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邓金明：“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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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邓金明：“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11年5期第139～146页
作者简介：邓金明(1975-)，男，湖北省鄂州市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文化史研究，上海　200444 内容提要：“五四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世代，其独特性在于，代际认同与分化都是建立在报刊基础上的。与清代知识分子的“典籍文人”不同，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报章文人”，其活动围绕报刊展开。以《新青年》等新刊物为中心，“五四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报刊、报刊撰文、创办刊物的形式，彼此联络交际，构建了一个有着共同取向和志趣的社会文化空间，取得了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上的认同，进而形成共同体。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取得认同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化。分化的根本原因与思想和人生取向的分野分不开。追求趋时性、议论性的社会介入与追求基础性、恒久性的学术建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分化。
关 键 词：五四知识分子/《新青年》/知识共同体
“五四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有论者甚而以其为“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①也正因如此，以往对“五四知识分子”的研究过多从精神史(侧重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和思想史(侧重知识分子的知识观念)立论。但事实上，“作为学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史，就不仅仅是一部独立人格的转型史，它还具有社会学、知识学等多种蕴涵，应该通过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心态史、社会史等多学科的方法多元化地加以研究”②，而这其中，社会文化史的分析尤其亟待学界展开。正是有鉴于此，本文选择了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来考察“五四知识分子”。这不仅因为“五四知识分子”本身与《新青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因为围绕着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刊物，形成了一个“五四知识分子”共同体。考察这个共同体认同的形成及其分化，是本文目的所在。
一、何谓“五四知识分子”
中国最早涉及知识分子世代问题的人，正是“五四”时代的过来人鲁迅。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晚年时，想写一部“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即“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一代就是冯雪峰“这类年龄的青年”，但他并没有明确描述这四代知识分子。③20世纪70年代末，李泽厚将鲁迅的话作了发挥，认为鲁迅所言的四代即“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与“‘三八式’的一代”，并且另加上了“解放一代”和“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代”两代人。④李泽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这几代人在思想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他对代际的命名与描述，更多着眼于革命政治，其代际划分也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史的划分；而且，最主要的问题是，他将章、鲁两代混为一谈了，也忽视了鲁迅一代与后面两代的关联，从而也就未揭示出“五四一代”的思想文化气质来。80年代末，刘小枫对此即有所修正。他将鲁迅、瞿秋白与冯雪峰统统划分为“五四”一代，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长，20-40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认为“‘五四’一代至少在形式上中断了传统的意义话语。他们从反叛‘传统’中站出来，并积极地、迫不及待地要给意义话语重新定位，随之是重新定位后的坚信转化成的社会行动”，而且这个“意义意向的重新定位直指西方的意义观念”。⑤也就是说，刘小枫认为“五四一代”的本质就是“反传统”与“西化”。应当说，这已经是比较明确地指出了“五四一代”的思想文化取向；但问题是，他对代群中的分化现象考虑不足，过于笼统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纪霖对“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和描述。比如，他提出了“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说法。“五四一代”即鲁迅、胡适这一代，“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职业，比如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等，而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这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后五四一代”即傅斯年、冯友兰这一代，“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前两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会影响出名，而这代人的声望主要局限在知识圈内”。⑥许纪霖的描述大致不错，但是如果将所谓的“五四一代”与“后五四一代”命名为“五四前一代”与“五四后一代”似乎更为恰当。其中，“五四前一代”与“五四后一代”又合为“五四一代”。于此方显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兼及代群的分化与统一。
