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李 帆：《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迈进——严复、刘师培吸纳西学之比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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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 帆：《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迈进——严复、刘师培吸纳西学之比较》（一）

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迈进
——严复、刘师培吸纳西学之比较
李 帆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文字版

晚清之时，中国的学术文化出现了往日无有的新气象，王国维曾以“道咸以降之学新”一语来概括这一局面。[1]的确，道咸之后，世事剧变，学术文化不能不随之发生一系列新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愈益剧烈，并渐次成为影响巨大的学术潮流，学界面貌为之一新。综观当时学界实况，最具影响力并对学术有根本导向作用的潮流当为中西交融和经史地位的转换。[2]中西交融得益于西学东渐，在这一过程里，严复自是厥功甚伟，他所译介的西学名著深深影响了一代学者，给后人也留下了深刻启示。不仅如此，在中学方面他也非凡夫所比，而是有相当高的造诣，故他在译介西学的同时多从事中西会通的工作，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就，以至于梁启超称赞他“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3]严复的工作在当时曾惠及一代学人，国学大师刘师培即是其中之一。关于刘师培在学术思想方面受到严复影响的情形，已有学者作过一些论述，[4]解决了若干问题。但目前看来还颇为不足，还需在两人学术关系方面、学术思想的一致性与差异性方面深入研讨，尤其通过对两人吸纳西学的比较，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并进而完善晚清以降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一）
据现有资料，刘师培正式晤见严复是在1909年，[5]但其在学术思想、学术主张上受到严复及其译作的影响则远早于此。刘氏走上学术舞台，应该从1903年正式发表论著算起，他第一篇涉及西学的文章《小学发微》即为这一年的作品。《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6]显然是进化论影响下的产物，因此时正是进化论风行之际。进化论之风行，肇始于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的出版。《天演论》正式出版于1898年，出版后马上轰动士林，一时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一心想从西学中取经的刘师培不可能不读这部士人皆知、影响至广的著作，这从他此时的诗《读〈天演论〉》（二首）中即可看出。[7]1903年夏，刘师培与林獬共撰《中国民约精义》。从该书所论看，天演进化学说也被采纳，如曾有“盖世界进化之公理，必经贵族政治之阶”之类的议论。[8]严复所译亚当·斯密《原富》亦被提及。1903年11月，刘师培所撰之《中国民族志》由中国青年会出版。通观全书，种族民族主义思想贯穿始终，天演进化之说亦被融汇于内，“今太西哲学大家创为天择物竞之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种族既殊，竞争自起，其争而独存者，必种之最宜者也。”[9]这里“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一语，直接采自严复的《原强修订稿》。[10]总之，刘师培一踏上学术之路，严复及其译作便成为他取经的对象。
从1903年到1919年去世，是刘师培从事学术研究的17年。钱玄同认为，刘师培之学：“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11]综观刘之著述，确有钱说之特征，钱之分期应属不易之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趋于革新”的前六年中，刘师培的学术研究具有交融中西的特色，主要是在体现时代关怀的“预流”学问上下工夫。交融中西，需要媒介，那便是通过读西书了解西学。严译西书最具学术价值，自是刘氏最愿取法者，所以从1903到1908年，除前述《天演论》、《原富》等严译名著外，刘氏先后阅读、引用过的严译名著至少有《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穆勒名学》、《法意》等四种，即严译名著的主体皆为他所知，自然也都对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具体来说，他的中西交融之学，尤其是他将西方社会学与中国小学、西方名学与中国义理交融互释所取得的成就，大都得益于严译名著和严复的学术建树。
