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从出土文物看长江镇杨河段的右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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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出土文物看长江镇杨河段的右史变迁

【数据库】1998年
【文献号】4061
【原文出处】东南文化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199704
【原刊页号】18～24
【分类号】K91
【分类名】中国地理
【复印期号】199801
【标题】从出土文物看长江镇杨河段的右史变迁
【作者】印志华
【英文摘要】
Judging by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unearthed historieal relics,we can find that from the end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the banks of Yangtze Rivernear Zhenjiang and Yangzhou were mainly formed by theinerease of sludge;an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up to the present,the river course has been moving northward.Thestudies on the course of the river will contribute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water rescurces in thisarea today.
【关键词】镇江/扬州/长江江岸/变迁
Zhenjiang/Yangzhou/Yangtze/River bank/transition
【正文】
扬州位于长江下游镇扬河段的北岸，现距长江入海口３２０公里。历史上的扬州曾是连江襟海，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文人荟萃的东南大都会。而运河的开发，长江的利用，则是扬州千百年来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生命线。关于运河的开凿、演变等问题，已有众多的学者作了研究，本文拟从出土文物的发现，谈谈长江镇扬河段的历史变迁问题。
镇扬地区长江河口变迁的历史状况
从地质地貌资料分析，长江水道在镇扬之间主要经历了河口段和近河口段两个阶段。在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大理亚冰期消失以前，长江河口一直处于不断运动和变化状态中，它的变化与冰期的到来和消退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地质资料证明，在大理冰期时期，海平面在今海平面下约１２０米左右，曾在黄海、东海的海底沉积层里采集到水牛的残骸和猛犸象的牙骨[1]。这说明那时东海、黄海的大陆架完全裸露在海平面以上、所以，在大陆架上必然存有长江古河口的延续部分。第四纪冰川有多次进退，不同地区冰期的次数也是不一致的[2]，在地质上留下了许多地层堆积。根据上海市的陆地钻孔资料记载，在孔深约３００米的地层中，分别于４０～７０米、１１６～１３３米、２５４～２５７米深的三层地带中发现了喜冷植物的孢粉，这不仅说明随着冰川的进退，长江河口和海平面随之在不停的变化外，也反映出冰川在这里延续时间的长短。镇扬间的长江水道在大理冰期消失以前，一直处于河口和近河口这两阶段的变化之中，而最后一次作为长江河口段，应在大理亚冰期消失以后。
