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吴雁南：试论清末社会思潮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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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9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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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雁南：试论清末社会思潮的特点

试论清末社会思潮的特点
吴雁南

清朝末年，是我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空前解放、空前活跃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云涌风发。爱国、维新、革命共和、君主立宪、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早期社会主义种种思潮，互相激荡。其旨趣虽异，却汇成一股改造中国的时代巨流。这一巨潮有哪些特点？给人们怎样的启示？本文拟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
清末社会思潮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一、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潮，促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觉醒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丧权辱国，中华民族面临空前险恶的局面。举国上下莫不惊呼：“中国之将亡于旦夕”。更有人形象地作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形势图，在旁题诗为：
“沉沉酣睡我中华，
那知爱国即爱家！
国民知醒宜今醒，
莫待土分裂似瓜。”（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2页。）企图惊醒国人，投入救亡爱国运动中去。
一八九四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华侨二十多人，成立兴中会，在“宣言”中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紧接着，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倡导变法运动，疾呼救亡图存，保种保国。变法维新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梁出亡。他们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其基调虽是保皇，却以救亡爱国为己任。梁启超在一些论著中，对中国的民族危机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过度之患，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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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夺取“销场于他地”，分割世界。现已移戈东方，瞵其鹰目，诞其虎口，“万马齐力，以集于我支那”。《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饮冰室文集》上册，《时局》第25页。）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中华民族已面临最危险的时刻。中华民族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增强爱国心和责任感。应当说，康、梁从维新到保皇，都是具有爱国思想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和它所代表的绅商，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也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
广大劳动群众纷纷投入反帝爱国运动。除义和团运动外，一九○三年前后的拒俄运动和一九○五年的反美爱国运动，群众都积极投入斗争。
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亦极为高涨。有的见义勇为，倾家资助革命；有的闻风赴义，壮烈牺牲。
还有一些开明士绅，参加反帝爱国的行列。
这都表明，在清末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爱国热潮。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传播，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觉醒。这表现在：
（一）逐渐从旧式的自发活动转变为自觉的革新运动。无论是维新派、立宪派，还是革命共和派，它们都是资产阶级的一翼，都是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作为自己的活动主旨。一九○五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在神州大地第一次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革命政党，高举建立民主共和的战斗旗帜。这就为全国范围的振兴中华的运动赋予了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一八九四年成立的兴中会，虽然把振兴中华同创立合众政府（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合起来，但它毕竟是革命小团体。因此，只有同盟会的成立，才是清末爱国运动走向觉醒的一个标志。
（二）这一时期的爱国思想已同地主阶级“严华夷之辨”的封建种族主义、农民阶级的自发排外，有所不同，一些文章对中国为什么能够振兴，作了分析。他们认为中国振兴的条件是：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秀历史遗产的伟大民族，幅员辽阔，物产富饶，只要奋发图强，国事必大有可为。他们坚信，只要进行革命，实现共和，国家就会复兴，古今中外，概不能外。而他们所奉行的民主，是真民主；他们要求实现的共和，是真共和；当时欧美各国却逐渐背离它所标榜的民主主义，必然逐渐衰落。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实现共和，中国不但会振兴，而且会蒸蒸日上，后来居上，称雄于世界。
