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关于天地会的创立宗旨问题 ——兼与赫治清、胡珠生同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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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天地会的创立宗旨问题 ——兼与赫治清、胡珠生同志商榷

天地会的创立宗旨问题，是涉及天地会起源与性质的关键。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天地会的创立宗旨是“反清复明”。六十年代初，曾有学者对此提出怀疑，惜未详加论述。[1]近年来在有关天地会起源与性质问题的讨论中，天地会的创立宗旨已成为争论的焦点。赫治清、胡珠生两同志在文章中皆论述了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观点。[2]本文主要依据最近发现的一批天地会档案史料，从天地会产生的时代与背景两个方面，提出对天地会创立宗旨问题的浅见，兼与赫治清、胡珠生两同志商榷。
一、天地会产生的时代问题
天地会产生于什么时代，是关系到天地会创立宗旨的一个重要问题。天地会创自何人，始于何时，学术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随着地会起源问题研究的深化，争论已集中在“康熙甲寅”与“乾隆二十六年”两种说法之上。康熙甲寅说在国内系由罗尔纲同志首倡。1942年他依据新发现的一件天地会文件——《反清复明根苗》即“西鲁传说”的手本，写成《水浒与天地会》一文，明确提出：“考天地会创始的年代，洪门相传始自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甲寅”。“考康熙朝《东华录》：康熙十二年十二月，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起事于北京。同月，吴三桂在云南反清，自称天下都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甲寅年为周王元年。天地会相传创始于这一年，难道是纪念杨、吴起义，还是当此天下纷纭的时候，天地会也乘时兴起，今已不可考。”[3]近年赫治清同志又发挥了罗尔纲同志上述观点，他说：西鲁传说“通过敷演少林寺僧帮助康熙皇帝打退西鲁入侵而遭陷害被迫复分的故事，说明结拜天地会之缘起在于反清复明”。它“实际上是清初社会现实斗争的反映。特别是这个传说把天地会的倡导者说成都是少林寺和尚，更清楚地显示了天地会所产生的时代。西鲁故事传说天地会第一次结盟为康熙甲寅年（1674）七月二十五日。康熙甲寅年正是清代历史上社会大动荡的又一年头。”他也列举了杨起隆以朱三太子名义起义及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各地统兵将领纷纷响应等事例，并提出吴三桂的反清，“迎合了人们的反满心理”，“在客观上导致了全国反清斗争的重新高涨”。这一形势给了“坚持抗清的人民群众以鼓舞”，也在一部分“地主知识分子、士大夫中”，重新点燃了“复清复明”的“希望之火”。一些“抗清志士”便同“转入地下”的群众反清斗争相结合，“采取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兄的方式，把闽粤地区一部分反清复明的力量秘密组织起来，从而导致了清初秘密结社——天地会的成立”。并认为传说中劫余五僧于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结盟一事，“正是天地会起源的具体时间的反映。”[4]胡珠生同志虽然也根据西鲁传说主张天地会始于康熙年间，但他认为天地会系由郑成功所倡立，其时为“清初郑成功经营福建与台湾”。[5]
以往学者们研究天地会的起源，依据的史料主要是会内传说，而对于史籍中有关天地会缘起的记载，则未予重视。嘉庆初年福建巡抚治理整顿志伊在《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中，曾明确提到：“查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僧提喜首先倡立，暗中指使，谋为不轨。”[6]对此，罗尔纲同志以“未知汪氏有何根据”而未予采用。[7]赫治清同志则认为“把天地会说成远离明亡百余年后才出现”，乃是“咄咄怪事”。[8]胡珠生同志也说：汪氏说法“无法解释天地会的大量早期传说史料，无法阐明天地会的长期发生、发展过程，从而也不符合乾隆二十六年以前的历史实际”[9]。
最近，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一批天地会档案史料，表明上述对汪志伊说法的否定是不能成立的。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朱批日期）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在关于审讯提喜之子僧行义、嫡传弟子陈彪的奏折中明确提出：“臣等查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天地会名色，编造悖逆诗句”。“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名洪二和尚。”[10]汪志伊的说法便是以此为据的。伍拉纳、徐嗣曾所奏内容，或系得自行义、陈彪之口供，或是查自有关天地会之案卷，因而是凿凿可信的。
