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繁华图-范金民：清代苏州城市文化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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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范金民：清代苏州城市文化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五）

二
《姑苏繁华图》在展示盛清苏州工商市肆繁盛景况的同时，也对其时苏州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有着生动形象的写照。试择其典型者略作述说。
（一） 科举教育文化
“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1][140]明清两代，苏州人成为最擅长科举考试的应试高手，及第人数多、比例高、名次前，在全国罕有其匹。清代全国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状元出在苏州一府。状元之多，以致康熙年间的苏州人汪琬在词馆日，将苏州状元夸为“土产”，令抑揄苏州少特产的同僚张口结舌[1][141]。康熙末年的江苏布政使杨朝麟也感叹道：“本朝科第，莫盛于江左，而平江一路，尤为鼎甲萃薮，冠裳文物，兢丽增华，海内称最。”[1][142]徐扬绘图的乾隆前二十年代，正是苏州科举考试中第人数最多的时期[1][143]。苏州之为人文渊薮，既得力于雄厚的经济实力，更得力于塾学、县学、府学、书院教育的发达，还得力于全社会好学勤学、重教重考的良好风尚和义学等社会办学的善后举，家庭之培养，师友之提携，环境之熏陶，所有这些，使得苏州人在科场考试中居有最为显赫的地位。《姑苏繁华图》也有反映苏州人读书和应考的诸多场景。
灵岩山村前就有一家书塾，一位馆师似乎正在考查一个学童，另外两个学童正在看书，旁有一个仆役在洒扫。小小村塾的景象真切感人。此即徐扬在自跋中所谓“万卷书香，或受业于先生之席”的场景。
灵岩山牯岭之西，则有一座书楼坐落于茂林修竹之中，一长者正在挥毫，另一人正在冥思苦想。苏州的不少文人，就是在这种幽静的环境中完成考前学业的。后述构造遂初园的吴铨，就是在他的“璜川书屋”训课其子的，后来其孙泰来终于高中甲科。
在山塘桥的西桥堍，还座落着一所义学。小门上写着“义学”二字。三间书屋中，塾师正在辅导九个孩童功课，其中一个被罚下跪，一个正在聆听讲解，另外七个在两间书屋内读书讨论。义学是为族中无力攻读的贫寒子弟而设的，最早创于北宋范仲淹建立的范氏义庄。清前期苏州义庄开始增多，大多设有义学，以供族人读书。工部郎中蒋文滂就在半塘彩云桥设立了义塾，以教族中无力子弟[1][144]。清中期清节堂等慈善机构也设有义学。
苏州既为人文渊薮，府学、县学屋宇宏敞，生员众多，成为乡、会试的主力。在成为生员前，童生皆应参加所在县、府的考试，即县试、府试。《姑苏繁华图》就绘下了在苏州知府衙门举行的府试。大概因为考生太多，或者因为严肃监考，府试没有像其它地方那样在府学举行，而是安排在府衙。衙内披红挂彩，应试考生密密麻麻地挨挤在设于两庑的考场内，似乎考试正在进行中。大门、仪门重重关闭，各有官员严密把守，气氛森严，监考吏役似乎正在听候主官分配任务[1][145]。这就是徐扬在图跋中所说的“三条烛焰，或抡才于童子之场”的景况。如此庄重而又宏大的府试场景画，可能也是难觅其双的。府衙大门前临时高竖“天开文运”横匾，红底黑字，十分醒目，衙前站满了执事员役和围观者。