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 ——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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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 ——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

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
黄兴涛
一、“现代性”与“思想现代性”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人们讨论得已经很多。但“现代性”这个中文词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得到广泛传播，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我从新名词新概念的角度考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晚清民初早已发生，西方的modernity概念更是早经使用，中国也至少在30年代初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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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现代化’一词，并且早在清末，中国人就已接受并熟练使用开了从日本引进的‘×× 性’的三音节构词法，而‘现代性’一词却要如此晚才在大陆正式流行开来呢”？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语言学的问题，同时更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了。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未见有人做出专门而透彻的回答。我所能想到的原因之一是，90年代它大量出现和流行开来，除了“后现代”思潮的反面刺激等因素之外，大约与国人“中国特色”的自觉意识脱不了干系。在这种“中国特色”的意识之下，人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是，到底哪些属于“现代化”的表象，哪些是“现代化”不可逾越、不可超越的特质？我们的“现代化”究竟可以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和何种意义上保持“中国特色”并使之具有世界性和现代价值呢？我个人很尊重这样的思考，因为它表明了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主体真正具有“现代化”自觉以后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思索。它所要追问的问题是“现代化”背后的那个“现代”都具有哪些重要特质的更为深入的问题。当然，这个思想史问题与语言学问题又紧密相关。因为在现代汉语中，“现代”一词有形容词和名词两种用法，当它用做名词时，主要是一种时间概念，其中所蕴涵的体现其不同于古代传统的那种本质内容不很确定和凝固，而“现代性”一词，则较为完全地达致了这一内涵目标。80年代呼喊“现代化”，90年代大谈“现代性”[1][1]，应当是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不能忽视的现象。这个问题，我不能多谈，我还是回到“现代性”问题本身。
说起“现代性”，其复杂性众所周知。撇开来自“后现代”学者等的外部批评，单就认同“现代性”的人们内部的观点来说，也至少存在两大类型的把握差异：一种是历史形态的把握，它喜欢将其界定为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已经基本完成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历史过程内部的那些本质特性；取这种把握方式的人往往喜欢开列具体的“现代性”因素的单子，如杜维明先生在2003年9月燕京学社的一次讲座中就开出四样：政治民主，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个人价值（个人尊严，包括法制等等）；另一种则是哲学形态的把握，他们更重视那些被认为已经“现代化”的共同体内部现实的缺陷，更重视在回应和解释来自“现代性”和“理性”等反面的批评和挑战中，为“现代性”争取未来。所以要么像哈贝马斯那样宣称“现代性是一未完成的方案”，要么干脆称“现代性”永远是一种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恐怕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两种把握视角虽有差异，甚至有矛盾，但我认为对于人类完整地认知“现代性”的实质，却应当都是有益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还是愿意回到朴实而深刻的韦伯那里去。我认为在韦伯那里，以上两种把握的统一及其彼此的张力已经很好地体现出来。那就是他借助于已被人批判得千疮百孔的“理性”概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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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的“现代性”实质。他所提出的理性化、合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概念，我以为至今也仍是我们从历史和哲学角度来统一把握“现代性”实质时所应该批判性使用的认知财富。