近年来一件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公认的重要史料是《严烟供词》，研究者由于对供词内容的不同理解而造成了天地会起源问题的分歧。严烟是乾隆年间天地会内一位重要骨干，是他最先把天地会传入了台湾，从而酿成了林爽文起义。严烟是从提喜嫡传弟子陈彪入会的，所供内容皆来自陈彪，因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将供词有关内容，摘引于后：他在台湾被捕后，曾供出：“ 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同起的，传自川内，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在那里，实不知道。”“那起会的朱姓叫朱鼎元，帮同起会的李姓，实不知名字。”[11]后来严烟被押解至京，受到大学士和申的审讯，复供出：“听得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不知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涂喜，都是传教的人。陈彪曾教我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李天朱洪。这就是天地会的根由。”[12]
伍拉纳、徐嗣曾奏折，为我们正确地理解《严烟供词》，特别是严烟所说天地会创自朱、李二姓和“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升天李朱洪”等内容提供了一把钥匙。《奏折》提及，据陈彪等供，传给严烟诗句，系“得自提喜口传，实只晓得结万是指结交万和尚即洪二和尚，因漳浦土话万洪同音的缘故。朱、李、桃实只见过李少敏，其朱鼎元、桃元及马九龙和尚，提喜传法时只说他们都是远省有法术的”。我们把上述内容同严烟所供“天地会的根由”结合起来，便大体上可以摸清天地会创立的基本线索。天地会的创立经历了两个阶段。乾隆二十六年以前，提喜曾与李少敏、朱鼎元、桃元、马九龙等在四川沿用福建家乡的习俗，结拜为异姓弟兄，尚未出现“天地会”的名称。马九龙曾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在马九龙去世后，结拜组织的成员也“死亡不全”，仅剩十三人，“四处起会”。其中李少敏等回到福建漳浦家乡，朱鼎元、桃元等不知去向，万和尚涂喜即二和尚提喜，则来到广东，继续传徒起会。乾隆二十六年，提喜总结以往传徒结合的经验教训，汲取其它秘密结社的内容并加以改造、创新，根据“人生以天地为本”之义，创造出“天地会”这一名目。又创造出“三指诀”即“大指为天，小指为地，接递烟茶俱用三指”和“天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用五点二十一暗隐洪字等联络暗号。还编了许多诗句歌诀，如：“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规定结合时须摆设香案，跪地拜天，钻刀立誓，不许泄露会内机密，甚至“连父母互子不许告知”。经过提喜的创新，便把原来在四川时一个一般性异姓结拜组织，改造成了一个独具风格的秘密结社——天地会。
以往人们由于未能真正了解提喜创立天地会的奥秘，故未能对会内流传的“西鲁传说”予以正确的解释。我认为“西鲁传说”实际上是以提喜创产天地会前后的一段经历为基础素材，经过虚构、夸张而创作来的。
传说的编者为了把天地会的缘起说得堂堂正正，提喜等最初结拜者中又多是和尚，遂参照历史上唐初河南嵩山少林寺以昙宗为首的十三棍僧帮助秦王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的事迹，把提喜等人说成是少林寺和尚。鉴于提喜等皆是福建人，故又把河南嵩山少林寺改作福建九莲山少林寺，虚构出他们帮助康熙皇帝打败西鲁的故事。乾嘉之际，天地会经常受到清政府的镇压与迫害，要存在下去，必须动员会众进行反抗，为此，传说的编者又以康熙年间福建漳泉一带“以万为姓”集团中的“万七”蔡禄降清后立有战功，出任何南省河北镇总兵。康熙甲寅年因响应吴三桂反清而遭捕杀一事为模式，虚构出少林寺僧打败西鲁，有功反遭惨害，劫余五僧逃至广东惠州遇万云龙结拜，创立天地会等情节，于是把天地会创立的时间，由乾隆二十六年提早到康熙甲寅年。编者出于封建的正统观念，还求助于帝子神孙。虚构出一个“崇祯皇帝西宫娘娘李神妃之孙”——朱洪竹，与众僧一同结盟创立天地会，藉以表明天地会之创立，完全是正义之举，是得到“真龙天子”支持的。正因为西鲁传说是以提喜创立天地会的经历为素材的，故在现存最早的传说抄本即嘉庆十六年清吏在广西武缘县姚大羔处搜获的一件天地会《会簿》中，尚保留着劫余五僧之首系“师尊万提起（喜）”的痕迹。“奸臣一时兴兵追赶，惨极，一十八人走越四年，……止剩师徒六人，师尊万提起（喜），法号士曰云龙，与兄弟再集一百零七人。有一位小子亦来起义，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矛义，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歃血结盟，结为洪家”。[13]。后来的抄本中，才去掉了“师尊万提起（喜）”字样，仅书“万去龙”之名。[14]