西方社会学本属专门学问，与中国之小学并无关联，但严复在译介《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等著作时，常通过序文、凡例、按语、夹注等形式不断援引中国古典文化内容，与所述西方文化比较、对照、印证，尤其在透过语言文字的含义来观察中西文化内涵的异同方面有很敏锐的洞察力，如他曾言及：“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从卪有法度也。’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书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之。’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12]这样一来，社会学便与中国传统学问小学联系了起来。从本质上来说，1908年前的刘师培首先是个学问家，其次才是革命者，他之热心吸纳社会学，除了受其进化理论的吸引外，最根本还在于他自身的国学修养与社会学相契合，特别是其小学修养。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为大国’了。”[13]之所以如此，是因小学被视为治经之初阶，不通小学无以通经。作为经学世家的传人，刘师培所受学术训练亦循此途径，他“幼治小学”，[14]对小学极为重视。有此背景，他在见到严复这类议论后，当然会受到很大启示，于是很快写出《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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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以回应和发展严氏之说。[15]这篇文章征引《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的有关内容和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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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译两书时所作之“译余赘语”、按语、夹注等，并旁及斯宾塞《社会学原理》（马君武译本）、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章太炎译本）诸书，以充分的社会学依据“考中国造字之原”，从而成为小学与社会学互释的研究范例。
社会学著作外，严复所译《穆勒名学》也给刘师培诸多启示。严氏非常重视名实之分，强调概念的严密性。[16]受此影响，刘师培把《穆勒名学》视为“循名责实之学”，[17]他当然也很清楚名学（逻辑学）讲归纳和演绎，曾数次提及此点，但似乎更看重的还是“循名责实”，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在《东原学案序》里，他说：“自宋儒高谈义理，以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心为至灵至神之物，凡性命道德仁义礼智，咸为同物而异名。故条分缕析，区域未明（由于知义理而不知训诂），不识正名之用。”[18]这里指责宋学因不知训诂而“不识正名之用”，强调“正名”的重要。就道学之“理”而言，因其基本上属于一种道德范畴，自身内容的界定相当模糊，要使得其涵义能够清晰起来，必须以具体的方式加以分疏界定。在界定“理”之涵义时，刘师培引入《穆勒名学》中所谓“伦”的概念，[19]认为古人所言之“理”即“伦”，“皆由对待而生，故理亦必由比较分析而后见。”他还进一步引用郑玄“训理为分”之注，从汉学考据角度对“理”作了精确界分，“理可以分，故曰分理，且肌之可分者曰肌理，腠之可分者曰腠理，文之可分者曰文理。且事事物物莫不有理，故天曰天理，地曰地理，性命曰性命之理，犹之科学家之言心理学、物理学、地理学也。”[20]显然，这是将名学与汉学训诂结合起来以“循名责实”。在《理学字义通释》中他进一步发挥了此义。
总之，刘师培对西学的吸纳以及在中西交融之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与严复及其译作带给他的影响关联甚大，某种意义上，严复可谓刘师培在学术上走中西交融之路的引路人。
（二）
众所周知，在晚清，严复的西学成就是巨大而无人能望其项背的。相对而言，刘师培的西学要浅薄得多，因他不通外文，[21]只能通过中文译本了解西学，难免有误解之时，如在《补古学出于史官论》一文中，他征引马君武所译穆勒《自由原理》之见解，认为“无识陋儒皆以学术定于一尊为治世，岂知此实阻学术进步之第一原因哉！”[22]此论采自马君武译本中议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言论，[23]非穆勒原文所有，[24]而是马君武出于思想启蒙有意添加的文字。刘师培不知就里，误为穆勒见解而引证。不过刘氏亦有他的优势，即他的中学造诣极为深厚，以此为出发点吸纳西学，也还是有其独到见解和过人之处的。
刘师培既然不懂外文，接触西学时自是颇受译者影响，其中以严复的影响最大，这已如前述。由于生活环境、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两人在体认西学乃至于交通中西等问题上不可能绝对一致。具体而言，吸纳西学、评判中西学术的角度不同，程度有差。
严复尽管有中西学比附之时，但他往往是站在西学立场上来把握中学，以西学为坐标来评判中学，故多强调中西学相异之处。他认为，如果用西学的眼光观察中学，那么中国的学问不能称其为“学”：“‘学’者所以务民义，明民以所可知者也。明民以所可知，故求之吾心而有是非，考之外物而有离合，无所苟焉而已矣。……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此非仅形名象数已也，即所谓道德、政治、礼乐，吾人所举为大道，而诮西人为无所知者，质而言乎，亦仅如是而已矣。”[25]中国学问不成其为“学”的核心在于它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因中国学问的目的是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而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之道又被认为是先圣已在经书中为后人准备好了的，那么学问内容便自然是经书中的东西，“盖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26]既然道理、知识都在经书之中，那么学术研究必然是围绕经书而进行，久而久之，一定会走向穷途末路。反观西学则不然，“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27]严复如此比照中西学术，贬斥中学，其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改造中学，使中学现代化，故他提出一系列在中国建立类似西学之学科的设想，认为中国虽无政治学、计学（经济学）、名学（逻辑学）、群学（社会学）等学科，但古代典籍中不乏与这些学科相关的内容，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各学科。[28]