高扬人的“理性”旗帜，发扬人的“主体”性价值，的确是西方走向现代的历程背后最为重要的“思想依据”。人性是有缺陷的，理性是有限度的，但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靠的根本还是“理性”。所以，我以为，在有限的人的“理性”限度之内，人类其实仍有一种趋向无限接近最为合理化的认识与行动的可能性，尽管现实很不如意。正是从这种可能性出发，哲学家们反省那种过于强调人的主体性会导致且已经导致的各种弊端，纷纷提出什么“主体间性”，“主体际性”，反思所谓“人类中心理性”等等，也正是基于对这种可能性的信念，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结构无法导致真正的“合理性”，未来真正的合理性社会要靠人的“交往行为理性”（或称“沟通理性”）才能获得，等等。当然“交往行为理性”之类理论究竟是否高明，可暂置不论。但其对于“理性”的信念和强调目前人类对于自身的“理性”认知仍不足、开发仍不够，认为“现代性仍是未完成的方案”的看法与态度，确有其明智之处。
实际上，历史形态和哲学形态把握的统一，是仍然需要以历史形态的把握为基础的。这一问题与目前讨论很热闹的“多元现代性”问题也有关系。究竟有没有所谓多元“现代性”？在这点上我倒不完全同意杜维明等先生的说法。杜维明等先生认为是确实有的。而在我看来，所谓“多元”，应主要是就发生学意义即起源意义而言的，多元中的各元在发生的时间上应该大体相当，在空间上应该较为独立“开展”才对，至少空间上保持与他元的“独立”是必要条件。而且它应该主要就历史事实而不是就其内涵的可能性立论。由于“现代性”一旦在一个地方率先发生，它的本性就必然要扩张，将自身普世化，即将其他地方逐渐“现代”化，与此同时，其他地方也不得不主动地做出适应性改变，如果它不想灭亡。这一点，马克思在讲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早期关系的时候已经谈到过了。于是许多地方，甚至绝大部分乃至所有其他地方，都会因此而丧失其独立“开出”现代性之其中一“元”的机会与可能（即便它真有这种可能性的话）。世界上有没有多元现代性我不确知，很可能没有，我只知道，“现代性”最早是从西欧开出，即源出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的。现在许多学者将后来受西方巨大影响而发展的东亚四小龙也视为“多元”现代性的一元，我实表示很大怀疑。
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元”的问题。从哲学上讲，“元”应该是原生的“类型”问题，而不是与“内容”相对的“形式”问题。现代性的“内容”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由于各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时间、社会文化传统等的不同，他们体现“现代性”——即体现“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政治”、“个人尊严”等的具体样态，也必然存有种种差异。但这种现代性既生之后在“普世化”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多姿多彩的具体表现形态，我宁愿称它为“多员”，而不是“多元”。“多员”即意味着既生后的“现代性”大家庭中的许多各具特色的“成员”而已。简言之，“多元”是就发生学意义而言，“多员”则是就与内容、实质相对的“形式”而言。当然，这是从社会层面出发，将“现代性”主要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来理解的。
如果不是这样一种理解，而是纯粹从哲学和文艺美学角度来考虑，仅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永无止境的开放过程，看不到其“初级阶段”已经存在的事实，或者只将“现代”作为一个形容词和永恒的时间词来看待，那么所谓“现代性”就将丧失其特定的历史性格，而沦落为一种历史学家实际无法把握的东西。这也是我为什么将“现代性”主要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来看待，同时又力图兼顾其“开放性”的缘由。
简而言之，在我看来，“现代性”的实质还就是韦伯所说的那种高扬人的理性的 “合理性或合理化 ”追求。在“现代性”的早期或者说“初级阶段”，它又以重视我所谓的“思想现代性”为先导、即保持思维方式、科学常识和基本价值观念之必要与合理协调的特定理性结构为基础（下面还要具体谈到这一结构）。这样，“现代性”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和未来的联系和区别，就可以通过“阶段性”差异得到正视。这种回到韦伯但又不简单认同其所谓“工具理性主导价值理性”之理性结构的重新解释，但愿不被认为仍然是浅薄的进步主义，我宁愿自称它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理性主义”。
对于后发“现代性”国家来说，由于具有在先进的现代国家看到某些更高水平的对于“理性”的深刻认识和以之作为借鉴追求“合理化”的某种现实可能性，或许能够使“初级阶段”走得更“理性”一些、更短一些，在克服其消极后果方面可能更为自觉一些。但完全不经过这一阶段的某些关键性层次，大约是不太可能的。
