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移民、殖民城市与现代化过程 ——清代与日据下的近代台北城市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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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7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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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移民、殖民城市与现代化过程 ——清代与日据下的近代台北城市发展历程

移民、殖民城市与现代化过程
——清代与日据下的近代台北城市发展历程
廖慧怡
发布时间：2013-10-24
摘要：近代史中，台湾岛的开发甚晚，开发的过程充满了中国本土的内部移民与外国势力殖民的经验与色彩。台北的城市发展历程有其特有的历史因素。本文单纯就历史发展过程，对移民、殖民时期台北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历程进行历史分析，探讨台北城市由近代化的兴起迈向现代化发展的脉络。
关键词：移民/殖民城市/现代化/台北
在两次世界大战前，欧美各帝国对于在亚、非两洲所占领的殖民地、租借地等所进行的城市规划具有殖民主义意涵与风格特征。1895年台湾岛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帝国的第一个殖民地。当时的日本帝国是众帝国中的后起之秀，日本帝国并非欧美白人国家，故在当代主流的殖民研究中，其在台湾的殖民经验既不完全的典型，也常被忽视所带来的殖民影响①。日本曾是唯一致力于殖民地工业化的帝国，为了有效攫取殖民地的资源，日人利用西化学习的经验，将各种西方帝国的城市与政治管理经验运用到殖民地台湾。以历次台湾都市计划令的调整，可看出在制定技术性规范上，殖民地提供了殖民国一个试验的场地——殖民城市内新建的殖民建筑之功能则以宣扬国威为其表征，借其显示宗主国的强大与进步，透过吸引、震慑殖民地人民的视线与感官，以获取被殖民者的臣服。
日本殖民政府致力于将台湾发展为未来各殖民地的样板，进行了大范围的土地测量与各项发展规划。二十世纪初处于殖民时期的台湾，除作为日本帝国殖民经济的剥削与宰制对象外，亦是日本帝国展现其在十九世纪对欧洲殖民模式与建筑设计所学的试验场②。因空间上的区位与历史过程中的发展，台北成为其殖民地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岛都首选。在政治力的影响下，台北的城市发展历经近代化过程，并成为后来城市现代化的扩展基础。本文拟论述在殖民政策影响下台北的城市发展如何被形塑、改变，以及为后续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的概况。
一、殖民城市的表征
城市是聚落的一种形态，具有高度的社会分化结构。除了近代新市镇的规划是以较短期、速成的方式给予营造、形塑外，大部分的城市都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各具有其功能定位。殖民城市亦不例外。殖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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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帝国主义殖民下之产物。“殖民”原指迁往他处定居的人，类似现在所谓的“移民”。在《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③一书中曾指出欧洲人最初使用“殖民(colonization)”主要是指为了在经济、宗教或政治上寻得较好的生活而迁居且依然忠于原有文化的社群，其原意既不是指统治原住民，也不是榨取他们的财富。但在帝国的政治力、经济目的等的驱动下，透过宰制的方式统治新增的广大领土逐渐成为20世纪前的“殖民”概念。
帝国主义是总的概念，而殖民是其实践帝国成长的方式之一。就历史与地理的角度，无论是单一殖民帝国在其各殖民地的实际运作，或是某殖民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连续经历不同殖民势力的统治，发展历程都不尽相同，不可能有一个总括性的理论可一言以蔽之④。在帝国主义构成一个全球的政治体系下，殖民呈现出多样性的面貌。现代历史学家常将殖民区隔成两种形式，差异在拓居和管辖之间的不同：
