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王俊义：全祖望《小心堂祁氏遗书记》有涉吕、黄关系史实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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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8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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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俊义：全祖望《小心堂祁氏遗书记》有涉吕、黄关系史实辨正

在清代浙东学派创始者黄宗羲诞辰395周年，又是该学派的继承光大者全祖望诞辰300周年之际，为了进一步研究与弘扬浙东学术的丰富文化内涵，以古鉴今发扬浙东学术内涵中“以人为本”、“经世致用”的人文精髓，以及其重视文献实证的扎实学风，有关单位在浙东学派的故乡——宁波市鄞县举办了“浙东学术与中国实学研讨会”，这是很有意义的举措。笔者有幸应邀与会，特撰写此文，以求教与会的专家学者。
一、全祖望对吕、黄关系的几点偏颇之见
全祖望（1705、康熙四十四年——1755、乾隆二十年），生当清代康、雍、乾三朝，乃浙东学派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代表性人物，如同阮元所说：“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又说：“万、全之学出于梨洲而变之，则为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力不成。”[1][1]确然，全谢山一生博学多识，“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兼具经学、史学、文学之长，尤专于明末清初史事，注意搜集浙东乡邦文献，表彰忠节志士，且富有民族思想，为后人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及学术文化思想，留下大量丰富翔实的珍贵史料，在清代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向来受到时人与后进的高度评价。就全祖望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的主导方面而论，他的确是博洽多闻，考证精核，鉴古知今，持论公正，力戒门户之见。然而，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全氏也有明显的局限与不足，如同古今学者所批评的，他有些文章也“奢言无验，华言而不实”[1][2]，并“不免多少存在着门户之见”[1][3]。这些批评确系有据之论，绝非无稽之谈，此在全氏所撰《小心堂祁氏遗书记》中便有证验。该文从明末清初山阴藏书家祁氏淡生堂藏书的流失与分割讲起，着重论述了当时的两位著名学者、思想家吕留良和黄宗羲之间的相互关系、二者失和的原因，其中所涉史事多不符合事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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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亦多属偏颇之见。凡研究明末清初学术文化的人，大都知道吕留良与黄宗羲二人相交之初友谊甚笃，亲如兄弟，而后却逐渐疏远，以致断绝来往，反目成仇，成为人们注目的疑案。导致他们失和的原因何在？双方又各据其理，各执一词，扑朔迷离，令人疑惑难辨，对于其间的是非，当时就有学者说：“若近梨洲门庭者，便谤晚村；依晚村门庭者，必毁梨洲。”[1][4]而全祖望之《小心堂祁氏遗书记》文中对吕、黄关系及评价的论述，可谓是“近梨洲门庭者，便谤晚村”的典型案例。对此，我们无须为贤者讳。鉴于吕、黄都是清初具有影响的学者与思想家，他们相互间的交往变化，既有关各自的立身行事，也反映了当时学术思潮的一些趋向与信息，澄清全氏在该文中的某些不实之词，对研究吕、黄的生平与思想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乃至当前深入开展的清史纂修都不为无益，因有必要对文中的不实之词予以辨正。为论述方便，兹将文中有关部分全录如下：