我想，只有在进行了此类总体化高度把握之后，然后再开“现代性”主要因素的“单子”时，才不会有重要的遗漏。2001年的时候，杜维明先生在与陈名先生的对话中，曾反复谈及“工具理性”的缺失与价值理性的张扬问题，谈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 市民（或译公民）社会”、“个人尊严”四个最重要的“现代性因素”。同时也强调韦伯在公民社会、市场经济等现代性因素背后，还“检讨出更抽象的因素就是工具理性”。可见他是深刻了解韦伯的“现代性”见解的。在2003年9月哈佛燕京学社的讲座中，他谈到“现代性”时却只愿强调了“民主政治”等四个方面因素。此时他似乎不愿意将“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置于“现代性因素”之内，更不愿意将其置于其他“现代性”因素之上。他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所谈的现代性应当已经超越那个阶段，在那个阶段上有许多我们需要吸取的，但它的确呈现了不少当代困境，我们应当如何面对？”[1][2]其实，在“现代性”的阶段意识上，我与杜先生并无根本分歧。只不过他的问题意识更多地是面向现在和未来，而我主要是说明过去的历史。在我看来，“理性化”总体把握的缺席，使得杜先生虽然强调了价值层面的个人尊严及其相应观念，却似乎忽略了“科学精神”和工具理性方面等的内容在“现代性”早期阶段的重要历史意义。因而无法使人确知他的四个方面的历史和逻辑联系，它们缘何而来，以及它们未来又如何能进一步完善的可能性依据。
总之，我认为“理性”的概念和对于人类“理性”的信心都是应当坚执，不能放弃的，尽管对“理性”的认知仍具有开放性（如杜维明先生强调“理性”的论域目前还有许多没有开出，像“同情之理性”，就不无道理）。而从“理性”角度来把握“现代性”的初级阶段，一个极为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我所谓的“现代思维理性”或者叫“思想现代性”（Modernity of Thinking and Ideas）——它包括现代思维方式和现代基本观念两个方面的内容（后者又涵现代科学常识和重要价值观念），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种“现代理性结构”。因为人类特有的“理性”的本质，就是他能够进行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真正高明的思维，能够找出事物之间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复杂联系，从而不断积累和丰富有关知识，去进行恰当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并逐渐改变自身的境遇，实现迄今为止的发展。从社会层面而不是个人层面来把握，只有当这种思维、思想和观念进化到一定水准的时候，人类才能够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性”社会的整体创造。我以为，这种能够承担实现“现代性”基本任务的社会思维水平及其与之相应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核心价值观念合成的本质特征和特性，也许就可以称之为“现代思维理性”，或者叫做“思想现代性”。
这种“思想现代性”，借用我们中国人已经差不多习惯的“初级阶段”和未来不可知阶段的划分法[1][3]，或许也可以将其划分为这样前后两个阶段。其未来不可知的阶段的特征暂不去考虑。其“初级阶段”的内涵却不能不略加说明。在我看来，这种初级阶段的“思想现代性”大体应由几个方面的重要因素构成：（1）重视“实测”的社会认知理性，以实验为人类获取关于自然与人类自身新知识的基础，以这样获得的知识方觉可靠的那种认知习惯性；（2）以精确为可贵，排斥笼统、含糊，讲求效率、功利（梁漱溟所说的计较、算账的理性）的那种社会思维习惯性（即总是这样考虑问题）；（3）重视以较严密定义的概念作为运思基础，排斥“妙不可言”之类玄妙境界的那种思维逻辑性和知识界严密系统的学理性追求兴趣；除次之外，我考虑似乎还应包括：（4）其社会知识阶层普遍具备建立在以上三种因素基础上的关于自然和人类方面的基本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生物、化学等方面起码的科学知识（程度标准尚不太好定），以之作为思维前提，也就是作为“常识”的那种科学知识必备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真正的“世界性”眼光和开放性思维（这种世界性眼光和开放性之所以称之为真正的，是因为它与完全基于对外部世界不了解的中国传统的“天下”之类意识不同，而是建立在起码的现代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的）；（5）摆脱宗教神权的控制和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承认合理的人欲和人类自主性的这种人文主义意识得以社会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现代性基本价值观念广泛传播，逐渐为知识阶层乃至一般民众所熟悉和认同，并构成人们思考和处理社会人事、制定制度时几乎不言而喻的某种“底线”标准，造成一种明显的价值导向性。也就是说，这些基本价值作为“常识”已经成为社会至少是知识阶层思考问题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只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外在的观念。
大家也许注意到，我在这里把人们习惯上分开使用而我过去在一些文章中也分开使用的现代思维方式、科学常识和最基本的社会普遍认同的现代价值观念，统合成“思想现代性”的做法。我是反复“思想”过后才这样做的，并不是要无知地犯一个常识性概念错误。我也曾经想使用“思维现代性”的提法，但它好像又不太直接凸显思维方式以外的价值理性方面的观念内容。我之所以将它们统合在一起，也是得益于汉语的“启示”：在现代汉语中，“思想”既是名词，那种传统的思与想的动词涵义也仍有保留。而从“事实逻辑”上讲，人类进行思想活动时，思维方式、科学常识和价值观念也常常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综合运行、共同发生作用的。实际上，将其统合起来，正如同将其分开一样，都是为了服务于我们探讨问题的方便。
