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史革新：严复与中国近代文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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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史革新：严复与中国近代文化（三）

3、发挥“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为五四科学、民主旗帜的高张奠定思想基础
科学与民主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核心内容。大致说来，中国人接受近代科学早于接受近代民主的理念。鸦片战争以后的林则徐、魏源、李善兰等人，以及后来的洋务派已经表示了对近代科学的认同。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韬、郑观应、汤震、薛福成等人鉴于洋务运动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改革而拒绝民权的弊病，在提倡西方科学的同时，提出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改革主张，形成了早期的民主思想。他们当中一些人或多或少地意识到科学与民主对于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并将二者联系起来加以提倡。其中讲得比较明确的是郑观应。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
西方国家“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
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
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1][64]
郑观应的这段由三句话、74个字组成的文字，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句“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盛赞西方国家的政治教化，基本表述的是实行民主方面的内容。这是第一层意思。以下两句都是主张通过发展近代经济技术，实现“地尽其利”、“物尽其流”，谈的是发展科学问题。是为第二层意思。郑观应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他对科学、民主的重要性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并将二者联系起来同时提倡，初步形成“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这种主张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然而，严复进一步发挥了郑观应的这一思想，把“科学与民主”并举的主张提得更为明确。
就在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出版[1][65]后将近一年之时，严复于1895年2月4日至5日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在文中，他对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术作了这样的概括：
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1][66]
分而道之，这句话的前半句是讲科学的本质精神是反对浮伪风气，崇尚求真求实；后半句是讲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反对“私家利己”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倡“公平”、“公理”平等原则。合起来讲，是对“科学与民主并举”思想所作的理论抽象和本质概括。尽管郑观应、严复在以上引文中都谈到科学与民主的问题，但是，如果作进一步比较，可以看到二人所论具有不小的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反映了近代国人关于“科学与民主并举”思想形成发展的不凡历程。
从概念使用上看，郑观应所述，无论是科学，还是民主，都讲的是它们的具体形态和具体表现，诸如议院、学校、技艺、农学、铁路、电线、商务等，反映出作者还不能对这些具体形态进行理论概括，认识尚停留在直观性、表面性的水平上。如果联系郑观应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中体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等话语，可以看出，郑观应的“科学与民主并举”思想还受到“中体西用”论的消极影响。相比而言，严复的论述则要深刻的多。严复的论述基本上摆脱了对“科学与民主”具体形态的认识局限，已经尝试进行理论上进行提炼与概括。他以“崇真”和“为公”分别表述科学与民主的本质内涵，反映出国人的科学民主观正在发生从感性认识阶段向理性认识阶段的历史性转变。
从认识的逻辑顺序看，郑观应的表述体现了“从民主到科学”的逻辑思考，严复的表述恰恰相反，体现的是“从科学到民主”的逻辑思考。反映出他们思考问题不同的出发点。郑观应是洋务改革的积极参加者，深悉洋务运动的弊病累累，认识到：“要发展科学技术与近代工商业以致富强，必须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新的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1][67]。因而比较看重政治问题，强调首先从政治改革入手。不惟郑观应如此，近代中国一大批具有本土学术文化背景的有识之士，如王韬、薛福成等及稍后一些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大致如此。严复与以上诸人有所不同。他具有丰富的西学背景，深明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差距，知道要缩短这种差距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必须先从最基本的社会改革做起，为将来的政治变革打好基础，因此他对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比较看重。再者，严复在官场一直受到排斥，基本属于社会政治边缘人物，这样的境遇也会对他多从文化的角度看问题，采取“从科学到民主”的逻辑思考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语言文字的表述来看，郑观应的论述用了三句话，文字繁多，内容具体琐碎，缺乏理论上的提炼。严复的表述则为一言以蔽之，文字简洁，内容集中，理论概括性强，显然要胜前者一筹。
总之，严复不仅对中国近代科学、民主作了充分的阐述，以新的理念充实之、发挥之，而且把“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提升，大大推进了国人近代文化意识的发展，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写下浓重的一笔。经过严复及其他维新志士的鼓吹阐扬，“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在国人心目中日益明晰，最后导致陈独秀等进步人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出高张“科学”、“民主”两面大旗的呐喊。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之路在斯，严复对近代文化建设之功亦在斯。
四 “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严复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重要贡献，还体现在对西方思想学术的翻译介绍方面。从1895年至1909年，严复先后翻译了八部西学名著，主要有：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年出版）、亚当·斯密的《原富》（1901——1902年出版）、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年出版）、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年出版）、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4年出版）、孟德斯鸠的《法意》（1904——1909年出版）、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1905年出版）、耶芳斯的《名学浅说》（1909年出版）等。这八部译著都是西方学术文化中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书籍。它们的翻译出版不仅给中国学界输入了新知识、新理论，开阔了国人的学术视野，而且大大提升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学术的档次和水平，从而奠定了严复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崇高地位。正如胡适所说：“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1][68]。严复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两点：
