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饰-孔祥宇：“西化”影响下的北京家庭物质生活变迁（1912-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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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孔祥宇：“西化”影响下的北京家庭物质生活变迁（1912-1937）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1期，119～123页
作者简介：孔祥宇，1973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102249）
内容提要：民国以来，在北京家庭的物质生活中，出现了“西化”现象。该现象的出现，首先是因为它是近代西方文明的“衍生物”，伴随着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的入侵而传入；其次民国政府的推动和支持，而留洋人士的榜样效应也起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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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用；另外，西方事物本身的一些优点也助长了它的传播。这种“西化”现象，体现在衣着时尚、饮食喜好、居家摆设、出行工具等多个方面。考察该现象可以发现，北京家庭物质生活的“西化”速度比较快，程度比较高，并呈现不平衡的特点。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在西方物质文化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迁。
关键词：西化；北京；物质生活
民国以来，在北京家庭的物质生活中，无论是衣着时尚、饮食喜好，还是居家摆设、出行工具，都出现了“西化”或“洋化”的现象。民初《申报》曾详细描绘了当时的机关工作人员的西化程度，说他们“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菜，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以至台灯、毡毯、面盒、手巾、痰盂、便桶无一非外国货，算来衣食住处处仿效外国人”[1]。可以说非常具有代表性。后人也对当时中国人的西化现象进行了总结，指出当时中国人“衣：以新奇为美观；食：以‘洋’为排场；住：阛阓仿西式；行：山高水长处处通”[2]。民国时期北京家庭物质生活西化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这种西化现象是近代西方文明的“衍生物”，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入侵和中国人在民主政治制度上对西方的效仿，西方习俗和新事物也不断流入我国，并成为我国近代风俗变迁的先导。其次，这种西化现象的出现，与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以及留洋归来人士的榜样效应是分不开的。如在衣着服饰方面，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就曾发布禁缠足、剪辫、统一官方服装等命令。在近代风俗变革中，学生特别是那些被讥讽为“洋帽洋衣洋式鞋，短胡两撇两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的留洋学生[3]，在新风俗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民国时期北京家庭物质生活“西化”面面观
1.衣着时尚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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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灭，民国建立，对北京家庭的衣着服饰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一些不合时宜的服饰退出了历史舞台：“民国光复，世界共和，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3]另一方面，西洋服饰大规模传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京家庭服饰的结构和样式，从而形成了一种中西杂陈的局面。不同社会阶层穿着差异比较明显：上层社会的人们，新潮者穿着西装、中山装，城市工商界人士及乡村绅士仍然穿着长袍马褂，一般百姓则穿着圆领对襟的短上衣和不开缝的长裤，妇女则穿着圆领右大襟的短襦。[4]还有的人将中西服饰一起穿在身上，显得不伦不类，十分滑稽。
