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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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

邵雍
【内容提要】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太平天国的文化取向，作为拜上帝教的最初信徒和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第二号领袖人物的洪仁玕对西方传教士的关系是不大相同的。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是太平天国外交关系的晴雨表。拜上帝教与正统基督教的争论和矛盾既是文化方面的冲突，更是政治方面的抗衡。
【关 键 词】洪仁玕；传教士；基督教
Hong Rengan and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SHAO Yong
(Humanities College,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Hong Rengan'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reflects thecultural trend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Hong Rengan as one of thefirst believers of Taiping Christianity and later as the second leader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in its late period had developedentirely different relations with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Hisrelations with them were a barometer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theTaiping Heavenly Kingdom.The dispute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Taiping Christianity and orthodox Christianity was not only a conflictin culture but also a confrontation in politics.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太平天国的文化取向，因此值得认真研究。在考察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时必须考虑以下三点：1.西方传教士千方百计企图向太平天国军民灌输正统的基督教。2.洪秀全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坚持他所创立的拜上帝教。3.洪仁玕本人的宗教观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广东时期主要接受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在香港、上海时期全盘接受西方正统的基督教；在天京时期两者的影响兼而有之，但就总体而论前者逐渐占了上风。正统的基督教和拜上帝教的相同点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和西方传教士的共同语言，而两者的不同点则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和西方传教士唇枪舌剑反复辩论之所在。洪仁玕作为拜上帝教的最初信徒和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第二号领袖人物对西方传教士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
洪仁玕所处的年代是中国国门刚刚被英国大炮强行打开的年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教还是相当困难的。直到1856年传教士杨笃信在给伦敦的报告中还在抱怨：“中国人似乎是我所见到和了解到的最漠不关心、最冷淡、最无情、最不要宗教的民族。……他们留心听道，听了以后说，很好。但只到此为止。”同年10月5日杨笃信在给伦敦的另一分报告中进一步分析说，他们的“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注：R.W.Thompson:Griffith John,Thc Story of Fifty ycars in China.P.57.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88～1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这种大背景下洪仁玕早在1847年就与族兄洪秀全一道奔赴广州，向美国基督教南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的知识。这是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首次接触，虽然时间并不太长。1852年因未能赶上金田起义的队伍洪仁玕南下来到香港，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学道。