这些“思想现代性”或“现代思维理性”因素的现代性质，是从整体上来把握的，不是说具有了其中某一个因素或两个因素，就实现了“思想现代性”的转变了。其中某些具体因子，也并不一定在社会现代化其他过程开始之前就已全部稳固、成熟，有的可能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诸多“现代性”因素出现以后涵化或互动中逐渐成长或发育成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这种“思想现代性”的整体性形成，社会“现代化”的整体使命将是无法全面实现的。
我知道，“思想现代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其内部的具体的结构特征，它的不同层次的不同地位，它与政治、经济等其他现代性因素的复杂关系，互动的方式特征等等问题，目前都还难以清晰把握。我的揭示基本还停留在必要的平面，虽然我已经意识到某些立体性的问题层次。这与此一问题本身的难度相关，无疑尚需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揭示。但我所关心的“清末民初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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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新概念”的社会历史特征及其现代功能的课题本身，却使得我不能不综合地思考这一问题，并给予其一个简要的说明。因为关于“思想现代性”的思考，乃是我关注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历史特性和社会文化功能问题时最为重要的着眼点。
二、“现代思想平台”之搭建：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功能略释
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思想现代性”的引入，往往成为其社会逐渐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孕育剂和推动机。而这一引入的过程，也必然伴随着“现代性”物质成果乃至与之相伴而来的外来“民族资本主义”恶性膨胀的强烈刺激和冲击，甚至就整体而言，后者还常常发生在“思想现代性”和“现代性思想”大规模引入之前。晚清民初，中国正是在经历先发现代性国家的无耻掠夺和残暴侵略的同时，逐渐吸纳了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开始了初步的现代化探索。
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带有现代化运动整体启动性质的开端，乃是戊戌维新。这一时期，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那种重视逻辑实证的思维方式的意义，那种科学、民主、人权、文明、社会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观念价值，那种进化论的思想主张和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才开始得到一种带有整体性和连动性的认知，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社会性传播和综合性实践。严、康、梁、谭等人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性思想”整体兴起时的较高水准，而严复更堪称这一思想最为杰出的象征。他不仅翻译了《天演论》，发表了抨击君主专制论的《辟韩》篇，还发明了“群学”概念，大力提倡西学。他公开宣称：西洋现代文明“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并明确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与此同时，他还极力强调国人必须在思维方式上进行现代化变革，注重逻辑和科学试验的实证精神之培养。在著名的《天演论》译序中，他告诉国人：“迨治西洋名学，见其所求事物之故，而察往知来也，则有内导之术焉，有外导之术焉。内导云者，察其曲而见其全者也，推其微以概其通者也；外导云者，据大法而断众事者也，设定数而逆未然者也。-----此及物穷理之最要二途也”[1][4]。他还对西方先进的实证性治学方法进行了概括，指出其“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缺一，不明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尤重。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尓”[1][5]。从严复等人身上，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种“思想现代性”觉醒的“全方位”来临。
广泛披览晚清民初的各种历史资料，不难发现，大量的新名词和新概念，特别是社会、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方面的新名词新概念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的情形，正是从戊戌维新时代才真正开始。在阅读这一时期及其稍后阶段的大量报刊杂志，品味其中成群结队的新名词的运用及其涵义时，人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所散发的那种今人熟悉的“现代”性气息，感受到它们在整体性质上已基本属于“现代”的范畴。实际上，晚清中国有关新名词的正式的文化争论，也正肇始于戊戌时期王先谦、叶德辉等文化保守派不满于维新思想家好用“新名词”的公开发难，这一点当绝非偶然。此类现象，不能不提醒和引导我们去整体反思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与现代化运动、特别是“思想现代性”之间历史关系的问题。