开创中国人译介西学的新局面。
鸦片战争以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然而，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传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及少量的外国交涉、史志、教育、法律类书籍。如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翻译出版机构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到1880年共翻译出版图书15类、98种，其中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类图书有14类、92种，占了绝大多数。数量最多的是“算学测量”类书，有22种之多；以下依次为“水陆兵法”类15种、“工艺”类13种、“天文行船”类9种、“地理”类8种等。非科技类出版物只有“年代表新闻纸”类6种[1][69]，占总量的6%。梁启超于1897年刊刻的《西学书目表》主要收录从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前出版的西书共28类、352种。其中科技及经济、军事应用性译书所占数量最多，占有压倒优势。非科技类有“史志”、“官制”、“学制”、“法律”、“游记”、“报章”、“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等共8类、89种，占总种类的25%。总之，在中日甲午战前，传入中国的西学内容主要侧重在自然科学、应用知识方面，传入的西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极少，至于西人的思想学术理论类的译著则附诸阙如。这种情况在中日甲午战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后，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推动下，西学输入的形势急转直下，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国人不仅继续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及应用知识，而且把目光移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对西方流行的各种思想学术理论发生兴趣，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和介绍。而对改变这种西学传播态势做出巨大贡献者，应首推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八部译著，都经过作者的精心选择，为当时西方学术界的上乘之作。
《天演论》原著者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该书系统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尤其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极大地震动了中国思想界。
《原富》，原名An Ing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y of Nation,译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该书以经济自由为中心思想，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总结了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完整地阐述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成为欧洲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法意》，原名L’esprit des Lois,今译名《论法的精神》。作者是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该书系统论述世界各国政治及立法源流得失，阐述了“三权分立”、“民主治制”的政治原则，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方面的经典著作之一。
《群己权界论》，原名On Liberty，今译名《论自由》，英国19世纪著名思想家约翰·穆勒所著。该书集中反映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理论，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是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主张思想言论自由，但又认为必须给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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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确的界定，即把个人自由保持在不损害群体利益的范围之内。
《群学肄言》，原名The Study of Sociology，译自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法》。斯宾塞是西方理论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倡导综合哲学、普遍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群学肄言》是其生平重要著作《会通哲学》的入门读物，对于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社会通诠》，原名A History of Politics，即英国学者甄克思写的《社会进化简史》。甄克思用进化论的观点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从“蛮夷社会”到“宗法社会”，再到“国家社会”。这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历史进化进程，相当于后来通常说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
《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都是介绍西方近代逻辑学的著作。其大要在上文已作说明，兹不赘述。
严复翻译西学，立意深远，目光远大，如他所说：“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1][70]。因此，在译书时，严复对译本的选择皆着眼于西学中的上乘之作，而且能够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以上提到的严氏八部译著基本都是西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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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上升时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反映了各相关领域的积极研究水平。它们的内容论及很广，大致涉及到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伦理学等诸多方面，尽为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域外新知。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为正在黑暗中寻找出路的进步知识分子打开了新的思想出路。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例，该书所阐述的进化论被许多新派知识分子所认同。吴汝纶为之作序称赞说：“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1][71]。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看到《天演论》后，深为其中的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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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义所折服，并把它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中。