衙前横街两旁牌楼，右首为“吴中天府”， 左首为“春申旧迹”，显示出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衙西为商肆，路北有“三元斋”糕团店，大书“状元糕”的红色招牌，路南是文具店，也大书“状元考具”、“三场名笔”、“试卷”等市招。这些讨彩口的市招，迎合了考生一心考个好名次的心理。所有这些，连同透过胥门城墙远远可见的苏州府学，木渎迎亲队伍中的“翰林院”、“状元及第”等道具，营造出了苏州浓厚的考试文化气息，使人自然地将苏州文化的昌盛与全社会注重考试的气氛联系在一起。
（二）曲艺丝竹文化
苏州又是极为著名的戏曲中心，沈朝初《忆江南》词所谓“苏州好，戏曲协宫商”。章法《竹枝词·艳苏州》所谓“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童识戏文”，《竹枝词·说苏州》所谓“不拘敷粉与烟薰，七八年头学戏文” [1][146]。清中期吴江黄匏子《续咄苏州》更谓“生得男儿貌可观，学须歌曲动人欢。男身偏作女身事，夜夜相陪大老官”[1][147]。吴人本有善讴才能，擅长将水乡风光形诸于歌词，古乐府有《吴趋行》，唐初人谓“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绵徐游，国士之风”[1][148]。自明后期“魏良辅创为新声，梁伯龙制为艳词”，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顾古调不作，兢为新声，竹肉相间，音若丝发”[1][149]。从此昆曲流行全国，形成南昆、北昆两大支派，而又出现“四方歌者必宗吴门”的局面[1][150]。康熙时，据说苏州一地戏班多达千计，其中以寒香、凝碧、妙观、雅存四大戏班最为有名。梨园子弟成为文人汪琬夸耀的两种苏州“土产”之一。雍正、乾隆时，苏州“城内城外，遍开戏园”，戏剧演出，“昼夜不绝”[1][151]。乾隆中后期，苏州集中了70余个戏班，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域[1][152]。据说苏州原无戏馆，民间凡酬神宴客，优人在虎丘山塘河中卷梢船上演出，观众坐在周围的沙飞船、牛舌小船上观看。因为水上观戏有覆溺之险，雍正时有人驾屋为戏馆，随后群起仿效，不久戏馆即多达30余家[1][153]，戏剧演出由摇摆晃荡的水上卷梢船移到了岸上固定宏敞的戏园。这些戏园，因为商家会馆宴客而产生，因而分布在市肆繁盛的金、阊一带。乾、嘉之际，“盖金、阊戏园，不下十余处，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为待客之便，击牲烹鲜，宾朋满座”[1][154]，人称“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戏”[1][155]。徐扬生活的时代，正是苏州戏曲最为兴盛的时期，《姑苏繁华图》绘录的金、阊一带，又正是戏馆最为集中之地，所以图卷中有多处戏剧场景。
展开图卷，刚到木渎，在斜桥桥堍临河的厅堂内，有两人相对而座，其中一人弹奏着三弦，另一人伴奏，手持乐器似为琵琶，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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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的苏州三弦琵琶弹唱。这是百姓人家自娱自乐的形式。康熙皇帝对三弦弹唱也怀有浓厚兴趣，曾要人问80余岁的南府教习朱四美，“琵琶内共有几调，每调名色原是怎么起的？大石调、小石调、般涉调这样名色知道不知道？还有沉随、黄鹂等调，都问明白。将朱四美的回话叫个明白些的著一写来”[1][156]。康熙、乾隆祖孙两人各各六次南巡，在苏州几乎每次开宴演戏。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在苏州连驻六天，苏州织造李煦每天进宴演戏。李煦甚至“寻得几个女孩子，要教一班戏送进，以博得皇上一笑”[1][157]。如前所述，江南织造还曾选送乐器制作高手进京。乾隆时苏州评弹艺术已臻成熟，著名弹词艺人王周士曾奉召至御前演唱。可见徐扬绘录下三弦弹唱的场面，与实际符若印契。
