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马克锋：近代国学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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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马克锋：近代国学的历史考察

原文出处：《国学学刊》(京)2009年1期第19～27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内容提要：近代国学经历了三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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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晚清十年为国学的肇始阶段，民初一二十年代为国学的兴盛阶段，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为国学的衰弱阶段；近代国学讨论包括国学的定义、国学的分类等内容。近代国学的讨论，淡化了中西文化的对立，化解了国内学术的壁垒，促成了近代的古学复兴，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与进步。

关 键 词：国学/国故学/近代学术/古学复兴

近代中国是一个变动剧烈的转型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新旧思想的交锋吸?{，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画卷。在这一历史画卷中，国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旨在探讨这一时期国学历史命运的起伏兴衰，希望能给当今的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
一、近代国学的发展历程
从1902年梁启超筹办《国学报》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合并或停刊止，近代国学讨论与研究历经半个世纪。① 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映照出近代国学的历史命运。大致而言，近代国学经历了晚清十年、民初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三个阶段。
晚清十年时期：国学的肇始阶段。1887年，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发表《日本国志》，其中已经提到日本“国学”，可惜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西方联军以武力占领中国国都北京，震惊朝野。以此次事件为标志，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转向：其一是民众对政府已经失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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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抱太大的希望，其二是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欧化”，特别在青年中表现明显。国学思潮的出现，一是为了挽救中国文化，二是为了改变或抵制“欧化”倾向。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筹划创办《国学报》，与好友黄遵宪商议，黄遵宪建议创办《国学报》可以暂缓，不妨先撰写《国学史》。随后，梁启超发表了《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一文，主张输入西学与弘扬国学并重，不要担忧西学输入会冲击国学。他说：“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它留学欧美之学僮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② 1902年，章太炎流亡日本，发起成立国学讲习会，系统讲授国学。章太炎所讲的国学内容包括：“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三、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③ 1905年，学者江起鹏编写的《国学讲义》出版。该书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日本奉行“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相持并进”与“学于人而不至役于人”的学术方针。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应该走这条路。就如何研究国学，该书认为应该坚持这样几个原则：“（一）不徒事诵读，而实奉圣训；（二）不专事诂训，而通知大义；（三）广参世界之学说，以阐发微言；（四）实体先圣之志愿，以普救同胞。一言以蔽之曰，实尊我孔圣者。务去二千年下似是之学说，而还我二千年上真正之孔子。毋拘牵，毋颛预，毋自封，毋自隘，则庶乎为圆满之国粹主义乎。”④ 要求回归先秦，重新振兴古学。1904年，邓实先生发起“国学保存会”；1905年创办《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1908年成立“神州国学社”。邓实认为：“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⑤ “国粹者，精神之学也；欧化者，形质之学也（欧化亦有精神之学，此就其大端言耳）。无形质则精神何以存？无精神则形质何以立？……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⑥国学保存会还计划开设国粹学堂，其学制为三年，科目包括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武事等⑦，后来因为经费问题而没有实施，但也反映了时人研究国学的宏大设想。
晚清时期，除以上所提相关国学研究机构外，还有章氏弟子马裕藻等人发起的北京国学会、杭州国学会，谢无量、廖平、刘师培、宋育仁等人执掌的成都国翠馆（后改名国学学校、国学专门学校），罗振玉、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吴仲、沈宗畸等人的《国学萃编》等。这些国学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无疑推动了国学研究的深入。