关于“五四一代”的统一性，比如说“民主与科学”、“反传统”、“西化”、“评判的态度”等等，学界已多有论述，毋庸赘言，这里只想就知识分子的阅读与著述来谈谈“五四”文人与清代文人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典籍文人”与现代“报章文人”的差异。以胡适为首的“五四”文人，与大多有传统功名的晚清文人不同，在科举废除之后，他们对报刊等大众媒介无比倚重，乃至以之为安身立命之所。传统文人以典籍主要阅读对象，追求著书立说，藏之名山；而现代文人，以报刊为主要的联系和交流方式，他们文化生活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报刊阅读、报刊撰文，他们的文化事业也是建立在报刊基础上的，往往自命为“舆论家”，为当时代发言，甚至并不讳言其著述言论的一时性。比如，陈独秀在自己文集付梓时就坦承：“我这几十篇文章，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只要于读者有点益处，有印行的价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传世的作品；著书人的意思，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代社会，便可以印行；至于著书传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这种昏乱思想，渐渐变成过去的笑话。”⑦当然，有统一就有分化，此种分化在“五四”前后两代人之间，也许更具文化意义，值得好好辨析。
关于“五四”前后两代，“五四”过来人殷海光曾以“五四的父亲”与“五四的儿子”为喻，比较过一番：
近年来，我常常要找个最适当的名词来名谓自己在中国这一激荡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最近，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封为a post Mayfourthian(五四后期人物)。这种人，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坚持特立独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亲则认为他是一个“欠稳健的时代叛徒”，有意无意的和他alienate(疏远)起来。⑧
殷海光所描述的“五四”两代人之间，涉及一种复杂的代际感受和代际关系。
如果按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代际理论来看的话，殷海光的描述深刻揭示了在“五四一代”这一“代单元”(generation units)下的“代内冲突”(intra-generational conflict)。曼海姆认为，只有那些参与同一历史阶段、经历同一历史经验且按照某种基本整合性态度和形成性原则来处理共同经验的群体，才会形成“代单元”。“代单元”体现为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制约，而个体能动选择又能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这体现为“代内冲突”。代的制约与冲突虽以生物性因素为基础，但只有通过社会文化力量才能得以实现。所谓“五四后一代”“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显然，这是对“代单元”的承认；而所谓“五四的儿子”“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亲则认为他是一个‘欠稳健的时代叛徒’，有意无意的和他alienate(疏远)起来”，这显然则是“代内冲突”的体现。但是，这种代际之间的认同与分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社会文化基础上的，而这其中，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期刊杂志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新青年》时代”
按照曼海姆的理解，“对‘代’的划分，生理学上有明确的年龄层区分，它依据的是生—死之生物性节律。但从社会学来看‘代’的划分，情形有所不同。社会学依据的并不仅是生命的自然事实，必须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历史事实”⑨。阅读显然也是据以划分“代”的“文化的社会—历史事实”之一。这样，曼海姆所理解的“代单元”与阅读学中的“读者共同体”(communities of readers)也就形成了某种关联。“读者共同体”，从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来说，就是一种“阐释团体”(interpretive communities)，即一个具有社会化的公众理解系统；⑩从新文化史—阅读史来说，就是一个在历史语境下分享共同阅读风格和可辨认的诠释策略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有着趋同的读物、读法以及阅读目的，它不仅代表一种阅读类型、阅读模式，同时也能说明社会阅读的历史形态。也就是说，同一世代内有不同的“读者共同体”，不同世代之间更会有不同的“读者共同体”。这里所要分析的正是建立在代际基础上的“读者共同体”。也就是作为“代单元”的“读者共同体”。我们可以说，“五四一代”就是以《新青年》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共同体。这里面既有作为办刊者、编者的“《新青年》同人”，更有广大的《新青年》读者群。而且，编创者如何办刊、办刊的主旨如何等等固然是重要的文化事实，但是读者对刊物的阅读以及阅读产生的效应等等，却是代际之间更重要的文化表征。
阅读与代际息息相关。在胡适之前，中国文人就习惯将“文学”与“时代”并举，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是“文学”作为一个系统，不仅指作品，也包括作者和读者要素，因此，“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就不仅指文体通变了，也暗含了阅读风气变迁与世代更迭之间的相关性。正是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基础上，胡适进一步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杂志”说。1923年，胡适在自己主编的《努力周报》上作如此语：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11)
十二年后的1935年，亚东图书馆、求益书社重印《新青年》杂志时，胡适为之题词，再次强调《新青年》作为杂志与时代之关联：
《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12)