大约一万年前的一次冰川消退后，出现了冰后期气候，世界气温逐渐转暖，由于冰川的消融，海平面逐渐上升，促使海水大幅度地向陆地侵入，长江河口的位置不断向西推进，到大理冰期末海平面已上升到今海平面下４０米左右[3]；到距今约八千年时达到今海平面下２０米左右[4]；到距今七千五百年至五千年间是冰后期气候最为温暖湿润的时期，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２°～３℃，年降水量比现在多５００～６００毫米[5]。海岸线已向陆地伸展到最大的限度，海浪直拍扬州北面的蜀岗和镇江附近的象山、北固山麓。在蜀岗下蜀系黄土岗南沿发现有较宽广的海蚀平台，在镇江附近的丘岭之间的河谷中发现有泻湖相的沉积层[6]，根据钻孔资料分析和地面遗址的调查，冰期后的海侵曾达到仪征市的铜山地区和江宁县的湖山地区。清代《扬州水道记》作者刘文淇曾经对宁（南京）镇（镇江）山脉和仪（仪征）六（六合）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在江宁县的湖山和仪征市的大、小铜山的山崖之间，发现有若干条带状的卵石层堆积，里而含有蚌壳、螺壳化石，由此，他推断“此乃古之海口”[7]。扬州里下河地区的高邮、宝应、兴化一带的湖泊群体、原是全新世海侵后的黄海浅海湾，由于长江北岸沙嘴和淮河南岸沙嘴不断向东延伸，使里下河海湾逐渐被封淤，形成泻湖，随着湖水的不断淡化而变成今日的淡水湖泊，如宝应的射阳湖、广洋湖、兴化的大纵湖、蜈蚣湖、得胜湖等。在这些湖泊的沉积层中夹有较厚的蚌壳、螺壳层，并常伴有麋鹿亚化石出土　这些遗迹都是由于海水作用于河口、海湾地带以后所留下的侵蚀和堆积的地貌形态。当时长江在镇扬一线入海，形成了一个南北宽达五十华里的喇叭形的入海口。焦山对岸的象山和北固山的陡崖上，都留有海浪和潮汐长期侵蚀的痕迹。《舆地纪胜》和《丹徒县志》中均把位于镇扬长江水道中的焦山和松廖山称之为“海门山”，焦山、松廖山并峙于江心，形似门阙，又谓之“海门”。这些遗迹证明了镇扬之间原是长江入海的河口段。
长江镇扬河段江岸的历史变迁
到了公元前二世纪左右，随着长江河口东移，镇扬间的江岸开始从河口段向近河段转变。到了公元二世纪以后，镇扬间的长江水道进入了近河口段。这个时期，无论从地貌、水文和出土文物等方面来考察，都发生了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曲江的湮没，长江岸的南迁，江心沙洲的淤涨并岸、江面阔差的收缩等等。
在此，我想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结合古文献史料，对镇扬间长江口岸的变迁及其规律，进行分期论述。
一、两汉三国时期
古文献中有关长江水道的记载：
１．《汉书·地理志》广陵国条下：“江都（县）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汉江都县，取意于“临江之都城”和“县为一都之会，故曰江都也。”
２．枚乘《七法》中记载：“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至于汉广陵曲江观涛之说，东汉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写道：“大江浩洋，曲江有涛。”梁章矩在其所著的《文选旁证》中引《俞思廉语》云：“唐以前，广陵自有曲江，当在今瓜洲之北，而曲江向有其涛，唐以后为沙所涨没。”此语前文经考证很为确切，他证明了曲江的位置是在瓜洲之北，向有其涛之说，但关于曲江为沙所堙没的时间考证不确切，我认为不是在唐以后而是在唐代以前，这个问题在下文中将详细论述。
３．《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载：“（黄初）六年冬十月（２２５），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至于魏文帝行幸广陵，临江观兵，因水道结冰，舟不得入江而叹“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这和汉代广陵城南附近有曲江和大江的历史地理是相吻合的，否则魏文帝也不能临江观兵临江而叹了。
从考古资料看，扬州城池的变迁与文物的分布，是和扬州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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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变化分不开的，也和长江故道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8]。从扬州的地质地貌来考察，扬州地形可以蜀岗为界，划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为蜀岗，在地质上蜀岗属下蜀系黄粘土，形成于第四纪上更新世，距今约十万年。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所筑的刊城，汉广陵城，直至隋唐时期的衙城均筑于蜀岗之上。