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郭松义：论清代的人口流动和婚姻地域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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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郭松义：论清代的人口流动和婚姻地域圈的关系

论清代的人口流动和婚姻地域圈的关系
郭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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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地域圈，又称通婚地域半径，是婚姻关系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通婚地域圈的大小，除了与人们的活动空间有关以外，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社会环境，以及传统思想、生活习惯等有重要关系。以农耕为主的普通民众，只要没有灾荒和战乱等大的变故，或者因生活逼迫无法在本乡过活，大都耕于斯、食于斯，很少与外界接触，婚姻地域的选择也十分保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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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所说“嫁娶不越境”；[1]“乡村相望，非姻娅即故旧”[2]即是。但值得重视是，清代人口的大量流动，却使人们原有的通婚地域圈的范围有了一定的突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大量的人口流动
清代人口流动的原因，除了战乱、灾荒之外，更主要、也是更经常的是，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因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促使大量人口向城镇、水陆交通沿线聚集，由人多地少的窄乡向人少地多的宽乡迁居。这种人口流动，不但时间上连绵相延，而且规模也在扩大。有的学者通过对南北49种家谱147941个男性成员的观察，发现离开原居地迁往外地的共有18696人，占总人数的12.64%。尽管这其中，某些家族无1人外迁，有的外迁者不多，但从总比例数看，外出谋生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动向。至于他们的迁徙范围，大致限于本州本县的有11765人，占迁徙总数的62.93%；省内流动的3429人，占18.34%；流向外省的2262人，占12.1%；远走国外的126人，占0.67%。另有外出去向不明者1114人，约占5.96%。[3]又据笔者查阅清代档案，在乾隆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的483对夫妻里，有50人户属于外地迁居户，占统计总数的10.4%。不过因统计没有包括单个外出者，所以实际比例可能还要高于前面的12.64%数。
这些迁居外地的人户，有相当部分是带着妻儿老小合家同行的，也有携带妻儿，同时留下若干人守护祖坟作根。四川绵阳张氏，原籍广东惠州府龙川县人，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入蜀，领头的是母亲巫氏，追随者有儿孙十余人。[4]世居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的黎玉昌，乾隆元年（公元1741年）进川，率全家同往，插业立籍。[5]差不多时候从嘉应州迁入四川的陇西李氏，本人外，也有妻儿兄嫂等13口。[6]清初随郑成功由广东迁往台湾今桃园大溪南兴庄的徐相简，当年43岁，生有3个儿子。他把长子徐根仁夫妻留在原籍看守家园，另带妻子并两个尚未成婚的儿子共4口，渡海创业。[7]还有乾隆年间从福建长乐迁台定居的何彦赐，也是携带妻子、儿子同往的。[8]
在众多的外迁者中，单个人外出闯荡世界的占有相当的比重，有的则与乡里亲友做伴，相邀外出。这些人，除商人和手工工匠外，多数是贫苦农民。乾隆安徽桐城《高氏宗谱》第12至14代，有21人先后迁往陕西，其中携带妻儿的5人，占统计数的23.8%；携子同往，把妻子、父母或若干子女留在家乡的3人，占14.2%；剩下单个外迁13人，占62%；只身外出的比例最大。湖南宁乡《资阳高阳三修族谱》记载往四川的12人，仅3家带有家眷，光棍汉占75%。至于在外迁浪潮中，山东人渡海闯关东（关外东北地区），直隶、山西人出长城走西口，因主体是贫苦大众，单独前往者更占有绝对多数。在此且以山东潍县陈姓为例，这个家族从12代起便不断有人外出往关东和口外等地谋生，内到口外的51人，明确记载在那里安家生子的13人，占25.49%；去关东的18人，安家生子者3人，占16.66%。[9]本来，安家生子不等于全是携带家口外出的，而未见记录者也可能会有少数漏载的，不过总体权衡，单身外出应是主体。
二、单个客民的异地婚姻
诚然，在这些单身外出人中，有的已在家乡成亲安家。像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山西崞县人温满小子，将自种地6亩典出，留银子9两，交丈人赵明士委托养活妻子，只身前往口外寻找活计，[10]便属于此类。有的人虽没有成亲，但在康雍之际的早期移民中，他们往关东、口外或到台湾等等，多是春去秋回，类似候鸟式的活动，所以一般不存在异地婚姻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在客地“微立产业”，或因其他缘故，定居者逐渐增多。于是，在这些移居者或移居群中间，婚姻的选择就越来越显得突出了。这里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单个或少数零星移居者。他们想在客居地结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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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常只好把个人溶入到当地社会中去。类似例子在档案刑科题本中时有所见。且见下表：
单个客民在异地结婚示例