后述木渎遂初园中则是一幅堂会场景。轩厅上座席环列，高朋满座，正在演出堂会节目。前轩铺有地毯若舞台，台上有青衣、童子二人演出，剧情似为南戏四大名剧之一的刘剧《白兔记》。图中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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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咬脐郎出猎追逐白兔而与母相见的一幕。坐地而泣者为李三娘，肩担木桶者即代母挑水的咬脐郎[1][158]。这类情节的戏，江南人是百看不厌的。怀胥桥畔，又有一大户人家延请优伶在楼台献艺的情景。楼台正中红毡一方，一女子歌舞其上，体态轻盈，婀娜多姿；旁有乐师二人，一操琵琶，一操管笛，为之伴奏。厅堂上端坐二人，稍向前倾，大概一客一主，旁有侍者二人趋候，邻家闺阁女子也掀廉谛听。当时虽然已多戏园，但条件优裕之家仍喜招请戏班在家中演堂会，自在而惬意。像璜川吴氏这样时当全盛的书香门第，举办堂会是最时髦的雅事。徐扬此图正是当时苏州文人娱乐活动的写照。
图卷在狮山之前，又是一番春台社戏场景。在高扬着“恭谢皇恩”的幡旗下，临河处一座扎彩的戏台，正在上演社戏。戏台上有演员三人，一黑衣男演员手持小铜锣，一女演员腰系花鼓，一公子模样者上前作调戏状。这可能是明代传奇《红梅记》中的一出《打花鼓》。这是乾隆时著名的时剧。戏台后部有乐手三人，即俗称“场面”。其侧有人正将一盘糕点送上戏台，似为祁求祛灾降福的祝愿吉祥物。台下观众人头攒动，足有数百人，四周还有人从田间小道或坐着小船赶来，有杖策的老者，也有随大人而行的孩童，还有负担前来做生意的小贩。台前已挨挤不开，后至者只能站在条凳上引颈而观，更有攀于树上者，立于船舱顶上者。戏台左边的席棚下，则站立着观戏女子。观者皆神情专注，懂戏者好像在为人指点解释[1][159]。春台社戏是大众娱乐活动的重要形式。嘉、道时苏州人顾禄记道：“二三月间，里豪市侠，搭台旷野，醵钱演剧，男妇聚观，谓之春台戏，以祈农祥。蔡云《吴歈》云：‘宝炬千家风不寒，香尘十里雨还干。落灯便演春台戏，又引闲人野外看。’”[1][160]道、咸时苏州人袁学澜吟词道：“湖乡演剧搭春台，花爨名班城里来。江幔茶樯成哄聚，日斜人掠社钱回。 村人春日演剧，名春台戏。”[1][161]图卷中戏台左旁的女子席棚，正与章法《竹枝词·说苏州》的描写吻合：“台戏傍边搭小台 若高若低，若大若小，若远若近，上或遮日，旁无物挛，家家先送女人来。未开场候由人看，临了还看逐队回 半日神魂消荡，此刻悠然目送而已。”[1][162]徐扬这个内廷画院供奉，并不仅画士夫堂会，而且照录了大众娱乐的热烈气氛。
