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历史上中国地理环境的几次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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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史上中国地理环境的几次突变

【数据库】1996年
【文献号】4451
【原文出处】科技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825
【原刊页号】⑵
【分类号】K91
【分类名】中国地理
【作者】于希贤
【复印期号】199610
【标题】历史上中国地理环境的几次突变
【正文】
在人类历史时期，特别是有文字记载的近几千年来地理环境有没有变化？有多大变化？是怎样变化的？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
以气候而言，古代欧洲亚里士多德相信寒冷而多雨的气候是周期循环的。此后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初，德国的汉恩和法国的阿拉哥为代表，倡导气候不变论。直至本世纪７０年代，把地理环境的变化仅误认为是一种单纯的“缓慢的渐进作用”。甚至认为不因人的活动，自然环境的变化是非常微小的。
事实上，有史时代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不仅有其相对缓慢变化的平静时期，也有其激烈动荡的突变时期。
地理环境中自然灾异的群发性和集中突发性形成了地理环境的突变。如火山喷发、地震山崩、海浸海退、大雨洪水、江河泛滥、干旱螟蝗、瘟疫肆虐、大雪奇寒、生物聚集、变迁和大规模迁徙，奇特的天文现象（太阳黑子、流星雨等），这样一些灾异在近几千年来有时出现多而集中，这就是突变期；有时出现少而分散，这是渐变期。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及历史地理野外调查，初步至少提出以下一些灾变期。
大约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后有洪水灾变期。
在中国、欧洲和中近东的许多民族如巴比伦、波斯、印度等都广泛地有洪水灾变的记载和传说。《尚书·尧典》首记其事“汤汤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说：“昔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当今的考古发掘与上述记述相吻合。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后，黄河下游曾大改道。洪水发生的地域正是《禹贡》九州中的兖州、豫州和徐州。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研究说：中国北方的龙山文化和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一度都达到了相当高度的文明。“距今４０００年之时，情况忽然大变。龙山文化变为岳石文化，良渚文化也突然变为马桥、湖熟文化。……时代虽然前后相接、文化面貌却缺乏紧密的承袭关系。……岳石与马桥、湖熟诸文化遗址分布密度、居址的面积、乃至文化本身的产生、生活水平，又皆远远低于龙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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渚文化”。他指出“这是因为生产、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族群人口大为减少，文化处于低落时期的遗存。”据此，他推断说：“４０００多年以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若干年的洪水大灾难，应该是历史事实。”
距今２１００多年前，我国逐步进入另一次灾变时期，其高潮是公元２年至５７年间。
西汉末年曾发生了渤海海湾西岸大海浸。《汉书·沟洫志》记载“河入勃海……海水溢西南出，浸九百里，九河之地已为东海所渐矣”。宋代的学者认为自碣石以西现今整个勃海湾在此之前全是陆地。谭其骧教授研究认为“其海浸范围当今渤海湾４米等高线以下”。今天津、黄骅、宁海一带有几十处文化遗址，它们不是东周、西汉时期，就是隋唐时期。其间独缺失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址。笔者在武清县雍奴故城遗址上发现海相地层。在西汉泉州故城遗址上已湮没２米深淤泥。当时确有大海浸。海浸之前的许多村落、城市被海相地层压置。至公元６世纪海水退出，又才有新的村落与文化层。当中独缺失公元１—５世纪的人类活动痕迹。
《汉书·五行志》载，“汉成帝和平元年（前２８）三月己未（１４日）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条记载是世界上公认的太阳黑子活动的最早记录。此黑子之大，为后世罕见。
公元１１年黄河在今河北大名决口泛滥，祸及河东数郡。这次水灾延续了６０年。至公元７０年才由王景领导的数十万民工治好。据邓云特统计，这５７年中共发生９次特大蝗灾，８次特大水灾，３次特大瘟疾，致使“死者十之七八”。公元２年全国人口５９００多万，至公元５７年全国人口仅有２１００多万，减少了３８００多万。
公元９—１２世纪的寒冷灾变期。
赫连勃勃的夏国首都统万城（今陕西横山西北）原先是一片“临广泽而带清流”的美丽城市。至公元８８２年已“堆沙高及城堞”。又过１００年已“深在沙漠”之中了。公元９２５年两汉大水，户口流亡者十之四五。９３８年定州大旱民多流散。９４３年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滨，西抵陇坻，南逾江淮，北至幽冀，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俱尽，……民馁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朱熹统计，有史以来黄河大决１６次，其中五代半个世纪内，就占了９次，至北宋尤甚。
１６—１７世纪寒冷灾变期。
长白山主峰白头山两次喷发过。黑龙江德都火山１７２０年前后也喷发过。云南腾冲打鹰山在１６１１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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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喷发过。公元１５５５年陕西、山西、河南同时大地震。此期水灾、旱灾很多，尤以大雪奇寒为甚。１６１６年黄山连续积雪达１３０多天，河南嵩山１６２３年“雪深道绝”。太华山泓谷至阴历三月初三还“层冰积雪，状满谷间”。１６２８年福建顺昌于阴历三月十九还“群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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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有如环玉”。１６３３年阴历八月初六日五台山仍“滴水皆冰”“阴崖悬冰数百丈”。依据种种资料证实，此冷期“摆动范围”远比竺可桢确定的±２℃为大，冬半年当较今冷６—８℃左右。
明末灾异的群发性与突发性，使当时官员金士衡在“邸报”中总结说：“举报重极大之灾，至怪至异之事，毕集于一时”。
总之，从有史时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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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环境几千年的变异来看，一方面要正视地理环境的突变，灾异群的出现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明显甚至是重大的影响。地理环境的变化参与了人类历史发展演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地理环境几千年来的灾变，并没有造成“世界末日”。科学的态度是从查清历史事实中，使人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选取对策。
（作者系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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