在前文，我们谈到了“思想现代性”的五个重要因素。其中的第三个方面，即“以较严密的概念定义为基础进行思维，并在此基础上讲求的那种逻辑性学理探讨”一点在整个“思维现代性”中，又据于相当基础的地位。尽管它的形成一定还有其他原因，但它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巩固、强化和引导那种重“精确”重“实验”的理性习惯，直接促成各种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并进而又以概念化的词汇流通形式实现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与社会认同，使得“民主”、“科学”等现代基本概念和价值成为社会常识，构成社会思维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整体实现“思想现代性”的过程中，那些被严格定义过的众多现代概念的大量出现和广泛流通，在上述五种因素之间，实具有着某种互相沟通和彼此作用的中介特性，成为一种交流“现代性思想”、不断强化“思想现代性”的语言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民初，大量带有“现代性”内涵的各种新名词和新概念的传播，正是伴随着一种重视定义的现代新式词典的编撰和逐渐流行这一文化现象的。这些新式词典的编撰和广泛流通，除了那些外来的或新创造的新名词的内涵很陌生、不解释一般人难以了解的直接原因外，也是一部分先觉知识分子和思想精英试图借此改变传统民族思维方式不良习惯的自觉产物。
具体说来，晚清民初的新名词涵带“现代性”的方式大约有以下四种：（一）直接生动地反映现代性物质文明成果，如“蒸汽机”、“轮船”、“火车”、“铁路”、“军舰”（铁甲）、“电线”、“电报”、“电灯”、“电话”、“煤气（瓦斯）灯”、“手表”等等；（二）直接具体地反映现代性制度设施和成果，如“议会”、“议院”、“议员”、“总统”、“邮政局”、“交易所”、“证券”、“股票”、“商务局”、“银行”、“公司”、“博览会”、“博物馆”、“图书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公园”、“卫生局”、“警察署”（巡警）、“实验室”、“新闻馆”、“报纸”、“出版社”等等；（三）集中凝聚现代性核心价值观念，如“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进步”、“进化”、“民族”、“社会”、“文明”等等；（四）广泛反映现代性学科知识和成就的学术术语，如“代数”、“化学”、“物理学”、“天文学”、“逻辑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而各门学科又有自己的术语体系。以逻辑学为例，就有“概念”、“判断”、“推理”、“大前提”、“小前提”、“三段论”、“归纳”、“演绎”等。这一类新词和概念在内容上最为丰富，几不胜举。
以上四种方式的分类，当然是相对的。其彼此之间实相互交叉和渗透。与此相一致，它们在实际运行、实现其程度不同的“现代性”功能的时候，也是相互渗透、彼此互动的。我曾经拿晚清由“商”字构成的系列新名词为例，说明“商务”、“商校”、“商标”、“商场”等制度化新名词和“商学”等学术化名词对于日常生活中重商价值观念传播的微妙意义[1][6]，它也可以用来说明上述各类名词概念现代性功能的交叉性和互动性。
另外，我们还可以拿现代时间新词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功能来作为例子。像“公元”、“世纪”、“年代”、“星期”、“时代”、“冰期”等时间名词本身，大多数其实并不天然具有太多“现代性”，更多地只是带有“西方性”而已。但由于它们与西方其他“现代性”事物具有历史性关联，如与现代性的天文地理概念“赤道、南北极、经度、纬度、自转”等较早地发生了历史性联系，在日常生活中又与“手表”等现代计时器和“日报”等标时新闻媒体相生相伴，故它们的统一化使用，仍往往带有了某种“现代性”——“精确性”功能。在清末民初以前，中国缺少像“公元前”、“公元后”这样纵贯历史的统一纪年，所谓“黄帝纪年”和“孔子纪年”，也不过是那时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士在西方耶稣纪年影响下所提出的带有“现代性”的方案罢了，并没有成为广泛认同的社会现实。
不过，像“时代”、“冰期”等古生物学上的纪年；“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类历史分期概念，其“现代性”功能却是很鲜明的。它们将进化论的现代性观念完全“坐实”化、具体化了，从而更加强化了该观念的不可移易性。不仅如此，人们还由此自然而然地将自己所处的“社会时段”对号入座，并据此形成和提出自己的政治改革方案。1903年，严复正是在翻译《社会通诠》、接受甄克斯关于“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现代概念时，首次对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了宣判：宗法社会，进而提出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杨度、刘师培等许多人也是如此，前者由此主张保持“帝国体制”、实行“君主立宪”；后者起初则以之作为从事革命的理由。
在《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一文中，我曾经努力揭示过清末民初新名词突出的多音节化的特点，以及它们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汉字名词涵义的准确性和汉语表述之逻辑严密性增强的重要意义。这一点，目前实仍未得到思想文化史界的普遍重视。在此，我们不妨从清末民初大量出现的新的词缀化现象的角度，对之再作一点发挥。