民国初年各级政府曾在衣着服饰方面做出了一些除旧布新的改革，对北京家庭的衣着服饰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如剪掉辫子后，北京人没有回归传统的“束发于顶”，而是迎合世界潮流，普及短发：“年岁大的头发前半部仍剃光，后半部留至耳门；青壮年则多剃平头，后以西洋发式为时髦，许多人每逢立夏，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依例留分头。”[5]男子剪辫后，戴帽习惯也有了变化，原本的瓜皮帽由于不适宜而遭到淘汰，博士帽（西式毡帽）、草帽、卫生帽及毛绳便帽等各式帽子开始流行起来。女子放足后，适合三寸金莲的弓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代之以布鞋、胶鞋、皮鞋，其中洋式皮鞋尤为北京女子所喜爱。民国政府还公布了官方的服装图案样式，基本上是以西式服装为主，这种选择对于北京中上层家庭在衣着服饰上的西化倾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民国初期中西杂陈、混乱不堪的状况，进入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北京家庭的衣着服饰已经比较稳定了：“经过对中国传统服装和西式服装都进行改良和选择以后，男子的大襟长衫、对襟唐装、折腰长裤和女子的斧口衫、大襟短衫都成了常服式样；在满装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后的长袍马褂和旗袍又流行起来；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没有得到普及，但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却渐渐得到推广。”[6]在这些装束中，男子的服装以西装、中山装、长衫为主，女子服装则以旗袍为主流。中山装和旗袍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俗，结合中国人的穿着习惯和传统服装的特点创制而成的，在国际上亦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可以说是“西体中用”的成功范例。
本时期北京家庭的服装质地日益西化。进口呢绒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毛皮衣料，机织细洋布逐渐取代粗厚结实的土布，甚至连原本中国特产的丝绸，也受到了空前挑战。据1929 年崇文门税关统计，进口丝绸仅10 项就价值247.4 万元，而国货丝绸仅24.8 万元。国货丝绸的销量只有进口丝绸的10％左右。[7]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女子服饰的斑斓多彩：“凡是到过现代大都市的人，便可以看见各店铺的窗子里所陈列的，都是些女子的需用品，大百货商场所售卖的，大部分都是为满足女子装饰虚荣的产物。”[8]对于当时北京女性的时髦程度，有诗为证：“蓬松烫发最时兴，鞋著高跟底数层。外罩毛衣风光腿，春风一路看摩登。”[9]北京女子所穿旗袍由清代的筒子型变为随身型，又变为流线型，突出胸部、腰部，显得婀娜多姿。女长袖由长变短，及至半袖。提倡放足后风气大开，坤鞋店生意开始发达，20 世纪30 年代以后则逐渐与男鞋合卖，“只以鞋履论，到此男女始真平等”[10]。
2.饮食喜好
民国以后，北京家庭对西餐的喜好也很明显。宫廷、王府和民国社会名流的公馆，大多聘请西餐厨师，或者设有西餐厨房，不具备条件的时髦人士则到西餐馆里就餐、请客，以至于北京“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11]。1914年北京较有名的西餐厅有4个，到1920 年发展到12 个。[12]当时的西式菜肴，主要有冷菜类、汤类、热菜类、米面食品类等，如果细分，还会分出很多种。上述菜式中，由于口味、地域的差异，中国人比较喜欢的主要有冷菜和热菜两种。[13]
相比较于这些西式大菜，西洋的各种副食饮料对北京家庭的影响更大。比如啤酒、汽水成为北京市民的新宠，1915 年创办的北京双和盛啤酒厂，年产啤酒最高达到10万大箱（约3000 吨），再算上各式各样的洋啤酒如德国的云龙啤酒、日本的太阳啤酒等，数量更多。[14]民国建立后，纸烟愈加盛行：“在此5年之内，添设专售纸烟之店，至少有300 家。其代售之铺，尤不在内。纸烟销售既多，于是中国旧烟店乃大形减色，益以公卖，结果税日重，价日增，遂驱全市之人多愿舍中国之烟，而用外国之烟。”[15]当时香烟牌子繁多，价钱有高有低，为不同阶层的人所用，达官贵人、阔太太们抽“茄力克”、“三九牌”，普通民众则抽“红锡包”（北京俗称“大粉包”）、“强盗牌”等。[16]
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家庭的饮食喜好仍具有奢侈和崇洋的特点，中上层家庭是“器必洋氏，食必西餐”。1927 年随着国都南迁，北京日渐凋敝，更以“九·一八”后，外患日逼，人心不安，餐饮业受到影响，但西餐厅数量仍比较可观，规模大小不等，菜式有英美式的，也有俄式的，无论是在菜品的丰富和讲究上，还是在人性化的服务方面，都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7]更多的北京家庭则是享用各式各样的西式副食和饮料，而价格也不菲：“旧式饽饽铺，京钱四枚一口蒲包，今则稻乡村、谷乡村饼干，非洋三四角，不能得一洋铁桶矣。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且非三炮台、政府牌不御矣。昔日喝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18]一些西式糖果、罐头、糕点也逐步和北京老字号的点心并驾齐驱，成为老北京日常馈赠亲友的礼物。