蜀岗以南为长江冲积平原，在地质上属于第四纪全新世冲积层，形成约一万年。在蜀岗以南冲积平原没有形成以前，长江北岸的江岸直抵蜀岗南沿。所以在蜀岗南沿形成了较宽广的海蚀平台。据马正林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简论》一书中考证：春秋末年，“当时江岸在瓜埠、胥浦、湾头、宜陵、溱潼一线，邗城的西南角滨临长江。”“当时长江口是一近似喇叭形的河口，一直到湍山以上扬州附近，才见收缩。也就是说扬州以上江已形成，扬州以下为海湾形状，在骤然开阔的扬州湾内散布着沙洲”[9]。到了汉代，江岸已经南移，但人类的主要活动仍在蜀岗之上，自远古至两汉时期的文化遗存也主要分布在蜀岗及蜀岗以北地区，如处于蜀岗南沿的仪征市胥浦甘草山商周文化遗址[10]；仪征市破山口西周土坑墓[11]；邗江县七里匈葫芦山商周文化遗址；扬州桑树角吴邗城遗址；扬州城北黄巾坝、凤凰河汉代墓葬群等。
通过文献史料和有关考古资料的考证，两汉时期的长江北岸已由春秋末年“邗城的西南角滨临长江”的位置南迁到蜀岗以南约五华里的沙河一线。但必须说明的是，汉代扬州的江岸有两道，一道是曲江北岸，一近是大江北岸，这里所述的长江北岸是指曲江的北岸。曲江位置已有所考，而大江北岸位于何处？这个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直到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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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考古发掘中才得到解释。１９８６年位于蜀岗以南约二十华里的京杭运河施桥船闸进行二期船闸的施工过程中，发现一批东汉时期的陶井圈，井内出土了牛鼻耳绳纹圜底灰陶罐[12]。这批东汉陶井圈的发现，说明了在东汉时期施桥一带已形成一块面积较大的江心沙洲，洲上已有居民居住。由于施桥沙洲的存在才使浩瀚的长江在镇扬之间形成曲江和大江之分，亦由此出现了引为美谈的“广陵涛”。从施桥船闸出土的东汉陶井，说明汉代大江的北岸应在今施桥船闸一线，从地面迹象考察，在今施桥东侧仍有一条称为夹江的水系，夹江东起三江营经姚家港、新码头、至施桥、扬子一线西去，这应是汉代大江水道的遗迹。
长江南岸的镇江，古称京口、京城、润州及润浦，位于长江下游南岸沿江冲积平原和黄土阶地的侵蚀残丘上，南依岗峦起伏的宁镇山脉，北临浩浩荡荡的长江，京杭运河与长江于此交汇。
镇江江岸由于受地质、地貌的影响曲直不一，据《南史·列传第四十一》中载：“京城以西有别岭入江，高数十丈，三面临水，号曰北固”。北固山位于今镇江城东北角，其东南方向的花山湾是东晋故城，１９８４年镇江博物馆在东晋晋陵罗城的试掘中，清理了东汉和东吴时期的砖室墓各一座，墓内出土了“建安十年（２０５）朱氏作”的铭文镜[13]。北固山的东北为象山，象山滨临长江，向东沿江一带为谏壁、大港和王家嘴的丘陵坡地，坡地相对高度不超过３０～４０米，属下蜀系黄粘土，距今约十万年。在这些丘陵山脊上分布着许多商周时期的台形遗址，商周时期的土墩基，和汉代墓葬。据《丹徒县志·卷八·陵墓篇》云：“扬州刺史刘繇墓在城北，今沦於江”，“吴王刘濞墓在雩山下谏壁里北。”据此分析，两汉时期，谏壁、大港以北一带原为丘陵地区、离江岸尚有一段距离，后因江水冲击，才形成今天的地貌。否则，刘濞、刘繇墓就不可能葬于谏壁里以北一带。
上述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证明，两汉时期，镇江一侧的长江南岸由于受地质地貌的影响曲直不一，基本滨临花山一线，北固山、象山是突入江中的半岛，象山以东至王家山嘴一线的江岸当在今江岸以北一线。
二、两晋至隋朝时期
古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１．《南齐书》载：“永初三年（４２２），檀道济始为南兖州，广陵因此为州镇，土甚平旷，刺史每以八月出海陵（今泰州市）观涛”。
２．《资治通鉴·隋纪四》载：“隋炀帝大业元年（６０５），又发准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今淮安县）到扬子（津）入江”。
３．《隋书·场帝纪上》载：“上升钓台，临扬子津，大宴百僚。”