在热闹场所阊门月城南侧，徐扬又绘录了一幅江湖卖艺场景。城脚下，一女子手持长竹竿正在表演走绳索，整个南码头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楼上的商铺伙友也纷纷推窗观看。苏州这一富庶繁华之地，四方来此游串谋生的江湖艺人终年不断，有耍猴舞狮、飞叉吞火、小曲莲湘、十锦戏法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1][163]。乾隆时人顾公燮说：“以吾苏郡而论，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其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1][164]。乾隆《吴县志》也说：“幸有豪奢之家驱使之、役用之，挥金钱以为宴乐游冶之费，而百工技能皆可致其用，以取其财，即游民亦得沾其余润，以丐其生。”[1][165]图中出现的江湖卖艺场景，正是“游民亦得沾其余润”的生动写照。
仅仅一幅图，徐扬择取典型场景，画笔所及，兼及苏州戏曲文化从高雅堂会、三弦琵琶、春台社戏到街头杂耍的各个层次，以图卷的形式，较为全面而又形象地展示了清中期苏州戏曲文化的繁盛景况[1][166]。
（三）婚礼习俗文化
康熙《苏州府志》载当地婚礼习俗谓：“婚礼通以媒妁，先纳采曰拜门，后纳征曰行聘，有道‘日有催妆’。……吴县西乡迎娶皆用小锣引导。女出阁，有踏甑跨鞍之仪，上百子花髻，以笄纬帐遮围之。夫家送酒二樽、鸡豕二物，曰‘合蹄鸡’、曰‘鸡鸣酒’礼。花灯鼓乐导引彩舆入门，有迎龙、牵彩、傅席、坐床、合卺、掠鬓之目。小舅十余龄者选亲曰‘保嫁’，设席款之曰‘卯筵’。新妇三朝庙见，七日上现，以礼物见于舅姑，一月则归宁。”[1][167]通过媒妁订亲后，男方就要向女方送彩礼、聘礼，以及逢年过节时的节礼，所以当地人称“日有催妆”。这是男女双方自送庚帖订亲到新婚后新娘回娘家的全过程。
《姑苏繁华图》则出现了两处婚礼场景。一处在木渎镇中心。河中一条扎彩大船，船头上歇了一顶四人抬花轿，轿子前有一人引领，轿子旁后站立着披了红绸的迎亲人夫，船舱内只剩二人在向外观望。大船右前方一条小船，一支11人的迎亲乐队，或坐或站，吹喇叭的，吹笙管的，敲锣的，打鼓的，正热闹着。大船前一条小船，挤满了擎着“翰林院”字样掌扇、“状元及第”字样纱灯的男男女女。婚礼船队正缓缓通过热闹的木渎中市。两岸以及临街店家住户多在观看议论着这支婚礼船队。需要指出的是，对这一婚礼场面，苏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张英霖、姚世英所作的图版说明称：“观前行之船所载书有‘翰林院’、‘状元及第’等字样的矗灯，似为状元府的迎亲船只。”秉琨在《清·徐扬〈姑苏繁华图〉介绍与欣赏》也以“木渎镇与状元船”为分标题，认为“这大概是中了状元授职翰林院回乡夸官的游河船只，也或许是迎亲船”。实际上，当时民间娶亲也习惯用翰林院衔及官衙排场，以壮场面。康熙末年昆山人章法《竹枝词·艳苏州》其七就记录了这一有趣习俗，谓：“平民娶妇轿非凡 不徒锦幔刻丝，并装细巧戏文故事，或五彩绫绢、纱罗、绸缎，巧扎十二宫人。至于崇基楼阁，悬列花灯，四抬四扶，八抬八扶，皆数见不鲜矣。四匹红罗仆作衫 非自己仆即亲戚家人，再不可得，倩人可也。然必朝靴金花，四人列于花轿之前。百对花灯 有充灯头者，家备艳丽宫灯、明角奇式红灯，与各乡宦官衔对灯、打灯。遇事一呼则人灯毕至。红黑帽 衙门可借，泛地可送，贪其酒饭与喜封也。或赁其衣帽自扮，或向社会那用，必有开棍鞭子，遇转湾处吆喝声长。至于临门升炮，尤其常事。高掮掌扇翰林衔 用红纸书‘翰林院’三字以贴之。今闻脚夫家‘肃静’、‘回避’金字牌，金鼓、旗、银瓜等件，无一不备。”这些记载简直就是对上述迎亲仪仗的注释。章法还记了一则轶闻：“昔苏州周卜二在维扬，维扬人卒问曰：‘何故汝苏州庶民俱不娶妇？’周曰：‘来也。’人曰：‘我前寓苏，见迎娶皆翰林院之伞与掌扇也。’卜二舌剑唇枪，时亦为之默然。”[1][168]乾隆初年的王应奎也记录了苏州普通民人嫁娶喜用“翰林院”字样的掌扇以作仪仗：“苏俗娶妇者，不论家世何等，辄用掌扇、黄盖、银瓜等物，习以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尤必粘‘翰林院’三字。”[1][169]可见无论士夫庶民，每家娶妇时掌扇都以“翰林院”字样装扮场面，寓意子孙科第发迹。这一场景，并非状元婚娶景象。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使我们在文献记载以外能够一睹当时民间娶亲的现实情景。