为了使世界了解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洪仁玕特意将洪秀全的文件交给韩山文，后者据此写成了《太平天国起义记》。1854年洪仁玕在韩山文的资助下到达上海企图北上天京受阻，在上海住了5个月，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杨笃信、慕维廉、麦都思等人相交往，向艾约瑟、慕维廉学习天文历算，关系甚好。据洪仁玕自称：“前在尚海得与众先生交游酬应。朝夕聚晤，辩论真理，渥承教益，茅塞顿开。”（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11月间退回香港，正式受洗。1854年冬到1858年他在香港任英国伦敦会助理。伦敦会是成立于1795年的一个老牌的超宗派的传教组织，在香港和上海有较强的传教力量。该会传教士理雅各与洪仁玕共事了约三年，理雅各当然知道洪仁玕与太平军首领洪秀全的亲戚关系，也看到时常有人来找洪仁玕，要他率领他们到内地去参加太平军。但理雅各力劝洪仁玕“不要与起义者有任何瓜葛，并说他应当为已经逃脱牵连而感恩”。理雅各在不得不去英国的前夕还强令“不准洪仁玕去参加起义军，必须留在香港”。（注：Heien E.Legg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pp.91～92.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32页。）但洪仁玕对此不与理会，1858年再次提出去天京，“欲翼赞王猷，广播福音，使率土之滨，扫清泥塑木雕之物，共归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之圣教也”。（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2页。）临行之前他特将家眷及堂兄洪水保接到香港居住，洪水保后在理雅各家当仆役为生。想到太平天国首都开办礼拜堂的传教士们对洪寄予厚望，特意赠送盘缠。洪仁玕从香港起程经广州、江西、湖北于1859年4月22日终于到达天京。不久被洪秀全封为干王，主持朝政。在上海的所有英国传教士联名“恭贺他平安到达南京，并勉励他保守纯洁的福音”。（注：杨笃信：《中国五十年史》。）在香港的传教士马上用轮船将洪的家眷送到天京。洪仁玕为了培植太平天国与外国人的友好关系，与理雅各保持着通信联系，他还托人带了1000元银币到香港分赠10位外国传教士和本国友人，其中赠理雅各100元。
洪仁玕执政不久，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提出了他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在宗教政策方面持积极开放的态度，提出“凡外邦人……不得擅入旱地，……惟许牧师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凡与外邦“往来语言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召祸也”。这实际上是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动辄以“万国真主”自居的批判与否定。《资政新篇》还介绍英、美二邦“皆以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立教”，并公开宣称理雅各、艾约瑟、慕维廉、觉士、罗孝全、卑治文、花兰芷等英、美传教士“与小弟相善也”。至于瑞典传教士韩山文不仅“与弟相善”，而且“爱弟独厚”。（注：《太平天国印书》第682～68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洪仁玕的潜台词是与基督教真正接轨，不再坚持洪秀全创立的洪仁玕本人信奉过的拜上帝教。正因为如此，《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理雅各承认“我希望他……在政治方面能有较智慧和慎重的行动。他当初发布的一些文告，和他呈献给天王的长篇奏章（指《资政新篇》），并不令我失望。”（注：Missionary Magazine.1862年10月.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33页。）特别是艾约瑟将《资政新篇》的一部分译出发表后，一般的外国人“不会不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表示敬仰”。（注：《太平军在上海》第1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860年8月17日在上海的英国读者C致函《北华捷报》，在指责英法军队武装干涉进攻上海的太平军时引用了干王的新著《资政新篇》：“外国将得到完全平等的待遇，绝不再用任何侮辱的名字来称呼外国人。传教士可以到每一个地方去传扬福音。”他据此质问：“这些人有什么使我们害怕的呢？”（注：《太平军在上海》第144页。）
不过平心而论，洪仁玕并没有始终坚持他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出的宗教政策。一则他的族兄、顶头上司洪秀全居高临下向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与影响，如果洪仁玕还想在太平天国上层干下去的话，要完全抵拒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应该是洪秀全、洪仁玕以及西方传教士三者的关系。如果没有洪秀全，洪仁玕在香港、上海会受到传教士们如此重视吗？如果没有洪秀全，连金田起义都未及参加、寸功未立的的洪仁玕初到天京会主持太平天国军国大事吗？洪秀全曾经非常得意地对罗孝全讲：“干王到达天京，他也得到启示。承认我和神的这些交往，比洗礼一万次还要好。”