这一时期国学研究重点主要在于，通过系统整理国学来保护国学。他们认为，只要国学、国粹能够保存，国家即使灭亡，朝代即使更替，中华民族还是有希望的，中国依然会屹立于世界。但是，如果国学衰微，传统消失，国家即使不灭亡，朝代即使不更替，也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
民初一二十年代：国学的兴盛阶段。清朝灭亡，民国建立。政权的更替与国体的变更，并没有使刚刚兴起的国学研究夭折，相反，共和体制下的民主、自由气氛，给国学的讨论与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发端于晚清的国学研究依然进行。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东京重新出版《国学丛刊》。同年，陈尔锡、吕学沅等人先后在东京、北京创办国学扶危社及《国翠》杂志。1915年，倪羲抱等人在上海创办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章太炎重新出山，在上海系统演讲国学，引起时论的高度关注。
1919年，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⑧。1923年，胡适为《国学季刊》写“发刊宣言”，系统提出他的国学观。在这篇宣言中，胡适首先回答了有些人对国学的担心与忧虑。胡适指出，国学并没有沦亡；孔教并不代表整个国学；国学的衰微不能归咎于西方学术思想的输入。他说：“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⑨ 其次，胡适对明末以来三百年的国学研究作了总结，认为在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存在不少缺陷：一是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这三百年的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古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古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⑩。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清儒有鉴于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11)。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他们排斥异端；他们得着一部《一切经音义》，只认得他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他们拿着一部子书，也只认得他有旁证经文古义的功用。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兜来兜去，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12)。胡适最后指出：“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我们认清了国学前途的黑暗与光明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因此，我们提出这三个方向来做我们一班同志互相督责勉励的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翠研究的数据。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13)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院、齐鲁大学国学所等一批国学专门研究机构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后，高举“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大旗，藉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声威，迅速在学术界崛起，以致国内一些高校纷纷起而效之。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议决设立国学院，并制定了系统整理国学的计划书。1925年底，厦门大学也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并于次年，在原北大国学门成员沈兼士、林语堂、周树人、顾颉刚等人的加盟下，按照国学门的模式，制定了厦大国学院《研究院章程》和《办事细则》，设立了考古学会和风俗?{查会等机构。而1928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不但主事者中顾颉刚、商承祚、容肇祖等多出自国翠门，在组织体制上，其所设之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亦多仿国学门而来。清华于1925年设立国学研究院。首批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教授，李济为讲师。课堂演讲有王国维《古史新证》、《尚书》，梁启超的《中国通史》、《历史研究法》，赵元任的《方言学》，陈寅恪的《西人之东方学目録学》，李济的《民族学》、《考古学》等；指导学生进行的专题研究，有王国维的《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梁启超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东西交通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赵元任《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翠》、《中国乐谱乐?{》，陈寅恪的《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的《中国人种考》等27个科目，细目则有37种。至1929年，招收74人，除2人退学与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者68人，其中有姜亮夫、姚明达、王力、徐中舒、陆侃如、杨鸿烈、谢国桢等，成为国学研究的一支生力军，同时推出涉及多种学科的成果。与大学教育相呼应，各类学术刊物竞相问世，成为发表国学研究成果的阵地与平台，如北大的《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国学季刊》，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国学研究会讲演録》及国学丛书，清华的《国翠论丛》、《实学月刊》及教授主编的丛书（如王国维《蒙古史料四种校注》、陈寅恪《大宝积经论》、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等），燕京大学的《燕京季刊》。受此影响，有的报纸也开辟了副刊，如《民国日报》的“国学副刊”等。