另一处场景在黄鹂坊桥弄。夫家已将新娘接到了家。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大红彩幔横披，红绸如意结飘垂，亲朋好友、大人小孩点缀其间，新婚人家一派喜气洋洋。花轿尚停在院中，嫁妆一字顺排在门外，正在陆续往新房中搬。鼓乐声中，室内婚礼正在进行。男方父母端坐堂上，在老者司仪的吆喝声中，已经到了二拜父母仪式，大红拜垫上，新郎已经跪下，新娘则俯身前趋，欲下跪拜叩舅姑。门外则贺喜的亲友正纷至沓来。这就是徐扬在图跋中所说的“嫁娶朱陈，及时成礼”的具体体现。
《姑苏繁华图》中的这两处婚礼场景，将18世纪中期苏州民间婚仪演绎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这可能是那个时代惟一的婚礼画面，弥足珍贵。
（四）园林胜景文化
苏州以市肆胜，也以园林胜。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城里半园亭。几片太湖堆崒（山律，上下结构），一篙新涨接沙汀，山水自清灵。”苏州自明中后期兴起园林砌造之风后，清前期再掀高潮。徐扬所见，正是苏州园林全盛时期。因而《姑苏繁华图》中绘录了苏州的不少园亭胜景。
最早进入图卷的是座落在古镇木渎的遂初园。木渎在苏州西南30里，是南宋以来即有名的古镇。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就舟到木渎，登陆游邓尉、灵岩山诸胜，乾隆更多次到过木渎。大概正因为此，徐扬绘图起自灵岩山，由木渎镇东行。古镇不独工商兴盛，而且风景优美，有法云古松、白塔归帆、南山晴雪、斜桥分水、虹桥晚照、下沙落雁、山塘榆荫、灵岩晚钟、姜潭渔火、下津望月十景。这十景在《姑苏繁华图》出现不少。
遂初园在木渎东街，吴铨所筑。钤字容斋，康熙末年任吉安知府，归田后筑此园。全园楼阁亭榭台馆轩舫，连缀相望，垣墙缭以怪石，嵌以古木，中植嘉花名卉，“云林杳霭，花药参差”。沿着长廊西折至西南，为“拂尘书屋”，深静旷敞，林荫如幄，宜于休坐。经林丛而北，为“掬月亭”，俯临清流，倒涵天空，影摇几席，宜于赏月。自亭而东，随堤南折，为“听雨篷”，宜夜卧听雨。东为“鸥梦轩”、“凝远楼”，宜于眺览。登楼四望，馆娃西峙，五坞东环，天平北障，皋峰南揖。楼东为“清旷亭”，绮疏洞开，招纳远风，宜临风畅怀。自亭而南，拾磴级，穿梅林，耸然而高者，为“横秀阁”。登阁而放眼东北方，平畴万顷，阡陌纵横。另有“补闲堂”，平室深窝，交窗复壁，寒暑咸宜[1][170]。遂初园在当时，不但木渎镇上园林无出其右，甚至在整个苏州也可谓“极园林之胜”。园既落成，吴铨请康熙五十四年状元、同时卸任告归的同乡徐陶璋为园作序，请饱学之士、日后成为翰林院编修的沈德潜作记。铨生在徽州之璜源，随其父侨居上海县，又由上海迁苏州，因以故里之名题其读书室，为“璜川书屋”。书屋蓄书万卷，皆珍本秘籍，如北宋本《礼记单疏》世所罕见。吴下知名士惠栋等皆前往切蹉，吴家遂以“璜川吴氏”而大著。吴铨在园中，“日取经籍，训课其幼子，暇则登高眺远，揽山色波光之秀”，优游林下[1][171]。