西方饮食的传入，使北京家庭的食物观念有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当时的北京家庭开始关注营养的搭配和食品选择。如自从vitamins（即维生素，时人称作“生活质”——引者注）学说传入中国后，中国家庭也开始注意营养的均衡，日常食物中除了原来的蔬菜外，还要在“经济可能时”加上水果和牛羊乳，目的是使我国将来的青年“体力必较雄伟，心力必较强盛”[19]。一些原来生产豆制品的厂家开始出售鲜牛奶，在宣传广告中称“鲜牛奶（常用之物），按月三十瓶一元八角”[20]。说明鲜牛奶已逐渐成为一些家庭每日饮用的食物。另一方面，人们开始关注食品的质量问题，指出中国城市里的“市贩食物”有许多危险性：“第一是商贩道德堕落的可怕，面粉里搅白土，米里掺石砂，五谷杂粮外面弄假色等等且不必管。近年来最危险的是以糖精代蔗糖。市上发甜食的如汽水、糖果、点心、杏仁茶等据闻不用糖精的竟如凤毛麟角。……在人体内绝不消化，毫无食物价值，不但如此，而且有害。”因此，他们呼吁进行“食物立法”和“卫生宣传”，并在学校中加授关于食物的科目，在关系生命的食物方面进行“根本的改革”[21]。上述观念和认识的变化，体现了北京家庭在饮食方面所受到的西方的影响。
3.居家摆设
西式建筑是随着西方列强的枪炮传入北京的，一批按西洋建筑艺术、建筑风格、建筑模式建造的楼房在北京出现。民国以后，西式建筑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增加与提高。据1933年统计，虽然四合院仍然是北京最普遍的住房样式，但较现代化的居民楼却日渐增多，成为西式楼房中的主体部分，约有7万余间，83.8万平方米，占了北京住宅总面积的6％。[22]北京家庭居住方面的西化现象，除了一些人的崇洋心理外，还由于西式建筑华丽美观的外表和整洁实用的特色，如西式住宅不仅节约地皮，而且有许多门窗，采光和通风良好，“其收光避湿种种，皆合于卫生之道”[23]。
在北京居民的西式建筑中，一部分属于新建成，一部分则是在旧有建筑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使之具有西洋风味。如当时民国外长顾维钧的住宅：“三间大红门，很像王府的大门，但比较低一些，汽车可以直开进去。里面很大，有中式游廊四合院，也有西式房舍，还有假山花园。”[24]相比较于传统的四合院，大门和西式房舍等都是经过改造和后建的。北京大多数居民无力建造或租住新式住宅，但是并不妨碍采用一些新式建材或构件，或者在房屋内部采用一些新式的装修和生活用品。如玻璃的使用取代了原来的糊窗户纸、冷布，使室内采光更充足，显得室内更亮堂，因此受到广泛欢迎。又比如一些有条件的家庭将家中地面由过去的方砖铺地，改为水泥地，有助于防止夏天返潮。[25]新式家具大量出现，在时髦和富有的家庭中，新式沙发、桌椅、皮箱、铁床等替代了太师椅、八仙桌、樟木箱子、火炕等。据崇文门税关的统计，民国初年，来自英、美、日本的新式桌椅，在北京市场上数量较多，销路甚好。到20世纪30年代，北京制作传统的红木家具的工厂有14家，而制造西式木器的有119家，专营西式钢铁床的商家就有4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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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便利，但钢筋水泥的现代洋楼也有其不足之处。如人们的居住条件改善的同时，也失去了往日居住在四合院等传统民居的乐趣。在老北京人的心里，四合院的四季都值得留恋：“如果用极少的词语来概括四合院的四时，我苦心孤诣地想了这样四句：冬情素淡而和暖，春梦混沌而明丽，夏景爽洁而幽远，秋心绚烂而雅韵。”[27]据文人邓云乡回忆，他曾就四合院的秋天赋诗一首，寄给友人俞平伯。俞平伯在回信中写道：“奉手书并新著五言，得雨中幽趣，为欣。视我之闷居洋楼，不知风雨者，远胜矣。”邓云乡因此感慨住在洋楼中的俞平伯享受不到四合院的秋季情趣：“他现在虽然住在南沙沟高级洋房中，却也免不了怀念老君堂的古老四合院中的古槐书屋了。”[28]四合院经过北京几代人的苦心经营，深藏着北京民众的文化心理，是北京文化精神最集中、最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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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是现代楼房建筑所难以替代的。
4.出行工具
“但于国计民生便，善法何嫌仿外洋”[29]，当西方现代交通工具开始在中国出现的时候，中国人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只要经济条件许可，民国时期的北京市民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式交通工具的。