刘宋永初三年，擅道济出任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时，由于长江故道的南迁，江心沙洲的淤涨，使原来位于曲江和大江之间的施桥沙洲与北岸相连成陆，而显得土地十分平旷，曲江的淤没，“广陵涛”也随之消失，檀道济每到八月之望只能到海陵一带观涛。到隋大业年间，隋炀帝开山阳渎直达扬子津，这时长江北岸已达扬子律以南一线。隋炀帝在扬子津筑临江宫，并在大业七年（６１１），十三年（６１７）两次在该宫大会群臣[14]说明当时江岸已距扬子津有一段距离。据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十四中，蔡宽夫诗话云：“润州（今镇江）大江本与扬子桥对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渚耳。”由此可知，从南朝施桥沙洲并岸后，直到隋朝、长江北岸向南伸展缓慢，而扬子津以南的瓜洲沙屿逐渐淤涨出水。
考古、地理资料证明，这时期蜀岗以南冲积平原己形成，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两晋至隋朝时期的遗迹和遗物[15]。１９８８年在邗江县汉河乡柏圩村发现一座隋代的铜钱窖藏，出土了隋五铢钱若干枚，这说明从两晋到隋朝，由于长江故道的南迁，蜀岗以南形成了开阔的冲积平原，并有人在此定居生活，它为隋唐扬州城池的南迁奠定了基础。
长江南岸的镇江在两晋时期，江岸线基本保持在西汉时期的岸基上。１９８４年镇江博物馆在花山湾发现了东晋晋陵罗城，此城位于市区东北的京岘山的余脉上，城墙是依山加土夯筑而成，平面略呈梯形，它北距今江岸１．５华里，东北距焦山２．５华里，西北距北固山后峰１华里。据考证，此城修筑于东晋初年，至唐代后期被废弃[16]。从此城“因山为垒，缘江为境”的地理特征来看，当时晋陵罗城北城垣仍濒临长江。至隋朝，江岸已离开晋陵罗城向北迁移，从镇江市区的钻孔资料反映，“表土下为水相淤沙土，系长江冲击而成”[17]，唐开元（７１４～７４１）年间，齐濣 移漕路至京口一线，也说明了唐代以前这里已淤积成岸。史料和考古资料皆表明了两晋至隋代，长江南岸已从东晋时期江水直拍晋罗城，北迁到今天的中华路一线，江岸的北迁，为唐代润州城的西迁，大京口的开凿，提供了地理上的优势。
三、唐宋时期
古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１．《新唐书·齐濣 传》中载：“以润州北距瓜洲沙尾，纡回六十里，舟多败溺，乃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娄渠以达扬子（津），岁无复舟。”
２．《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乃于京口埭下直趋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二十五里，渡扬子，立埭。”
３．《太平寰宇记》：“大江南对丹徒之京口，旧阔四十里，谓之京江，今阔十八里。”
４．《古今图书集成》卷３７５梁萧《通爱敬陂水门记》记载：“当开元以前，京江岸于扬子，海潮内于邗沟[18]”。
自南朝时期，施桥沙洲淤涨并岸，江岸抵达施桥、扬子一线后，直到隋场帝开山阳渎自扬子入江，这近二百年中，江岸向南延伸较为缓慢，而位于江心的瓜洲沙屿却淤涨十分迅速，瓜洲原是长江口水下的沙屿，到公元四世纪左右，开始露出水面，随着长江主泓道的不断南移，瓜洲逐渐淤涨成洲，“自开元年间，瓜洲与北岸相连以后”使长江北岸迅速向南推进了二十多华里。由于瓜洲的淤涨严重影响了南北运河的续航能力，所以齐濣 于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８）开伊娄新河二十五里，使运河的河口在瓜洲南岸与长江汇合，瓜洲渡口逐渐取代了扬子津的渡口地位。《太平寰宇记》曾提到大江“旧阔四十里”和“今阔十八里”的江面阔差，基本与齐濣 开凿的伊娄河的长度相近。
考古资料证明，在蜀岗以南，瓜洲以北的区域内发现了大量的唐代文化遗迹和唐人墓葬。如在扬子津附近发现的唐代胡僧舍利石塔造像一群；唐咸通四年（８６３）石经幢；大中四年（８５０）唐故文林郎试太常寺协律郎骑都尉雁门解府君之夫人上郡蔡氏墓；唐咸通六年（８６５年）唐京兆韦氏居夫人墓。在瓜洲运西乡发现的南唐保大四年（９４６年）太原郡王氏夫人墓，邗江施桥乡发现的唐大中六年（８５２）万夫人基等。以上这些考古资料说明，当时的长江北岸当在今瓜洲以南一线。