（注：Jane R.Edkins,Chinese Scenes and Pcoplc,With Notices ofChristian Missions and Missionary Life in a Series of Letters fromVayious Parts of China.With a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Nanking by HerHusband,the Rev.Joseph Edkins,1863,pp.273.转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洪仁玕也承认：“幸于接见真圣主以来，时蒙圣训，指示奥义，其义见解知识，迥出于万万，言近指远，出显入深，真足使智者踊跃，愚者省悟也。……故不觉心地稍开，智趣略进，……回忆此生得力之处，是皆由昔与众先生讨论于前，今沐圣主训迪于后也。”（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2～313页。）二则实际负责外交事务直接代表太平天国政权和外国人打交道与坐而论道完全是两回事，更何况传教士也并非铁板一块，各种居心都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三则随着列强对太平天国的节节进逼，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宗教政策自然也不例外。
1860年太平军主力东进苏州，打通了通向上海的道路。同年春夏之交艾约瑟等传教士在浙江王家渚会遇太平军，打听洪仁玕的近况，被告知此人现“在太平天国据第二位”。6月2日艾约瑟、杨笃信等五人以洪仁玕老朋友的身份前往苏州访问了三天。杨笃信回上海后于7月14日写文章一方面对“屡见于官书中关于‘天父下凡’的记载，最为可憎可厌。据记载，种种丑恶的说法居然喋喋不休地出自上帝之口，简直近乎于亵渎神圣”。另一方面他对洪仁玕寄予厚望，称洪仁玕“对基督教、对外国人和世界大事的知识，要比他的族兄深刻和正确得多。……他的职位，将使他可以纠正天王的谬误”。（注：《北华捷报》第520号。）洪仁玕闻讯后致函艾约瑟，请这位“大英国耶稣教士艾约瑟道长兄先生阅下”到苏州会晤。洪谦称在天京“当兹重任，……学识短浅，体道未深，是所歉疚。……昨知先生有书通忠王李弟，讲明真理，足见同道之人，自有同心，余故来苏省延侯大驾，务望玉趾惠临，以便面倾一切”。（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2页。）洪仁玕发出上述邀请的目的自然是“要和传教士谈论传教事业，但也望同外国代表讨论有关占据上海城及其涉及贸易等问题”。（注：《太平军在上海》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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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之前外国传教士们虽大体上对太平天国信仰基督教持欢迎态度，但总认为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不够正宗，心存疑虑。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853年就声称，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最为反对的，其中如自命可同上帝进行新的和直接的交往，有的能代表上帝，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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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从经文中习见的相去甚远”。（注：《英国蓝皮书太平叛乱，中国内战文件，1853年》第41页。）美国传教士卑治文1854年5月访问天京后也说，“他们的宗教信条虽也承认《圣经》全部或大部分教义，但由于无知或刚愎自用，或两者兼而有之，因此错误甚大。……我们的礼拜六却是他们的礼拜天”。（注：《北华捷报》第208号，1854年7月22日。）7月30日慕维廉、杨笃信、麦都思等五人离沪，8月2日抵苏。当天干王就与之会见，他首先与传教士们共同唱赞美诗并祈祷，并选了一首麦都思的诗歌吟唱，还请在座的杨笃信转达对于旧日传教士朋友的问候，对他在香港、上海受到的殷勤款待表示感谢，接着谈了宗教事务。洪仁玕在谈话中表示“他不仅在宗教方面，而且在科学与社会改革方面，完全赞同外国人讲的道理，在他当时住宅的图书室里所有的书籍中，他最感兴趣的是伟烈亚力翻译的那本微积分。”（注：《太平军在上海》第62页。）他坚称“很效忠天国，并决心与之共存亡”。次日干王与来访的传教士们长谈，他对声称中立的英、法、美驻上海领事拒不拆阅他的信函表示愤慨，认为“这种行为，首先，是对我个人的一种侮辱；其次，在太平军与清军交战之际，外国人直接违反了中立的立场。”洪仁玕要求传教士们回沪后将此严正立场转告外国领事们。接着他回答了传教士们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宗教的问题，洪仁玕表示他相信洪秀全的异梦是真的，他本人和洪秀全都不使用外国传教士颇有非议的肉、茶等祭祀用品。并介绍说洪秀全“勤读《圣经》并能背诵大部经文。他也喜欢班扬牧师的《天路历程》一书”。与此同时洪仁玕并不讳言他与洪秀全的分歧，认为洪秀全自称是基督的同胞兄弟只能说明“他对于基督的神性的看法是不完整的”。洪仁玕还透露：由于不相信杨秀清的异梦曾经引起了天王的不快；天王坚持上帝有形观，《资政新篇》中“有关提到上帝是无形的字眼都已被天王删去了”。至于干王本人对于“三位一体”这一教义的看法“与正统基督教徒一般所持的是一致的”。洪仁玕表示：“我们愿意传教士来，如能带一些给兵士用的祈祷书则甚为感谢。如果传教士到南京来，可以为他们建造教堂，可以容许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用自己的方法传教和工作。”洪仁玕还表示愿意在宗教方面做一些改进，答应“当和平恢复以后，将严格遵守安息日。礼拜六是安息日”。