民国以来北京新式的近现代交通工具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了以前，一些旧有的交通工具如肩舆、轿车等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就人力为动力的交通工具来说，出现了人力车、自行车和三轮车。以畜力为动力的交通工具有马车等，以机械为动力的交通工具有汽车和有轨电车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如人力车由日本传入，又称东洋车、黄包车，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北京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人力车既小又轻，非常方便，在旧北京占大多数的狭窄胡同和巷子里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另外从舒适程度上来看，人力车显然优于以前的骡车。我们从时人小时候讨厌坐骡车的回忆中可见一斑：“乘骡车的滋味，不是没乘过的人所能想象的，……小时候听到大人要带出门。先问乘什么车？如果是马车，顶欢迎，洋车，还可以！说是骡车，只好找一切借口摆脱不跟去了。”[30]民国初年自行车还是一种新奇的东西，往往是富家子弟用来显示时髦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行车数量渐增，逐渐从纨绔子弟的玩物变成了平民百姓的代步工具，既有从日本、英国进口的，也有北京人自己仿制的。20 世纪30 年代后，由人力车改良而来的三轮车由原来的人徒步拉车改为车夫坐在车上，脚踩踏板驱车前行，不仅节省了劳力，还提高了行车速度，逐渐取代了人力车的地位。
这一时期北京以机械为动力的交通工具有汽车、有轨电车、火车、飞机等，起初北京人称汽车为“摩托车”或“机器车”，乘坐者除了外国人和国内当权者外，也有一些买办、富商和殷实家庭，一般市民可望而不可即。这一时期火车和民航业也已经发展起来，不过火车主要用于京外的长途运输。民航则主要用于运送邮件和报纸，乘客的数量很有限，票价也非一般人所能接受。对北京家庭影响最大的是有轨电车。在有轨电车开通以前，北京家庭以马车、汽车、洋车等为主要代步工具，“但又不能彻底解决路远和价昂的矛盾，直到有轨电车的开设，才给市民带来了方便”[31]。不过北京电车的开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直到1924 年才正式通车。此后一共开设了六条线路，主要大街和商业集中的区域都有了电车。电车的开通，在城市交通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代表着自步行城市的时代以人力和畜力为动力的交通向非畜力的、机械化的、大批量生产的、以大众为导向的城市公共交通的转变”[32]。有轨电车凭着价格上的优势、有规律的运行时间和线路，受到北京市民的欢迎。不过电车线路都设在主要街道上，“北京较密集的居民区，都曲曲折折深藏在主要大街之后，出家门徒步走上三五里才能到大街乘上电车，并不稀奇”[33]。能提供上门服务的人力车等就有了用武之地。因此，电车的出现并没有彻底取代人力和畜力交通工具。
二、民国时期北京家庭物质生活“西化”之特点
考察民国时期北京家庭物质生活的“西化”现象，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从“西化”速度来看，民国以来北京家庭物质生活的变化非常迅速，经过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已经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如刚进入20 世纪的北京城，居民生活状况非常糟糕：“当时大多数北京居民饮用的是味道刺鼻的苦水，点煤油灯照明，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公共空间，有事外出主要是步行或坐畜力车。只有权贵之家才能用煤气灯，饮用清洁的泉水，出门乘坐轿子，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尽情享乐。”而在进入20 世纪后的二三十年里，北京得到了比较好的改造，包括道路的铺设，沟渠的重建，电力的使用，自来水的引进，铁路和电车交通网的修建等，使古老的北京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大都市。这种变化之大，以至于若干年后重访北京的游客感到自己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简直无法把北京与昔日的那个老城市联系在一起”[34]。后人也对这一时期的变化进行了总结，指出“慢慢地，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电灯代替了油灯，人力车（黄包车）、汽车代替了牛车，碎石路、沥青路替代了黄土路，高楼耸立在传统的宫殿、民房旁边，在风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5]。