（三）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对帝国主义，既要反对它的侵略，又要学习它的长处。有一篇文章明确提出：越恨它，就越要学它，学它是为了反对它。既要反对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又要反对盲目崇洋，妄自菲薄。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在进步的中国人中就流行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许多人明白了光学器械制造还不成，还应当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只有从政治上改造中国，国家才会富强，民族才能振兴。二十世纪初年，人们对学习西方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有了辩证的理解，应当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成为时代的旗帜和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只是到了近代，才产生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出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以资产阶级统治代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提到日程上来。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十九世纪下半期，就已开始出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提出在中国实行“君民共主”的方案；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潮远未形成奔涛澎湃的局面。到二十世纪初年，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资产级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有相当的力量，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报刊如雨后春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活动和不屈不挠的斗争，顿时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风貌。旧民主主义成为时代的旗帜。尽管在当时进步的人群中出现了各种思潮，但是他们都是以民主主义的同盟者的面貌出现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曾一度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是很不充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辛亥革命的早熟性。国粹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对孔子的批判，应该说是很突出的。在《论诸子学》一文里，孔子成了一位摇唇鼓舌、阴狠奸诈、好弄权术、贪图利禄的伪君子，但他又以孔学的继承者自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孔子的批判，始终是以国学的风貌出现，缺乏民主主义的深度。《新世纪》无政府主义者提出“尊今薄古”的主张，要求把孔学分门别类，痛加批判，却是一句空言，从未付诸行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共和主张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邹容的《革命军》。它系统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提出了创建民主共和的二十五条政纲，第一次把共和国的概念在人们心目中明确起来。但它毕竟是刚刚接触民主主义思想不久的青年，“他所宣扬的革命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一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吴王章：《辛亥革命》第58页。）缺少必要的理论的阐述。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曾出现激烈地指斥封建思想文化的文字，但粗浅的谩骂多于深刻的理论批判，建设性的系统的理论阐述更是不可多见。思想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这种情况反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不够雄厚，民族资产阶级还不够成熟。空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把刚刚形成的资产阶级尽早地推上历史舞台，充当革命的领导者。许多依附于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刚刚跨入革命的摇篮就充当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头面人物。形势发展得太快，许多人宣传革命的论著都带有急救篇的性质，很难要求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更深刻的理解和研究。在宣传民主革命上必然谈不上广泛和深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辛亥革命的早熟性。
三、超越现实的思想很突出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三位要求改革现实的伟大人物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他们为了改造中国，投身于现实斗争中，但他们的言论又带有超越现实的色彩。洪秀全的思想不属于本文研讨的范围，在此只简单谈谈康有为、孙中山的情况。
康有为除积极投身于变法维新运动的实际斗争外，还撰著《大同书》，提出了消灭私有、建立公　有制社会的方案。企图通过这一方案使人们通向幸福之乡。他还提出改良人种的主张，企图使人类永远茁壮、更加健美、更为聪明、优秀，永远康乐，幸福无疆。不仅如此，他还希望鱼虫鸟兽也能享受到大同世界的幸福。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也很驳杂。怎样达到这种理想世界呢？按他的想法，主要是发扬人们的“不忍之心”。他深受佛家众生皆苦的影响，在《大同书》里不厌其烦地类举各种人的痛苦，说明不论上下尊卑、贵贱贫富都有痛苦。认为既然大家都苦作一团，就很容易互相同情，抒发“不忍之情”，大发善心，走向欢乐无疆的大同世界。他写了《大同书》，但是没有找到大同之路，这显然是一种空想。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补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他对欧洲社会主义充满了同情和向往，访问过第二国际执行局负责人，要求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一些人也以“孙中山同志”相称，并将谈话的内容刊诸报端，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列宁称之为主观社会主义，并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吴玉章同志曾说，“他的这种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气魄和崇高的理想。”（《辛亥革命》第73页。）这一论断是很精辟的。当然，也带有超越现实的色彩。
但是，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他们的社会主义空想，同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其虽然带有超越现实的主观幻想，从其整个活动看，却充满了求实精神。面对现实、改造中国，始终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此处讲康有为的活动是指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活动。）