在弄清天地会创立的真实情况后，就可以明白“西鲁传说”不仅不能证明天地会始于康熙甲寅年，相反却证明天地会是由万提喜即洪二和尚于乾隆二十六年创立的。这样，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创立说法的立论基石也就被彻底动摇了！
二、天地会产生的背景问题
天地会究竟是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还是乾隆年间满汉地主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阶级矛盾的产物，是关系到天地会创立宗旨的另一重要问题。主张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说法，其另一立论基石便是认为天地会是清初满汉民族矛盾产物。这个说法最早出自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陶成章曾提出，天地会是明亡以后，一些“志士仁人”为了“光复祖国”而创立的。他认为“福建既反满最烈，其受杀 最深，故其仇满之心亦因之而最切，于是满门之秘密团体组织兴而天地会出于其间也”。[15]后来，罗尔纲同志在《明亡后汉族的自觉和秘密结社》一文中完全沿袭了这个说法。他说：在公开的反清运动失败后，“亡国志士”中有的著为文字来“昭示后人”，鼓吹民族思想；有的落发为僧或出入僧寺，借外方做反清机关，开了秘密结社的路，“向民间推进其光复事业”[16]。其后，他又明确提出：明亡后，中国的山河“轻轻地转送到满族手里了”。这时，中国的大问题已经是“亡国的悲剧与异族的压迫”，“一班志士以《水浒传》做宣传革命的工具，取《水浒传》的理想来组织一个秘密结社，这个秘密结社便是天地会”。[17]上述说法或是出于“反满”宣传的需要，或是受到“反满”宣传的影响，皆无确凿的史料根据。近年来胡珠生、赫治清同志再次提出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创立宗旨的看法。不过，他们的具体论点并未超出罗尔纲同志。胡珠生同志说：清入关后“曾对汉族人民实和残暴的高压统治”，“忠于明室的遗老遗少这些地主阶级反满派人物便面临命运的抉择”，“除掉逃亡国外，不是‘祝发入道’，便是削发为僧”。这些“明末遗老遗少，，国破家亡，被迫寄居僧院，云游四海，以僧道职业为掩护，终身从事反清复明的宣传和组织”[18]。赫治清同志也说：“随着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转入低潮”，“抗清志士们又面临着新的考验与命运的抉择”，一部分人“由公开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反清斗争”，一部分则“流亡海外，寄身异国”，另一部分则“祝发为道，遁入空门”。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脱离现实”，“有些人念念不忘国难家仇，借寺僧作掩护，云游天下，终身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19]他们与罗尔纲同志不同的是，除根据“西鲁传说”外，还使用了档案中的《严烟供词》。胡珠生同志提出：传说中“小主朱洪竹”乃是“崇祯皇之孙，西宫娘娘李伸妃出太子之子”，严烟又供称天地会是由朱姓、李姓同起的，故“朱李是主干，洪是派生物；父字为天，姓朱，明朝皇帝，母家为地，姓李，明帝后妃。故朱李为天地会之祖。明太祖年号洪武。故以洪概括朱李二姓”，“因此，三姓实为二姓，二姓实为一家”。赫治清同志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说：传说中小主朱洪竹乃“崇祯皇帝朱由栓西宫娘娘李神妃之孙”，故“朱李为天地会之祖”，“朱洪即朱洪祖”。“朱李二姓实为一家即朱明王朝”。他们都认为严烟所供出的朱鼎元乃隐喻“朱明王朝鼎革纪元”。赫治清同志又补充说：“三姓结万李朱洪，实暗喻万众一心，拥戴朱明王朝”。严烟所供诗句“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其意在于“隐喻当万家兄弟共结洪姓，云集天下之时，也就是清朝灭亡，明主重登龙位，鼎革纪元之日”。所以天地会乃“决心为恢复朱明王朝的人所倡”。最近他又以乾隆五十二年台湾为林爽文起义期间一件《结盟誓词》底稿中“明主传宗”一语，断言天地会当年创立就是“为了明主传宗接代，继承皇位”，故以“反清复明”为创立之宗旨。[20]
