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晚清西方人种分类说传入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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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7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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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晚清西方人种分类说传入考辨

晚清西方人种分类说传入考辨
张晓川
发布日期：2010年9月20日
[摘　要]光绪十八年的《人分五类说》一文,往往被认为是西方人种分类学说或者西方人类学/人种学传入中国的开始,且多有学者据此申论开去。笔者发现这类知识早在道光年间就已陆续在中文世界流传,本文旨在勾勒此过程,并就其早期流布中的纠结情况进行讨论分析。
[关键词]人种分类说; 人种学; 知识的“裹挟”
[作者简介] 张晓川,博士生,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
引子
光绪十八年(即公元1892年),《格致汇编》第七年第三卷(秋季)刊载了《人分五类说》一文,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西国常以人分五类”,其根据为考察到“各国各地人之形体性情容貌颜色亦有大不相同之处”,五类人具体为:蒙古人、高加索人、阿非利加人、马来人、亚美利加土人,“以肤色分之”,则为黄人、白人、黑人、棕人、红人,一一对应。此文以数页篇幅介绍了各人种的体貌特色,分布地区和性情才干。[1]作者同时还对人类在渊源和心性上的异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尽管从当时来看,《人分五类说》或许并非什么声名显赫之作,但却在百余年后为历史学家多次提及。
如今,不少学者认为《人分五类说》是近代西方人种分类说传入中国可考的第一文,并且将此与西方人类学引入中国或中文世界联系在一起。中山大学的张寿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考》一文中认为《人分五类说》“是传入中国最早的一篇属于‘体质人类学’论人种的专文”,而且“以当时国际‘人类学’水平来衡量这篇专文,可以说是篇相当完整的论人种的专文”。据此,作者作出判断:“人类学理论和知识首先传入中国,起着先导作用的,应以1892年这篇《人分五类说》为始。”[2]这篇恰好百年后的发覆之文,其观点为海外学者所认可,不论东西,纷纷跟进,顾定国(GregoryE.Guldin)明确引用了张寿祺的文章,得出结论:“所有的人类学出版物中第一个出现在中国的却并不是经由东京传入的”,而且《人分五类说》由于“反映了当时西方将人类划分为假定的五个基本人种类型的观点”,故可视为“古典进化理论第一次来到中国”。[3]石川祯浩“根据现有资料”,得出结论称《人分五类说》“可以看作最早传入中国的以近代人类学理论讨论人种问题的文章”。[4]这一结论除了参考张寿祺前引文外,还引用了曾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种族观念问题的冯客(Frank D ik ōtter)及坂元ひろ子的相关著作。冯客虽含糊其辞,并没有下最早传入的确语,不过依其所谓:“1892年,一篇探讨如何根据肤色来区别人类的文章最终由西方人用中文发表出来”,也大略可见其以《人分五类说》为最早之意。[5]坂元ひろ子提到了日本方面的介绍,却也强调此文的科学意义,将之视作一个起点。[6]不过笔者在进一步的考察之后发现,就体质来区划人种为主的近代西方人类学[7]而言,以上学者所认定1892年为人种分类说传入中国之始，或可能有所失察。[8]
早在道光末年，广州商人潘仕成刻《海山仙馆丛书》。收录书籍共计五十六种，因为“四夷记录亦足广见闻”，所以不乏西人著作。[9]中有“大西洋玛吉士”《新译地理备考全书》十卷，[10] 其卷四为“地球总论”，基本论述地球大概，并提到有人有五色之分的说法：
千亿之众，分为五种，或白，或紫，或黄，或青，或黑，有五色之分。其白者，乃欧罗吧一州，哑细哑东、西二方，哑啡哑咖东、北二方，哑美哩咖北方之人，颜色纯白，面貌卵形而俊秀，头发直舒而且柔，乃其人之态度也。其紫者，乃哑啡哩咖北方，哑细哑南方，除天竺及哑细哑所属数海岛不同外，其余之人颜色墨紫，鼻扁口大，发黑而卷，乃其人之态度也。其黄者，乃印度一国、哑细哑南方，哑美哩咖南方之人，颜色淡黄，鼻扁目突，发黑而且硬，乃其人之态度也。其青者，乃哑美哩咖大半之人，颜色青绿。面貌毛发与黄者颇为相等也。其黑者，乃哑啡哩咖本地诸人，颜色乌轩，容突颧高，口大唇厚，发黑而卷，犹如羊毫，鼻扁而且大，类似狮准，乃其人之态度也。但其他亦有白色之人住东北二方，其人俱系欧罗吧、哑细哑二处，襄时迁移栖迟于彼地者也。有哑细哑南方及各海岛亦有黑人，而形容体态与哑美哩咖之黑人迥殊焉。[11]
魏源在咸丰二年(1852)增补《海国图志》为百卷本,加入了玛吉士《地理备考》的部分内容,[12]卷七十六收录“地球总论”,讨论人分五色之处,除了某些文字有所差别外,基本未有更动。
同样,合信所著《全体新论》亦收录于《海山仙馆丛书》中。[13]其中卷十称“天下分为四洲,人分五等”,具体是:
欧罗巴洲人,面长圆,皮色白,鼻高颊红,发有数色。亚细亚洲人,须发黑直,颧凸鼻扁,面色赤,眼长斜。亚非利加洲人,皮黑如漆,发卷如羊毛,头骨厚窄,唇大口阔,鼻准耸,下颌凸。米利加洲土人,皮肤红铜色,发黑硬而疏,额阔,眼窝深。吗唎海洲人,皮棕色,发黑密。[14]
《全体新论》中的五种“人头”(即头骨)插图
《全体新论》卷一所附的插图当中,并列有五种头骨手绘,分别称为“中国人头”、“西洋人头”、“马赖人头”、“原亚米利坚人头”和“亚非利加人头”,虽然与前述“人分五等”的细目不合,但基本可以一一对应为“亚细亚洲人”、“欧罗巴洲人”、“吗唎海洲人”、“米利加洲土人”和“亚非利加洲人”,且考虑到此书由合信以及华人陈修堂“同撰”,或许前后产生偏差亦未可知。画面上的手绘“人头”近日看来或许不甚精确,但大体能够断定此处也是为了表明各种人等“人头”之不同。[15]卷三,合信还专辟“脑为全体之主论”一题,其中论述人之智愚取决于脑之重轻,而脑之大小重轻,除了有长幼等区别之外,还可由另一种西国书记载的“量脑之法”判断出来,此法“用一机矩将一端自耳孔横度至鼻孔,又将一端由颌骨上量至额”,视其相交度数,“大抵度愈多则人愈智,度愈少而人愈愚”,理由是度多头阔脑必大。[16]
数年后,一篇独立成文专门介绍“西方博士详察人民”,依据“同者合之,不同者分之”的原则,将天下万国之人“分为白、黄、黑、玄、铜五种人之说”的《人类五种小论》刊载在传教士所办刊物《遐迩贯珍》上:
白种之人,皮肤白,面形上宽下杀,鼻准极高,额厚而广,齿牙上下平对,欧罗巴一州之人皆然,亚西亚西北二处亚非里加北边及北亚墨里迦之极北,亦有之。欧罗巴人多散居于各处,或建国,或开埠,所以白种之人怠无适而不遇焉。
黄种之人,皮肤色如橄榄,头发粗疎而长,须亦稀少,面方而略匾,眼鼻口不若白种人之分皙,除上所云西北二处及麻剌甲一土之民,其余亚西亚遍州皆属此种,如中国蒙古之类是也。
黑种之人,皮肤黑如墨染,头发卷曲而短,类似羊毛,匾鼻厚唇,脚多略曲而不直。除上所云北边之民,亚非里加一州之人,皆属此种。
玄种之人,皮肤色在黄黑之间,如世俗所云黑综色者是也,发黑而密,似有欲卷曲之状,居亚西亚之麻剌甲及南洋诸岛之人亦皆属此种。
铜种之人,似于黄种无异,但皮肤色则如黄赤交杂,眼鼻口亦略觉分皙,额矮而匾削,除上所云北亚墨里迦之极北处,此州南北二方土人皆属此种。[17]
此文未署名,故而作者难考。题解以为“文中地名使用了‘亚墨里迦’的音译形式,这样的写法香港、广州的文献中不见,是上海墨海书局的翻译法。本文估计为上海方面的投稿。”[18]另外,自该年第六号开始连载同未署名的《地理撮要》,[19]到第九号《续地理撮要终》连载完毕,该文提及全球“约有一十万万人类,分白、黄、黑、玄、铜五种”,[20]其分类和次序与《人类五种小论》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咸丰年间一位曾经随舶西游的华人教徒郭连城,与墨海书局曾有所往还,在记录行旅生活的日记《西游笔略》中,也提到了《地理撮要》,[21]并引用其说法称“普地之人分白、黄、黑、玄、铜五种,数约一十万万人”。[22]
《遐迩贯珍》尽管是在“香港出版的汉语定期刊物”,还被认为乃“第一本在中国内地可以自由阅读的汉语杂志”,[23]但基本上也只能在通商五口方能看到。傅兰雅主编,作为《格致汇编》前身的《中西闻见录》则在京师发行。该刊曾经连载英人包尔腾的《地学指略》,其中第三章“论洲洋人族”。其先介绍大洋、大洲,接着讲到人类分族:
至论各洲岛中人类,共分三大族,一曰面白多须之族,今之欧罗巴全洲,亚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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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方,亚非利加北方及欧罗巴洲之分居于外如亚美理驾之合众国人皆是。二曰面黄少须之族,今之亚细亚东方人皆是。三曰面黑唇厚发卷如羊毛之族,今之亚非利加洲北黄道以南人皆是。三大族外尚有数小族。要亦自三族而出,如亚细亚东南麻喇迦地人、玛荅嘎斯柯尔岛人并太平洋群岛中人,多称为蔴?族,又如南北亚美理驾土人与新息兰得之牟哩族人及奥大利亚土人,此数族人或面色深黄,或面色黄赤,或头额窄狭,或身体长大,或性情宽平,或气质粗暴。
并统计各种的人口数目曰:
面白之族约有四万万人,面黄之族约有四万万零七千万人,面黑之族约有八千万人,蔴?族约有四千万人,亚美理驾土人约有千万之数。[24]
即便是《格致汇编》杂志上,甚至都有远早于《人分五类说》的有关人种分类的文字。光绪二年(1876年,也就是《格致汇编》创刊的那年,按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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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计算)十二月的连载文章《格致略论(续第十一卷)》,《论人类性情与源流》的小题中如是说:
各国之人有不同处。约略言之可分五类:一为高加索类,如第一图,其人皮肤色白,形体俏丽,须髯盛而识见广,身躯壮而性情勤。居于欧罗巴及亚细亚西偏,并阿非利加北鄙与亚美利加及新金山等处。二为蒙古类,如第二图,其人肤赭,发黑,须髯稀疎,识见性情与身体之强壮视高加索类为略次,居于中国、蒙古、西藏、高丽、日本等处。三为马来类,如第三图,其人皮肤椶色,发黑而粗,知识性情与身体之强壮视前两类为又次,居于马来与越南、暹罗、加拉巴等处。四为黑番类,如第四图,其人皮肤黑色,面目粗黧,见识甚浅,毛发黑而短而拳,若羔皮,大半居于阿非利加,又为西人带至亚美利加者甚多。五为红番类,如第五图,即亚美利加之土著,其人皮色如铜,居无定处以游猎等为业,俗无文教。此类为古人所未知者,略四百年前查得亚美利加之后,方知有此类人也。近来大半迸诸境外,任其猖獗,而所余者亦蛮憨梗化,无法以教之。此五类人乃总言之也,若细分之,其类尚多。[25]
《格致汇编》载《格致略论·论人类性情与源流》插图[26]
此页并配有各人种男子的典型面孔头像,如图,蒙古一类所用即是一薙发留辫的清国人。紧接着,文章还谈到“论人类之学要有六款”,第一即是“为依身体与性情而分类”,此或可见西方人文学科中辨别人种分类学问地位之一斑。[27]
直到为多位学者注目的《人分五类说》刊载在《格致汇编》上,则已经又是此后十六年。如前所述,其将全人类划分为:蒙古人、高加索人、阿非利加人、马来人、亚美利加土人五种。[28]
人分数品与万族一本
如石川指出,作为所谓“西方人类学传入东亚”标志之一的《人分五类说》所用分类方法和术语,均来自布鲁门巴哈。[29]十九世纪,人类学远未成熟,关于如何划分人种,自有各种讲法。布鲁门巴哈的人种分类不仅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早的。若将目光投向《人分五类说》之前,则能发现,布鲁门巴哈的分类法,在早期传入中文世界的人种分类诸文章中并未占据主流地位。这些文章当中充杂着形形色色的分类法和术语,较为固定统一的标准远远没有成型。这种情况或许也可反观出那一时期的西方,对于人种分类的认识也处在探索过程之中。
虽然刊行于《海山仙馆丛书》中的两处人种分类说,已使用五分的方法,而非林奈等的四分法,但是其分类、标准以及对于各个人种的称呼显然与布鲁门巴哈的分类法有异。玛吉士的白、紫、黄、青、黑五分法,不仅人种名称,而且分类标准和范围都和今天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其中最著者即将地理上明显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东、西二方”之人统归入白人,而根据当今的分类法,华人所属的黄人则只有“印度一国”、亚洲南方和美洲南方之人。[30]另外,合信书中所使用的分类法就其术语而言更像伯尼埃和林奈的修正版,除了因为地理探索上的实践,增加了棕色的“吗唎海洲人”外,基本都以大洲名人。[31]同样,尽管布鲁门巴哈首次在研究人种时使用所谓科学的颅骨测量方法,但《全体新论》中使用的测量头骨的“量脑之法”,也并不是布氏的头盖骨垂直度的观测法,而是彼得·坎波(PeterCampo)部分出于艺术角度所提出的面部角度的测量法。真正要测出脑的内部容量大小的“量脑之法”,要到1836年才出现。[32]
作为单篇出现的《人类五种小论》,使用白、黄、黑、玄、铜的分类法,与《地理备考》相似,都用肤色作为标志性名称来指称人种,不过有关各人种的分布范围和描述似乎较《地理备考》所论更接近当今的认识。[33]同将人类分为五种,而具体的名称和范围还是各不相同,早期使用的是在地域上判断比较方便的大洲或是在直观上易于观察的肤色作为名称。真正属于布鲁门巴哈所创的分类和术语,较早出现在《六合丛谈》上。这份杂志与《遐迩贯珍》颇有渊源,年代和编办情况大体类似,由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行。慕维廉的《地理》曾经在此连载,咸丰戊午五月(即咸丰八年1858年)发行的2卷2号的小题是“动植二物分界”,其中谈到:
近时地理家分人为五大类:一、高加索类,在亚细亚者为土耳其、亚喇伯、波斯、西域数部、阿富汗、印度,在阿非利加者为埃及、阿比西尼,而欧罗巴则统洲皆是也;二、蒙古类,散居中亚西亚、中华、日本、缅甸、安南、暹罗、日南,或云厄斯几毛亦蒙古类也;三、阿墨利加类,南北两阿莫利加之土民是也;四、古实类,居阿非利加除埃及、阿比西尼及北边诸小国之外皆是也;五、无来由类,统无来由地及南海群岛皆是也。[34]
此文所用五大人种名词基本与《人分五类说》相同,所用的高加索人等一系列术语也是根据布氏所创。
此外,尽管与后来的三分法不尽相同,《中西闻见录》所载“论洲洋人族”一文,使用了三大族三小族的分类模式,白、黄、黑三大族与三小族(其中蔴?族、南北亚美理驾土人其实就是五分法当中的棕人和红人)相结合。《人分五类说》中也提到“又有格致家将全地之人,统分三类,以亚美利加土人与马来人并蒙古认为一类。另有他格致家,于每类中,复分为若干种。”[35]
《海山仙馆丛书》至于《人分五类说》,自有近半个百年的时光,时移世易的并不仅是分类范围以及术语的变化和精细,编写者的心态与隐含于文字背后的言下之意也多有所不同。根据现下认识,以《人分五类说》作为“最终”用中文发表出来的一篇根据肤色来区别人种文章,并且以为要到“稍后”,传教士们才“也将发表关于人类的种族差异的说法”。[36]如此,通过对《人分五类说》的阅读,自然能够得出结论:此文中带有当时西方人类学“浓厚的种族进化论”色彩,并将世界人种排以座次,视白人为最优种族。[37]那么似在人种分类学说传入之初,黄种人便在劣于白人的话语之下,低人一等。由此,基于形体、面貌、毛发以及骨相的观测,而做出的人种分类,在中国知识层面的传播过程也似乎与生俱来地和“浓厚的种族进化论”划上等号,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依此思路而行,则人种分类在知识上的意义必让位于辩论言说上的价值,包括华人在内的黄种人也只能“预先”处于弱者地位,或自暴自弃于劣等民族之列,或变自卑为夸大的自尊,或在话语的重压下挣扎而欲冲破之,其实上述现象都是在人种分类观念传播较广之后的情况。人种分类作为知识首次传入的时间被误为1892年,又导致了在年代上容易将此知识的初次传入与甲午、戊戌等巨变建立联系。比如,坂元的研究在提及《格致汇编》上的《人分五类说》之后,马上就转而引向“日清战争败北”后知识人的“危机感”和“变法活动”中的种族危机意识。[38]
在玛吉士的《地理备考》当中尽管也将人分出上中下三等,但是并没有与人种直接挂钩,而是从文教才情上加以判断,其标准大抵亦可谓符合当时中国人关于文野的认识:
夫下者,则字莫识,书莫诵,笔墨学问全弗透达,所习所务止有渔猎而已矣。原此等人并无常居,惟游各处随畜牧也。夫中者,既习文字复定法制遂出于下等,始立国家,而其见闻仍为浅囿,更无次序也。夫上者,则攻习学问,培养其才,操练六艺,, 加利其用,修道立德,义理以成经典,法度靡不以序,河清海晏之时,则交接邦国,礼义相待,军兴旁午之际,则捍御仇敌,保护身家焉。[39]
《全体新论》涉及人种分类的卷十“造化论”一节,自题目上判断就颇具宗教色彩,合信也是新教传教士,在此论中开篇即言“原始造化撮土为人”以及亚当夏娃故事。在列出人分五等之后,合信也不忘加上“人之外貌如此不同,致若脏腑功用,众血运行,无少差异,吁伊,谁之力欤?奈何受造蒙恩者而竟未之恩也。”人外貌有分殊,可以之区分人种,而内里则一,来源亦一,其意无非是叫人要感恩于并未明言的“原始造化”者而已。[40]同样,《遐迩贯珍》上《人类五种小论》也想表达此意,其开宗明义道:“人之讬处于地球者,天下万国其数约有九百余兆,”凡天下之人,究其本质“同是食味辨声被色之伦,负性含生固无或异,即迁地而处,而寒暑燥湿,孕育兴居,亦觉往无不利,非若飞走种植者之为土宜所限,一易处而衰弱凋残之立见也。”尽管其“貌色原有不同,万方之水土难齐,两大之化机亦判”,是故有分为白、黄、黑、玄、铜五种人之说,但“形体天性”其实“无或异”。[41]此后连载的《地理撮要》在介绍了人类分五种后立刻表示“实皆为上帝一家之弟兄”。[42]《中西闻见录》上的“论洲洋人族”也大谈上帝造物云云,并称“族类既分,形色亦异,然世间各族虽有彼此之别,要以饮食之殊,风气之异,时会之变之所为,而其口体耳目之用,心思智虑之灵则无少异,可知万族实出一本矣”。[43]