吾闻淡生堂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淡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与。交乃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蕺山学案私淑，为南雷也。近者，石门之学固已一败涂地，然坊社学究尚有推奉之，谓足以接建安之统者，弟子之称，狺狺于时文批尾之间，潦水则尽而潭未清，时文之陷溺人心一至于此，岂知其滥觞之始，特因淡生堂数种而起，是可为一笑者也。
然用晦所藉以购书之金，又不出自己，而出之同里吴君孟举。及购至，取其精者，以其余归之孟举。于是孟举亦与之绝。是用晦一举既废师弟之经，又伤朋友之好，适成其为市侩之薄，亦何有于讲学也。[1][5]
全祖望上文中对吕、黄相互间之关系提出的看法有此几点：其一，吕留良与黄宗羲之间乃师生关系，即所谓“其时用晦父子”对黄“俱北面执经”；其二，吕与黄因同购淡生堂之书而发生争端，吕窃去黄所购之书导致交恶，黄為此废去吕的“通门之籍”，吕亦因此“削去蕺山学案私淑”；其三，为此吕留良“自妄讬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也就是说吕留良之尊朱辟王乃出于攻黄之目的；其次，从吕、黄购书事，可见吕实乃“市侩之薄”；其学虽 “一败涂地”，却仍有信奉者，说明吕氏之学仍“陷溺人心”，应清除其影响。
据笔者查阅吕、黄二位当事人对购淡生堂遗书的记述及当时与后世文人学者对此事的评论，全祖望上述诸端看法，多与事实大相径庭。既有必要依据史实予以辨正，也有必要分析全祖望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失误，这将有助于对全氏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
二、吕与黄始终是朋友关系，从无师生之谊
全祖望文中言之凿凿地肯定吕留良曾对黄宗羲“北面执经”，相互间交恶后，黄对吕又“绝其通门之籍”；吕也对黄“削去蕺山学案私淑”，竭力说明二人原本有师生关系。但大量史料证明二人始终是朋友关系，从无师生之谊。
从有关材料可知，吕留良先结识黄宗羲之弟宗炎，而后由宗炎引介二人初识于顺治十七年（1660）。是年八月，宗羲及其友人高旦中（斗魁）由宗炎引见，与吕留良相会于杭州之孤山，对此吕留良曾明确记述说：“庚子其秋，太冲先生亦以晦木言，会予于孤山。[1][6]晦木、旦中言：何如？太冲曰：‘斯可矣’！”遂相互订交，且一见如故。宗羲兄弟与高旦中还都就留良的嗜好各赠其石砚一方。如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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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所说：“因各赠予砚，从予嗜也。”为此，留良还写有《友砚堂记》一文，具体记述了黄氏兄弟及高旦中赠其石砚的名称、来历、形状等。宗炎在赠砚的同时，还写有《红云砚诗》，诗云：“语溪吕子间世才，刃锋凛凛辟尘埃。义理深究紫阳旨，经纶自喜管乐比。”[1][7]留良以欣喜之情还在《友砚堂记》文中说：“自幸其友之足尚也，因此以友砚名吾堂。”表明其十分看重与黄氏兄弟间的友谊。黄宗羲也同样如此，他读了吕氏的《友砚堂记》后，还特写了跋语说：“读语溪吕用晦友砚堂记……耿耿者久之，信有生习气之不易除也。虽然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砚即吾砚。往时之盛，盖庶几复见之，契弟黄宗羲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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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述文献资料无不表明吕、黄相交之初仅是朋友关系。
吕、黄相识相交后，往来关系密切融洽，同年十月宗羲游庐山归来又曾至吕家，留良有诗《赠余姚黄太冲》：“山烟海雾事何成，头白归来气未平。党籍还憎吾子在，诗文偏喜外人争”；“绝学今时已荡然，与君一一论真诠。神宗以后难为史，刘子之徒早失传”[1][9]。诗中真切反映了相互间切磋学问、寄予厚望之情谊。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又受邀至语溪坐馆于吕家，作为家庭教师，教授留良子侄，直至康熙五年（1666）。这几年之间，二人更是时相过从，友谊甚笃，相互间必有思想上的交融与影响。此间宗羲曾于康熙元年写成《明夷待访录》，而吕留良亦在此前后自弃诸生，写下有名的《耦耕诗》，反映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决心作遗民而不与清朝合作。钱穆先生曾就吕、黄之间的交往说：“《待访录》成于康熙壬寅、癸卯间，而癸卯梨洲至语溪，馆于晚村家。盖当时交游议论所及，必有至于是者。故梨洲著之于《待访录》，而晚村则见之《四书讲义》。其后三年丙午，晚村则决意弃诸生，不复应试。