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对海外洪门的动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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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对海外洪门的动员（上）

邱格屏
摘要：一百年来，海外洪门为辛亥革命出钱出力的行为得到了广泛的肯定。然而，革命初期海外洪门对革命的态度并不积极，为了动员海外洪门支持革命，革命派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动员措施，从挖掘洪门的革命历史进行民族主义宣传到爱国主义教育;从革命派加入洪门获得身份认同到利益回报许诺，终于使海外洪门从不理解革命转变为积极参与革命。
关键词：辛亥革命；革命派；海外洪门；动员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的关系一直被广为探讨，有革命同志的回忆，也有洪门志士的叙述，更有学者们的历史研究和分析。成果中有如稗官野史的各类“揭秘”，也有引经据典的学术讨论；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录，也有端赖史料文献进行推理的结论。然而，无论是出自谁手的研究或论述，都承认海外洪门对革命的贡献。尽管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曾一度与美洲洪门领袖黄三德交恶，但孙中山始终不否认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早在1923年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之成功时就说：“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踔厉奋发，各尽所能，有此成功，非偶然也。”[1]表面上看，孙中山并没有特别提到海外洪门的革命贡献，但众所周知的是，无论在南洋还是美洲，热心革命的都是洪门中人。诚如台湾学者庄政所说：“如果说华侨为革命之母，那末，若谓洪门为革命之元祖，殆非夸饰之词，至少这种推论可用于革命发韧时期。”[2]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早有定论的。
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与贡献确实不假，然而，笔者在阅读史料文献过程中却发现，众人对海外洪门革命精神的产生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想法:即海外洪门因为本身具有反清复明的革命性，国内革命一旦展开，他们便积极踊跃参与。其实，大谬不然也!
中国国内的会党在早期确实具有反清的革命精神，因为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切活动都遭到清政府的反对和镇压，轻者杀头，重者株连九族。但18世纪中后期随出国华工一道在南洋、美洲、澳洲等地安家的会党，在经历了一百多年之后，早已数典忘祖，不知先人的所作所为。因此，辛亥革命初期，海外洪门不仅没有积极参与，而且还与保皇党，甚至清政府一同对革命大加反对。后来，经过革命者一次次地宣传、动员，并不惜亲自加入洪门组织，海外洪门才总算慢慢地认同了中国的革命者，但要他们出钱出力来支持中国革命，却又花了革命者不少心思和精力。
一、被遗忘的革命宗旨
洪门自18世纪中叶开始活动以来，确实经常与清政府发生冲突，并曾扮演反清主力，然而，海外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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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从其成立目的与行动逻辑来看都没有体现出任何革命性。
早期的华人抛妻别子，来到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孤苦无助。他们既要日夜劳作以求得生存，又要时时小心，防止当地人的歧视和排挤，于是他们建造庙宇以乞求神灵保护;成立宗亲会馆以寄托对祖宗的哀思；组织地缘会馆以抒怀对家乡的思恋。但庙宇、神灵、会馆并不能帮他们达到出洋的真正目的———养家糊口、赚钱发财，他们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保护他们从事商业、手工业、农业劳动。素有互助合作传统的洪门正好适应了广大华人的这一要求。它不仅帮助邻里调解纠纷，安排无依无靠的新客的生活和工作，而且保护华人富商的财产和获得财产的整个过程，解政府所不能解之矛盾，予政府所不能予之保护。加拿大致公堂在其成立宗旨里写着：“欲和睦梓里，遵大道以生财，妥诸同人，效居奇而乐利。”[3]而美国致公堂的主要任务是对抗当地流氓及警察的欺凌，调解华侨之间的纠纷。