此外，李石曾、吴敬恒等以巴黎《新世纪》为阵地，宣传无政府主义，表现出主观空幻的狂热。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反封建而言，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若就其虚无、空幻而言，又有着消极影响。因此，它同民主主义思潮中的某种超越现实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区别。
四、复古倾向比较浓厚
这里讲的复古倾向是指革新队伍中的一种思潮。在此拟着重讲章太炎的复古倾向。章太炎属什么派？论者颇多分歧，笔者认为，他是一位有骨气、有学问、保守的资产级阶革命家。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里提出了“合众共和不可已”的著名论断；在他同柳亚子、蔡冶民、邹容合撰的《驳革命驳议》一文里又表示在建立共和国之后要进行社会革命，结合他在《定版籍》一文提出的“均田”主张，其欲解决土地问题，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是很明显的。他的主张，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体上是一致的。
但是他并没有沿着学习西方的路子走下去。一九○六年他从帝国主义设在上海的西牢中出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盛大的欢迎会上闭口不谈西方，奉献给革命志士的救世丹方，只是“宗教”、“国粹”四个大字。此后，他揭露和批评西方资本主义的言论逐渐增多，大呼“不可委心远西”，成为革命党人中反对学习西方的举旗人。在《原学》一文中系统抨击了西方的政教风尚，对中国古代文明以至封建制度作了全面肯定。终于走上了既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否定学习西方的道路。沉重的封建包袱，使他愈来愈感到古老的旧中国比西方资本主义高明。宣称：中国封建社会，“名曰专制，其实放任也。故西方有名哲者，率以中国人民为最自由”。（《与马良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86页。）要求人们对中国的典章制度顶礼膜拜。他所响往的却是“奇觚之专制”。（《代议然否论》，《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69页。）这样，章太炎就逐渐卷进复古倒退的漩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我国历史上需要巨人的时代。章太炎和康有为、严复等一代饱学之士，都曾为祖国的进步事业奔走呼号，在中国近代史上闪烁着光辉；由于未能摆脱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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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文化的束缚，在短短几年间就逐渐退着光彩，或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或堕入反动的深渊。从个人来说，自然是一个悲剧。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则应当从历史条件来加以说明。
五、超越现实同复古倒退结合在一起
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曾同时出现超越同复古两种不同的思潮，那么刘师培、何震等人却是把超越和倒退奇异地结合在一起，逐渐走上复古倒退的老路。
刘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他十九岁中举，但是并没有沿着封建仕途爬上去，次年（即一九○三年）“赴京会试”，落第了。归途中路经上海，同章太炎、蔡元培结识，随即卷入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他刚刚接触到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就奋笔写成《中国民精义》一书。继而又同邓实等在上海办《国粹学报》，有人将他同章太炎并称“二叔”（他字申叔，章太炎字枚叔），虞为与章氏齐名的国学巨子。一九○七年和一九○八年，他又在日本东京先后创办《天义报》、《衡报》，倡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国学的基干上又接上无政府主义的丫枝。
刘师培把外国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同他思想深处中固有的“物我齐观、死生平等”的老庄思想、陆王的心学、佛家的贵空之论、许行的并耕之说杂糅在一起，形成具有中国色彩的无政府主义。宣称他理想的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政府、一切为人民共有、苦乐适均的“大道为公之世”。他制定的社会改革方案的中心点是：行农工结合制；按年龄分工；消灭智力上的差别；使“富力萃于农村”。他从国学的宝库中寻找出许行并耕说，作为他所谓的农工结合制的历史依据。他称赞许行是中国倡并耕之说第一人；斥孟子劳心劳力之说，于人类平等之旨大相背驰，“更出许行下矣”。按《汉书·艺文志》，许行“并耕”之说，乃农家鄙者之言，也就是说，它反映的是农村下层群众的理想。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方案，实际上反映的是农村小生产者的思想，是农业社会主义空想。
怎样实现他理想的社会改造方案呢？
他认为，主要发扬两种心理：（一）充其嫉妒之心，决不让人跑在我前；（二）扩其善良之心，决不让人落于我后。把冒尖户往后拖，把落后者拉上来，大家抱成一团吃大锅饭，即可进入人人平等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刘师培的这种理论无疑是错误的，但他把吃大锅饭的思想看作是他搞无政府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的思想基础，却是很有道理的。这使人们更容易从历史长河中认清这种思想的反动性，它决不会使人们登上幸福之乡。
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强调不要政府，要求废除一切强权政治，看起来很急进，其实却掩盖着复古与倒退。
但是，从总的看，当时要求进步的人们，都是围绕着祖国的振兴、以资产阶级民主制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个大题目，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只是，有些人看得准一些，有些人走到岔道上去了。
二
爱国、革新、超越、从国粹宝库中寻求济世之方，一代富有作为的中国人，以富有特色的思想方式研究中华复兴之路、济世图存之方。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总是有它的经济基础、政治因素的。上述特点的出现，除了特殊因素，更有其根本原由。限于篇幅，对于诸思潮各自出现的原因，恕不专论；只就出现上述特点的共同因素，作一粗略论述。