然则此数年间，梨洲、晚村之交谊，其思想议论之互为助益，必甚大矣。此后两人虽隙末，要其当年之一段往还，实至有价值，可供后人想味。”[1][10]吕、黄相交之初，江南一带明遗民的反清斗争尚时起时伏，他们与一些文人学士的民族思想都还十分强烈，这正是吕、黄相交一拍即合的思想基础。当时二人常常以诗文唱和，一同游玩，一同拜访师友，还与吴孟举共同编纂《宋诗杪》。黄在吕家坐馆的几年中，经常往返于浙东余姚及浙西语溪之间，即便是短暂的离别，也不断有书信往来，如宗羲写有别后寄怀留良的《寄友人》：“书来相订读书期，不是吾侪太好奇。三代之治真可复，七篇以外岂无为。虽然鼠穴车轮碍，肯放高簷帽样卑。一个乾坤双着脚，风风雨雨不能吹”[1][11]。吕留良则《次韵答太冲见寄》：“水阔难填山不移，犹思采药访安期。并无破壁愁藏录，只有寒花笑乞诗。卤莽密涂刀上，荒唐未淅剑头炊。知交砥砺还坚忍，潇洒梨洲独好奇。”[1][12]他们在共同的思想斗争中，引为知交，相互砥砺，斗志更加坚忍。
康熙五年，吕、黄因同购祁氏淡生堂遗书而出现矛盾；康熙六年初黄又不在吕家教书，但仍保持来往，时通信息。如康熙八年，留良还有《寄黄太冲书》，他在信中除交流借书、读书心得外，信末还交待特送宗羲“敝衣一件、松萝一觔，聊为寒夜著书之供”[1][13]，仍有关怀之情，这也说明吕、黄之间并不像全祖望所说，因购淡生堂遗书而彻底决裂。他们之最后绝交是以后的事，后文再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吕、黄相识结下密切友谊，到产生矛盾逐渐疏远，直至最后绝交之前，二人始终是以朋友相待、相称，从无师生关系与名份，遍查吕、黄二人文集，宗羲从未自认吕是其门生；留良也从没有自谦地称黄为师，他只明确说过其子吕葆中“受业太冲门下”[1][14]。古人，对师生关系看得很重，是重要的人伦关系之一，是则是，非则非，不能含糊。全氏所谓吕对黄“北面执经”；黄对吕因故“绝其通门之籍”，并无任何材料根据，纯属抬黄贬吕的无稽之论。
三、吕、黄合购淡生堂遗书之间的是非殊难定论
从有关材料看，吕与黄确在康熙五年同购过淡生堂遗书。这在吕留良之《得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黄宗羲之《天一阁藏书记》中均有明确记载。但二人对于购书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是非却有截然不同的说法。留良在购书后给自己的儿子大火的信中只讲他得到三千册，嘱咐其子要好好保管收藏，未提与黄之间产生的矛盾。但其在相关的一首诗中却流露了对黄宗羲的不满说：“太冲每见人好书，辄割取其欲弃其余”[1][15]。然而，宗羲对此事却直截了当地说：“丙午，余与书贾（笔者按：指留良，黄与吕相隙后对吕用此蔑称）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无存者。途中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东都事略》。”[1][16]吕、黄的说法截然不同。
同时代的人对吕、黄购书而产生矛盾一事，也各据所闻，有不同看法。如深受留良尊朱辟王思想影响的陆陇其在其《三鱼堂日记》中云：“己巳正月初六，往府，会晋州陈名祖法言，黄梨洲，……尝为东庄买书于绍兴，多以善本自与。”此书与吕留良之说吻合。
另如与之同时而大致稍晚的沈冰壶在其《黄梨洲小传》中也说：“石门吕留良与先生素善，延课其子，既而以事隙。相传晚村以金託先生买祁氏藏书，先生择其奇秘难得者自买，而以其余致晚村，晚村怒。”[1][17]这里明说乃得自传闻，但与吕留良及陆陇其之说大致相同。沈冰壶既与黄宗羲无特殊关系，亦不喜吕留良曾骂吕氏为“石门狂子”。其说应视为抛开门户之见之论。甚至全祖望，其在另文《小心堂藏书记》中也说：“旷园（笔者按，即指淡生堂之书），其精华归于南雷，其奇零归于石门。”[1][18]
从吕留良、陆陇其到沈冰壶及全祖望原来说法，均证实吕、黄在合购淡生堂祁氏遗书过程中，黄宗羲确先得到大量善本珍贵之书，而吕氏仅得到零散的常见书。从黄宗羲本人的自述中同样证明，诸如卫湜之《礼记集说》、王偁之《东都事略》等善本书也由他先购得，只是后来被书贾窃去。即使是吕取去黄宗羲原买得之书，朋友之间因得书不公，发生分歧，也很难说是窃。
全祖望留心明末清初史事，又深谙乡邦文献，在吕、黄合购淡生堂遗书问题上，黄宗羲说法之外还有其他人的说法，按理他应有所知晓。吕、黄本人各执己论，殊不相同，其他人既有是吕留良者，也有是黄宗羲者。因而，在购淡生堂遗书问题上，吕、黄之间究竟孰是孰非殊难定论，也许是永远难解之谜。全祖望即使是对上述情况并不了解，自己在撰文论事时也应做些调查分析，以求客观公正。但全氏却置不同意见于不顾，完全采用了黄宗羲的说法，谴责吕留良窃取黄宗羲之书，并将此事视为吕、黄绝交的主要原因，甚至无根据地大加发挥，说吕留良“北面执经”于黄宗羲；黄宗羲因恼恨吕留良窃取己书而“绝其通门之籍”，如此等等，显然有失史家应有的客观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