从伍拉纳、徐嗣曾奏折来看，上述说法皆难成立。因为据陈彪所供，朱、李、桃等皆实有其人，朱、李二姓与朱明皇帝、明帝后妃毫无关系。用朱明王朝“鼎革纪元”来解释“朱鼎元”，亦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当时明与清的关系，不是明推翻了清，而是清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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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如果说指“明主重登龙位”，那也不是“鼎革”而是“复辟”。况且用“李朱洪”来隐喻“拥戴朱明王朝”也同当时人的传统观念不符。在封建社会，皇帝被尊为至高无上的人物，既然要拥戴朱明王朝，当然绝不会把一个不见经传的“李神妃”，置于朱明皇帝和开国君主年号之前，组成“李朱洪”。至“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诗句，据陈彪所供乃是指提喜最初的四川与李少敏、朱鼎元、桃元、马九龙等人结拜异姓弟兄的一段经历，并元“明主重登龙位”之含义。严烟供词中其所以把天地会创始人故意说成朱、李二姓，乃是向审讯者提供伪证，把清吏的视线引向朱、李二人，从而使提喜得以幸免。因为我们从严烟所供“万和尚提喜如今在那里，实不知道”一语，可知他当时尚不了解提喜业已身故。
从大量档案史料可以看出，天地会并非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所谓天地会由明亡后“志士仁人”、明室遗老、“地主知识分子”或“地主阶级反满派”所创立的说法，皆属主观推测。实际上天地会是提喜等下层穷苦人民于乾隆年间创立的。天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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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乾隆二十六年创立，并非孤立的偶然事件。从现存清代秘密结社档案来看，绝大多数立有会名的秘密结社，皆始于乾隆前半期。[21]包括天地会在内的秘密结社，在乾隆前半期的大量涌现，并非由于满汉民族矛盾，而是同当时闽粤一带社会经济发展、阶级分化，广大劳动人民同满汉地主阶级之间阶级矛盾的逐渐激化密切相关的。
乾隆前半期，闽粤一带农村商品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商业、对外贸易的兴盛，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从而增加了对原料的要求，农村经济作物大量增加。在福建，烟草种植面积急剧扩大。汀州府属各地，“膏腴田土，种烟者十居三四”。其他经济作物也都迅速发展。“始辟地者，多植茶、蜡、麻、苎、蓝靛、糖蔗、离支、柑橘、青子、荔奴之属，耗地已三之一。”[22]龙溪县“惟种蔗及烟草，其获利倍，故夺五谷之地”。[23]。茶叶的种植也很兴盛，崇安县每逢采茶季节，“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24]。瓯宁县茶厂上千，大者百余人，小者数十人。[25]广东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很大发展。番禺、东莞、增城、阳若等县，“谋几与禾田等”[26]。合浦县（今属）属出现了“富裕农民使用雇佣劳动种植甘蔗的情况”[27]。种桑养蚕是我国农村传统的副业，这时又有新的发展，广东南海县农民“以桑鱼为业”[28]。顺德县“周四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种植桑树，以饲春蚕”[29]。
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导致了与粮食作物争地的情况。福建种植烟草、甘蔗，“男既去七八，所种稻、菽、麦亦寥寥耳，由是仰食江、浙、台湾”[30]。广东是粮食可以自给的省分，这时也因经济作物的发展，粮食减少，大米只好领先江西、广西、湖广等省供给。[31]这样，粮食生产本身也进入商品经济的范畴。
首先是定额租制的普遍流行和永佃制的发展。在分成制下，佃农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无力也不愿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力与工本，产量难以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满汉地主阶级的剥削欲望，希望从农民手中剥削到更多的财富。佃农又不断以抗租等形式进行斗争，使地主阶级感到旧的分成制已难获更大的收益，遂把分成制改为定额租制，主佃双方议定租额，丰年不增，灾年不减。佃农只要交纳一定的租谷，因投入更多的劳力与工本所获收益，即可归自己所有。地主阶级看到土地收益增加，又想夺田另佃，把土地转租给愿意多出租谷的佃农去耕种。佃农为了稳定对承租土地的使用权，通过斗争或交纳押租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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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获得了对土的“永佃权”。在不欠租的条件下，佃农有权对土地永远使用，并且可以继承、转让、抵押以致出卖对土地的使用权。乾隆前半期，永佃制在闽粤等省已经相当流行。这时，佃农已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除交租外，不再负担其它义务，已经成为“从事耕作的土地占有者，实际上变成了单纯的租佃者”[32]。
