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贺照田：精神的历史与思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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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贺照田：精神的历史与思想的历史

贺照田
想起来不免高兴，作为台湾五六十年代学术思想史上焦点人物的殷海光，关于其最早的两部研究专著都是大陆学者写的。一部是复旦大学章清教授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的“世界哲学家丛书”写的《殷海光》（1996年7月初版，听说不久要在大陆出增订版），一部是当年在河南省社科院、现在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的王中江研究员写的《万山不许一溪奔——殷海光评传》（台湾水牛图书公司1997年9月初版）。此两部书无疑对殷海光研究的推进有着标志性意义。盖在此前，关于殷海光的生平、学术思想虽然已不乏精彩论述，但限于篇幅，精于局部者，无暇于整体，着眼于整体者，又不能详论细部。而此二部书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叙述、析论结合，整体、局部兼摄，意义自然非小。
近几年我因对殷海光60年代思想转变问题有浓厚兴趣，故开始收集《殷海光全集》未收之殷氏佚著，和关于殷氏的回忆、评论、研究文字，同时参照这些 回忆、评论、研究文字析读殷氏论著，而其中常常置于案头的参考书，便包括上面所提的王、章两位的大著。现在王著经修订后推出大陆版《炼狱——殷海光评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3年10月初版），想着大陆对殷海光、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方便地置此书于案头了，作为一个久受惠于此著作的读者，我欣快之情可想而知。
我之受惠于这部著作，首先当然是一个以局部问题为自己主要关切对象的研究者，必然会从一部整体把握著作中受到的恩惠。在整体把握能力、概述整理能力方面，王著均表现突出：一方面王著脉络清晰、叙述从容、擅长结构，另一方面，王著寓其问题意识和论析于其张驰有度的行文中，既不破坏著作整体的格局感、均衡感，又透露出一个成熟学者的特别眼力和分寸意识。凡此诸方面，王著都堪为对殷海光、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有兴趣的读者的必备参考书。
不过，我之喜欢王著，还有一个相当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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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由，就是以为我们在治思想史上颇有相通之处——也即是经常采用从精神感受史的角度认识和把握思想史的方法。比如，我以为，王著所以能在殷氏学生、朋友议论纷纭的殷氏临终是否皈依基督教的问题上，有超迈前人的分析和把握，新材料的发现和运用固然重要，但其结合精神史把握思想史的特定方法实更有功。（参《炼狱——殷海光评传》第九章第三节）这么说，并不是我以为王著的析论就是最后的定论，而是对比其它相关文字，王著的分析无疑是最具启发性的。
认识到精神史对思想史的理解和把握有重要意义，是我这两年因接受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编选《殷海光选集》委托以来一项特别的收获。盖在应承这项编选工作前，我虽已读过殷先生大部分著作，也撰写过有关殷先生的论文。不过那时主要关注在我要讨论的问题上，不在求对殷先生生命、精神、学术、思想、人格的历程都有充分的把握。而现在要妥帖承受编选工作，则不得不要求自己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较深把握和心得。但欲想对殷先生有全面、深层理解，对我尚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以学术方面论，不仅要析读殷先生自己的相关著作，了解他所依托的学术资源在西方学术思想传统中的历史位置、它的主要课题、变化演进脉络，等等；还要了解他所以转向这些资源和若何取舍使用这些资源的时代和个人原因，等等；并体察他转向这些资源与以他的方式把握运用这些资源所可能构成的对其思想方式、精神、行为取向、时代、生命感受的塑造与制约，等等。而要深入把握他的思想世界，当然也同样离不开对他所处的历史世界、他个人的精神感受世界、他所拥有的知识世界状况的细致考察。
这种只有穿透他的知识与思想的表述层面，才能真正把握住他的知识与思想世界和评估他知识与思想世界的原因，首先在于他所说的，他“恰好成长在中国大动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被连根的摇撼着；外来的观念与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地冲击而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种种思想学术的挑战：有社会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民主政治，也有传统思想背逆的反应。每一种大的思想气流都形成各个不同的漩涡，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目眩神摇，无所适从。在这样的颠簸之中，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观与乐观、尝试与武断之中。”（〈《海光文选》自叙〉）这一成长环境一方面成就了他对民族富责任感的炽烈感情，追求独立、自尊的光辉人格；另一方面又使得这一性格躁急、叛逆，内在缺少足够的平衡能力。这样一种性格当处于和自己认同价值违逆的时代，是不可能真正做到殷氏晚年一直希望于自己的“超越的心灵、隔离的智慧”的，且也决定着殷氏的大多思考，不可能是在系统清理、冷静定位的前提下进行的。以此，殷氏诸多看似立脚甚稳、论述甚正、辞气咄咄逼人的论述，究其底里，其实缺少足够反思整理作为基盘，而只是对一部分时代课题真诚但匆促的回应。