虽然我们知道胡适从提倡白话文学出发，也曾标举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但是从他的“三个杂志三个时代”的观点推衍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杂志”说，似乎更能彰显胡适与前代文人的差异来。当然，维新一代的康、梁也曾大兴报章，视之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13)，但是不像胡适这样将之抬举到影响一时一代的高位上来，大有“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之势。和胡适同时代人的戈公振就认为，“一国学术之盛衰，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14)。胡适一代，为何如此重视报章杂志呢？前面已谈到过传统的“典籍文人”与现代的“报章文人”的差别，这里就文化载体的形式进一步谈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主要是从文体的形式变化立论，对文学的载体和媒介则相对淡视。而近代以来，报业大兴，思想文艺往往先见诸报端而后公之于众，报刊媒介的作用得到凸显。而且，传统文学的载体多是书本，而近代以来的文艺优先采取的是报章形式，至于由报章而再结集成书出版，已属二次阅读了。杂志的“第一手”地位，凸显无遗。另外，相对于作为传统典籍的经书文集的固化和单一，杂志之“杂”，显示出其阅读的及时性、包容性以及开放性的优势，因而也对时代思潮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杂志因其出版周期介于日报与书籍之间，无论内容选择，还是文风特点，都可以介乎新闻与著书之间，最适于刊载短篇文章，并且可以议政，可以问学，可介绍新知，也可游戏笔墨，简直无所不包，非常适应整个社会在新闻有了一定发展程度之后对信息的需求。”(15)因此，胡适以“杂志”标举时代，也就并不奇怪了。
一代有一代之杂志，而“五四一代”的标志性杂志正是《新青年》。将《新青年》作为“五四”时代的标志，甚至以“《新青年》”命名这一时代，并非是胡适的谬说怪论，而是时人的共识。“《新青年》时代”是经常见诸“五四一代”笔端的提法。比如，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就说，“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16)。胡适在晚年讲演时也提到，“我们那时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17)。周作人在替刘半农的诗集《扬鞭集》作序时也谈到，“我与半农是《新青年》上做诗的朋友……天下多诗人，我不想来肆口抑扬，不过就我所熟知的《新青年》时代的新作家说来，上边所说的话我相信是大抵确实的了”(18)。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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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有一章就名为“《新青年》时代”(19)。“《新青年》时代”的频繁被提及，体现了时人对“时代精神”的一种体认。
陈独秀曾谈到过，“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精神，那个时代精神现于社会事物的各方面，与从前的精神既不相同，形式也觉改观；从便宜上说起来，就不能不谓之为新了”(20)。“《新青年》时代”显然是新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它的出现，是之前的《时务报》与《新民丛报》所代表的时代自然更迭的结果。关于《时务报》、《新民丛报》时代的情形，胡适曾经回忆说：
光绪乙巳年(一九○五年)，我就进了澄衷学堂。……澄衷的教员中，我受杨千里(天骥)的影响最大。……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往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21)
正是这种对前代的“失望”，成了驱使《时务报》、《新民丛报》时代向《新青年》时代转变的内在动力。于是——《新青年》取代《天演论》成了读物和教材，“德先生”和“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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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了“物竞天择”，革命取代了改良，更激进取代了激进，仅仅是“破坏”已经不够了，必须“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一个更彻底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新青年》时代”到来了。
三、从“同人”到“同仁”
“《新青年》时代”的启幕，首先是从“同人”的缔造开始的。而“同人”之“同”，不仅在于相似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与社会角色，也在于相通的阅读经验。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阅读活动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复杂的行为之一，其复杂性不仅表现在诸多因素与阅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还表现在阅读行为的前后延续性和相继性，因为一个时代人们的阅读活动不仅决定了他们认识、思考与行动，也决定了下一代读者和作者的知识范围与思想脉络，而他们自身在这一时代的阅读又受上一个时代人们阅读的制约和影响”(22)。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代之所以能风云际会，齐聚《新青年》，共创新文化大业，很多方面与其早年阅读梁启超报章的经验分不开。陈独秀曾回忆，1897年他参加乡试时，因目睹科举考场之种种怪现状，“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23)周作人回忆他在江南水师学堂的读书生活时曾提到，“我在学堂这几年……所看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24)。这其中，胡适的感触可谓良深，其描述也最为动情：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25)