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国学的衰弱阶段。1927年，被新旧学人共同尊奉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1929年，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梁启超去世于北平协和医院。国学研究领军人物的谢世，直接影响和削弱了国学的研究与发展。1927年，成立不到一年的厦门大学国学院宣布解散。192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也宣布解体。“九月，清华改属教育部，改为国立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撤销”(14)。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改名为国学馆，师资严重外流。国学大师的相继离世及国学研究机构的先后解散，无疑是曾经一度兴盛的国学研究转衰的标志。另外，在国学研究的热潮中，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借用国学而宣扬民族主义的情绪，反对学习西方现代民主与科学。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对此，一场批判国学的思潮开始形成。1929年，何炳松发表《论所谓的“国学”》一文，批评国学泛滥。他说：“我觉得近来国人对于国学一个名词，或者误会他的意思，或者利用他的名义，来做许多腐化的事情。我以为如此下去，不但我国学术有永远陆沉无法整理的危险，而且由国学两个字生出的流弊层出不穷，将来一定要使得我国的文化永在混乱无望故步自封的境界里面。我因为见到这种情形，所以要仿现在时行的办法，提出一个口号来，这个口号就是：‘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其理由是：国学两个字的来历很有点不清；国学两个字的意义广泛模糊，界限不清；国学两个字犯了我国向来囫囵吞枣的大毛病，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这就国学本身而言，稍微引申一点，“国”字风行时髦，也折射出国人一种自我炫耀、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或小国家主义的情绪。何炳松说：“我国近来‘国’字的风靡一时，好像中国无论什么一种丑东西，只要加上一个国字，就立刻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样子。五更天、十八扯的?{子，现在不叫小调而叫做‘国乐’了。卖狗皮膏药的勾当，现在不叫走江湖而叫做‘国医’了，甚至前一个月上海四马路上的混沌铺，亦要叫做‘国菜馆’了。这样类推下去，那末，小脚、辫子、鸦片等等东西，亦都可以叫做‘国脚’、‘国辫’或?者‘国烟’了。这不但弄得‘斯文扫地’，而且‘国’字竟变成妖魔鬼怪的护身符了。这不是国学两个字所引出来的流弊么？我们要澄本清源，当然非先将谬种拔去不可。这亦是国学应该推翻的一个理由。”(15) 郑振铎也随后发表《且慢谈所谓“国学”》，支持何炳松的观点。
国学衰弱，原因固然很多，如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国学的攻击与批判。吴稚晖的言论颇有代表性：“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鸦片相依为命，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16) 但主要原因还是国学的概念不清，分类含混。无论是国粹也好，国学也罢，即使是新派人物提出的国故学也不例外。钱穆指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鸡判断。”(17) 陈独秀认为，“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胡涂不成一个名词”(18)。曹聚仁试图以国故学替代国学。他批评国学说：“国学二字，浮动于吾人之脑际者经年矣。闻有一二博学者不察，用以为中国旧文化之总摄名词，逐流者乃交相引用；今之国学如麻，略识‘之无’，能连缀成篇，谓为精通‘国学’；咿唔诗赋，以推敲词句自豪者，谓为保存‘国粹’。他则大学设科研究中国文学，乃以国学名其系；开馆教授四书五经，乃以国学名其院。人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鸣其高。势之所趋，国学将为国故学之致命伤。国学一日不去，国故学一日不安。斩钉截铁，惟有轰之一法。”(19) 他说：“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故为澄清学术界空气计，不能不轰国学。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如之何其可不轰耶？”(20) 曹聚仁炮轰国学，他的国故学同样遭到别人批评。许啸天指出：“‘国故学’三个字，是一个极不彻底极无界限极浪漫极浑乱的假定名词；中国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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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学，便足以证明中国人绝无学问，又足以证明中国人虽有学问而不能用。”(21) 随着新式学科门类的完善，原属于国学核心内容的历史学、哲学、文学及考古学相继独立，国学衰弱亦在情理之中。
二、近代国学讨论的主要内容
近代国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主要围绕国学的定义、国学的分类、国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
第一，关于国学的定义。国学基本上是一个外来词，容易产生歧义。经学、古学、中学、旧学、国粹、国故也是国学的不同表达，与哲学、洋学、西学、新学等相对应。概括起来，关于国学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国学即一国之学，即中国学术的总称。《国粹学报》主编邓实的国学定义是：“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22) 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23) 郑奠在《国学研究方法总论》中指出：“愚谓国学之范至广，凡域内固有之学，无间于心与物皆隶焉。即至方技艺术，有理可究，有法可守，有益于民者，亦得被此称。固非词章之士所能专也。”(24) 蔡尚思认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25)