同具有传教士色彩的《六合丛谈》上《地理·动植二物分界》一文中也持“人本于一祖”之论,“故统地球,无地不可居也”。不过文末谓:“或云其中或有类,无几时当衰灭,以其地让智慧之族,乃天地万物消长之理也”,[44]人种优胜劣汰论此处似乎开始出现,实为同类文章中前所未有者。尽管还打着天理的幌子,但其言论已显为殖民张目,与之后在中国传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论倒颇有类似。至于近二十年后的《格致略论·论人类性情与源流》一文,优劣高下已经判然形诸字里行间。其所谓蒙古类“识见性情与身体之强壮视高加索类为为略次”,马来类“知识性情与身体之强壮视前两类为又次”,至黑番类则“面目粗黧,见识甚浅”,红

外国名人与中国历史故事

番类“居无定处以游猎等为业,俗无文教”又“蛮憨梗化无法以教之”,更与前者不可比也。[45]后复又赞高加索类人“最讲究格致之事与各种学问”,而“其余四类学问与格致之事久不追究而进益之处亦少”,又言此类人能超越古人,翻出新理,“西教与文字、格致、工艺、国政等通至寰区无远弗届”,其余四类人只能“渐仿效其事”。[46]
《人分五类说》中既有将各人种排以优劣次序等级,并使高加索人为最优等人种的倾向,又有“无论何国之人皆可同类视之”之论。[47]文中一句“总之,人之为人,总属一类不能截分,蒙古人未尝无圆颅广颡聪明绝世者,高加索人亦非尽貌扬相美,颖晤超群者”,最显两义之并立,同中有异,而且智愚之判自含。其后“惟就其多者众者论之,人亦有门类之可别,并非特加衡量比较于其间也”一句,也可见于各人种既要有所分别,又想维持人类同一起源说法的微妙心态。[48]
附于地学及人属生物
今之学者论及《人分五类说》,或视为传入中国最早的体质人类学的专文。[49]进而以为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的先导或者标志。如前所述,人种分类知识之传入中文世界,非由此始自明。推而论之,是否即可谓西方人类学之传入就以玛吉士及合信的文字为始,或将独立成文的《人类五种小论》作为先导开端?就西方人类学之传入中国或者中国近代性质人类学之兴起,学界也有论述,其中历史学者的成果似乎并不多见。[50]人类学者往往更加关注,黄淑娉、江应樑、童恩正等对此皆有论述。[51]人类学抑或民族学在近代中国的引进和发展固然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也却非简单可加说明者,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必另有专门研究方能理清脉络。仅就人种分类说传入中文世界而言,本文所希望解决的问题在于就当时人眼中,此种论述或知识,到底属于什么学问,依傍何学术媒介而来,在彼时的知识格局以及学问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
西方“19世纪初,‘人类学’一词的意思很不明确”,为人接受的是1876年多宾诺在其《人类学》中的定义:“人类学是自然史的分支,是研究人类和人类种族的学问”。[52]就人种分类学说而言,其产生以及得以成立,与当时对大地的不断探索有关。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在他们原本未知的地区进行探索,并以游记、报告和论文的形式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将各种信息传回欧洲。不仅使得博物学家乃至后世所认为的哲学家,广泛利用这些材料,对人与人之间体质上的种种区别做出研究,而且包括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在内的探险活动本身就加强了对地球整体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全地、全人类等概念才落到了实处。西方早期的人种分类说本身也极具地理因素。伯尼埃所撰《根据居住在不同人类类别或种族划分的地球新分野》一文,仅从标题判断,就相当具有地理学意味,目的在于对地球作出新的区隔,之于人类的表述也立足于居住在地球上这一点。[53]他的分类也基本上是以地区作为划分单位,区别各人种的。更耐人寻味的是,文章开篇就称“迄今的地理学家都只依据国家和地区来对地球作出分野”,[54]从这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恐怕也不难看出伯尼埃论文的对手方应该是他认识中的“地理学家”。与之类似的是《六合丛谈》上《地理·动植二物分界》所谓:“近时地理家分人为五大类”,也将人种分类视作“地理家”的工作。[55]林奈的分类法以肤色加大洲的形式出现,排列较伯尼埃更加显示出一一对应的关系。由此可见,对全人类进行人种分类的意识和基础与欧洲人在地理上的大探索密切相关,而最初所区分的各人种又都是以某色某洲人或某地某人的形式加以命名。地域和洲际可谓就是他们将人类进行种族上区分的一个重要辅助概念和工具。不难看出,即便在西方,人种分类本来即借助了地理方面的知识和概念,那么以地球作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或乃至于专门研究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人文地理将人种分类作为自己领域中必须提及的内容也就很容易让人理解。
反观中国,将《地理备考》、《全体新论》二书的相关部分视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先导乃至兴起,恐不合适,但不可否认,其中内容的确是今天所能确认的近代人类学/人种学所包含的知识。玛吉士及合信的编撰都自成系统,两部著作皆为专题,而不是杂录丛钞,那么道光末年的这两本西人所著之书对于人种分类知识的引介,自然也是处于一种安排妥贴的学问体系之中。
玛吉士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或被称为《外国地理备考》或如魏源简称其为《地理备考》)就自书名来看,无论是从熟谙中文的作者立题之旨,还是由中国读者去品读或至于望文生义,基本都会将之作为舆地类书籍看待。书中也开门见山,定义地理曰:“夫地理者,地之理也,盖讲释天下各国之地式、山川、河海之名目,分为文、质、政三等”。[56]《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二书在晚清的价值意义毋庸多言,两书都曾参考《地理备考》并多引用之,其中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更是引用近百处,字数篇幅甚巨,并对此书赞赏有加,魏源还专作《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一文。[57]《地理备考》卷四的内容与《海国图志》所引基本无二,其中人种分类的内容都在《地球总论》的标题之下,该卷先论大地水陆五洲面积,方及人分数种,其后又有各洲语言分殊。无论是原书自身的体例系统还是引用者的援引用意,都将人种分类的相关知识放在地球之统论部分,盖缘于地球“上下周围,天涯到处”,一切“皆不离于其面也”。[58]玛吉士在地学总论性质的卷一《地理志》中言“地理以学而论之,本乎天文”,而由天文之理,可知地形、度数如何,并能明了“地面各处之所在”,此处作者之义在于引出和强调以天文角度看待地球,但考究“天下人类之差别”亦是在地理之学的范围之中无疑。[59]
与之类似,慕维廉的《地理全志》一书,[60]沿袭了将地理分文、质、政三等的作法,并亦以地理冠名,其名实无论彼时或现下大抵都归为地学一类似无不同意见。惟慕维廉以为容易混淆者,在于《地理全志》一书“迥非中国之谈地理,仅如地土风水造房安葬诸般”。故而作者自表“所讲之地理,只论地土形势及水分派洋海湖河,暨万国人民风俗土产等”。[61]如前所述,《遐迩贯珍》所载《地理撮要》是对《地理全志》的撮要节选,而《六合丛谈》上也有慕维廉执笔的连载文章《地理》。[62]不同于《地理备考》的是,《地理全志》无《地球总论》一卷,而内容更为分散详细,初版下卷的卷八为《人类总论》,专门介绍人种知识。刊于《六合丛谈》上的相关内容被安置在《地理·动植二物分界》一篇中,至于光绪九年重修的《地理全志》,在《地气生物》一章有“人类分数品”的小题,根据“形色状貌言语所定”,大略有:
一白色,有首椭圆,面貌端整而发盛,其人居于欧罗巴者十之九,与亚西亚之西,阿非利加之北,暨徙亚墨利加之人;二黄色,有大头壳,斜目稀发,其民居于中国、土耳其等处;三黑色,唇厚鼻平,发拳,其民居于阿非利加、澳大利等;四椶色,头尖发黑而强,其民居于马来、新西兰群岛;五红色,乃亚墨利加之土人。[63]