《时务报》、《新民丛报》让“五四”一代经历了一种阅读的“震惊”体验，使他们彻底从传统典籍的阅读惯性中解脱了出来。在意识到报刊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切身感受到报章文体的巨大感染力之后，办报刊也就顺理成章成了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文化活动方式。《新青年》同人中，“不仅是主编陈独秀，几乎所有主要作者，在介入《新青年》事业之前，都曾参与报刊这一新生的文化事业，并多有历练”。(26)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五四”一代文人得以建立一种以报刊为形式的新的联系与交往方式(27)。在“五四”时代，文人的“报章”产生了“投卷”的效果，往往未见其人即先睹其报章，至读其报章便知晓其人。陈独秀与胡适的相识相交，是因《新青年》上刊登的文章。而据蔡元培回忆，他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28)。不仅如此，蔡元培还同时在《新青年》上认识了留美的胡适，胡适回国后，即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职。(29)这种同声相气、以“文”(非辞赋诗文而是报章之文)会友的佳话，并不限于《新青年》同人之间，而是五四时代普遍的现象。据梁漱溟回忆，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之所以能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任教，就是因为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看到那年(1916年)6、7、8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文中妄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今日看来实无足取，而当时却曾见赏于许多人”。(30)由相互拜读其报刊文章，到相互欣赏，惺惺相惜，进而相邀共攘文化盛举，这正是“同人”共同感的体现。
“先生一代”如此，“学生一代”也不例外。在“五四”青年中，同人群体的建立则体现在阅读《新青年》并由此创办新刊物上。夏衍曾回忆：“《新青年》、《解放与改造》这些杂志，不仅在青年中间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而且还逐渐的把分散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目标比较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队伍”。(31)正是在《新青年》影响下，创办了《双十》杂志。像《双十》这样由“五四”后一代所办的刊物，除了傅斯年、罗家伦的《新潮》外，还有王光祈的《少年中国》、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周恩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及《国民》、《少年世界》等等。据统计，“1917年文学革命开始后的四年中，出版了三百多种学生杂志，其中只有一两种不是用白话文写的”(32)。这些学生杂志大多是在《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创办的。
这种以刊物为中心、基于某种共同目标而形成的“同人”群体，更有“同道”或者说“同仁”的精神意味。“志趣或思想的投合”，是读者共同体形成的关键，而读什么、选择什么样的读物，则是“志趣与思想”最直接的体现。由阅读的取向而产生感情上的远近亲疏，在新旧对立的“五四”时代，是很自然的事，甚至由阅读进而区分敌我，也并不稀奇。艾芜回忆自己上小学时，因为《新青年》的阅读而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共同感。这种感觉不是由实际的关系产生的，而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微妙体现：
有一次，到国文教员曾海门的寝室里去，忽然看见他也在看《新青年》，不知怎的，这一发现，使我们学生对他的感情，格外亲近了好些，仿佛有什么东西，把师生间的距离缩短了。……自从发现他在看《新青年》，我们就觉得他是同我们站在一道的，便从心里有了尊敬的萌芽，对他的一切举动再不觉得有什么可笑可气的了。……现在想起来，童年时候那种拥护新文化爱好新文艺的心情，真可说是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谁是该亲近的人，谁是该疏远的人，都重新划分出了界限。先前划界限，完全凭感情，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等到读了新刊物后，却用的是思想了，而这思想却是全从新刊物上得到的。(33)
应该看到，“五四”时代的所谓的“新”与“旧”，是一种较为模糊的提法，很难指出其具体含义的。正如艾芜自己所坦承的，对“新”的“亲近”、“拥护”，有时只是一种“感情”、意识，连思想都不是。艾芜把这归之于年幼，但实际上，这种基于情感、态度的做法，或者说用“感情判断”取代“价值判断”的方式，正是代际行为的体现。毫无疑问，这种共同感极易产生但也极为脆弱，基于情感的认同很容易被基于思想的分化所取代。阅读是认同的力量，也是分化的力量。尤其在“五四”这样一个新旧中西思潮对峙、各派主义学说林立的时代，阅读必然会成为一种“划界限”(也就是法国学者布迪厄所说的“区隔”)的力量。正如艾芜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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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划界限，完全凭感情，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等到读了新刊物后，却用的是思想了”，阅读分野的背后，其实是思想的分野。这一点，即使在新刊物、新文化阵营内部同样也存在。
四、“蛇”与“猫头鹰”之争
众所周知，“五四一代”并非铁板一块。在“五四”前后两代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对立。这种对立，在《新青年》与《新潮》两份杂志上即有所体现。
一般说来，以“五四”后一代为主体的《新潮》被视为《新青年》的“卫星刊物”，两者同属新文化、新刊物阵营，但有所分别：“《新青年》的读者偏重在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新潮》的对象，主要是小青年，中学生。”(34)这种分别，显然还不仅仅是《新潮》读者的更加年轻化(虽然“高级知识分子”与“中学生”的划分颇为意味深长，后者基于一种青年自身的认同)。《新潮》主编之一的罗家伦曾经这样回忆《新潮》的诞生：
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35)
对《新青年》“不甚满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新潮》同人的俞平伯对两刊曾作过一番比较：
《新潮》和《新青年》同是进步期刊……但在办刊方向上却稍有不同：(1)《新青年》偏重政治、思想、理论论述；《新潮》则偏重思想、文学方面，介绍一些外国文学。(2)《新青年》内部从一开始就分为左、右两派，斗争激烈，直至最后彻底分开；《新潮》的线路相比之下则稍“右”一些。(36)
