,Tafel XXXIV.该文书为残写本，上部残缺，灰白纸，长16厘米，宽15.7厘米，斜体吏牍蒙文，共12行，右下方钤有方印1个。）
除了上述有明确纪年的文书外，还有几件年代不明的乘驿文书，从用纸、字体、文风、内容等判断，也属于察合台汗国时期。
TM 214 号文书比较完整，全文为：
大汗气力里，别帖木儿(Bigtemür)札付丞相亦都护(Chingsang lduγ-qud)、忽伯右丞(Quba Yiuching)、左丞柏海牙(Soching Bai-Qy-a)及诸官人：兹葡萄酒税征收员赛因赤不花(Sevinch-Buq-a)经常去办理葡萄酒事务。为此，他要到印都斯坦(Industan)去，在奥伯胡特(Obhut)这个地方取其他使者带来的葡萄酒。他要运送并保护这些酒。当他去印都斯坦和其他使者那里时，他及其葡萄酒可以使用三匹站马！兹盖讫印章的证件是我们颁发的。羊年十月八日，我们驻在不剌(Bulad)时写毕了。（注：Cerensodnom und Taube,op.cit.,s.179～180,Nr.73,Tafel XXXV.该文书为写本，褐色纸，长15.9厘米，宽14.3厘米，斜体吏牍蒙文，共17行，右下方有五角形印1个。这件文书虽然没有写明年代，但从文书式样，特别是文中提到的丞相亦都护判断，当系察合台汗国的给驿文件。参看党宝海《十三、十四世纪畏吾儿亦都护世系考》，载《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T II D306号文书为残本，剩余的内容为：
[…]沿途各站(Jamudun)官员：我们派出以竺麻敦倒刺沙(Jumatun-Daulsh-a)为首的使者。除伴送驿马人员兀刺赤外，应给他们八匹换乘马，让他们继续赶路。兹盖讫印章的文书是我们下发的。羊年冬季中间月份的第三天，我们驻在弘鲁(Qunglu)时写毕了。（注：Cerensodnom und Taube,op.cit.,s.182,Nr. 75,Tafel XXXVII.这件文书为写本，褐色纸，纸背曾用潢。长15.5厘米，宽16厘米，斜体吏牍蒙文，共10行，未钤印。）
T III 436 号、T II 1685 号两件残篇是文吏书写正式文件前的草稿，都写在印本汉文佛经的空白处。T III 436 号的内容是：
使者［…］、答儿麻巴合失(Darma-Baγshi?)、［…］十匹站马、一只羊、五［…］不重要的（？）他可以支给。［兹文件］我们于鸡年秋季中月［…］日，驻在［…］写毕了。（注：Cerensodnom und Taube,op.cit.,s.184,Nr.77,Tafel XXXIX.）
T II 1685 号草稿的内容是：
羊［…］行进。去来［都要给他］酒和五巴德曼粮食。兹盖讫印章的文件是［我们］颁发的。［…］第二天，我们驻在［…］写毕了。（另有回鹘文两行：祝您好运，祝您平安归来。我们的话如此宣谕了。）（注：Cerensodnom und Taube,op.cit.,s.184,Nr.78,Tafel XXXIX.）
从上引七件给驿文书可以看出，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驿站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仍发挥着正常职能，向使者提供换乘马、住宿和饮食。饮食分例沿袭蒙古帝国时期的旧制，包括羊、酒、粮食。稍有不同的是，察合台汗国驿站供应的羊肉数量比较多。在大蒙古国时期，窝阔台汗规定了使臣的饮食标准：“使臣人等，每人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注：《永乐大典》卷19416《站赤一》太宗元年十一月圣旨。）而察合台汗国的使臣可以得到整羊食用。（注：据上引T Ⅱ D203、TM94D135 号文书，若按1巴德曼约1公斤计算，使者从驿站得到的粮食数量等于或少于大蒙古国时期。）其次，察合台汗国保持了蒙古帝国时期的驿站管理体制，有专职的管理饮食祗应官员、站官和兀刺赤（马夫）等。兀刺赤负责伴送使臣，不能支取驿马。（注：除上面提到的察合台汗国蒙古文给驿文书外，还有五件年代不能确定的回鹘文草料供应文书。这些文书于1974年在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发现，主要内容是地方政府为了喂养使者的马匹，向百姓摊派草料。由于这几件文书难以判断时代，其纸质、书写均不像官府公文，所以本文不做讨论。读者可参看耿世民《几件回鹘文文书译释》，载《文物》1980年第5期；库尔班·外力《吐鲁番出土的五件回鹘文文书》，收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05～113页。）
察合台汗国在畏兀儿地区的驿站是大蒙古国和元朝驿站体制的延续。作为广义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察合台汗国在这一制度上基本保持了与其他汗国的一致性。
四
察合台汗国位于蒙古与西亚、东欧之间，境内驿道是连接这些地区的主要通道。关于塔里木盆地南北两路的交通，前人围绕着对丝绸之路的考察已有大量研究，本文不再重复，有关蒙元时代的情况参看本文第二节的论述。（注：应稍作补充的是，蒙元时期欧亚贸易的一条商路经过塔里木盆地南部。有些南欧商人来中国，先到西亚地区，经伊朗北部、阿富汗、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新疆南部地区，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到河西走廊。马可·波罗一行来中国走的就是这条路。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209页。）
本节主要探讨察合台汗国与蒙古、欧洲的道路交通情况。从蒙古腹地出发，有多条驿道经过察合台汗国，其中最主要的有三条。