如前,《中西闻见录》上亦有以《地学指略》为名的连载文章,在“论洲洋人族”中讲到人种分类。[64]这些著述中有关人种分类内容未被发现的原因,或许就是由于现代学术分科与当时情况的差异,按图索骥地寻找往往与重要史料失之交臂。[65]早期人种知识及论述多夹杂在以“地理”或者“地学”冠名的书籍文章中,以中文发表。究其原委,大抵可谓人类活动范围之衡量,无非时空二维而已,所以当时引介西方学问、寰球情状的著作,多以史地学问的面目出现,[66]以此面目出现也最能契合中国士人。故所谓欲了解海外,必“纵二千年,圜九万里,经之纬之,左图右史”。[67]就中国而言,不论之于禹域还是海外,本来就有修志书以记载其风土沿革的传统。尤其是以四夷或是诸蕃命名的域外舆地纪略类书籍,总试图做到最大程度的增广见闻,时、空、人、物、事面面俱到,成为类似于百科全书式的当地指南。明清以后西人所传入的地学相关书籍,尽管以洋洲邦国划分,一一道来,却往往会写入各国的大儒、格致家的实验、宏论,在详述各国各洲乃至于总地时,纷繁复杂的各种内容及学问也都由于地域上的归属而被提及,《地理撮要》中就说“以事而推地理,其论无穷,盖人事无不包括”。[68]这或许就是作为先行的地理学科的意义之所在。一言以蔽之,正是由于“人之讬处于地球”的地面属性,故要描述人类万般情状言行,自然是附于地学的。
同时,也可以发现另外一种倾向,即将人类与动物、植物并列加以论述。初,由于基督宗教的影响,西人每每将人视为造物主以自己之形态塑造而成,故最为尊贵,与一般禽兽绝非同类,中国尽管也有人为万物之灵的说法,但对人之尊贵并未如西方一般在宗教意义上有极端的强调。当传教士来华以后,他们根据所熟稔的知识储备或是宗教上的命题,大力宣传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在于有灵,而有灵的原因就是造物主所赐,于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就成为传教士们引导中国人膜拜造物主,崇信基督宗教的重要论据。同时,面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传教士必须一面要宣传人之尊贵以显上帝造人之恩,一面又要在素来蔑视夷狄的中国士人面前高谈人本一族,心、理相同之意。不仅晚明,即便在道光时,新教传教士亦多有此言,他们主办的杂志,常常提倡人类“虽远近亲疏之不同,苗根只一支分源”,无非为号召“视诸国如一家,即上帝之子也”。[69]即便是被作为医学和全体学著作的《全体新论》论及人类时亦持此调。
在西方,直到林奈,才首次将人类安置于生物界的灵长类下,时值十八世纪中期。经过反复和无形的争斗,终于成为现今的常识。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尽管没有所谓生物学的专论,但在《地理全志》的初版,就并列有卷六《草木总论》,卷七《生物总论》,卷八《人类总论》,从中不难发现同样附着于地面的草木、鸟兽和人类并书写于地理类书籍之中。《六合丛谈》上连载的《地理·动植二物分界》一文索性直接将人类包含在“动植二物”一题之中,光绪九年版《地理全志》中作者在《地气生物》的章节下列出的小标题则分别是“地面气候”、“草木”、“鸟兽”、“人类分数品”、“万民之情形”等等。《格致汇编》上的两段文字也有类似情况,连载文章《格致略论》从《论万物之宽广》以及太阳行星开始,其排列体系大致符合西方基础教育中自然知识的结构顺序,而其中第九卷为《论植物学》、第十、十一卷《论动物学》、第十二卷《论人类性情与源流》,也是三者并列。至于独立成文的《人分五类说》以博物家谈动物为开头,且后一篇即《兽有百种论》,两者相对,甚至题目也颇为对仗,其义自明。
结　　语
由晚清开始的西学东渐大潮,并不能设想西人将学问条理清晰地门类化,再层层递进介绍入华这样一种理想状态。首先是西方的学问大到体系小到概念词汇都在不断地演进之中,况且中国人也绝非被填食之鸭,由于本身历史积淀和学问基础的深厚,多是依照自己的意志和理解,对西来之学选择吸收并排比进自己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各种具体而微的知识往往脱离开彼时所依存的西方学术语境或后时所认定的学科框架,随着各种学术媒介和门类的夹带,传入中文世界,为中国人所吸纳进既有的学问系统。人种分类学说及其具体的知识内容,就是在他种学问体系和书籍的“裹挟”之下进入中国。日后学术分科愈

中国历史故事11

见细密,各类新旧知识也被分门别类地归入各个壁垒森严的学科之中,这一过程可谓至今日仍未停止。以现下的常识判断,属于人类学或体质人类学代表性内容的人种分类知识,由西人引介传入中国,其过程所被赋予的意义或许过多参杂了今人的认识,而还原昔日知识层面中交错复杂的情况,其实能够拓展地观察此过程的视阈。本文将传入的时间节点由一般认识,向前推进了近半个世纪,固然无意于将某某学提前若干年的兴奋。论从史出,就时势多变的晚清而言,以《人分五类说》作为问题的起点,与以《地理备考》为开端或许立意即全然不同,《人分五类说》措辞明显有白种优于其他种族的论调,而且下距甲午、戊戌不过数年,西人笔下的人种分类知识传入中国一题,必与知识背后的权力紧密联系。如此,知识本身的理路,以及攀沿何种学问体系则显得无足轻重,其意义不现,自然隐没了西学东渐某种具体型态的理解和把握。
研究者看待近代人种理论、知识或者观念,往往过措意于中国人的“黄种”自强之心,对于白人的“黄白种战”,以及黄祸风潮中遭受的诸般歧视。这与西方的借人种分类高唱白人优越论调自然不无关系,却也部分源自当时中国人自信力失衡的心态。本来在伯尼埃的笔下,“人们既找不到欧洲人绝对高贵的肯定,也找不到‘白种人’优越的美感”。[70]达尔文的优存劣汰、不断进化和完善的生物进化论在当时的西方,并不是甫一提出就席卷学界,成为大家都信服的理论,也没有立刻与人种分类产生联系。从传入中文世界的表述来看,在同治十二年刊刻的《地学浅释》一书中,作者就对进化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昔时地学家有言:古期之生物简陋,新期之生物愈近今愈精巧,今细考生物渐变之据,知已灭之物与新生之物,其化工之奇,皆莫克名言,非有古拙今巧之分也。”[71]不到十年之后的《地学指略》根据出土物的先后层次,承认“越在先,其中之物类越少见,亦越显卑”,“各物种类由少而至多,由卑而至尊”。[72]但不难看出,其与达尔文对于物种进化和人之由来的看法大相径庭,作者或推崇“造物主之奇”不可限量[73],或强调由卑至尊的目的在于指出因为在上帝造物的谱系中,人造于万物之后,所以最贵而已。[74]实际上,以中国的情况而言,人种分类说作为知识与其他如地理、动植物等知识一起传入,本是士人以甲午为标志的自信危机之前所发生,且也并未以《人分五类说》或者唐才常、梁启超等人的论述为所谓人类学的兴起的标志,或者作为终结而定型。戊戌之际,与前类似的情况仍旧存在,如光绪二十八年一份明显带有时务速成性质的《分类时务通纂》有“黄白五种人”一条就被归类在“经武类·舆地”当中。[75]相形之下,西学功力更著,而且利用外来资源更加直接的《译书会公报》还是使用了“地球人类区别”的语汇来表示人种分类。[76]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是种种,其实皆可见前后脉络相承,只有打通前后关节,方能将关注点更集中于一些西学知识输入中文世界时,其写作文本中蕴含于字里行间的技巧、心态以及作为无形媒介的学问形态的作用。若能开此视阈,则笔者小文,非无益也。
（转引自《史林》2009年01期)

感谢导师章清教授及其他先后提出过宝贵意见的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周武研究员、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四川大学王东杰教授和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惟本文稚嫩不足之处,责在笔者。
[1] 《格致汇编》第6册,南京古旧书店1992年版,第227页。
[2] 张寿祺:《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考》,《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第319-320页。
[3] [美]顾定国著,胡鸿保、周燕译《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但作者认为此文的作者是“英国学者John Fryer”(即傅兰雅),似无据。
[4] [日]石川祯浩:《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99页。
[5] [英]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根据该页注释[4],可知这篇文章即《人分五类说》,但误以为发表在“7,第2期”。
[6] 坂元ひろ子:《中國史上の人種概念をめぐって》,竹泽泰子编《人種概念の普遍性を問う》,人文院2005年版,第192页。坂元也误为“第七年二号”。