所谓“右”与“左”，对应的是五四运动后知识界出现的“三条解决现代中国问题的途径——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和新传统主义”(37)中的前两者。但是，俞平伯当时对《新潮》“右”的理解较为宽泛，大致指的是对现实政治的回避。而且，在俞平伯看来，《新青年》偏重“理论论述”，不若《新潮》那样重视创作实践。这一点，《新青年》同人也承认，《新青年》“只是一个议论的刊物”(38)，“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胡适晚年甚至自认“《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39)。殷海光对“五四”前一代就有“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大多数只做过一小点学术工作，或者开开风气。实实在在，他们在思想上的底子薄弱得可怜”之类的批评，应该说，这并非个人意见，而是基本代表了“五四”后一代对“五四”前一代的共识。即前者并不认同后者“但开风气不为师”、批判有余而建设不足、只破不立的取向。
1919年5月，鲁迅以师辈身份对《新潮》杂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既然如此，自然还是毒重的好。(40)
而傅斯年则答复道：
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中国是要再寂寞也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猫头鹰，其实猫头鹰也是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它叫叫，解解寂寞，况且猫头鹰可以叫醒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41)
可以看到，鲁迅以“蛇”自比，强调直接“发议论”、对社会的批判意识，而傅斯年则以“猫头鹰”自况，在兹念兹的是“讲科学”，以更为基础的学术建设来推动变革。猫头鹰的叫声，显然不是鲁迅所期望的那种公鸡式的“呐喊”。
强调学术建设而非社会批判，是“五四”后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面向。从《新潮》的发刊词(由傅斯年执笔)我们可以看到，“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赫然被列为《新潮》之“第一责任”。至于《新青年》及“五四”前一代所热衷的社会批评、伦理批评，只被列为第二、三项责任。而且，在《新潮》一代看来，所谓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最终也归结于学术问题，即“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42)同为“五四”后一代的顾颉刚，也抱有这种学术本位的想法，甚至主张“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43)。罗家伦也认为，在“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之间，后者“最重要不过”，因为思想的来源是“一切运动的原动力”(44)。“五四”后一代对“社会运动”本已持保留意见了，对《新青年》介入“政治”就更无法苟同了。“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45)
许纪霖认为，晚清一代、“五四”前一代与“五四”后一代，三代知识分子对应三种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第一代“处于一个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夜，考虑的重心是如何实现社会政治体制变革”；第二代更关心文化价值和道德重建，重视文化启蒙的工作；第三代则“已经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不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学或知识自身的立场上思考各种问题”。(46)这种划分，应该说大致是不差的，但是无形中也掩盖了“五四”后一代内部分化的一面。
“五四”时代，北京大学学生独立编辑出版的大型刊物有三种：《新潮》、《国民》与《国故》。这里不妨谈谈《新潮》与《国民》之间的分歧。关于两刊之分别，《国民》主编之一的黄日葵曾谈到：“五四运动之前年……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47)以政治社会关怀为志趣，从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到五四运动中的游行、被捕、抗议，国民杂志社自然冲锋在前。而新潮杂志社同人既不赞同学生介入社会运动，也不认为学生能成为挽救国家社会的政治力量。“傅斯年、罗家伦痛切的是学生运动阻断了他们的学业，许德珩、段锡朋辩称的是国家兴亡比学术研究来得重要，这是两条不同的思维进路。按照前一条思路，就是蔡元培所说的‘学生唯一之义务在求学’，也是胡适所提倡的‘救出自己’的易卜生主义；按照后一条思路……学生的职能被完全置换了，成为一股直接参与社会运动的力量，而不再仅仅是‘唤醒国人之自觉’的言论团体。”(48)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后一代青年中，并非全然信仰学术本位进而以学术为志业，投身学生运动进而献身革命的也大有人在。至于这两种思路孰是孰非，只能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注释：
①②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82-83、80-8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第698页，北京出版社，1999。
④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⑤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第130-1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⑥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83页。
⑦陈独秀：《独秀文存·自序》，第1-2页，见《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⑧贺照田编：《殷海光书信集》，第195-19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
⑨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第124页。
⑩[美]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第46页，文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1)胡适：《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载《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