(1)拓居殖民地：以拓居为主而建立的殖民地；
(2)剥削殖民地：地处热带地区，直接或间接被统治管理的殖民地，主要为了经济的剥削。
殖民城市(colonial city)通常是殖民者精心建设、开发的行政或商业中心⑤。殖民城市的形成多是为了提供“门户”的功能，殖民者在边缘地区设置门户城市(gateway cities)，在建立对大洲内部的经济政治控制的同时，亦便于以殖民城市作为政治控制和商业中心。诺克斯等指出，殖民城市通常有两种类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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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显著城市聚落存在的地区“播种”的新城市；(2)将殖民功能添加到现有的聚落，利用优势区位和充足劳动力。⑥
移民型殖民城市是前哨阵地，通常体现了殖民者来自母国的价值观；而非移民型殖民地的城市则多是为了榨取各种商品和建立以此为基础的政治-行政体系⑦。当聚落形成时，即产生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劳动分工，多数殖民城市的形成是以宰制与剥削为目的，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统御往往透过城市的规划给予象征性的诠释，并在城市空间上不间断的重复出现政治性的语汇。而带有工业革命与西化色彩的现代化历程则会反映出殖民城市的各项规划与建设皆是具有“效率”的符码于其中。为了执行殖民功能，快速的建设殖民城市，其城市配置通常包括为殖民贸易者、种植园代表和政府官员配置庆典空间、办公场所与出境口；为驻防士兵配置营房；为殖民主义者建设住宅等。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服务于被各种工作机会吸引到城市的当地居民，居住和商业用地明显增加⑧。潘兴明曾在《英国殖民城市探析》⑨一文中针对英国殖民领地上的殖民城市进行分析，指出殖民城市的规划往往会突破欧洲的城市规划传统，利用新的规划理念和技术，让殖民城市具有时代风范。殖民城市的街道多采用网格结构，笔直宽敞；除交通系统之外，排水及下水道系统广泛采用，改变了旧式城市卫生环境恶劣的境况。将殖民功能添加到现有聚落中，并利用优势区位与充足劳动力的殖民城市中，殖民的烙印在市中心体现最为显著，存在于正式的广场、公共空间、林荫道布局和殖民建筑与纪念碑中。⑩
二、汉民族的内部移民：清代台北的聚落形成与城市发展概况
就历史进程而论，台湾岛开发的过程中充满了中国大陆的内部移民与外国势力殖民的经验与色彩。自17世纪末起，透过中国大陆闽、粤一带的汉民族长期地移入与囤垦之历程，台湾岛发展出大量具有汉文化的聚落居民点与具有交通运输或中地机能的市镇型聚落。台湾岛的汉人移垦路线大致由南向北、由西而东，“台北”这个名词最早则出现在清朝初年(约康熙年间)，起初并不是指一个绝对的、具体的地理范围，而是相对于最早开发，且发展鼎盛的台南地区之“相对方位”。台北盆地在两三百年前，本是沼泽与荒芜之地，古称为“大加蚋堡”(或做大佳腊、大加腊)，范围在基隆河以南，淡水河以东，新店溪以北，包括今天的台北市全部，台北盆地在当时主要是台湾平埔族开打加浪族(Ketagalan)所居之地。(11)汉人移垦台北盆地约始于明代万历年间，但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以后始有确实纪录。乾隆之后台湾中、北部逐渐开发，嘉庆至道光年间，岛上对“台北”一词仍是笼统的认知为中部彰化县管辖之台湾北半边。(12)
清代台北城市的兴起与成形，和当时在淡水河上形成的河港聚落有关，由当时艋?{、大稻埕两聚落与后来修筑的台北城作为后来台北城市的早期发展雏形，此三聚落亦被合称为“三市街”。据《台北发展史(三)》，清康熙四十八年，泉州人陈赖章请得垦照，拓殖大加蚋，先拓新庄，后移艋舺，乃台北市地区土地开发之滥觞。此后?，泉州人陆续由中国大陆移住台北，并与原住民交易，约定开垦土地，移民因此渐增，土地也逐渐拓殖。雍正年间，在淡水河东岸沙帽厨社形成一小聚落，为艋?{市街之肇始。至1792年，清政府开放淡水河口的八里坌为对中国大陆贸易之港口，艋舺作为淡水河中、上游的物资集散地，逐渐形成市街规模，也是台北地区的最早街道。艋舺的地理位置优越，临淡水河中游，是淡水河支流的汇聚点，同时满足对口?贸易与内陆集运的两大机能，因此在乾隆年后开始兴盛，成为当时台北盆地的货物集散中心，并与大陆闽浙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至1853年艋?{已进入其全盛时期，艋舺成为当时台北平原中联结大陆市场与台湾内陆生产腹地的最主要市集。(13)