[7] 19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的“人类学”基本就是指研究人类种族的体质人类学的学问,见[英]A.C.哈登著,廖泗友译,冯志彬校《人类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8] 此处的人种分类特指以全人类为单位，进行基于诸如体貌特征等人种上的划分，而非泛指其他关于人种指认命名有关的活动。古埃及的十八王朝到二十一王朝之间就被发现有在壁画上涂赤、黄、黑、白四种肤色以分别表现埃及人自己、亚细亚或闪族人、南方人或黑人、西方人或北部人的手法。考虑到当时埃及人的世界认识，这很可能救表达了某种欲将“全人类”从肤色上进行区别的想法。至欧洲大航海时代，人类对于大地以及其他地方生活的人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欧洲的各思想家也热衷于有关人类种别的讨论，伏尔泰和康德就是其中的代表。1684年，伯尼埃（Francois Bernier）在《学人报》上匿名发表了《根据居住不同人类类别或种族划分地球新分野》（“A NewDivision of the Earth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pecies or Races of Men Who Inhabit It,sent by a famous traveller to Mons.* * * * *,nearly in these terms”,in journal desscavans,April24,1684） ,将人类大体划分为四到五个种族，他详细例举了各个种族的地理分布，其笔下的第一、第二、第三种族基本相当于当今认识中的白人、黑人、黄人，第四种为“拉普人”（The Lapps,北欧人），并认为美洲人很可能是第五个人种。这一文章或许是欧洲人站在地球新分野的角度上，对接近今天认识上的全人类进行人种分类的首次尝试。此后，林奈（Carlvon Linne）写出了里程碑式《自然体系》一书，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进行分类，其中很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他基本使用了地理上的大洲概念，将除了他认识中的畸形人（Monstrosus）之外的智人种（Hono Sapiens）划分为四个变种：欧罗巴人（Europaeus）,亚细亚人（Asiiaticus）,赤色的亚美利加人（Americanus）以及黑色的亚非利加人（Afer）.林奈之后的博物学家如布丰（George Buffon）等亦注目于人种分类的方法。布鲁门巴哈（Johann Friedvich Blumenbach）则补充修正了林奈的方法。他根据最新的航海拓展，加入大洋洲人作为第五变种，于是人类被分为五大人种，即：高加索种、蒙古种、黑人种（Ethiopian）、美洲人种和马来种（Malayan）.由于地球上不同人类在彼时基本已经全部发现，人分五种的论述后来被广泛使用。另外，现在通行的将美洲人和马来人划分为蒙古种的三分法要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由凯恩（A.H.Keane）等提出。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伯尼埃的地位往往被忽视，将林奈作为第一划分人类种族者。不论民间时期张栗原著的《现代人类学》（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还是当时作为教材的《体质人类学》（朱泓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都是如此。以上参考《人类学史》、《现代人类学》、《种族主义源流》（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著，高凌瀚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就中国而言，古代也有根据自己的知识对周边的居民进行种族上的辨识，并会根据体貌的异同进行论说。在明清时代，中国交通往来更多，当时的士人据自己的观察，纂成不少分门别类的地描述体貌礼俗与自己不同的人群的著作。《皇清职贡图》可谓其中最著者，该书甚至被称为是中国人的人种志。
[9] 陈泽泓《潘仕成略考》，《广东史志》1995年第1期，第75页。作者认为丛书刻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
[10] 简称《地理备考》，关于玛吉士其人及《新译地理备考全书》，可参见王家俭《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原载《大陆杂志》38:6（1969年），后载氏著《清史研究论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但根据所罗列内容，作者似乎没有看全原书，竟然认为其书全系自然地理）；谭志强：《澳门与中国近代国际关系知识之引进》，载吴志良主编《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第189-191页；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页；赵利峰、吴震：《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新译地理备考>》，《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131-136页。王家俭判断《地理备考》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收入《海山仙馆丛书》，邹振环也同意这种说法，但认为在收录之前有无单行本待考。谭志强文则称此书由玛吉士于一八四七年辑译，但大体可以肯定的是中文本的《地理备考》面世最迟不晚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
[11] 大西洋玛吉士：《新译地理备考全书》，海山仙馆丛书本，载《丛书集成新编》第97册，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第730页。《地理备考》详述各国的部分亦常谈及该国人体貌特征，但并非总体划分，故此处不赘。
[12] 关于《海国图志》的增补,见李巨澜文:《魏源与〈海国图志〉》,载《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上述提及的诸论著也都谈到魏源对玛吉士的称道及《海国图志》引用《地理备考》篇幅甚巨的情况。
[13] 《全体新论》现在一般将其视为医学大类中解剖学的著作。关于合信及《全体新论》,可见赵璞珊:《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68页;马伯英、高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页。以上论著都认为《全体新论》成于咸丰元年(1851),依据应该为《海山仙馆丛书》本序中落款“咸丰元年岁次辛亥秋日合信识于惠爱医局”,以及江苏上海墨海书馆藏版“咸丰元年新镌”。由此可知,《海山仙馆丛书》刊刻并非一两年而就。
[14] 合信:《全体新论》,海山仙馆丛书本,载《丛书集成新编》第47册,第223页。
[15] 《全体新论》,第197页。
[16] 《全体新论》,第200页。
[17] 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1855年第3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9页。前后也有合信的《全体新论》部分章节的连载,但是根据文理判断,此文和前引《全体新论》卷10相关内容并不一致。
[18] 沈国威:《〈遐迩贯珍〉解题》,载《遐迩贯珍》,第113页。
[19] 有按语称该连载文章乃特《地理全志》之撮要耳。题解根据按语推荐慕维廉的《地理全志》,判断作者可能是慕维廉周围的伟烈亚力或者艾约瑟,《〈遐迩贯珍〉解题》,第116页。
[20] 《遐迩贯珍》1855年第9号,第482页。《人类五种小论》的颜色和顺序与此完全一致,想必或有渊源,但无直接证据。
[21] 郭连城称之为《地理撮要纲目》,可能缘于文章版面“用大字写出一条一条的提纲,然后用小号字进行详细说明”(《〈遐迩贯珍〉解题》,第116页),而郭氏仅录其大纲。
[22] 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23] 《〈遐迩贯珍〉解题》,第91、94页。
[24] 《中西闻见录》同治十一年九月(1872年10月)第三号,南京古旧书店1992年版,第1册,第156页。这里的三分法和前引凯恩将美洲人和马来人划为蒙古种的三分法不同,所谓三大加三小,基本就是区别大小人种的六分法。
[25] 《格致汇编》第1册,第275页。《格致汇编》称:《格致略论》“自英国《幼学格致》中译出。”实际上,这一连载系列根据的是英文的科普读物Introduction to theScience翻译而来。其为苏格兰著名出版商W illiam&RobertChambers所发行的《钱伯斯教育课程》(Chambers’EducationalCourse)之一种。此书拥有众多版本,据笔者掌握, 1849年在纽约出版有美国人的修订版,作为TreasuryofKnowledge一书的第三部分。(其余两部分是ElementaryLessons inCommonThings和PracticalLessonson Common Objects)在History of　Man这一章节有小题曰:Man———HisGeneralCharacter andHistory,其中涉及人种分类,将人类划分为:高加索、蒙古、黑人(埃塞俄比亚)、马来、美洲五种, (Caucasians、Mongolians、Negro orEthiopians、Malays、Americans)并介绍了各人种的肤色、分布以及人口比例等情况,与《论人类性情与源流》的内容基本相同,也将各人种进行高下排列。1861年的伦敦版也基本类似,只是将人类四分,不见马来人种,从中亦可见西方人种分类法的变动不居。参见Introduction to theScience,NewYork,1849, p.184;London,1861, p.105。以上材料由专门研究《格致汇编》的赵中亚师兄提示,特此感谢。