第一条，溯科布多河而上，过阿尔泰山，（注：可以经乌兰达坂或以北的某个山口，越过阿来岭。成吉思汗西征就走的这条道路，还“斫冰为道以度师”，见耶律楚材《西游录》，收入向达点校本《西游录　异域志》，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沿布克图尔玛河向西，过额尔齐斯河，到达以海押立（今哈萨克斯坦科帕尔城）为中心的哈刺鲁人地区。再向西行依次是楚河流域和钦察地区。（注：觐见蒙哥汗的亚美尼亚国王海屯来蒙古走的就是这条路。见（亚美尼亚）乞刺可思·刚扎克赛《海屯行纪》，何高济汉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页。觐见成吉思汗的金国使者吾古孙仲端西行时走的也应是这条路。因为他经过了阿尔泰山，“并夏国前七八千里，山之东水尽东，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然后途经纥里迄斯、航里、合鲁诸番族居地。“纥里迄斯”即吉尔吉斯，“航里”即康里，“ 合鲁”当即哈刺鲁。这些部族都分布在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巴尔喀什湖一带。因此，吾古孙仲端是沿着成吉思汗西征的路线西行，然后南下至回纥国之益离城（今伊犁）的。参看刘祁《北使记》，收入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2～235页。）
第二条，从科布多上游的索果克河，到乌伦古河流域的横相乙儿（在上游布尔根河流域）、布伦托海。从那里有道路可达窝阔台封地的重要城市叶密立、霍博（额敏附近的和布克赛尔）。从叶密立向西经过阿拉湖（哈萨克斯坦东阿拉湖）、铁山（阿拉山）可以到中亚、西亚。（注：通往金帐汗国的路线是：由阿拉湖和铁山，经海押立、吹河（今中亚楚河）、巴尔喀什湖南或亦列河（伊犁河）、塔刺思河、康里人居地、押亦河（乌拉尔河），到拔都营帐。从拔都大帐经速达黑（在克里木半岛）、黑海，可达君士坦丁堡。加宾尼、鲁不鲁乞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见前引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第14页。通往西亚（后来的伊利汗国）的路线是：由阿拉湖西行，到中亚名城撒马尔罕，那里有多条道路通往西亚地区。参看前引张广达、王小甫《刘郁〈西使记〉不明地理考》第84～85页。）也可以从叶密立过不剌城（新疆博乐县西古城），经铁木儿忏察（今果子沟）翻越天山。出峪谷，向西行可到达位于伊犁河谷的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阿力麻里城。由此还可继续西行。（注：贵由西征拔都、常德西行走的是这条道路。参看前引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第13～14页。）
第三条是天山北侧的道路。路线由阿尔泰山东北南下，经乌兰达坂隘口，到达乌伦古河流域。太祖西征时，窝阔台曾在乌兰达坂开辟道路，“其山高大，深谷长坂，车不可行。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40页。）由乌伦古河流域向南穿越戈壁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可以到达别失八里。由此沿天山北麓西行，经轮台（米泉）、昌八里（昌吉），由天山天池边的峡谷（即塔勒奇山峡）穿过天山，向西行可至阿力麻里。（注：长春真人去西域、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回国都是走的这条道路。见《长春真人西游记》第39～51页；《海屯行纪》第14～20页。）
上述三条道路中，有两条经过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阿力麻里城。（注：关于该城，参看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载《考古》1963年第10期。）这座城市不仅在北亚交通中非常重要，还是欧亚陆上贸易的主要中转站。14世纪前期意大利商人裴哥罗梯(F.B.Pe-golotti)记载了从金帐汗国到中国的经商路线。先是从塔纳（Tana，今亚速海岸边的阿速夫城）坐车到斤塔儿罕（Gintarchan，今里海北岸阿斯塔剌罕附近），然后从斤塔儿罕走一天水路到萨莱（Sara，今阿斯塔刺罕附近谢里特连诺耶镇），从萨莱到小萨莱（Saracanco，今伏尔加格勒附近的察列甫）有水、陆两条路，从小萨莱可以坐骆驼车到玉龙杰赤（Organci，原花刺子模的都城，今土库曼斯坦希瓦附近的科尼亚·乌尔根奇），坐骆驼车从玉龙杰赤到讹打刺（Oltrarre，在锡尔河右岸阿雷斯河口附近），大约要35～40天。不过，如果只是为了到中国去，从小萨莱可以取捷径，向北行50天到讹打刺，从那里用驴子驮运货物走45天可以到阿力麻里(Armalec)，再骑驴行70天至甘州(Camexu)。由甘州可以去内地的各大都市。（注：Francesco B.Pegolotti,Notices of the Land Route Cathay (circa 1330-1340),trans.and ed.by Henry Yule,in H.Yule ed.,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Vol.3,London:the Hakluyt Society,1914,pp.146-149.）1338年教皇本笃十二世(Benedict XII)派遣使者马黎诺里(Jhn de Marignolli)率使团访问元朝，他们走的就是上述路线，1340年他们到达阿力麻里，在那里停留了近两年才启程去大都。（注：ohn de Marignolli,Recollections of Eastern Travel,trans.and ed.by H.Yule,in H.Yule op.cit.,pp.212-213.）
严格说来，察合台汗国的驿道绝不止上述这些，但以上道路构成了汗国官方交通网络的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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