其次是“自由”雇佣劳动者和小商贩、无业游民的大量涌现。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自耕农、永佃农也日益卷入商品生产的轨道，他们本身也成了小商品生产着。在同市场发生联系以后，小商品生产者之间也就展开了竞争。结果，少数条件佳者上升为富裕农民，大多数则穷困破产。正如列宁所说：“商业性农业的进步，使下等农户的境况日益恶化，最后把他们从农民的行列中推出去”[33]。农村中破产的小生产者，许多人便成了“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受雇于地主、富农。有些人便离开农乡到异地他乡去谋生。福建农民“十五游食于外”[34]。“壮者往往佣于四方”[35]。许多人到市圩上去出卖劳动力，即所谓“佣趁度日”者。但是，并非所有的破产农民皆可以找到谋生的手段，许多人只得浪迹城镇市圩，成了无业游民即江湖流浪者。其中有的流落街头，行乞度日，有的投身寺庙，藉以糊口；有的铤而走险，靠抢劫、行窃为生。
商品流通的加强，在社会上又涌现出大量小商贩以，包括肩挑负贩、摆地摊、开小店铺、沿街叫卖为生者。水陆交通沿线又出现了大批搬运工人、纤夫、舵工、水手。
总之，由于阶级分化的加剧，在社会上涌现出了大批穷苦劳动者。他们挣扎于饥饿线上，为了生存，被迫走南冯北，东徙西奔。这些人生活极不安定，衣食无着、加以力量分散、孤身无援。现实生活的经验教训，使他们痛切感到，只有把彼此间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势力，能求得生存，而我国传统的结盟拜会形式，也就成他们彼此间团结的最好纽带。因而在乾隆前半期，闽粤一带“结会树党”之风甚盛，天地会只是这股浪潮中一朵比较突出的浪花。
提喜、李少敏、朱鼎元、桃元等人，正是福建农村中破产的农民。提喜虽然在本地投身寺庙，但仍难以糊口，遂与李少敏等人前往四川谋生。据史籍中记载，雍正末年以后，闽粤一带有大量穷苦人民前往四川谋生。[36]提喜等人正是这股浪潮推动下去四川的。他们最早在四川结拜异姓弟兄，并无明显的政治目的，无非是为了互济互助，自卫抗暴。这一点，在严烟供词中讲得十分明确。严烟说：“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37]
总之，天地会并非像以往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是明亡后的“志士仁人”明室遗老、士大夫或地主阶级反满派为了反满或“反清复明”而创立的，而是乾隆前半期闽粤一带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广大劳动人民同满汉地主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产物。广大农民在获得“永佃权”以后，挣脱了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自由前往他乡异地谋生，这是秘密结社产生的一个前提。而穷苦人民为了生存，要求把彼此分散的力量结合起来，则是秘密结社产生的社会需要。因此，天地会创立的真正宗旨乃是“互济互助，自卫抗暴”。
“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是互相依存的。众所周知，清代早在顺治年间就下令禁止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违者要处以死刑。康熙年间又把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作为“谋叛”之罪加以惩处。乾隆上半期，闽粤一带“结会树党”之风大盛，因而乾隆二十九年《大清律》中专门增加了一项条款：“闽省人民除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仍照定例拟绞侯，其有抗官拒捕，持械格斗等情，无论人数多寡，审实各按本罪，分别首从拟以斩绞外，若有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者，亦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而充军”[38]。在这种严刑酷法之下，人民群众要想结盟拜会，互济互助，必然要反抗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因此，天地会创立后，便因遭到严厉禁止而被迫奋起反抗。乾隆三十二年，提喜指使弟子卢茂在福建漳浦举行起义。伍拉纳、徐嗣曾奏折中明确提到：“卢茂之叛，提喜本系同谋”，他“暗中指使，不露姓名”。事败，卢茂等因提喜“系传教之师，曾经穿刀设誓，均不供出”，使提喜得以幸免，天地会亦未暴露，从卢茂起义的情况来看，提喜等人当时虽有反清之心，却无复明之意。