国学是区别于“君学”的中国思想文化。这种观点在晚清国粹派中比较流行。他们认为，所谓国学，主要是指中国先秦时期的学术。这是国学的繁荣与兴盛时期。秦汉以后是“君学”时代。国粹派认为，国学乃中国文化之正宗，君学是中国文化之变异。国学代表自由、平等，君学乃是专制独裁的同义语。二者几成水火，势不两立。国粹派倡导国学，反对君学，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
国学即国故学。曹聚仁极力鼓吹国故学，认为它是一门科学。曹聚仁对国、国故、国故学三个词分别加以诠释。关于“国”：“中华民族所组织之国家，曰中国。故‘国故’之‘国’，乃专指中国而言，非泛称也。‘故’之义为‘旧’；以今语释之，则与‘过去’二字相当。”关于“国故”：“中华民族在过去三千年间以文字表达之结晶思想也。”不包括非结晶思想与物质文化部份。辟于“国故学”：“记载此思想之生减，分析此思想之性质，罗列此思想之表现形式，考察此思想之因果关系，以合理的、系统的、组织的方式述说之者也。简言之，国故学者以“国故”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法理之，使成为一科学也。”(26) 胡适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27) 曹聚仁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他说：“斯言妄也。胡氏之说，殆迁就时俗而为之曲解耳。抑知‘国故’二字之重心在‘故’；于‘故’，乃知所研究之对象为过去文化思想之僵石，乃知此研究对象已考终于五四运动之际，乃知此研究之对象与化学室之标本同其状态。如果去‘故’而留‘国’，则如呼‘西瓜’之为‘西’，‘太阳’之为‘太’，闻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为国故学必当称为‘国故学’，决无可省之理。”(28) 毛子水认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站在现代的角度，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就是国故学。
此外，蒙文通认为国学就是经学(29)；邵祖平认为，国学就是国文学(30)；顾颉刚认为，国学就是历史学(31)。还有人认为，国学就是考古学。(32) 综观近代关于国学定义的争论，始终没有得出一个被人们共同认可的概念。
第二，关于国学的分类。定义与内涵搞不清楚，分类自然就很困难。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也成为国学分类的现实困境。
一是特定的中国学术史。章太炎所讲的国学内容包括：“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三、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33) 王易的分类是：“经学、小学、哲学、史学。”(34) 锺泰的分类是：“六书篇、声韵篇、章句篇、六艺篇、诸子篇、目録篇、汉宋异同篇、文章体制篇。”(35) 李笠的分类是：哲学部：群经哲学、诸子哲学、释氏哲学、哲学史；史学部：别史、通史、史志、史论；文学部：总集、专集、小说、文评；小学部：形义、声韵；类书辞典部。(36) 吴文祺的分类是：考订学，文字学，校勘翠，训诂学。(37)
二是中国学术史。汪震、王正己的分类是：“经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文学、文章的派别、文字学、清代学术史。”(38) 黄毅民的分类是：“语言文字学、文学史、经学、史学、哲学史、科学。”(39) 马瀛的分类是：“（一）经学；（二）哲学（诸子学、理学、佛学）；（三）史学；（四）文学；（五）其它学术（神秘学术、美艺学术、应用学术、自然学术。）”(40)。
三是中国文化史。胡适指出：“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41) 曹聚仁的“国故学”分类，其实也是一个中国文化史的框架结构：“甲、文学：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平民化文学、病态文学；乙、史学；丙、哲学：道家、儒家、墨家、法家、佛学、宋明理学、东原哲学；丁、人生哲学；戊、政治学；己、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庚、论理学；辛、心理学；壬、天文学；癸、算学；子、其它科学；丑、宗教；寅、美术。”(42)
第三，关于国学的研究方法。如何研究国学，学者们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与研究心得，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922年，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在上海讲授国学。其中，讲到研究国学的5个方法(43)：“辨书籍真伪”，就是要搞清楚古书的版本，知晓哪些是真本，哪些是伪书；“通小学”，即必须认识古代的文字。小学分训诂、形体、谐声三种。因为古代文献中，有些是古时的白话，有些是各地的土话，意思与如今差别很大，因此，要读唐代以前的书，一定要懂文字学；“名地理”，就是弄清楚古今区域沿革。“地理有天然、人为二者，天然者尚易讲，如古今山川，变化极少，试观古籍，亦可知其大概，而人为者则难矣。例如郡县沿革，自古迄今，不知几千万变矣，春秋封建也，而秦置郡县。今之人，于古之大区域之郡，尚能知其梗概，而小区域之县，遂不易辨明，至沿革则更非容易”(44)；“知古今人情变迁”，即一个时代有一时代特定的道德与价值规范，理学家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不知道德亦随时会而变也”(45)；“辨文学应用”，就是写文章，不必讲究什么文体，只要文笔流畅漂亮即可。“文章之妙，不过应用，白话体可用也。发之于言，笔之为文，更美丽之，则用韵语，如诗赋者，文之美丽者也。约言之，叙事简单，利用散文，论事繁复，可用骈体，不必强，亦无庸排击，惟其所适可矣”(46)。仔细揣摩章太炎先生的教诲，对我们研究国学还是有启示的。