依中国的传统习惯，商品贸易多在熟人之间或有熟人中介的情况下进行，大大小小的生意全凭信用完成，从来无需订合同。而在海外他乡，华人一方面带来了这种贸易方式，一方面又受到当地的社会观念的影响并急于发财致富，交易中就常常出现违约现象，于是，一个强有力、足以保护他们的各项经济活动的组织便显得日益重要，而海外洪门恰好在各方面都符合他们的需要。特别是随着华人的增加，华人社会的分化不断加剧，帮与帮的划分越来越分明，华人社会内的职业垄断也逐步形成。这时，各帮为了继续保持本帮在某一行业的垄断地位或打破他帮在另一行业上的霸主地位，必须有一个像洪门这样的组织来维护帮的利益，于是，洪门又成了保证他们所属帮派传统经营职业不受外人侵犯的武装。同时，某一帮或某一方要想打入另一帮从事的行业，也必须有洪门撑腰;妓院和酒馆只有在洪门堂口的支持下才能经营下去;苦力掮客要想向家乡来的新客提供并长期保持某种特殊工作，也必须有洪门作后盾。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华人集中的南洋、美洲等地以商业、种植业、矿业为主的广东人、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会在各地都有自己的洪门堂口存在。
从海外洪门的行动逻辑上看，在其繁盛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他们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生存原则，谁给他们经济上的好处，他们就跟谁合作。人家是英雄不问出处，他们则是金钱不问来路，一切行动均以为自身的经济利益服务为目的。海外洪门之间既有过联合，也有过分裂;既曾互帮互助，也曾大动干戈。他们与当地政府之间则时而如恋人，时而如敌人。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在仇视与依赖中摇摆不定。其实，海外洪门的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因为谁能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他们就与谁亲如一家；谁妨碍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谁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政治目标早已成为陌生的幻境。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他们远离清政府的控制，生存空间并没有受到政权的挤压，政治意识已经淡化。孙中山在谈到自己在美国的革命经历时就说：“国内之会党常有与官吏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而反清复明之口头语尚多了解其义者；而海外之会党多处于他国自由政府之下，其结会之需要，不过为手足患难之联络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4]
20世纪到来之前，海外洪门并没有表现出与晚清政府之间有任何敌对，相反，他们在维护政府统治方面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南洋的诸多洪门大佬都以能与清政府搭上关系为荣，他们中有不少人通过捐赠，具有了清朝的官衔。有资可证的捐官鬻爵者包括郑景贵、陈亚炎、叶致英、叶观盛、许武安、郑智勇等等。郑景贵曾捐得州同衔，并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期间，曾向清政府捐献了10万元巨款。[5]他不仅给自己，而且给他的祖宗三代都捐了二品官衔。[6]霹雳义兴会首领陈亚炎的捐官记录至今未得，但颜清湟先生在南洋发现了他穿着清朝官服、戴着官帽的照片，表明他也曾向清朝政府捐官鬻爵。[7]吉隆坡海山会首领叶致英在1888年广东惠州发生水灾时慷慨解囊，捐款5000元，广东巡抚还特意向中央政府推荐，请求赐予他一面褒奖匾额。叶观盛于1889年山东发生水灾时应邀帮助清政府代表团开展鬻官运动，结果取得很大收获。[8]据新加坡1889年2月13日《叻报》报载，1888年，中国安徽省发生水灾，清政府即通过驻新加坡领事在南洋发起赈捐，不少洪门领袖都捐巨款赈救中国灾民，从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请给奖及清政府颁赠匾额予以嘉奖的名单来看，洪门首领郑景贵、叶观盛、叶致英等的捐款额应该不会少。清政府颁赠的匾额计有：郑景贵———“以仁存心”;吉隆坡叶观盛———“造福无涯”、叶致英———“慈祥普被”。因为郑景贵在历次赈灾捐款中都表现出色，清政府还诰封他为“资政大夫赏戴花翎分巡兵补道”。[9]除郑景贵外，吉隆坡海山会首领叶亚来也因多次捐献巨款而被诰封为“例授通仪大夫”。[10]泰国洪门首领———“二丰哥”郑智勇曾向清朝大批捐赠而受到清政府嘉奖，被封赠“荣禄大夫”的头衔。他将自己在曼谷的中式大宅命名为“大夫第”，该牌匾直到孙中山到泰国动员其支持革命时仍还悬挂着。