吴铨故后，书籍散逸。铨长子用仪，号拙庵，又购书数万卷，多宋元善本；次子成佐，号嬾庵，也重新搜罗，筑书楼三间，题名“乐意轩”，列架而满。成佐有《乐意轩书目》八卷、《嬾庵偶存稿》八卷和《读史小论》二卷行于世。用仪子泰来，字企晋，号竹屿，才情明秀，又藉祖、父之余荫，得以常与江浙名士王昶、王鸣盛辈流连往返、觞咏其中，极一时之盛。十余年后，吴泰来于乾隆二十五年考中进士二甲三十七名，成为清代木渎镇上的第一个进士。乾隆二十七年高宗南巡，泰来迎驾应试，赐内阁中书。后在京与经学大师惠栋齐名，被人目为“吴中七子” [1][172]。徐扬绘图时，正是吴家最为风光之时，也是遂初园气象鼎盛之时。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因兄弟争产，吴氏不但出售图书，甚至连遂初园也售于他人。叶昌炽有诗：“门外香溪送客帆，氛氲花药满灵岩。池塘犹绕孤山梦，兄弟何尝痛不咸。”叶诗描写遂初园胜景的同时，也对吴氏兄弟阋墙的悲剧表示了深深的遗憾。从此一代名园几易其手，先后归葛氏、徐氏，园也逐渐荒废。道光贡生长洲人王汝玉有诗感叹道：“诗酒风流一瞬余，尽多群彦集簪裾。荒园今日何人访，只我犹来说遂初。”[1][173]光绪年间，又由自浙江宁海县卸任归居的横金西塘人柳商贤购得。未几，柳氏身故，园遂荒废。光绪末年，叶昌炽从甘肃归，亦赁居园中数年，采访遗文[1][174]。到民国十年的《木渎小志》，遂初园已被列为了古迹，可见其时该园早已完全废弃。值得庆幸的是，徐扬在绘录木渎镇市井风貌的同时，也绘录下了兴盛时期的遂初园，后人得以从图上一睹遂初园的诱人景致。
过了胥门，在吴趋坊西城下，图卷中绘有布政司署旁的怡老园一角。明代苏州人王鏊，正德初入阁预机务，致政归里，喜居山墅。其子尚宝卿延喆仿照山中景致筑园以娱其乐，故名为“怡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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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临流筑室，旁枕夏驾湖，城墙雉堞环其前，闹中取静。园有“清荫看竹”、“玄修芳草”、“撷芳笑春”、“抚松采霞”、“闻风水云”诸胜，旁枕夏驾湖则为荷花池。王鏊在园中，与至好沈周、吴宽、杨循吉和弟子文征明、祝允明等，时有文酒之会，觞咏酬酢，尽情徜徉。王鏊自题有句云：“吴王消夏有残闉，特起幽亭谢要津。……绿杨动影鱼吹日，红蕊留香蜨护春。”文征明和作云：“名园诎曲带城闉，积水居然见远津。……江南白苎迎新暑，雨后孤花殿晚春。”[1][175]师徒唱和，在标榜澹泊之志的同时，对此胜景佳构是颇有几分得意的。康熙元年，王鏊宅园被改建为苏州布政司衙，而仍有园庭幽趣。
画卷到了山塘尽头接近虎丘，则是一派山水自然风光。较之于城中的名园佳构，山塘园林虽然没有假山回廊，粉墙花影，但山秀水灵，天趣自成，别有一种旷远恬静、不假雕琢的自然意境。袁学澜赞道：“夫其山塘七里，流衍胥江；水阁千家，门通画舫。旗亭赁酒，征歌尽是名姝；诗社题襟，夺锦每多才士。”[1][176]这是文人学士休闲销魂的绝佳去处。山塘街两旁，名人第宅园林更是随处可见。如西溪有陆龟蒙寓舍；便山桥南有顾苓在塔影园故址上改建的云阳草堂，中有倚竹山房、松风寝、照怀亭等景；通贵桥东有明代大学士吴一鹏的玉涵堂、真趣园；半塘有王稚登寓舍，陆广明及其弟仲和宅，一代名姝董小宛宅；山塘有诗人娄坚寓舍，明末遗老姜垓兄弟寓舍；彩云里有万历时太仆少卿徐时泰的东园、西园，中有东雅堂，藏有校刊宋本《韩昌黎集》，堂侧高垅上有“瑞云峰”，由太湖石砌成，高3丈多，中有石屏，高3丈，阔20丈，“玲珑刻削，如一幅画图”[1][177]。山塘花市，又四季有花，袁学澜谓：“垂杨多傍画楼生，烟月春江镜样平。压担红香争作市，山塘一路卖花声。”[1][178]风景如画，花香扑鼻，传来阵阵卖花声，怎不令人如痴如醉。这也是明代以来七里山塘总是让人留连忘返时时萦怀的魅力所在。