胡适提出国学研究的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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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专史式的整理。所谓“索引式的整理”，胡适说：“我们主张，国学的系统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这种‘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人人能用古书，是提倡国学的第一步。”所谓“结账式的整理”，胡适认为：“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账的必要。学术上结账的用处有两层：一是把这一种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份整理出来，交给社会；二是把那不能解决的部份特别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47) 胡适还以《诗经》为例，列举了结账式整理的步骤：异文的校勘；古韵的考究；训诂；见解。所谓“专史式的整理”，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地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一个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这种子目的研究是学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48) 在胡适的鼓励与引领下，其众多弟子沿着这个思路，在各自领域分别做出了不错的贡献。
学者马瀛在其《国学概论》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国学研究的方法。其中包括：观察、会通、怀疑、辨伪、明诬、勘误、归?{、比较、分类、整理、辑补、统计、调查、发掘、评判共计15种研究方法。观察：选择、浏览、圈点及钩识、精读、钞録；会通：治经学应知家数、治哲学应知流派、治史学应辨真妄、治文学当知变迁；怀疑：疑古、疑今；辨伪：作伪之原因、辨伪?之巨著、辨伪之方法、前人已考定著名伪书表；明诬：寓言、支词、诬妄、传讹、虚构、疏忽；勘误：校勘之证据、错误之由来；归?{：钱大昕考古音、王引之考古词、俞樾考词品、胡适考词格；比较：思想疏密、理论长短、学说异同、传注得失、文辞优劣、事迹真伪；分类：演绎的分类、归纳的分类；整理：索引式、图表式、总帐式、专史式；辑补：辑佚、补作；统计：前人已?作之统计、吾人可作之统计；?{查：方言、风俗；发掘：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古书、新郑彝器、渑池石器；评判：主观的评判、客观的评判。(49) 这些研究方法之细密、全面，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近代国学演变的历史启示
综观近代国学的历史演变及其命运，站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高度，我们得到的历史与现实启示是：
第一，近代国学的讨论，淡化了中西文化的对立，化解了国内学术的壁垒。近代国学的出现与兴盛，直接的诱因是西学。19世纪30年代，西方在完成了其政治变革与工业革命之后，开始有计划地东进，东方世界成为西方开发的巨大市场。西方国家曾经一度想通过外交方式实现与中国的正常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比如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访华、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访华，结果都因为清朝政府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所谓的礼仪问题而错过了实现中西交流的机遇。随后，西方国家先后以鸦片问题、中国附属国问题及传教问题为借口，相继对中国发动了5次侵略战争。西方学者把其概括为西方挑战，中国应战。主要还是政治、军事层面的。当时学人及政府官员的普遍认识是：中国之所以失败，主要是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与政治制度、文化思想没有关系。李鸿章“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判断，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时期中国高层官员的价值取向。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50) 张之洞撰写《劝学篇》，系统阐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在保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与中国政治与文化不冲突的外来成分。这足以说明，这一时期，不论是官员也好，学者也罢，都没有感觉到中国文化出现问题。即使像以激进著称的谭嗣同发出了“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51) 的呐喊，对传统政治与传统文化做了犀利批判，但毕竟属凤毛麟角，不代表群体认知。即便如此，谭嗣同对中国儒学、道学甚至中国化的佛学也是礼赞有加、十分欣赏的。康有为托古改制，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进行新的解读，也只是批评古文经学篡改儒家经典。康有为不但没有对儒家宗师孔子些微非礼，而且对孔子给予高度评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信哉。”(52) 也就是说，直到这一时期，学人也没有提出国学概念。之所以没有提出国学概念，说明当时中西文化冲突激烈，中国传统学术内部壁垒森严。中国文化用国学来表述，国学替代中学，说明中西文化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西文化由以前的紧张、冲突开始转向和谐、融合，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古学与今学已经不能反映中西文化关系的现实。于是，国学应运而生。所谓国学，就是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加以系统整理和总结。这样，国学就与以前的旧学、中学、古学判然有别，国学不再只是中国的过去的学术文化，其中已经包括了西方学术的元素。晚清国粹派的代表人物黄节就认为，对中国有用的固有学术是国粹，对中国有用的西方学术同样也是国粹。他说：“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53)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为《国学丛刊》作序时明确指出：“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54) 就中西关系而言，国学的提出，打破了以往的中学与西学自成一体、壁垒森严的状态，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二者的相互容?{和彼此认同。同样，国学的提出，也打破了中国学术内部的派别之分。长期争论不休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在国学的旗帜下停止了学术内战；泾渭分明的南派学术与北派学术开始沟通交流。