唐开元以后，由于瓜洲的淤涨，而影响南北运河的航行。齐濣 为解决南北运河的续航能力，除在江北开伊娄新河外，对江南运河也进行整治，“移其漕路到京口圹下一带”。运河的西移导致了晋陵罗城的废弃和镇江城池的西移。《新唐书·王璠传》记载：“太和中（８２７～８３５）王璠为浙西观察使，凿润州外隍。”《资治通鉴》乾符年条载：“乾符中（８７４～８７９）周宝为镇海节度（治润洲）筑罗城二十余里。”《唐书音训》载：“京口，在润州城东北，甘露寺侧。”这些文献记载了唐代润州城的修筑情况，尤其是《唐书音训》中的“京口在润州城东北”的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是完全吻合的。据考古资料表明，在晋陵罗城西墙的上层曾发现有唐宋城的夯土或石基，晋陵罗城的西墙即是唐宋润州城东墙的一部分，两者毗连，东侧为京口城，西侧为润州城。历史上镇江附近运河入江口先后开凿过五处，自东向西，依次为谏壁口、丹徒口、甘露口、大京口和小京口。大京口是齐濣 于唐开元年间（７１３～７４１），因移其漕路至京口，它与江北的伊娄河南北相接，使唐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大动脉得以畅通。李白在游经瓜洲时，特著诗赞誉：“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大京口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已淤平，填筑成街，名为中华路。可知唐宋时期长江南岸当在今镇江市区的中华路以北一线。
四、元明清时期
古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１．《读史方舆纪要》载：“今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渡口与江心金山相望。”
２．《丹徒县志》载：“元和志载江阔十八里，今则南岸沙涨，江阔止七里半。”
３．《瓜洲续志》载：“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夏，大雨时行，瓜洲城坍塌处所甚多，旋修复。”“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六月，潮突涨，西南城坍塌四十余丈。”“道光十年（１８３０）以后，江流北移，逐年愈坍愈甚。”
元、明时期长江北岸继续南迁，瓜洲与润州间的江面愈来愈窄，由宋代江阔十八里窄至七里半，使长江北岸又向宋代瓜洲城南推移了近十华里，瓜洲渡口与江心金山近在咫尺，并于明代嘉靖三十三年（１５５４）又在江边另筑瓜洲城，城呈圆形，以防倭患[19]。由于瓜洲仍然处于襟江地带，尚未失去扼守内陆南北交通咽喉的重要地位，依然是南来扬州的门户。元代的马可·波罗就是由瓜洲渡江南去泉州，返抵故里的。
明末清初，长江水道由南迁转为北移。据康熙《江都县志》载，当时瓜洲以南一带的江岸开始受江水的冲击而坍塌。《扬州画舫录》卷七载：“雍正年间，江溜北趋，总河高晋认为瓜洲城郭并无仓库，沿江一带，多系空旷，原非尺寸必争之地，不如将城收小，让地与江。”到道光年间，瓜洲城愈坍愈甚，道光十年（１８３０）以后终为江水所吞，致使居民移居于瓜洲旧城以北的四里埠，即今天的瓜洲镇。这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江北沿线的江岸坍塌北移达十华里之多，至使宋明两代的瓜洲古城尽沦于江，
唐宋以后，镇江一侧江岸变化甚微，唐代中期建立的润州城，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城址未有大的变化，大、小京口是唐宋两代开凿的运河人江口，其位置在今镇江市区内，距江岸甚近，由此可知，自唐以后，镇江一侧的长江南岸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长江江面的变化主要是受江北扬州一侧的江岸变化的影响。
在此期间，镇江江岸滩涨日甚，使清代初年仍耸立于江心的金山在道光年间与长江南岸连成一片。位于城区北面的征润州开始向东向北伸延，到本世纪的二十年代，由于征润州的延伸，使大京口被断，小京口成为京杭大运河入江口岸。原在大京口以西的镇江港区亦遭沙淤被弃废。解放后，特别是１９５４年大洪水后，长江主泓道继续向北移动，原轮渡站于七十年代中期沦于江心，目前江岸仍在北移。南岸的江滩日涨益广，今日征润州的北端已伸展到过去北岸瓜洲旧城址处，其东端已东延形成了征润新滩，越过镇江港区，到达焦山以东的江面，沙尾已迫近丹徒口，致使镇江港区的焦山以北航道日趋封淤，镇扬间的轮渡，必须经由焦山南麓新航道进入镇江港区。到目前为止，镇江港能生存下来，也是一直依靠焦南航线在维持。
通过上述文献史料的论述和考古资料的论证，基本阐明了镇扬之间长江两岸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位置及长江水道变迁的规律、长江两岸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位置，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六个历史时期。