[26] 第一图高加索类,第二图蒙古类,第三图马来类,第四图黑番类,第五图红番类。
[27] 《格致汇编》第1册,第276页。六款分别为“一为依身体与性情而分类,二为依居处分国并各国之人数与品行富强等事,三为各国言语文字,四为考究各国历来所有之事谓之史学,五将各国内名人所作之事传于后人,六为各国工艺地产制造等令国富强之事。”基本上包括了现代人文学科的所有内容。
[28] 《格致汇编》第6册,第227页,此文相比以上诸篇更为详细,但前人着墨已多,故其内容不再详述
[29] “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页1000。“高加索人”一词就是布鲁门巴哈的创造。《人分五类说》的五分法及其名称也基本与布鲁门巴哈的分类法相同,除了用更令人熟知的“阿非利加人”来称呼“埃塞俄比亚人”。但是石川似乎有些混淆布鲁门巴哈的头盖骨垂直常态和里兹厄斯的头长宽指数,《人分五类说》一文,也未如其所谓介绍了头骨形状测量分类的方法。
[30]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第730页。这里不禁让人想起明末清初的来华的探险者、传教士如皮列士、利玛窦、曾德昭常常将中国人也称为白人,这不仅仅是其亲自观察的结果,可能也和西人东来航线上,听当地人说郑和旧事时候称中国人为白人有关。但是他们笔下的白人不能和以后近代人种学上的白人一词等量齐观。
[31] 《全体新论》,第223页。
[32] 《人类学史》,第23-26页。
[33] 《遐迩贯珍》,第559页。
[34] 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5页。
[35] 《格致汇编》第6册,第229页。
[36] 《中国近代之种族观念》,第52页。
[37] 《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第1000页。石川也将1892年《人分五类说》作为初次传入的时间节点,认为比日本1874年出版的《人种篇》的相似内容要晚近20年。
[38] 《中國史上の人種概念をめぐって》,第192页。
[39]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第730页。
[40] 《全体新论》,第223页。
[41] 《遐迩贯珍》,第559页。
[42] 《遐迩贯珍》,第482页。
[43] 《中西闻见录》第1册,第156页。
[44] 《六合丛谈》,第754-755页。
[45] 《格致汇编》第1册,第275页。
[46] 《格致汇编》第1册,第275-276页。
[47] 《格致汇编》第6册,第227页。
[48] 《格致汇编》第6册,第229页。
[49]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考》,第319页。
[50] 比如以中国近代学术分科为题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就未有专论人类学的部分。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51] 黄淑娉:《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14章《中国人类学的回顾和展望》,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版,第412页;江应樑:《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69页;童恩正:《文化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此外还有石奕龙:《人类学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光明日报》1998年11月20日;台湾学者陈国钧:《文化人类学发展》,《文化人类学》,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11页。陈国强等著《建设中国人类学》(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版)一书中有两篇论文也关于此,分别为陈国强:《建设中国人类学》,第4页;李安民:《论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第274页。以上学者的论述基本上都在寻找人类学传入中国的时间节点,故而基本都以《天演论》、《民种学》的翻译等为里程碑。另外,无论是西方学术还是传入中国的情况,人类学和民族学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讨论中国民族学的论著中也有诸多涉及此一问题。此不赘述。
[52] 《人类学史》,第2页。
[53] 此文主标题“A New Division of the Earth,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pecies or Races of Men Who Inhabit It”,《种族主义源流》一书中译者译为《根据居住在不同人类类别或种族划分的地球新分野》,笔者虽沿用之,但更倾向于译作《地球新分野———依据其居民的不同类别与种族》。
[54] “ANewDivision of the Earth”,载The Idea ofRace,RobertBernascon,i TommyLee Lott编著,Hacket,t 2000, p. 1,“迄今的地理学家”英文的表述为“Geographers up to this tmie”。
[55] 《六合丛谈》,第755页。
[56] 《地理备考》,第698页。
[57] 后世研究者对此叙解读似乎略有小疵,魏源所谓的“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是泛指海外有识之士,其义在于要提醒重视外人之学,不能以夷狄简单目之,绝非专为称赞玛吉士一人,谭志强谓“如玛吉士这样的西方学者”勉强可以,《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一文以为这是魏源在高度评价玛吉士的学识和人品则有未妥之处。谭文,第190页;《澳门》一文,第135页。
[58] 《地理备考》,第729页。
[59] 《地理备考》,第698页。
[60] 关于《地理全志》可以参考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中“慕维廉与《地理全志》”一节,第89-104页,以及《慕维廉与中文版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地理全志〉》,《复旦学报》2000年3期,第51-59页。
[61] 《地理全志》光绪九年(1883)重纂序。《西游笔略》的转述更为简洁“地理者,非世俗堪舆先生之地理,乃考察大地情势之学也”。第128页。
[62] 关于此,可具体参考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的研究编中三篇文章,即荒川清秀:《〈六合丛谈〉中的地理学术语》,第49-72页;八耳俊文:《在自然神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六合丛谈〉的科学传道》,第117-138页;王扬宗:《〈六合丛谈〉所介绍的西方科学知识及其在清末的影响》,第139-158页。
[63] 《地理全志》光绪九年版,第三页。相比《地理·动植二物分界》,又重新使用白、黄、黑、椶、红五色的命名。
[64] 《中西闻见录》第1册,第156页。
[65] 同样今日专谈地理学的文章如荒川清秀的《〈六合丛谈〉中的地理学术语》也只是选择《地理》中在今日仍被视为地理类术语的词汇,而对昔日收入其中的诸如“高加索类”等等摒而弃之。
[66] 可参周振鹤:《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为《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所作序。史学方面可以参看章清:《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75-95页。
[67] 《海国图志·原叙》,第68页。
[68] 《遐迩贯珍》,第482页。
[69] 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页。