当时自福建而来的移民形成不同的移民集团并时常发生械斗事件。在艋?{市街内多为福建泉州的晋江、惠安、南安人，通称三邑人，又称顶郊人。而晚至艋舺的同安、安溪移民(通称下郊人)，在数次械斗后，逐渐向艋舺北面的大稻埕地区迁徙。(14)至1853年的“漳泉拼”，漳州人因战败而移住大稻埕，沿淡水河岸形成“?双核心”市街。同为河港的大稻埕地区约在1844年后逐渐发展新的商港与聚落。同时期，艋?{市街则因河港逐渐淤塞，其商业地位渐被位于其北面的“大稻埕”所替代，至1860年左右，大稻埕已有取代艋舺商业地位的趋势。
台北城的兴建则为政治因素的考虑，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牡丹社事件日人侵台后，清政府为抵抗外国入侵势力，认为台湾确有国防的必要性，始准建省并设置台北府与筑城(1882-1884)，至此“台北三市街”的城市雏形于是确立，并提供台北市之后渐次向东扩展的契机。(15)据台北府第一任知县林达泉对台北府城的规划，府城坐落在艋?{和大稻埕之间平野上，以消弭艋舺与大稻埕两方为争夺府治所在地的争论，筑城之前府城用地为一片荒野、池塘以及墓地。台北建城自光绪七年(1881年)开始筹划，并于光绪八年(1882年)1月兴建，在光绪十年(1884年)11月正式竣工。(16)至1884年台?北府城完工，官衙、庙宇逐步兴建，人口渐增。台北城内虽筑路、建街以招商，但因清政府官员的管理方式较为消极，至1892年城内水田面积仍占百分之七十，地广人稀，仅建成官署、书院、考棚、文武庙、天后宫、城隍庙及少许商店民房。(17)台北城原址位于两个旧聚落之间的空地，台北城建城后的商业生计，也多依赖此二旧市街的支援。因此，三个先后成立的市街，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成为既独立发展又相互关联的聚落群。
台湾最早的近代化建设发生于台北，起于清治时期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主政期间(1885-1891)所推行的一连串洋务运动。清政府治台初期，台北地区的城市规模、形制尚未兴起。直至因河运、贸易等商业活动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逐渐形成聚落形态的市街规模。台北建城后，台湾的政治发展采取双中心制，南以台南府城为首，北则为台北城。台北市街的兴起与经济、通商贸易有关，至台湾设省后，因海防及经济的现实因素，刘铭传将巡抚衙门设于台北城内。尔后接任的巡抚，则直接将台北正式设为省城，使其成为全台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18)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时利用自强运动下的西化政策，计划将台北建为商业都市，并开始建造台湾第一条铁路，规划大稻埕为主要商业区，扩大区域、建筑码头、设计新市街、兴建洋楼招揽外商等，让大稻埕市街成为台湾涉外关系以及国际贸易的特区，也形成台湾的经济中心。并着手兴办新式学堂，但后继官员因无心而未能持续。
在规模上，清代台北城的周长为一千五百有六丈，东城墙约为四百一十二丈(约1236公尺)、西城墙约四百一十二丈(约1236公尺)、南城墙约为三百四十二丈(约1026公尺)、北城墙约三百四十丈(约1020公尺)。台北城城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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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丈八尺，城厚则约为二间到三间半。在城门形式特征上，东侧有景福门、照正门皆为歇山墙廊式，通锡口、水返脚(今松山、汐止)等处；西侧为宝成门，属于歇山重檐式，通城外旧市街的艋?{(今万华区方向)；南侧有丽正门与重熙门，丽正门城门采歇山重檐式建筑，城外通往景尾、新店(今景美、新店)等处，重熙门又称小南门，通往枋桥(板桥)等处；北门为承恩门，城门采歇山墙廊式，通大稻埕等处。在平面配置上类似矩形城墙，城内?十字街道，但门与门不相通。
清代台北城内之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多为庙宇、官衙和学校等大小不一的公共建筑，至于商店、民房，则仍待开发。(19)整体而言，台北城内是以政治机能为主，且为有计划的市街，街道也较宽大整齐；至于位在城外的旧市街艋?{与大稻埕则是以经济机能为主，自然发展而成的传统聚落，街道较狭窄曲折，相对影响日后发展。台北城的发展验证了移民型城市通常体现了移民者来自母国本土的价值观，台北城兴起与受重视的时间，适逢清末的自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