为了便于来访的传教士们进一步了解太平天国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政策，洪仁玕向他们赠送了《资政新篇》、《行军总要》、《醒世文》、《天妈天嫂辨证》、《历书》等书籍。（注：《太平军在上海》第62～63页。）传教士们除了向洪仁玕提出一连串问题外，又在洪仁玕向他们打听上海情况时以避免冲突为由，要求干王“运用他的影响，阻止太平军派兵到上海”。（注：《北华捷报》第524号，1860年8月11日。）8月5日艾约瑟等人回到上海。杨笃信对此次访问深表满意，声称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已拿到了幼天王的传教士可自由进入太平天国占领区并居留其他的谕告，而此谕告又盖有老天王的印章。8月28日艾约瑟在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分会例会上提出了访问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从9月1日《北华捷报》的报道来看，基本上都是同情太平天国的意见，（注：《太平军在上海》第63页。）洪仁玕此次的传教士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1860年11月上旬，杨笃信又和容闳等人访问了天京，目的“是要从太平天国首领处获取一份宗教自由的诏旨”。洪仁玕此时会同赞王蒙得恩、忠王李秀成上奏称：“西洋教士杨笃信君暨其友人，敬服天国，信奉天爷天爹，来京欲鉴荣耀，瞻仰上帝耶稣，请求传播真道。谢天爷天爹赏天国权力与奇能，使远近各国均得敬闻。”经过洪仁玕的奔走，不久幼天王以天王的名义发布了宗教自由的诏旨：“仰各王传谕军民人等，对彼等当和爱相待，不得加以危害。须知天爷天爹暨爹朕同是一家，故当令彼等受优遇也。”（注：哈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365页。）实际上太平天国是在天父天兄天王幼天王四位一体的前提下才允许传教士自由传教的。等到传教士们明白过来后十分恼火，从而认为太平天国是“对神不敬的撒旦朝廷”。（注：《太平军在上海》第67页。）其中闹的最凶的是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洪仁玕与洪秀全一道同罗孝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860年10月扬言要改正洪秀全的错误，“并在他统治的革命地域内，给宗教运动以适当的影响与指导”（注：《太平军在上海》第72～74页。）的罗孝全抵天京。罗孝全对洪仁玕说：“我到这里来单纯是为了传布包含在新约中的基督福音，并把散布圣经作为完成那个目标的一个手段，或者为了同一目的而振兴学校。”（注：Roberts to Crawford,Nankig,Dec.4,1860.Archives,SouthernBaptist Convention.转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292页。）洪秀全以礼相待，赐其为通事官领袖接天义。作为洪仁玕处理外交事务的翻译官，罗孝全被邀请住干王府。为此洪秀全颁发诏书称，“天上地下有天国、天京、天朝、天堂，上帝天国天堂降临人间，举世尽归爷哥，其国靡既，醒否？信否？……天父上帝海底量，今认得爷哥仍未迟也。”（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3页。）实际上洪秀全是要求罗孝全成为一个经他改造过的基督教宗教的信仰者和宣传者。罗孝全自然不肯改变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在承认不承认“三位一体”说、基督教会的含义及其首领、杨秀清能不能称“赎病主”等问题上与洪秀全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坚决反对洪秀全“把自己和耶稣放在同等的地位。耶稣、天父上帝、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子构成对一切的统治者”。（注：H.A.Tupper,The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philadelphia,1860,p.88.转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297页。）在此情况下洪仁玕只能对罗孝全采取外松内紧的方针，他特意关照罗孝全“从广州带来的中国人助手，……不要传播与天王的政治宗教相出入的宗教，否则他将会丢掉脑袋”。洪仁玕言出法随，1862年1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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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到罗孝全住处严惩了他的仆人，并毫不客气地打了罗孝全两个耳光。1月20日罗孝全孤身一人仓皇出逃。但是为了要回留在城中的助手、仆人以及行李，罗孝全不得不给被他称为“强盗”、“杀人犯”的洪仁玕写信请求放行。3月初，获准放行的助手、仆人以及行李抵达上海。（注：《太平军在上海》第72～74页。）