[70] 《种族主义源流》,第80页。
[71] [英]雷侠儿撰, [美]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地学浅释》卷38,江南制造局同治十二年版,第十七页。此书也存在相关情况,虽然以地学为名,但涉及很多古生物学和考古的内容。同时也提到了“每物各有种族”,要与“天时地气”相适才能孳生。
[72] [英]文教治口授,李庆轩笔述《地学指略》上卷,益智书会光绪七年版,第六页。
[73] 《地学浅释》卷38,第十八页。
[74] 《地学指略》下卷,第三十六页。
[75] 陈昌绅编《分类时务通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据光绪壬寅春月上海文澜书局石印本影印。根据自序,其书编于戊戌年,似乎属于维新跟风之作。
[76] 《地球人类区别》,载《译书会公报》第5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中华书局2007年影印,第304页。
, 加利其用,修道立德,义理以成经典,法度靡不以序,河清海晏之时,则交接邦国,礼义相待,军兴旁午之际,则捍御仇敌,保护身家焉。[39]
《全体新论》涉及人种分类的卷十“造化论”一节,自题目上判断就颇具宗教色彩,合信也是新教传教士,在此论中开篇即言“原始造化撮土为人”以及亚当夏娃故事。在列出人分五等之后,合信也不忘加上“人之外貌如此不同,致若脏腑功用,众血运行,无少差异,吁伊,谁之力欤?奈何受造蒙恩者而竟未之恩也。”人外貌有分殊,可以之区分人种,而内里则一,来源亦一,其意无非是叫人要感恩于并未明言的“原始造化”者而已。[40]同样,《遐迩贯珍》上《人类五种小论》也想表达此意,其开宗明义道:“人之讬处于地球者,天下万国其数约有九百余兆,”凡天下之人,究其本质“同是食味辨声被色之伦,负性含生固无或异,即迁地而处,而寒暑燥湿,孕育兴居,亦觉往无不利,非若飞走种植者之为土宜所限,一易处而衰弱凋残之立见也。”尽管其“貌色原有不同,万方之水土难齐,两大之化机亦判”,是故有分为白、黄、黑、玄、铜五种人之说,但“形体天性”其实“无或异”。[41]此后连载的《地理撮要》在介绍了人类分五种后立刻表示“实皆为上帝一家之弟兄”。[42]《中西闻见录》上的“论洲洋人族”也大谈上帝造物云云,并称“族类既分,形色亦异,然世间各族虽有彼此之别,要以饮食之殊,风气之异,时会之变之所为,而其口体耳目之用,心思智虑之灵则无少异,可知万族实出一本矣”。[43]
同具有传教士色彩的《六合丛谈》上《地理·动植二物分界》一文中也持“人本于一祖”之论,“故统地球,无地不可居也”。不过文末谓:“或云其中或有类,无几时当衰灭,以其地让智慧之族,乃天地万物消长之理也”,[44]人种优胜劣汰论此处似乎开始出现,实为同类文章中前所未有者。尽管还打着天理的幌子,但其言论已显为殖民张目,与之后在中国传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论倒颇有类似。至于近二十年后的《格致略论·论人类性情与源流》一文,优劣高下已经判然形诸字里行间。其所谓蒙古类“识见性情与身体之强壮视高加索类为为略次”,马来类“知识性情与身体之强壮视前两类为又次”,至黑番类则“面目粗黧,见识甚浅”,红番类“居无定处以游猎等为业,俗无文教”又“蛮憨梗化无法以教之”,更与前者不可比也。[45]后复又赞高加索类人“最讲究格致之事与各种学问”,而“其余四类学问与格致之事久不追究而进益之处亦少”,又言此类人能超越古人,翻出新理,“西教与文字、格致、工艺、国政等通至寰区无远弗届”,其余四类人只能“渐仿效其事”。[46]
《人分五类说》中既有将各人种排以优劣次序等级,并使高加索人为最优等人种的倾向,又有“无论何国之人皆可同类视之”之论。[47]文中一句“总之,人之为人,总属一类不能截分,蒙古人未尝无圆颅广颡聪明绝世者,高加索人亦非尽貌扬相美,颖晤超群者”,最显两义之并立,同中有异,而且智愚之判自含。其后“惟就其多者众者论之,人亦有门类之可别,并非特加衡量比较于其间也”一句,也可见于各人种既要有所分别,又想维持人类同一起源说法的微妙心态。[48]
附于地学及人属生物
今之学者论及《人分五类说》,或视为传入中国最早的体质人类学的专文。[49]进而以为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的先导或者标志。如前所述,人种分类知识之传入中文世界,非由此始自明。推而论之,是否即可谓西方人类学之传入就以玛吉士及合信的文字为始,或将独立成文的《人类五种小论》作为先导开端?就西方人类学之传入中国或者中国近代性质人类学之兴起,学界也有论述,其中历史学者的成果似乎并不多见。[50]人类学者往往更加关注,黄淑娉、江应樑、童恩正等对此皆有论述。[51]人类学抑或民族学在近代中国的引进和发展固然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也却非简单可加说明者,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必另有专门研究方能理清脉络。仅就人种分类说传入中文世界而言,本文所希望解决的问题在于就当时人眼中,此种论述或知识,到底属于什么学问,依傍何学术媒介而来,在彼时的知识格局以及学问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
西方“19世纪初,‘人类学’一词的意思很不明确”,为人接受的是1876年多宾诺在其《人类学》中的定义:“人类学是自然史的分支,是研究人类和人类种族的学问”。[52]就人种分类学说而言,其产生以及得以成立,与当时对大地的不断探索有关。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在他们原本未知的地区进行探索,并以游记、报告和论文的形式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将各种信息传回欧洲。不仅使得博物学家乃至后世所认为的哲学家,广泛利用这些材料,对人与人之间体质上的种种区别做出研究,而且包括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在内的探险活动本身就加强了对地球整体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全地、全人类等概念才落到了实处。西方早期的人种分类说本身也极具地理因素。伯尼埃所撰《根据居住在不同人类类别或种族划分的地球新分野》一文,仅从标题判断,就相当具有地理学意味,目的在于对地球作出新的区隔,之于人类的表述也立足于居住在地球上这一点。[53]他的分类也基本上是以地区作为划分单位,区别各人种的。更耐人寻味的是,文章开篇就称“迄今的地理学家都只依据国家和地区来对地球作出分野”,[54]从这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恐怕也不难看出伯尼埃论文的对手方应该是他认识中的“地理学家”。与之类似的是《六合丛谈》上《地理·动植二物分界》所谓:“近时地理家分人为五大类”,也将人种分类视作“地理家”的工作。[55]林奈的分类法以肤色加大洲的形式出现,排列较伯尼埃更加显示出一一对应的关系。由此可见,对全人类进行人种分类的意识和基础与欧洲人在地理上的大探索密切相关,而最初所区分的各人种又都是以某色某洲人或某地某人的形式加以命名。地域和洲际可谓就是他们将人类进行种族上区分的一个重要辅助概念和工具。不难看出,即便在西方,人种分类本来即借助了地理方面的知识和概念,那么以地球作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或乃至于专门研究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人文地理将人种分类作为自己领域中必须提及的内容也就很容易让人理解。
反观中国,将《地理备考》、《全体新论》二书的相关部分视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先导乃至兴起,恐不合适,但不可否认,其中内容的确是今天所能确认的近代人类学/人种学所包含的知识。玛吉士及合信的编撰都自成系统,两部著作皆为专题,而不是杂录丛钞,那么道光末年的这两本西人所著之书对于人种分类知识的引介,自然也是处于一种安排妥贴的学问体系之中。
玛吉士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或被称为《外国地理备考》或如魏源简称其为《地理备考》)就自书名来看,无论是从熟谙中文的作者立题之旨,还是由中国读者去品读或至于望文生义,基本都会将之作为舆地类书籍看待。书中也开门见山,定义地理曰:“夫地理者,地之理也,盖讲释天下各国之地式、山川、河海之名目,分为文、质、政三等”。[56]《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二书在晚清的价值意义毋庸多言,两书都曾参考《地理备考》并多引用之,其中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更是引用近百处,字数篇幅甚巨,并对此书赞赏有加,魏源还专作《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一文。[57]《地理备考》卷四的内容与《海国图志》所引基本无二,其中人种分类的内容都在《地球总论》的标题之下,该卷先论大地水陆五洲面积,方及人分数种,其后又有各洲语言分殊。无论是原书自身的体例系统还是引用者的援引用意,都将人种分类的相关知识放在地球之统论部分,盖缘于地球“上下周围,天涯到处”,一切“皆不离于其面也”。[58]玛吉士在地学总论性质的卷一《地理志》中言“地理以学而论之,本乎天文”,而由天文之理,可知地形、度数如何,并能明了“地面各处之所在”,此处作者之义在于引出和强调以天文角度看待地球,但考究“天下人类之差别”亦是在地理之学的范围之中无疑。[59]