据闽浙总督崔应阶奏：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卢茂起义纠人结拜，与何哲、林咸等先后纠得三百三十余人。卢茂见人多势众，“图抢县城仓库并城内富户，钱财充足再行举事”，卢茂因“无辞惑众，捏出赵良明姓名为宋代后裔”[39]。鉴于卢茂系提喜嫡传，这次起义又是在提喜“暗中指使”之下进行的，可见卢茂“无辞惑众”，反映了以提喜为首的天地会创始人，直到乾隆三十三年还未产生“复明”的思想。以“复明”为口号。乾隆三十五年提喜的另一嫡传弟子李少敏再次在漳浦举行起义。他以提喜所编诗句中有“李朱洪”字样，遂“捏送（造？）朱振兴名字，为前明后裔”[40]。可见，天地会内“复明”的思想是后来才出现的，并非创立的宗旨。既然乾隆三十五年天地会已提出“复明”思想，当然乾隆五十二年会内誓词中有“明主传宗”字样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它并非天地会初创时就已存在，更不是天地会创立的宗旨。
天地会创立宗旨问题，十分复杂。本文仅从天地会产生的时代与背景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探讨。目前这个问题仍在继续探索之中，我认为只要以历史事实为据，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这个问题是不难得到解决的。
注释：
[1]戴逸：《关于天地会的若干问题》，《文汇报》，1961年1月20日。
[2][4][5][8][9][18][19]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历史学》，1979年第4期，赫治清：《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论天地会的起源》，《清史论丛》第5辑。
[3][7][17]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第89、79页。
[6]《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三。
[10][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纪簿》，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折，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
[11][13][14][37]《天地会》（一）第97、4、33-63、111页。
[12]《天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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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11-112页。
[15]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16]《天津益世报》1935年4月30日。
[20]赫治清：《＜天地会盟书誓词＞辨正》，《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目录。
[22][30]郭起源：《论中省务本节用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23]乾隆《龙溪县志》，卷十，“风俗”。
[24]蒋蘅：《云寥山人文钞》，卷四。
[25]同[24]，卷二，《禁开茶山议》。
[26]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四，“蔗”。
[27]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第9页。
[28]《广州府志》，卷十，“风俗”。
[29]张鉴：《 塘庵主弟子记》，卷三。
[3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899-900页。
[33]《列宁全集》第三卷，第245页。
[34]谢肇制：《五杂俎》，卷四，“地部”。
[35]何乔远：《闽书》，奏三十八，“风俗”。
[36]《雍正朱批谕旨》，第五十六册，广东总督鄂弥达折，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38]《大清律例根原》，卷五十四，《谋叛》。
[39]《军录》，闽浙总督崔应阶折，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八日。
　　　　（文章来源：《明清史》1988年第11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741.html

以上是关于天地会-关于天地会的创立宗旨问题 ——兼与赫治清、胡珠生同志商榷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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