海外洪门会员不仅常向清政府示好，而且对同时在海外活动的保皇党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及其门徒纷纷避走海外。他们不仅口头上宣扬要保护大清皇帝，而且成立保救大清皇帝公司，邀请洪门人士入股，无论是在争取洪门会员入会还是在争取洪门会员入股方面都取得了比孙中山更为骄人的成绩。究其原因，保皇党在海外，特别是在美国首先就获得了洪门的支持。梁启超于1899年赴檀香山后，不久便由邓玉钦大佬作主盟人，钟水养(1904年，也是这个钟水养介绍孙中山加入洪门)作介绍人，在国安会馆加入洪门。随后，欧榘甲、徐勤、梁启田等也“先后投身致公堂”。[11]保皇会首领康有为是否加入洪门尚无确凿证据，然而，他在美国、加拿大、南洋创立保皇会后，洪门人士之列名其中者，大不乏人，而且经济上也得到了洪门人士的大力支持，孙中山在1903年12月写给黄宗仰的一封信中说：“闻(保皇党)在金山各地已检(敛)财百余万”，[12]旧金山洪门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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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堂创办的报纸机关报《大同日报》也由保皇党人欧榘甲主持。
二、革命派动员海外洪门的三个阶段
从现有史料来看，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可以说是被革命党人动员起来的。民国成立前，孙中山从事革命近17年，其中有16年是在海外宣传革命，动员华侨出钱出力，所以，一部华侨革命史就是一部孙中山对华侨的动员史。
辛亥革命前，华侨约有六、七百万人，主要分布在南洋的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亚、越南、缅甸、菲律滨等地，其次分布在美洲，其他各地如澳洲、欧洲、非洲等也略有一些，但为数尚少。[12]当时的海外洪门不仅是海外华人获取庇护与寻求援助的对象，也是海外华人之间的一个重要沟通渠道，时常扮演着仲裁人的角色，因此，华人半数以上是洪门成员，如“海峡殖民地和各个土邦的华人人口60%以上是秘密会党的成员，其余40%也都处在秘密会党的影响之下”，[13]而美洲华侨约有25万人，参加洪门的不下20万，80%的华侨参加了致公堂，加拿大华侨挂名堂籍者也占全体人数十之八九。动员海外华人，首先就需要动员海外洪门。笔者以为，革命派对海外洪门的动员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兴中会时期，即自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开始，到同盟会建立时结束。在这一阶段
里，革命的主要活动地集中在香港、日本和檀香山，尽管孙中山也曾到美洲和欧洲宣传革命，但动员几无所获，绝大多数时候的革命宣传都受到华侨的抵制和嘲笑。吴相湘教授说：“兴中会时期，孙先生并没有得到檀岛或美洲地区洪门会员的资助。”[14]
1894年6月，在澳门行医多年的孙中山因为对时事及国家前途的关注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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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希望清政府实施自上而下的改良，结果并未获接见，其主张也未被理睬。备受打击的孙中山在游历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之后便返回他生活了多年的檀香山，并于当年11月创立了兴中会，准备以革命的方式来挽救濒临危亡的国家。然而，当他向华侨宣传革命思想时，听闻者或视其为大逆不道，或视其为癫狂，唯恐避之不及。他也曾向致公堂会员极力劝导，促使他们与内地革命党联合，共举大事，然“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虽“舌敝唇焦，均难收效”，[15]结果，“居檀数月，苦心孤诣，仅得同志数十人。”[16]广州起义虽有尤列、谢瓒泰、郑士良、陆皓东、杨衢云、陈少等号称会党中人参加，但也仅有这几个而已，且至今没有资料证明他们隶属于任何洪门团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香港1897年才割让给英国，1895年的香港洪门组织也不能作为海外洪门的一部分。而檀香山的洪门中人，愿意出钱相助的，只有邓荫南与孙中山胞兄孙德彰二人，其余尚有亲友数十人仅仅是对革命不表示反对。