１．春秋时期：镇扬间大江水道处于长江河段，江面宽阔，南岸的象山、北固山处于江边的半岛、北固山以东以南的江岸线直抵花山湾一线；象山以东的江岸在谏壁，大港以北一线。北岸的江岸滨临蜀岗，自西向东在胥浦、湾头、宜陵一线。
２．两汉三国时期：由于长江河口的逐渐东移镇扬间长江水道开始向近河口段转变，南岸的江岸线基本保留在春秋期江岸线的位置，北岸由于施桥沙洲的淤涨，使镇扬间的水道形成曲江和大江、曲江北岸在沙河一线，大江北岸在羊尾巴、施桥、扬子津一线。
３．两晋至隋朝时期：镇扬间长江水道已变成近河口段。南岸的江岸线已由滨临花山湾一线向北推移到今镇江市的中华路北端，而大港、谏壁一线江岸进一步向南推移，象山、北固山仍为江边的半岛。北岸由于曲江的堙没，施桥沙洲的并岸，江北土地十分平圹，江岸线低达施桥、扬子津以南一线。
４．唐宋时期：南岸的象山、北固山仍为突入江心的半岛，花山湾一线的江岸已推移到今镇江市的中华路以北一线，谏壁、大港一线的江岸仍向南移动。北岸由于瓜洲的并岸，使江岸向南大面积的推移，江岸达抵今瓜洲镇一线。
５．元明时期：南岸基本保持在唐宋时期的江岸线上。北岸仍在继续南移，到明代晚期，江岸已推移到今瓜洲镇以南约十华里处。
６．清代至今时期：明末清初，由于江岸的南涨北坍，江岸变化十分显著。南岸的江岸，从象山向西一线，不断淤涨，使江心的金山迅速成陆远离江岸，征润州的北端已伸展到瓜洲旧城故址位置；象山以东，从谏壁、大港到王家山嘴一线，由于江岸受到江水的冲刷，逐年被蚕食南退，形成了目前比较理想的深水港。长江北岸，从明末清初开始，瓜洲、六圩一线坍塌严重，致使宋明两代的瓜洲故城，沦坍于江，六圩轮渡口向北数移其址，至今江岸仍在不断北移。
从以上长江镇扬河段江岸变迁的六个历史时期中还可发现其变迁过程中的曾有过两岸以淤涨为主和主泓道北移为主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春秋末年开始到明代末年，长江两岸均以淤涨为主。由于南岸为长江主泓道流经一侧，所以江岸虽有淤涨，却十分缓慢、在长达二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内，长江南岸仅淤涨了１．５华里。北岸一侧以沉积为主，江岸淤涨十分迅速，在二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内，北岸向南淤涨了近５０华里，使扬州古城越来越偏离长江，运河河口数次南迁。
第二阶段，从清初至现在，长江主泓道以北移为主，南岸以沉积淤涨为主，兼有坍塌段，征润州的迅速淤涨，致使镇江老港区日趋淤浅闭塞，而谏壁、大港一带却遭江水冲刷日渐南移。北岸的扬州一侧，以冲击崩塌为主，致使瓜洲古城沦于江心，至今，长江镇扬河段的北岸仍在不断向北崩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长江镇扬河段变迁的原因初探
从长江镇扬河段两岸变迁的历史来看，明代以前，长江北岸淤涨非常迅速，长江南岸淤涨十分缓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呢？
我们知道，在地球自西向东自转的过程中，使地球表面的物体在水平运动的状态下产生偏转力，北半球向右偏，南半球向左偏，涨潮时，当海水从东向西涌入长江后，由于地球偏转力的作用，海水以流经南岸为主，海水从宽就狭，汹涌澎湃，使泥沙很难在南岸沉积下来；落潮时，江水自西向东，水流从狭就宽，水势较为缓慢，江流中泥沙的沉积量大于流失量，镇扬间宽阔的江面，成为长江流水中含沙沉积的主要场所。长江最大的流量为１０万秒立方，最大的含沙量为２．２９公斤／立方，平均每年挟带４．８６亿吨泥沙，长江中携带的泥沙成为镇扬间沙洲淤涨沉积的主要来源。公元五世纪施桥沙洲的并岸，八世纪瓜洲的并岸。十七世纪马驮沙的并岸，十八世纪海门诸沙的并岸，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启东诸沙的并岸[20]，都可作为上述理论的佐证。现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从其发展趋势推测，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将与江北的海门、启东诸地并岸，至时也将会证明上述论证。
明代以后，镇扬间的江岸面貌逐渐改变，长江南岸大幅度淤涨，北岸大面积崩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又何在呢？