(12)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9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13)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见《饮冰室合集》，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李宪瑜：《〈新青年〉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未刊稿。
(16)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第10页，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17)耿云志辑：《胡适回忆〈新青年〉和白话文运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8)周作人：《〈扬鞭集〉序》，第41页，见《谈龙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9)曹聚仁：《鲁迅评传》，第4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0)潘力山：《论新旧》，载《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12月1日。
(21)胡适：《四十自述》，第95-104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
(22)许欢：《民国时期的大众阅读》，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未刊稿。
(23)陈独秀：《实庵自传》，第34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
(2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108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
(25)胡适：《四十自述》，第101-10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
(26)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
(27)[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第315页，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8)(29)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第10-11页，见《蔡元培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30)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81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31)夏衍：《当五四浪潮冲到浙江的时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第731页。
(32)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182页，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3)艾芜：《五四的浪花》，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第962-965页。
(34)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上册)，第4-5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35)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传记文学》(台北)，1978(5)。
(36)俞平伯：《回忆〈新潮〉》，第327页，见《五四运动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37)[美]本杰明·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见《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第11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38)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第238页，见《鲁迅全集》，第6卷。
(39)耿云志辑：《胡适回忆〈新青年〉和白话文运动》，见

学习中国历史故事的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71页。
(40)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载《新潮》，第1卷5号，1919年5月。
(41)傅斯年：《答鲁迅》，载《新潮》第1卷5号，1919年5月。
(42)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载《新潮》，第1卷1号，1919年1月1日。
(43)顾颉刚：《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报》“序”，第169页，转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44)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载《新潮》，第2卷4号“附录”，1920年5月1日。
(45)傅斯年：《新潮之回顾前瞻》，载《新潮》，第2卷1号“附录”，1919年10月30日。
(46)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85-86页。
(47)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载《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1923年12月17日。
(48)杨早：《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刊物比较》，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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