清末民初时，汉语中受日本等外来因素的影响，曾出现了大量的后缀新名词：如“××性”（主动性、积极性、民族性、宗教性等）；“××化”（一般化、公式化、理想化、通俗化、近代化等）；“××式”（如简易式，速成式等）；“××点”（重点、要点、焦点、观点、出发点、中心点等），“ ××感”（好感、恶感、美感、性感、敏感、紧张感、优越感等）；“××观”（如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国家观等）；“××论”（唯物论、唯心论、无神论、认识论、方法论、宿命论等）；“××率”（如生产率、出生率、使用率、效率等）、“××法”（辩证法、归纳法、演绎法等） ；“××力”（生产力、劳动力等）；“××炎”（肠炎、肺炎、气管炎、关节炎等）；“××界”（思想界、艺术界、文学界、金融界、新闻界、教育界、出版界、商界、学界等）。王立达先生曾经列出过15类这样的词缀类型。他同时还特别提到“××问题”、“××主义”、“××社会”、“××时代”、“××作用”和“××阶级”等为词缀的新构词法[1][7]。且不说这些新的后缀词本身所携带的现代性观念之影响，也不谈它们对于发展汉语表达能力的提高之价值，仅就其出现后在大量具体使用中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现代化的意义来说，就决不可小视。因为，这里的“性”、“化”、“感”、“点”、“论”、“率”、“法”、“力”、“炎”、“界”、“作用”等词缀，本身就带有典型化概念归类的特点，在大量的细化分类词的使用中，自然而然地就会增强阐述和分析问题的层次性、准确化、细密化程度。如同样是“感”，自然就具有心理学的共同特征，同样是“作用”，就具有物理学的相同涵义；同样是“主义”，就带有系统的理论性和可供信仰的特点，同样是“炎”，就带有相似的生理特征，需要相似的医疗手段等等。这些新的词汇和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现代性”意义，实在尚有待大大地深化和加强研究。
至于这些新名词、新观念对于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形成和社会认同的影响；对于学术现代转型的作用；对于现代性新文学建设的价值，由于相对比较直观，或学界已有较多阐述，这里就毋需赘言了。
在清末民初，许多新名词、新概念之所以具有较强的“思想现代性”功能，除了其自身的结构特点和概念内涵之外，与它们的数量之大也有直接的关系。这一时期出现并得到广泛传播的新名词到底有多少？目前还缺乏确切统计，光是从日本传来被中国人认同的外来词，据高名凯等编的《汉语外来语词典》，就有849个之多。实际的数量至少还要翻一倍。这还不包括从西方直接翻译的外来词。这些大量的新名词新概念，遍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到民初时，更是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自然和社会科学术语体系的基础。通过这些词汇概念，许多中国人不仅了解了他们闻所未闻的现代物质文明成果，了解了相当的现代科学知识，而且认同了“民主”，“自由”、“民族”等现代价值。换言之，通过这些新名词、新概念的创造和传播，中国人已将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部分地真正转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翻译的现代性”——即通过翻译直接引入的“现代性”，这是不无道理的。
可以不夸张地说，由于清末民初大量创译的新名词新概念的出现，中国人已大体获致了直到今天为止的“现代思想平台”，从此以后，就语言层面而言，我们基本上已可以与西方的现代性文明进行直接对话了。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改革开放后，虽然也引进了大量的新名词和新概念，但中国知识分子却并没有经历像清末民初时中国知识人那种语言和名词的“断裂”性阵痛的原因。因为我们不仅有了一个基本的可以进行现代性思想的名词概念底盘，也因之有了一份基本的文化自信。殊不知在晚清大量日译新名词传到中国之前，不仅外国传教士有许多叫嚷中国的文字和词汇根本无法传达西方现代文明的学术成果，应该废灭，中国人如《新世纪》派的吴稚晖等人，也有类似主张。那时候，文化危机是包括这样一种内容在内的。
今天，人们多已能意识到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体系奠定于清末民初这一事实，但却仍然往往将其仅仅视作为社会文化“现代性”变革的结果，而忽视其作用于整个社会文化的“现代性”特有功能。这是迄今为止语言学界对于清末民初新词汇的研究难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笔者热心于从史学角度关注这一时期新名词的关键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清末民初大量新名词的“思想现代性”功能是就其整体性而言的，并不排除单个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对单个新名词和新概念的误解、甚至歪曲。不过，即便对于误解者和歪曲者的使用来说，这些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基本涵义也不能不发挥某种程度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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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现代性-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 ——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73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