殷先生这种形成课题时缺少足够恰切、冷静定位，表述构成上多移用西方现成资源的思想、写作状态。在作者自己固易不能对自己思想有足够清醒的自我认识，在读者方面则易因此忽视作者思想的本土性格和历史张力。这样，要为殷先生的学术思想贡献作出恰切定位，就必须揭示其看似为外来思想、学术左右，内里实富历史张力和本土有效性关怀的内蕴。为完成此一绕不开的任务，我选择的切入途径是先努力进入殷先生的精神感受世界。所以选择此一途径作为突破口，在我是因殷先生的精神感受世界虽深受他正面展开论述和他个人性格的塑造、影响，但殷先生感受力敏感、尖锐却绝不滥情的品质，却使得殷先生的精神感受世界总是包含着超出他正面开展论述和个性限制，又能和他正面展开论述与个性有力互动的特出部分。这样，殷先生这一超出正面展开论述和个性限制的部分，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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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把殷先生的正面论述的有效性承诺相对化、有限化；而能和殷先生正面论述、个性有效互动的部分，则能让我们对他的正面论述和个性表现的时代性一面产生真切体会和认知。以这些工作为基础，我便获得了贯穿把握殷先生生命、精神、思想、学术、个性诸方面的强固支点。
明白我在把握殷先生思想学术两方面遭遇到的困难，我想，大家才可能会同情理解何以一本书的编选会拖上近两年之久。因为确实，要真切且深切把握住殷先生，仅靠一般意义上的编年阅读、分类阅读和置于时代知识思想脉络、论争脉络中去阅读他的著作，仅靠去学习理解殷先生所使用的知识和理论资源，都还不够（虽然它们也必不可少），而还必须突入殷先生所感受的世界，殷先生的价值理想取向、殷先生所使用的学术思想资源、殷先生的个性主体状况诸层次、方面，和诸层次、方面彼此之间既相互塑造又相互冲突的复杂缠绕关系。正是试图达到这一目标，正是为达此目标的路途中每一次的理解和领悟进展，都使我不得不更动先前拟定的选目。说起来惭愧，以我之愚，仅此选集目录便前后调整过二十余次。而且如没有交稿时间限迫，我想，此目录一定还会遭受新的调整吧。
除知人不易这一最强烈的经验外，这次编选工作中另一强烈的经验就是随时的感动。殷先生讲述、抒发自己的文字，别人回忆他言行事迹的文字固让我感动；他那些看似专业、枯燥的文字，由于我知道他写这些文字时的时代针对，和他饱蕴的责任心与焦迫感情，亦让我深深感动。这感动并四处延展，以至于所有对殷先生人格生命状态、文字写作起过正面作用的人与事，都让我由衷的感激。
比如，雷震案发生后，殷先生不避威暴，先后写有《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因雷案而想起的》、《雷震没有倒——结李万居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三篇文章，并起草和联署了《<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他在《我看雷震和新党》一文的末尾处写到：“虽然，我置身于这小书室中，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可是我毕竟与这样的一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个岛上。我的身体，正像一切讲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雷震先生就是这样地失去身体自由了。想到这里，我不禁要藉《圣经》上的一句话赠给雷震先生：‘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殷先生何尝不知道这种时刻写这样文章有多么危险，但正是这种光芒四射的勇、正、义，使殷先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精神史上最光辉彪炳的人物之一，这些有着历史重度和生命热度的文字，让我们不仅由衷向殷先生致敬，同时也由衷向和殷先生联署撰稿人声明的夏道平和宋文明先生致敬。而当时《民主潮》、《公论报》等敢于刊登这些文字，不可能不被当时有关当局侧目，这些报刊的正义举动，同样让我对它们有一种由衷的感谢之情。
又比如，该选集中有不少文字最初刊于《自由中国》。在用《自由中国》首刊本校其它本时，想到它们篇篇经雷震、黄中、聂华苓等一校再校，不仅在《自由中国》社中校，还到印刷厂最后审校（聂华苓：《忆雷震》），以至雷震感言：“我们做事之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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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今日办刊物者，无一家可与我们相比也。”（《雷震日记》，1955年8月29日）试想没有这样一种把光辉理想化为一点一滴踏实责任的十年如一日的坚韧，雷震先生又怎能在其时那样一种政治、经济条件下，凝聚起、成就出《自由中国》这一让世人不能忘怀的事业。不过，这种不仅随时指向殷先生和殷先生文字，而且随时指向所有那些在殷先生生命人格状态、文字写作中起过正面积极作用的报刊、机构和个人，及延续殷先生精神，保存流布殷先生文字的机构、报刊与个人。让人不能自已的感动，由于需要平复才能接着工作，是以亦常常延搁工作进程。当然对此我并不会有些许遗憾，因为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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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时间这一表层下面，是对殷氏某些面相的深切共鸣，是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令人感念的事迹、人物与某些行为、精神面相的真切触摸。而正是靠着后来者这种共鸣和触摸中的感发，先贤精神得以不断复活和流传。相信这次编选工作经历，已把我有力地召唤为这种精神氛围中稳固的一员。
由我的经历可见，从精神史透窥知识和思想问题，不仅常常有助于我们把握知识、思想的确切历史内涵、历史承载，而且也是我们把知识和思想问题分析、整理后再真切回置历史的一个重要媒介。而这种把握知识、思想确切历史内涵，和回置知识、思想于运动的历史的能力追求，正是使思想史区别于哲学史等成立，并确立自己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因为这一追求特别有助于思想者培养自己的现实感、历史感，和我们对思想是否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感受力、判断力。正因它有着这样重要的功用，才使得它在人类活动中有着不能被替代的位置。
以上对读王著的感受，和对我自己研读殷海光经验的整理不知是否确当，愿王中江先生和有心读者对我再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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