罗孝全在天京期间，于1861年2月26日被洪秀全任命为洋务丞相，而1861年至1862年上半年正是洪仁玕主持太平天国外交的时期。1861年2月洪仁玕接待了到天京访问的慕维廉，向他介绍了洪秀全制定的完善计划：“每年开科考试，以选拔官吏。考试的教科书以圣经为主要，而应试者对于圣经知识之多少，将为选任官职高下之权衡。中试者将被封任各官职，而无论官职大小，将要到处传播教道。”洪仁玕还向慕维廉传达了天王的旨意：“必要依照其自己的方法以达到此（在全国传教）目的。”当慕维廉问及外国传教士的地位问题时，洪仁玕承认外国传教士“对士人及人民宣扬关于基督教之一般的知识，这是很有用的。不过，天王关于此点不欲依赖外援。他以为中国人可以自做这件事的”。（注：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1953～1954页，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尽管慕维廉对此很不满意，但洪仁玕还是在受命出征之前以老朋友的身份请慕维廉替他祈祷，这充分体现了洪仁玕在宗教事务上的坚定性与灵活性。同年洪仁玕还接见了来访的老朋友觉士。当觉士问及是否可以住在南京时，洪仁玕一反常态答复说，“传教士不应该来到南京。天王不允许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教义。”（注：wesleyan Missionary Notices,May 1862,p.64转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314页。）当时太平天国与列强的关系日趋紧张。据当时尚未离去的罗孝全回忆，1861年底两个奉干王命令代天王抄写文件的职员因各写了一个错字被天王下令处死，“当干王前去请求赦免时，也未蒙批准”。非但如此，洪秀全还以“纵容坏人”为由，将洪仁玕降了一级。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从猜测这两人抄错的是否关键字眼，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洪仁玕此时与洪秀全关系不佳，不然的话，对他的面子总是要给的。此时罗孝全火上加油乘机向洪仁玕发泄对洪秀全的不满，并有意提出他“能否做点事情以挽救这二人的性命”，洪仁玕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注：《太平军在上海》第71页。）从上述事件可知洪秀全此举是借机对洪仁玕发泄不满。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洪仁玕即使有意继续实行较稳健缓和的对外政策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在接见觉士时只能按洪秀全的口径说话，尽管这不一定是洪仁玕本人的意思。尽管洪仁玕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最终仍未解除洪秀全对他的不信任。据洪仁玕自述讲，1862年夏“有谋事发生，令天王不悦，乃令我移（外交之事）章王掌管之”。（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5页。）
洪仁玕在天京接待的最后一位外国传教士是1863年春随英国友人呤唎来访的卢卫廉。在此之前太平天国与列强的关系早在1861年底彻底破裂，但洪仁玕还是不愿放弃对外宣传的机会。他对卢卫廉说：“我们对外国人破坏过信约么？我们对英法两国的敌意，进行过报复么？要是他们使我们不得不认为自己是被当作匪徒看待的话，那么，报复的日子总会到来的！……那些首先向南京开火的人，一旦落入我们的手中，就要自取其祸。”洪仁玕还说：“如果外国人来消灭我们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使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也感到难受呢？我们将不让汉口及其他外国人据有的地方，得以幸免，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明白，容忍和决心为敌的区别了。”（注：哈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79页。）洪仁玕的强硬谈话于6月10日在香港见报。是日《香港日报》发表了卢卫廉致该报编辑书，该书援引了洪仁玕上述义正词严的谈话，如实报道了天京的最新情况，并谴责了英国侵略者。如此看来，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最后一次交往还是卓有成效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是太平天国外交关系的晴雨表。拜上帝教与正统基督教的争论和矛盾既是文化方面的冲突，更是政治方面的抗衡。由于洪仁玕在香港、上海的特殊经历，他是太平天国内部最热心与世界接轨的先进人物，然而洪秀全的坚持己见，列强的咄咄进逼使洪仁玕在与传教士打交道时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传教士们固然对中国民众迟迟不接受基督教的福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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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但对洪秀全对基督教的异化更是焦躁不安。其中有的是从神学角度出发，要捍卫教义的纯洁；有的则是从政治着眼，力图在宗教的幌子下左右太平天国。几乎所有的传教士根本没有设身处地地做过换位思考：洪秀全如果不对基督教进行扬弃、改造，又怎么能神化自己，树立并保持他的绝对权威地位？关于这一点，洪仁玕在香港、上海时期似乎也没有认真的考虑过。洪仁玕与洪秀全在宗教神学方面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分歧必须让位于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大局。随着太平天国与列强的关系的彻底破裂，基督教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传教的大门被关闭了，这是洪秀全的最后选择，也是洪仁玕的最后选择。
文章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3期，第46～51页。
作者简介：邵雍(1953-)，男，浙江慈溪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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