孙中山等革命派也深受进化论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革命进化论的思想。进化论在中国已经不再仅仅属于生物学这一具体领域的学说，而成为被社会各界普遍认同的思想学说，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其他译著也是如此。《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等译著对于中国近代新学科的建立，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奠基意义。梁启超对于清末西学输入颇有微词，但对严复的译介西学却很看重，予以积极评价：“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1][72]。严复的翻译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从自然科学转移到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把西学输入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自严复以后，在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一个译介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热潮。一时间，上自古希腊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学术流派，下至19世纪欧美流行各色思潮理论，纷纷涌入国内，改变了中国思想学术界的面貌。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严复一个人所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几部书，实在要比一大批帝国主义分子与洋务官僚们三十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响应这时代的要求，更能满足这个时代的热望”[1][73]。“严复是将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知识介绍过来的第一人。从而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使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打开了眼界，看到了知识的广阔图景：除了中国的封建经典的道理以外，世界上还有着多麽丰富深刻新颖可喜的思想宝藏”[1][74]。
二、对中国翻译业的有力推动。如果把西学东渐的历史从明末算起，在到清末的300多年中，在中国流行的西学译著绝大多数都是采取外国译者（以传教士为主）与中国译者合作的方式。其作法大体为：外国译者先把译本文字口译成汉语，然后再由中国译者记录、润色，笔述成文。这种翻译方法沿袭了古代时期翻译印度佛学著作的作法。明末清初出版的西学书籍如此，鸦片战争以后流行的西书亦大体如此。傅兰雅曾经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方式作过具体的说明：“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之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1][75]。由此可见，在这种翻译方式中，外国译者决定着译本的选择和内容的把握，掌握着翻译的主动权，而中国译者只起辅助性的作用，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在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半个多世纪里，外国译者是西书翻译的主要力量。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1896年以前出版的西学译著，外国人独译139部，中外译者合译123部，中国译者独译38部。由外国译者独译或合译的西书共262部，占总量的87%，占了绝对优势。参与译书的中国人多数不懂外文，主要从事译文的润色工作，在译书过程中起次要作用。其中，尽管有少数中国译者独译的书籍，如徐建寅译的《德国议院章程》，徐家宝译的《炼钢要言》，舒高第等译的《爆药记要》、《水雷秘要》，沈敦和译的《德国军制述要》，李凤苞译的《城堡新义》、《列国海战记》等，但它们不仅数量稀少，而且是在外国译者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出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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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翻译活动还不能摆脱洋务运动的影响。这种情况发展到严复译书时，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严复的翻译西书活动是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翻译西方名著完全出于一位有炽烈爱国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志趣与良知，既不受外国传教士的影响，也不为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所左右，具有思想上、学术上的独立性。同时，他采取独译的方式从事翻译，以极其严肃、慎重的态度译介西学。从译本的选择到文字的翻译、润色，全都成于他一人之手，而且深思熟虑，精雕细刻，往往“一名之立，旬月踟躇”[1][76]。可以说，中国人完全摆脱外国传教士的影响、真正独立自主地译介西学是从严复开始的。
由于中日甲午战后兴起的维新运动的推动以及严复翻译《天演论》等西学要论的影响，由中国译者翻译的西书大量问世，国人备加关注的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类的译书迅猛增多，改变了自洋务运动以来西学引进偏重于科技知识的倾向。据反映辛亥革命时期西学传播的《译书经眼录》记载，在著录的483部译著中，中国译者独译415部，中外译者合译33部，外国译者翻译35部。中国译者独译者占总量的85%。这种情况与上文提到的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反映的内容相比，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变直接反映了中国翻译队伍所发生的质变。在维新运动以前，中国译者不仅数量少，而且思想水平、翻译能力都不甚高。此后则不然，中国译者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译书经眼录》提到的中国译者多达近300人，其身份有学生（含留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医生、科技工作者、职业政治家、政府官员等，遍及社会中上层的各个群体。他们大都受过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具有新的知识结构与外文水平，能够独立地从事翻译工作。其经历类似严复者大有人在，诸如林纾、马君武、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丁福保、范迪吉、杜亚泉、张相文、樊炳清、赵必振等，即为他们当中的成绩突出者。
此外，严复还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为国人翻译外来学术文化确立了学术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而”[1][77]。所谓“信”是指忠实于译本原意，“达”是指译文通顺，“雅”是指译文力求典雅。这三条标准为严复首倡，逐渐为我国翻译界所认同，“对后世的翻译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1][78]。
严复不仅独立翻译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西学名著，开阔了国人的思想视野，而且提出了从事翻译的学术原则和标准，克服了从前西学翻译中的片面性和被动性，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对外来学术文化的积极引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严复开始，中国人对西学的引进和吸收已经摆脱了受外国传教士控制的状况，从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的输入，从而使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此，清末时即有人明确指出：“即知支那译书，当后胜于前矣。何也？前译书之人，教会也，朝廷也；前译书之目的，传教也，敷衍也。后译书之人，士夫也，学生也；后译书之目的，谋公利也，谋私利也。宜乎后译之力，当万倍于前译之力。前译者为东方之启明，而后译者为经天之烈日；前译者为昆仑虚丛林灌莽中之涓流，而后译者为江河入海处吞天之巨浸，殆时势之一定，而不可改者矣”[1][7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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