及至广州起义失败，诸多革命党人遭通缉，纷纷避难海外，日本成为革命党人的首选之地。在日本，革命党人想动员旅日华侨支持革命行动，可绝大多数日本华侨均视他们为大逆不道之徒，不愿跟革命扯上关系，但也不愿得罪他们，往往以“有心无力”来敷衍，连孙中山去檀香山的路费也是跟冯镜如和冯紫珊兄弟俩借的。[17]在日本受到打击后，孙中山再返檀岛宣讲革命和筹集革命经费，但情况并不比一年前好。一些原来并不反对革命的华侨闻知广州起义失败，顿时灰心丧气。“居檀多月，诸同志皆无以应之。”[18]孙中山觉得久留檀岛无大可为，便决计赴美，因为那里的华侨比檀岛多得多。其他同志则继续在日本宣讲革命。
1896年6月，孙中山前往美国旧金山，然后横越大陆，经芝加哥抵纽约。不料，“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19]孙中山了解到致公堂在美国华社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更是反复宣讲洪门当初确立的“反清复明”的宗旨，以激发华侨的革命志气，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20]他从美国的西岸跑东岸，想组织“兴中会”，可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他希望筹募革命经费，却一文未筹到。
之后，经历了伦敦蒙难的孙中山先是在英国潜心研读，然后经加拿大返回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策划和支持国内的多次起义，但均未获得海外洪门的多少支持。值得深思的是，其间因戊戌变法失败避走日本的保皇党人利用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打下的基础，争取到了诸多洪门人士的支持，甚至在南洋和美国这些革命党尚无法立足的地方也相继成立了保皇会，旧金山、纽约、芝加哥、沙加缅度各地参加保皇会的人多属致公堂会员。
然而，此后的事实证明，已然成为洪门领袖之一的孙中山也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他与他的追随者在檀香山成立“中华革命军”组织，并发行1元和10元两种军需债券”，[21]但只筹到2000元，于是他把目光转向美国本土。1904年4月28号抵达美国的孙中山，在稍事休整后就开始发表公开演说，一边宣讲反清革命，一面向当地侨胞推销其在檀香山印就的革命军需债券。由于响应者甚少，孙中山便向设在旧金山的致公总堂建议，举行全美洪门会员总注册，并表示愿亲往各地对洪门会众进行革命宣传。这一主张得到大佬黄三德赞同，于是孙中山为致公堂重订了新章程，规定所有洪门会员需重新向洪门注册，“各埠堂友当年例捐经费，每人一元”，“现在举行注册，每人收银一元，为开办新章经费”，“各埠自后新进堂友，每人须缴堂底银二元，注册银一元，归入大埠公堂”。孙中山认为，15万多的美洲洪门会员，光注册费和年例也可收到30万以上，此外还可收到一些赞助。
新章程于5月20日修订完毕，孙中山与黄三德5月24日便开始了他们的筹款之旅，二人在美国各地劝导洪门会员注册的同时也宣传洪门反清复明的历史。他们先后造访了沙加缅度(二埠，Sacramento)、尾利允(Marysvill)、柯花(Oroville)、高老砂(Coluse)、裴士那(Fresno今译弗雷斯诺)、北架斐(Bakersfield贝克斯菲尔德)、洛杉矶(LosAngeles)、山爹咕(SanDiego，圣地牙哥)、厘化西(Riverside，里沃赛德)、山班连拿(SanBernardino，帕萨迪诺)、力连(Redlands)、斐匿(Phoenix，菲尼克斯，凤凰城)、孖李级巴(Maricopa)、祖笋(Tucson，图森)、纽约、新奥尔良(NewOrleans、圣路易斯、匹兹堡、华盛顿、费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Belti-more)、乞佛(Hartford，哈特福德)、波士顿、榄问顿(Providence，普罗维登斯)。[22]“每到一处，总理必集众演说，而黄三德亦必开台拜会。”[23]然而，二人历时半年，周游了大半个美国，却一无所获。首先是各地洪门对于会员注册一事毫不热心，往往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以应付孙中山和黄三德，愿意捐款支持革命的人就更少，总数不超过10人。万般无奈之下，孙中山想去欧洲，动员那里的华侨支持革命，却连前往欧洲的盘缠都没有，只好开口向邀请他的欧洲华人留学生开口要旅费。由此可见，1905年之前，美洲洪门对革命二字豪无好感，不仅洪门组织对中国革命没兴趣，洪门会员也不愿与革命者走得太近。