与之类似,慕维廉的《地理全志》一书,[60]沿袭了将地理分文、质、政三等的作法,并亦以地理冠名,其名实无论彼时或现下大抵都归为地学一类似无不同意见。惟慕维廉以为容易混淆者,在于《地理全志》一书“迥非中国之谈地理,仅如地土风水造房安葬诸般”。故而作者自表“所讲之地理,只论地土形势及水分派洋海湖河,暨万国人民风俗土产等”。[61]如前所述,《遐迩贯珍》所载《地理撮要》是对《地理全志》的撮要节选,而《六合丛谈》上也有慕维廉执笔的连载文章《地理》。[62]不同于《地理备考》的是,《地理全志》无《地球总论》一卷,而内容更为分散详细,初版下卷的卷八为《人类总论》,专门介绍人种知识。刊于《六合丛谈》上的相关内容被安置在《地理·动植二物分界》一篇中,至于光绪九年重修的《地理全志》,在《地气生物》一章有“人类分数品”的小题,根据“形色状貌言语所定”,大略有:
一白色,有首椭圆,面貌端整而发盛,其人居于欧罗巴者十之九,与亚西亚之西,阿非利加之北,暨徙亚墨利加之人;二黄色,有大头壳,斜目稀发,其民居于中国、土耳其等处;三黑色,唇厚鼻平,发拳,其民居于阿非利加、澳大利等;四椶色,头尖发黑而强,其民居于马来、新西兰群岛;五红色,乃亚墨利加之土人。[63]
如前,《中西闻见录》上亦有以《地学指略》为名的连载文章,在“论洲洋人族”中讲到人种分类。[64]这些著述中有关人种分类内容未被发现的原因,或许就是由于现代学术分科与当时情况的差异,按图索骥地寻找往往与重要史料失之交臂。[65]早期人种知识及论述多夹杂在以“地理”或者“地学”冠名的书籍文章中,以中文发表。究其原委,大抵可谓人类活动范围之衡量,无非时空二维而已,所以当时引介西方学问、寰球情状的著作,多以史地学问的面目出现,[66]以此面目出现也最能契合中国士人。故所谓欲了解海外,必“纵二千年,圜九万里,经之纬之,左图右史”。[67]就中国而言,不论之于禹域还是海外,本来就有修志书以记载其风土沿革的传统。尤其是以四夷或是诸蕃命名的域外舆地纪略类书籍,总试图做到最大程度的增广见闻,时、空、人、物、事面面俱到,成为类似于百科全书式的当地指南。明清以后西人所传入的地学相关书籍,尽管以洋洲邦国划分,一一道来,却往往会写入各国的大儒、格致家的实验、宏论,在详述各国各洲乃至于总地时,纷繁复杂的各种内容及学问也都由于地域上的归属而被提及,《地理撮要》中就说“以事而推地理,其论无穷,盖人事无不包括”。[68]这或许就是作为先行的地理学科的意义之所在。一言以蔽之,正是由于“人之讬处于地球”的地面属性,故要描述人类万般情状言行,自然是附于地学的。
同时,也可以发现另外一种倾向,即将人类与动物、植物并列加以论述。初,由于基督宗教的影响,西人每每将人视为造物主以自己之形态塑造而成,故最为尊贵,与一般禽兽绝非同类,中国尽管也有人为万物之灵的说法,但对人之尊贵并未如西方一般在宗教意义上有极端的强调。当传教士来华以后,他们根据所熟稔的知识储备或是宗教上的命题,大力宣传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在于有灵,而有灵的原因就是造物主所赐,于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就成为传教士们引导中国人膜拜造物主,崇信基督宗教的重要论据。同时,面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传教士必须一面要宣传人之尊贵以显上帝造人之恩,一面又要在素来蔑视夷狄的中国士人面前高谈人本一族,心、理相同之意。不仅晚明,即便在道光时,新教传教士亦多有此言,他们主办的杂志,常常提倡人类“虽远近亲疏之不同,苗根只一支分源”,无非为号召“视诸国如一家,即上帝之子也”。[69]即便是被作为医学和全体学著作的《全体新论》论及人类时亦持此调。
在西方,直到林奈,才首次将人类安置于生物界的灵长类下,时值十八世纪中期。经过反复和无形的争斗,终于成为现今的常识。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尽管没有所谓生物学的专论,但在《地理全志》的初版,就并列有卷六《草木总论》,卷七《生物总论》,卷八《人类总论》,从中不难发现同样附着于地面的草木、鸟兽和人类并书写于地理类书籍之中。《六合丛谈》上连载的《地理·动植二物分界》一文索性直接将人类包含在“动植二物”一题之中,光绪九年版《地理全志》中作者在《地气生物》的章节下列出的小标题则分别是“地面气候”、“草木”、“鸟兽”、“人类分数品”、“万民之情形”等等。《格致汇编》上的两段文字也有类似情况,连载文章《格致略论》从《论万物之宽广》以及太阳行星开始,其排列体系大致符合西方基础教育中自然知识的结构顺序,而其中第九卷为《论植物学》、第十、十一卷《论动物学》、第十二卷《论人类性情与源流》,也是三者并列。至于独立成文的《人分五类说》以博物家谈动物为开头,且后一篇即《兽有百种论》,两者相对,甚至题目也颇为对仗,其义自明。
结　　语
由晚清开始的西学东渐大潮,并不能设想西人将学问条理清晰地门类化,再层层递进介绍入华这样一种理想状态。首先是西方的学问大到体系小到概念词汇都在不断地演进之中,况且中国人也绝非被填食之鸭,由于本身历史积淀和学问基础的深厚,多是依照自己的意志和理解,对西来之学选择吸收并排比进自己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各种具体而微的知识往往脱离开彼时所依存的西方学术语境或后时所认定的学科框架,随着各种学术媒介和门类的夹带,传入中文世界,为中国人所吸纳进既有的学问系统。人种分类学说及其具体的知识内容,就是在他种学问体系和书籍的“裹挟”之下进入中国。日后学术分科愈见细密,各类新旧知识也被分门别类地归入各个壁垒森严的学科之中,这一过程可谓至今日仍未停止。以现下的常识判断,属于人类学或体质人类学代表性内容的人种分类知识,由西人引介传入中国,其过程所被赋予的意义或许过多参杂了今人的认识,而还原昔日知识层面中交错复杂的情况,其实能够拓展地观察此过程的视阈。本文将传入的时间节点由一般认识,向前推进了近半个世纪,固然无意于将某某学提前若干年的兴奋。论从史出,就时势多变的晚清而言,以《人分五类说》作为问题的起点,与以《地理备考》为开端或许立意即全然不同,《人分五类说》措辞明显有白种优于其他种族的论调,而且下距甲午、戊戌不过数年,西人笔下的人种分类知识传入中国一题,必与知识背后的权力紧密联系。如此,知识本身的理路,以及攀沿何种学问体系则显得无足轻重,其意义不现,自然隐没了西学东渐某种具体型态的理解和把握。
研究者看待近代人种理论、知识或者观念,往往过措意于中国人的“黄种”自强之心,对于白人的“黄白种战”,以及黄祸风潮中遭受的诸般歧视。这与西方的借人种分类高唱白人优越论调自然不无关系,却也部分源自当时中国人自信力失衡的心态。本来在伯尼埃的笔下,“人们既找不到欧洲人绝对高贵的肯定,也找不到‘白种人’优越的美感”。[70]达尔文的优存劣汰、不断进化和完善的生物进化论在当时的西方,并不是甫一提出就席卷学界,成为大家都信服的理论,也没有立刻与人种分类产生联系。从传入中文世界的表述来看,在同治十二年刊刻的《地学浅释》一书中,作者就对进化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昔时地学家有言:古期之生物简陋,新期之生物愈近今愈精巧,今细考生物渐变之据,知已灭之物与新生之物,其化工之奇,皆莫克名言,非有古拙今巧之分也。”[71]不到十年之后的《地学指略》根据出土物的先后层次,承认“越在先,其中之物类越少见,亦越显卑”,“各物种类由少而至多,由卑而至尊”。[72]但不难看出,其与达尔文对于物种进化和人之由来的看法大相径庭,作者或推崇“造物主之奇”不可限量[73],或强调由卑至尊的目的在于指出因为在上帝造物的谱系中,人造于万物之后,所以最贵而已。[74]实际上,以中国的情况而言,人种分类说作为知识与其他如地理、动植物等知识一起传入,本是士人以甲午为标志的自信危机之前所发生,且也并未以《人分五类说》或者唐才常、梁启超等人的论述为所谓人类学的兴起的标志,或者作为终结而定型。戊戌之际,与前类似的情况仍旧存在,如光绪二十八年一份明显带有时务速成性质的《分类时务通纂》有“黄白五种人”一条就被归类在“经武类·舆地”当中。[75]相形之下,西学功力更著,而且利用外来资源更加直接的《译书会公报》还是使用了“地球人类区别”的语汇来表示人种分类。[76]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是种种,其实皆可见前后脉络相承,只有打通前后关节,方能将关注点更集中于一些西学知识输入中文世界时,其写作文本中蕴含于字里行间的技巧、心态以及作为无形媒介的学问形态的作用。若能开此视阈,则笔者小文,非无益也。
（转引自《史林》200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