其主要原因：由于镇扬间长江水道的变迁，导致了两岸地貌的变迁，而地貌的变迁又成为约束长江水流流向的主要因素，长江水流向的变化是造成了明末清初以来，镇扬间江岸南涨北塌的重要原因。长江水流经仪征、六合地区后，江面逐渐宽阔，水势也逐渐缓慢下来，江水中的含沙也在这一带逐渐沉积，位于镇扬西部的世业洲便在这种情况下淤涨出水，世亚洲的淤涨，使本来较为宽阔的江面变狭，较缓的水流变急，对长江主泓道的改变起到一定的作用，当长江主泓道的水流从江水较狭的南岸鲇鱼套涌出后，水流受征润洲的阻挡，直冲东北方向的瓜洲、六圩一带的江岸，在江水常年冲刷下，造成瓜洲、六圩一带江岸的不断崩塌，从清初开始，北岸一直坍塌，仅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７年的十三年中，北岸都天庙一线江岸溺退了１２７５米，南岸淤涨８２７米，当江水撞击扬州北岸以后，江溜反激而下，经焦南航线直冲南岸的谏壁、大港一线。从各历史时期的资料分析，谏壁、大港一线的江岸，远在今江岸以北一线，由于明代以前遭受海潮的长期冲击，明清以后遭到南下江溜的冲刷，致使江岸不断向南迁移。而江北岸的新坝滩、高桥滩在逐年淤涨。江溜由大港一带北上，受大路镇王家嘴的阻挡，江溜直线北上撞击江北的嘶马镇沿江江岸，使嘶江岸年年告急，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７日嘶马镇前进村长江段，又发生严重塌江，数小时内形成东西长２５０米、南北宽１００米的大塌口，塌区面积达１２０００多平方米，致使堤坡开裂[21]，严重威胁了北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南岸扬中县北滩头却日涨愈甚。
长江水道自进入镇扬间后，由于受到地貌的影响，江水呈“Ｚ”字形在南北之间撞击运行，造成了南北涨塌不一的局面，密北岸为江溜冲击目标时，南岸必然会不断的淤涨，当南岸为冲击目标时，北岸必然会不断的淤涨。如瓜洲、六好和征润洲；大港、谏壁和新坝滩、高桥滩、嘶马镇与扬中县这三组北塌南涨，南塌北涨的相对变态的

学生朗诵中国历史故事稿

江岸面貌亦足以说明镇扬间长江水道及江岸变迁的基本因素。
探明长江镇扬河段江岸的历史变迁及其原因，对于治理、开发镇扬间间江水利资源有目的的进行经济开发，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有所稗益的。这也是我撰写本文的愿望所在。
注释：
[1]《黄河及东海的地质构造及海水性质》１９６９年，华东师大河口岸研究室译。
[2]《中国第四纪冰期的探讨》，《地质学报》１９７３年第１期。
[3][4]诸绍唐：《中国海岸的历史变迁初探》。
[5]《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
[6]《长江三角洲地貌发育》，《地理学报》１９５９年２３卷３期，
[7]清·王检心修（重修仪征县志）卷一。
[8]《从文物发现情况来看扬州古代的地理变迁》，南京博物院集刊第３期。
[9]《南京吴淞间长江河槽的演变》，《地理学报》１９５９年２５卷３期。
[10]《仪征胥浦甘草山遗址的发掘》，《东南文化》第２辑。
[11]《仪征破山口探掘出土铜器记略》，《文物》１９６０年第４期。
[12]扬州博物馆资料。
[13][16]《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86年第５期。
[14]《大业杂记》·《隋书·炀帝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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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唐代寺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17]《镇江晋陵罗城初探》，《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18]梁萧：《通爱敬陂水门记》，《古今图书集成》卷７５３
[19]《镇江博物馆藏明代绢本南京（部分）府县地图》，《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20]《试述唐代以后扬州港东移的原因》，江苏省考古学会１９８３考古论文选。
[21]《扬州晚报》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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