在接受西学的出发点上，刘师培是基于中学的。作为经学世家的传人，他的学术根基在于中国古典学术，他之交融中西，起点亦必由此。故而他的所谓“新学”（与其古典学术研究相对之称）虽时以中学比附西学，但最终目的仍在佐证中学。这方面例子颇多，这里仅举一例，如其《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一文，开宗明义便说“西人社会之学，可以考中国造字之原”。[29]既然要用西学佐证中学，所以刘师培强调中西学相通之处，即同的一面，甚至有“西学古微”的倾向。所谓“西学古微”，是指清末对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流行说法，即认为西方科学、哲学、伦理等思想学术在中国古代都已存在。该说并不新鲜，与清初即已形成的“西学中源”说有类似之处。王仁俊辑编的《格致古微》集该说之大成。他用经史子集列目分卷，辑出在他看来与西学相近的古训语录，并在解释中将古训类同于西方科学、哲学、政治、风俗、礼仪等各科知识，如他解释“河出图、洛出书”，便说“此上古地图及地理书也”；解释“震为雷、离为电”，便说“此郑君言电学也”。[30]目前尚无什么证据可证刘师培受过这类著述的影响，但他的某些看法确有与此相近之处，如在《周末学术史序》中进行中西学比附时，便说：“近世泰西巨儒倡明名学，析为二派，一曰归纳，一曰演绎。荀子著书，殆明斯意。归纳者，即荀子所谓大共也……演绎者，即荀子所谓大别也”；“中国社会学见于大《易》、《春秋》”；“古代学术以物理为始基，而数学发明始于黄帝”。[31]在《伦理教科书》中，他先把西方伦理学观念分为五种，即对于己身、家族、社会、国家、万有之伦理，然后便指出，这些“与中国《大学》所言相合，《大学》言正心、诚意、修身即对于己身之伦理也，《大学》言齐家即对于家族之伦理也，《大学》言治国、平天下即对于社会、国家、万有之伦理也。”[32]这段话意在说明伦理学观念中国古已有之。类似例子，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不再赘引。诚然，刘师培在对中西学术进行比附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多样的，有学者将其析为平行类比与同构类比，平行类比即将中外相近的史实平行罗列，同构类比是以思想史为主要内容的类比，即从中西思想观念出发进行类比，以显现思想观念的共同性与普遍性。[33]但不管类比形式如何，其根本目的仍在于以西证中。多了西学这一新手段，对中学的理解与阐释便可较前人更加完备。
严复、刘师培之所以在吸纳西学、评判中西学术的角度上有所不同，与两人学术观上的差异密切相关。1895年2月起，严复相继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并陆续翻译了《天演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穆勒名学》等西书，他的中西学术观大多体现在这些论文和译书里。在《救亡决论》中，他指出：“驱夷之论，既为天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34]他是欲借西学以救国。他所以力主通西学以救国，很大程度上是因看到中国政教“少是而多非”，中国学问也需待西学评判，“君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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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35]这段话表明，在政治层面上，中国之政教颇有不足，但在学术层面上，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却不能一概否定，其内部确有“不可易”的“精意微言”，只是这样的“精意微言”，需“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方能得之。可见在严复眼里，中学之价值，无法自我体现，[36]要靠通晓西学后“归求反观”，加深理解，才可“窥其精微”。[37]如此一来，西学自然成了评判中学的座标。那么他往往站在西学立场上把握中学，强调中西学相异之处，便也顺理成章了。
比之严复，刘师培的中西学术观有所不同。众所周知，刘师培是国粹派的中坚。国粹派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38]且主张“古学复兴”，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和“借西学证明中学”，这在《〈国粹学报〉发刊辞》和《〈国粹学报〉略例》中都有阐发，即“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借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39]有人推断《发刊辞》是刘师培所撰。[40]不管是否刘师培所撰，作为刊物的《发刊辞》和《略例》，其所提出的观点至少代表了包括刘氏在内的主办人的主张。表面看来，在处理中西学关系的问题上，“借西学证明中学”的路径与严复的“归求反观”相近，都有以此加深对中国学术文化之理解、把握其精义的用意。但细细考究，便会发现，两者在立足点上存在差异。在严复那里，中学之价值，要靠通晓西学后“归求反观”，才可“窥其精微”，于是西学成了评判中学的座标。而在包括刘师培在内的国粹派学人心目中，“国学”（按指先秦诸子学）与西学是相合的，刘师培即认为诸子之书与西书相类，“有学有术”，[41]不若后世之有学无术。但秦汉以降，“国学”变成“君学”，渐渐失去生命力，不复当年“有学有术”之光辉，所以才要倡导“古学复兴”，[42]像欧洲文艺复兴借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开近代文明之先河一样，通过复兴先秦诸子学而重新振兴中国文化。正因强调的是中西学相合，所以刘师培更愿于中西学相通之处做文章，尽力把握双方“同”的一面，最终目的在“借西学证明中学”，西学不过是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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