二是北京家庭物质生活的“西化”程度比较高。时人曾将北京与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做过一些比较，在他们看来，北京的西化程度高于南京：“北京与南京是两个相反的大城，南京是旧的，北京是新的；南京是简陋的，北京是繁华的；南京是城里到处种菜的，北京是城外也是‘笙歌达旦’的；在北京的太太们已经进化到知道用黛绿来染眼眶的时候，南京的太太们却尚是薄施铅华不改旧时装。”[36]与上海、广州相比，北京的“西化”程度又稍逊一筹，如时人就曾质疑北京将会落伍：“记得有人说，北京代表过去，上海代表现在，广州代表将来。名震古今的北京，将一蹶不振，从此而已吗？”[37]虽然北京在“西化”程度上与上海、广州有一定差距，但在当时中国的“西化”潮流中也算是比较靠前的了。
三是北京家庭物质生活的“西化”速度和程度，与外来新事物是否适应当时北京家庭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就当时与之相关的因素来说，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北京居民的文化水平和生活习惯，而是北京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北京家庭物质生活的“西化”过程，也是这些家庭接触和了解西方物质文明的过程，不同文化的碰撞，必然有一个适应和认可的过程。如在穿着方面，西装多在上层和新潮人士中流行，而在西装基础上改造而来的中山装和旗袍，却得到了快速的推广。又比如西餐，除了价高以外，刀叉的使用、中外食品的迥异也使北京家庭很不习惯。现代的钢筋水泥楼房里也寻找不到四合院那份悠闲。
北京家庭长期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平，也使北京家庭的“西化”现象有的惠及全体民众，有的则仅限于上层社会和时髦人士。20 世纪20 年代中期，李景汉在《北京的穷相》中介绍了北京大多数家庭的生存状态：“总体来说，北京大多数的家庭是住在一两间屋子里的。平均每家四五口人。平均计算每人每月的饮食费不到二元半，每年全家衣服费不到二十元，每月房费不到三元，燃料费不到一元半。衣食住外他项杂费不到总支出的百分之五。彼等都在最低健康的生活标准以下活着。”[38]普通居民可以乘坐价廉的人力车，在窗户上安上几块玻璃，品尝一些西式糖果和糕点，但对于西餐、洋房、汽车等，则很难企及。这种“西化”现象的不平衡性，归根结底在于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谁又能说，穿衣吃饭只是生计而不是政治的晴雨表呢？”[3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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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老北京的饭馆儿》，刘叶秋、金云臻：《回忆旧北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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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刘宁波编著：《中国民俗大系•北京民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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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邓云乡：《燕京乡土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32页。
[27]《老北京的四合院》，谢其章选编：《邓云乡讲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29]《京华百二竹枝词》，杨米人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9页。
[30][31][33]金云臻：《记北京的有轨电车》，刘叶秋、金云臻：《回忆旧北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年，第100- 101、101、102页。
[32]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9页。
[34]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35][39]孙燕京：《服饰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34页。
[36]陈衡哲：《南京与北京》，《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1925年，第60页。
[37]章涧若：《北京与上海》，《现代评论》1927年第150期。
[38]李景汉：《北京的穷相》，《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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