第二，近代国学的讨论与研究，促成了近代的古学复兴。1905年，邓实发表《古学复兴论》，指出：“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作者主张应该回归先秦，复兴中国周秦时代的诸子之学。文章说：“考吾国当周秦之际，实为学术极盛之时代，百家诸子，争以其术自鸣。如墨荀之名学，管商之法学，老庄之神学，计然白圭之计学，扁鹊之医学，孙吴之兵学，皆卓然自成一家言，可与西土哲儒并?{齐驱者也。”(55) 作者对中国古学兴衰历史做了简要回顾，指出：“学术至大，岂出一途，古学虽微，实吾国粹。孔子之学，其为吾旧社会所信仰者，固当发挥而光大之；诸子之学，湮没既千余年，其有新理实用者，亦当勤求而搜讨之。夫自国之人?，无不爱其自国之学。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同一神州之旧学，乃保其一而遗其一，可乎？”(56) 将诸子之学与孔子之学并称国学，大大提升了诸子学的地位，丰富了国学的内涵。邓实呼吁，在继承孙贻让《墨子间诂》、俞樾《诸子平议》、刘师培《周末学术史》等清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国学的研究。他说：“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雪，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吾学者之光也。”(57) 欧洲以复兴古希腊文化为契机，开创了欧洲近代文明。同样，国学派也希望通过复兴先秦诸子学，以实现古学的重新振兴。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齐物论释》、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等，是古学复兴时期的代表作。梁启超英年早逝，其后半生几乎与近代国学运动息息相关。仅就诸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他的著作就有：《子墨子学说》、《管子评传》、《老子哲学》、《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胡适以其影响力，发起整理国故运动，并身先士卒，出版了《中国哲学史纲要》、《白话文学史》等具有开创性的论著，成为近代国学研究中的代表人物。近代今文学的复兴、墨学的复兴、佛学的复兴、王学的复兴，很大程度上都是国学复兴催生的产物。
第三，近代国学的兴起，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与进步。西方学术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学人发生了很大刺激。特别是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的完备与细致，多少使国人汗颜。谭嗣同说：“绝大素王之学术，开于孔子。而战国诸儒，各衍其一派，著书立说，遂使后来无论何种新学，何种新理，俱不能出其范围。”(58) 比如，论及西方商学，中国有《管子》；论及西方军事学，中国有《孙子兵法》；论及西方农学，中国有《商鞅子》；论及西方工学，中国有公输子；论及西方科学，中国有墨子；论及西方哲学，中国有庄子、列子；论及西方外交，中国有苏秦、张仪；论及西方法律，中国有申不害、韩非；论及西方逻辑，中国有公孙龙、惠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结论是：“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59) 蔡元培在谭嗣同说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他说：“老庄之道学，非哲学乎？儒家之言道德，非伦理学乎？荀卿之正名，墨子之《大取》、《小取》，以及名家者流，非今之论理学乎？墨子之经说，非今之物理学乎？《尔雅》、《本草》，非今之博物学、药物学乎？《乐记》之言音律，《考工记》之言笋帘，不犹今之所谓美学乎？宋人刻象为楮，三年后而成，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辨者，不犹今之雕刻乎？”(60) 强以中学内容附会西方近代学科分类，表面上显得理直气壮，其实骨子里流露出的是自卑意识。通过晚清国粹运动与五四前后的整理国故运动，国学体系逐渐形成，博大精深的国学内涵已经具备了与西方学术对话的条件。以此为基础，中国近代学科分类渐次形成。1905年，晚清国粹派代表人物刘师培作《周末学术总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所谓“依类”即仍依西学分类，分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今称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今人认为：“中国学术自此进入基本按西学分类的时代。”(61) 北大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等5个研究室，并相继创立歌?{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改名考古学会）、方言调查会，以贯彻其学术宗旨。清华研究院国学科融合中国书院与英国大学制，分中国语言、历史、文学、音乐、东方语言，另设考古学陈列室。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确定?的国学范围是，历史、文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宗教、美术。东南大学国学院计划分科学、典籍、诗文三部，从学说、图谱、器物三方面，运用各种相关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民族、语言文字、思想学术、文学、诗词曲剧、美术、天文数学、法制、经济学、交通及国际交通、农商工业、哲学、教育、宗教风俗等历史现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分中国哲学、史地、文学、社会经济四科。厦门大学国学院筹备之际，该校文理商教各科主任均参与其事，结果所订章程囊括一切，分历史古物、博物（指动植矿物）、社会?{查、医药、天算、地学、美术、哲学、文学、经济、法政、教育、神教、闽南文化等14组，后招聘到北京大学国学所的几位骨干，组织上基本继承北大风格，设语言文字学、史学及考古学、哲学、文学、美术音乐等5组，并组织风俗调查会。这些设置?，均突破了传统学术七略、四部等分类，体现了近代西学的精神。(62)