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得到一定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为独立的阶级。这就给资产阶级的革新或革命运动，奠定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依附于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振兴中华的民族民主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成为时代的旗帜和主要社会思潮。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还很微弱，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三年间，历年中国自办的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厂矿只有五百四十九家，资本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仅十七家，而且一般厂矿资本的有机构成很低。这都说明民族工业的生产水平还是很低的，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是很微弱的。这又说明清末民主主义运动的基础是薄弱的。正是因为如此，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无力同封建势力及封建意识形态进行有力的斗争，而且无力帮助一些革命志士摆脱沉重的封建枷锁、成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二、中国是一个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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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国家。农民作为小生产者，首先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其次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从他们的第一个特点看，由于农民阶级遭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他们感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强加给他们的沉重负担，因而渴望从水深火热的苦海中解放出来，找到“千载太平”的理想世界。他们非常憎恨压在他们头上的官吏、豪绅、巨富，希望以农民为主宰的社会代替满族贵族为首的地主阶级统治。在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四川的孝义会，还是浙江的龙华会，都表达了上述要求和愿望。从他们的第二个特点看，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又给他们的认识和活动带来两个问题：（1）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眼光狭窄，找不到新的科学的理论，找不到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他们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兼之，在封建社会里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其个体生产方式是属于封建经济体系中的一种而存在，“是封建经济的统治基础。”（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1—4卷合订本，第885页。）因此，农民看问题的方法摆不开封建思想的束缚。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一方面是渴望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又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观察革命斗争中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371—372页。）看问题的方法离不开封建的窠臼。马克思主义大师在不少地方讲到小农经济的影响是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因此，农村小生产者的影响，反映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某些革命家的头脑中，则是显而易见的保守的因素。（2）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在他们当中容易产生绝对平均主义，产生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心理”，成为近代史上一些主观幻想的基础。清末一些超越现实的主观幻想，同这种思想都不无关系。
三、从中国的情况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横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剥剥和压迫，逼使人民挣扎于死亡的边缘。广大群众痛苦地感受到不仅难以自存，甚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因而对清朝的反动统治充满极度的仇恨，并渴望一蹴而登幸福之乡，企图超越现实通达人人平等、有无相恤的“大同”世界。中国又是具有悠久文明的伟大国家。它的文化传统、历史遗产，不仅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而且给人们以种种束缚。一些国学根基深厚的革命者，看到西方的弊端时，就从他们所称尚的“国粹”中去寻找救国济民的灵丹妙药。传统文化思想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在一定场合，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并使一些革命者逐渐倒退。
四、从国际情况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反动性已充分暴露。特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但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找真理是历史的必然。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是凶神恶煞的欺侮中国的帝国主义；一个是临近死亡的封建老古董。在许多人的头脑里，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在中国必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那是肯定的；但是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许多人都在开动脑筋，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其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就是使中国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同“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毕其功于一役。章太炎为了找到幸福之乡，既然觉得西方的东西不可靠、不理想，于是就从“国粹”中去寻找答案。这样，清末社会中就出现了革新、超越、复古等不同倾向。
从清末社会思潮看，先进的中国人把所能找到的武器都用过了。但是，都没有能够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历史的主流，时代的大方向。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走社会主义的路——这就是结论。

　　（资料来源：《中州学刊》198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