虎丘更是苏州山林胜景的精华所在，所谓“虎丘于诸山中最小，而名胜特著”。虎丘一名海涌山，又称虎阜。相传吴王阖闾葬于山下，三日后有白虎踞其上，因名虎丘。唐避李虎讳改名武丘。虎丘虽仅为一小丘，但丘壑雄奇，林泉清幽，胜景万状，被誉为吴中第一胜景。唐宋以降，虎丘成为名闻天下的游览胜地。山顶有五代云岩寺塔。另有剑池、陆羽井、铁华岩、白莲池、憨憨泉、生公讲台、千人坐、点头石、真娘墓等古迹。虎丘还是少有的人文胜地。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手书“虎丘剑池”四字至今犹存。虎丘上有元大画家赵孟頫寓舍，明人沈伯大的沈氏竹亭，徐有贞读书处，沈周寓舍，王庭的王氏别业，礼部员外郎袁襄的袁氏别业，文征明之兄文伯仁宅，制造眼镜的孙云球的宅第，清正廉明的苏州知府陈鹏年的寓舍等；剑池旁有明代大学士申时行的寓舍；山门左有清初著名文人汪琬读书的丘南草堂；云隐庵有明末文学家张凤翼读书处[1][179]。明代崇祯六年，复社在千人坐上举行过声势浩大的虎丘大会，令后人回肠荡气。康熙、乾隆祖孙各各六次南巡，每次均游览虎丘，赋诗题咏。历代文人雅士吟诵之作更不知凡几。由图上观之，虎丘寺之殿宇建筑已尽在画中。自下而上有正山门、二山门、五十三参、三山门、大雄宝殿、千佛阁、伽蓝殿，最高处即云岩寺塔，山腰有

关于中国历史劳动的故事

石梁飞架两崖，俗称“双吊桶”，其下即著名之剑池。剑池又为虎丘风景最胜处，故“虎丘剑池”已成为苏州古老美丽的象征[1][180]。《姑苏繁华图》后，乾隆末年有陆肇域、任兆麟的《虎阜志》，卷前绘有《虎丘山塘图》、《前山图》、《后山图》、《虎阜十景图》等，虽然文物古迹罗列详备，但无彩色图卷的绚丽多姿。
综上所述，徐扬绘图的时代，正值苏州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鼎盛时期，一轴《姑苏繁华图》，不独展示了其时苏州的喧阗市肆，而且将代表苏州文化的科举教育、戏曲丝竹、婚礼习俗、园林艺术等丰富内容无不尽情展示出来。图中很多场景，或为文献所难以展现，或可补文献之缺失，成为记录苏州文化的极为难得的有形宝贵遗产。较之其前后的相关图画，《姑苏繁华图》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反映苏州繁华景象的，在此图之前，有王翚的康熙《南巡图》，在此图之后，有同为徐扬画的乾隆《南巡图》和乾隆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随从画的图，这些图不只描绘苏州，其关于苏州部分自然无法与《姑苏繁华图》相比。反映明清城市繁华的，在《姑苏繁华图》之前，有大约成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反映南京风情的《南都繁会图》，大约成于万历年间的反映北京繁华的《皇都积胜图》，大约成于万历天启年间的反映南京城南市井风貌的《上元灯彩图》。这些图都绘录了不少店铺市招文化场景，但若论数量之多和内容之丰富，可以说，《姑苏繁华图》要远胜于以前的各种图卷；这些图皆无绘制确切年代，有的也难以肯定究为何地，因此要论时代之确切、描摹地段之明确，舍《姑苏繁华图》而无他。《姑苏繁华图》或许有些场景算不上精致，较之《南都繁会图》和康熙《南巡图》，其艺术水准或许稍有逊色，但其提供给世人的其时苏州城市文化的丰厚信息，却迥出其前后一两个世纪的同类画卷之上。《姑苏繁华图》堪称全面展示十八世纪早中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苏州城市风貌的人类文化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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