其实，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国学，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其主要价值是精神伦理与教化功能。国学对政治转型、经济发展不具备直接作用。面对近代政治、经济乃我至社会的全面衰退，一派学者主张通过振兴国学来挽救政治危机、经济凋敝与社会无序，未免对国学的期望过高，这也是国翠难以胜任的。另一派学者将近代社会全面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国学，希望通过彻底毁灭国学、完全西化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同样也是漏洞百出，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近代国学的兴衰沉浮，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深刻体悟。
注释：
① 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104页。
③ 《国学讲习会序》，《民报》七号，1908年9月5日出版。
④ 江起鹏：《国学讲义》，上海新学会，1906年，第102页。
⑤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2年第19期。
⑥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
⑦ 参见《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
⑧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551页。
⑨ 同上，3卷，第5页。
⑩ 同上，第7页。
(11) 《胡适文集》3卷，第8页。
(12) 同上，第9页。
(13) 同上，第15页。
(14) 浦汉明编：《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第262页。
(15) 何炳松：《论所谓的“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10日
(16) 《吴稚晖学术论著》，上海：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第124页。
(17) 钱穆着：《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重印，弁言第1页。
(18)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16～517页。
(19) 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群学社，1927，第84～85页。
(20) 同上，第92～93页。
(21) 同上，第3～4页。
(22)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2年19期。
(23)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374页。
(24) 洪北平编：《国学研究》，上海：上海民智书店，1930，第3页。
(25) 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上海：上海启智书局，1931，第5页。
(26) 曹聚仁：《国故学大纲》上卷，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社，1925，第7、4、7页。
(27) 《胡适文集》3卷，第10页。
(28) 《国故学讨论集》，第90～91页。
(29) 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第366页。
(30) 参见邵祖平：《国学导读》序，商务印书馆，1947。
(31) 参见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
(32) 参见《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400页。
(33) 《国学讲习会序》，《民报》七号，1908年9月5日出版
(34) 王易：《国学概论》，神州国光社，1932，第5～7页。
(35) 锺泰：《国学概论》，中华书局，1936，目録第1～2页。
(36) 参见马瀛：《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第17页。
(37) 参见《国故学讨论集》，第42页。
(38) 汪震、王正己编：《国学大纲》目録，北平人文书店，1933。
(39) 黄毅民着：《国学丛论》目録，北平燕友学社，1936。
(40) 马瀛：《国学概论》，第19页。
(41) 《胡适文集》3卷，第15页。
(42) 《国故学大纲》上卷，第5～7页。
(43)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第669页。
(44) 同上，第672页。
(45) 同上，第673页。
(46) 同上，第674页。
(47) 《胡适文集》3卷，第13页。
(48) 同上，第15页。
(49) 参见马瀛：《国学概论》。
(50) 《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60页。
(51) 《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337页。
(52)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92页。
(53) 黄节：《国粹保存主义》，《政艺通报》，第21期，1905年7月17日。
(54) 姚淦铭等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365、366～367页。
(55) 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第57页。
(56) 同上，第59页。
(57) 同上，第60页。
(58) 《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99页。
(60) 同上。
(61) 《蔡元培全集》第2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337页。
(62) 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1期。
(63) 参见《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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