第二阶段为同盟会时期。这一阶段以孙中山结识南洋具有革命意识的洪门人士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邓泽如等为标志，在同盟会分裂前的近4年时间里，孙中山将筹款和革命宣传的重心从美洲转到了南洋，在南洋各地建立了同盟会分会，并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的起义活动。可以说，没有南洋洪门人士的支持，就没有1907-1908年间西南边陲的6次起义。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尤列、杨衢云等来到南洋活动，经过近10年的经营，却并不成气候，洪门中人只有陈楚楠、林受之、张永福及其外甥林义顺等对革命产生了热情。他们先后组织了几次小小的革命活动，如1901年组织了政治小团体———“小桃源俱乐部”，以聚会讨论国内时局;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他们又以小桃源俱乐部的名义致电英驻上海领事，请他援引第三国有权保护政治犯的国际条例，拒绝清朝的引渡要求，还集资翻印了邹容的《革命军》2万多册，散发给各界爱国志士；[24]1904年，他们在新加坡福建街21号办起了革命报纸———《图南日报》，公开宣传以革命推翻清朝。然而，革命并没有得到南洋洪门会员的认同，革命者被视为大逆不道，无父无君、无法无天，一些财雄势大的中上层人物合谋要挤垮陈楚楠、张永福的商行，最后“竟弄到亲戚见诟，朋友绝交”的境地，革命活动难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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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恰在此时，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离欧东返日本，于1905年6月路过新加坡，尤列便介绍孙中山与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会见。
经过与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的交谈，孙中山又看到了革命的曙光。船刚离开新加坡，孙中山便写信给陈楚楠，以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星洲(新加坡旧称———引者)一会，欣慰生平，惜为时匆匆，不能畅叙一切为憾。弟今不停西贡，直往日本，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今日时机已熟，若再不发，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也。”[25]
到达日本后，孙中山一方面积极推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同盟会，一方面则信守承诺，着手动员在日本留学的南洋华侨，希望他们能说服家人，以配合革命者在南洋的筹款行动。1905年9月30日致函陈楚楠说：“在吾党中之留学生，有比宁(penang，即槟榔屿———引者注)、咥华(此为海峡殖民地某地，具体待考———原注)等地之富家子弟者，今有数人不日拟回南洋商之其父兄，请出大资财以助革命者。此事亦甚有望，如此则革命之举不日可再起矣。”[26]
1906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加之同盟会内讧，孙中山便把未来从事革命的新据点定在了南洋，同年4月便建立了新加坡分会。此后，孙中山和新加坡同盟会的负责人陈楚楠、张永福及其他领导人等奔波于南洋的马来亚、越南、泰国、缅甸、印尼、菲律宾等地，先后在吉隆坡、槟城、怡保、马六甲、太平、英荒、瓜劳、卑那、麻坡、西贡、堤岸、河内、海防、南圻、暹罗建立起同盟会分会和外围组织100多个，为接下来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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