事 例

资 料 出 处

刘子贤，直隶大城人，在河间县娶再嫁妇田氏为妻。

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李卫题。

程子彦，山西永济人，在山西曹州府经商，娶当地人韩氏为妻。

乾隆元年三月七日允礼题，123号。

孙歧山，浙江山阴人，在苏州做踹匠，娶苏州张氏为妻。

乾隆元年三月七日允礼题，133号。

彭章，湖北汉阳人，驾船为业，娶黄坡人马氏为妻。

乾隆元年十月二十日钟保题，126号。

邱明瑞，江西南康人，在广东耕山为业，妻林氏，广东和平人。

乾隆元年十二月八日徐本题，138号。

李三，安徽蒙城人，客居霍邱，妻汪氏，霍邱人。

乾隆元年十二月九日徐本题，138号。

张南直隶唐山人，在元氏县食力为生，妻王氏，元氏人。

乾隆元年十二月九日徐本题，138号。

苏祥，河南固始人，在安徽阜阳开豆腐店，妻武氏，阜阳人。

乾隆十年十二月 日盛安题，119号。

马利圣，湖北蒲圻人，在沔阳打铁为生，妻朱氏，沔阳人。

乾隆十年七月四日晏斯盛题，124号。

胡淑远，江西长宁人，在会昌佃种为生，妻何氏，会昌人。

乾隆十年七月八日塞楞额题，126号。

黎正然，湖南邵阳人，在贵州铁匠生理，娶思南王氏。

乾隆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张广泗题，134号。

李重，河南中牟人，在外唱戏为生，妻李氏，新郑人。

乾隆十年十二月三日盛安题，137号。

此表共列12例。这些人能在当地娶妻，通常都是生计较好，或有较稳定的职业，如做买卖、开小铺，或有一技之长的手工工匠等等。示例中的[1]孙歧山、彭章、苏祥、马利圣、黎正然就属于此类。第2例山西程子彦在山东客地娶韩氏，是因为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曹州府遇到水灾，逼得很多人卖儿卖女，程花了9两银子，把路儿的妻子韩氏买过来成亲，用以照顾生活起居，但因双方年龄差距较大（成婚时程40岁，韩29岁），程又热衷于赚钱，夫妻感情并不融洽，加上韩未生得子女。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当程返回山西，便以62两银子，将韩转卖于某绅宦做小妾。程子彦在曹州娶韩氏，是因为他有钱，能乘人之危。后来他不顾夫妻情份，再用高价将韩氏卖出，也是因为有钱可以另娶更好的，反映了“商人重利轻离别”的本质。对于像程子彦这样的人，不管在本地还是异地，都不存在娶妻困难的问题，[11]这与清代盛行的“婚姻论财”的风气是合拍的。至于第10例胡淑远，以一个贫苦佃农能在客地娶妻成家，那是因为他娶得的何氏，生活作风不好，与人通奸，被丈夫陈世经休卖出来的。另如刘思贤娶再醮妇田氏，亦因田氏不守妇道，从转手人那里以银6两买得的。
一般地说这些在外闯荡江湖的光棍汉，很难在客地找到合适的配偶，原因是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往往不是为人佣作，就是无固定职业。在上无片瓦可供栖息，下无寸土以作养生的情况下，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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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人有意在客地成亲安家，也很难会有可心的女子嫁他。上面说到的胡淑远、刘思贤的婚姻，很可说明问题。在档案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婚嫁情况，即男女同是寄籍者，安徽当涂人孙圣良和湖广女子于氏的婚姻便属于此类。孙于二人均客居江苏江宁县（今南京市）。于氏原夫去世，生活无着落。孙年届40，孤身飘泊在外。一个需要经济支持，另一个缺妻子照料生活，于是两人就合在了一起。[12]山东掖县人范福亮，寄居热河多年，眼看年近50还孑然一身，实在孤苦难熬。那一年，邻近的樊氏死了丈夫，留下9岁和11岁两个男孩，没有劳动力，生活陷于绝境。范便以聘银6两娶了46岁樊氏，同时也把两个儿子带了过来。[13]再一种类型像河南长葛人秦蕙，移居裕州佃田度日，恰好与从山东到裕州佃田的孙二相识。孙二有个17岁的女儿待嫁，见秦年岁相当（时年19岁），人又老实，双方均在客地，命运相同，结成亲戚，可以多个帮手，从而促成了这宗婚姻。[14]广东应德人全进，在广西娶陈观娇为妻，也是因为陈的父亲同是从应德迁居广西的客民。[15]
在一些地旷人稀的地区，人们因为缺乏劳动力也有把客民作为人力资源招来作女婿的。西北的陕西、甘肃一带，女少男多，外来客民把女儿嫁与土著户，换得土地耕种。光绪《靖边县志稿》：“近来地荒人稀，土民多占绝产，然力不能垦；东路客民携眷迁居，并有以女易地者”，便是例子。再比如，档案中有四川隆昌人周国启，娶寄客户湖北麻阳人成氏为妻；张曾龙娶外来户湖南宜章人萧氏为妻，等等。那是成、萧二氏父母进川后，想依藉周、张土著户的力量，在当地立下脚跟。[16]当然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总的说来，人口流动对打破相对封闭的婚姻环境是有作用的。不过因为他们中相当部分属于赤贫或少产者，一些土著户又常常排斥他们，不得已只好降格以求，反映在婚姻质量上，也不尽如人意。
三、群居客民的婚姻
移民者婚姻的另一种情况，是在某些地区，由于连续不断移民，形成一个或几个相对集中的客民群落。这些人很多是携带家口进入的，在婚姻关系上往往呈现出地区移动了，可婚姻的选择上仍停留在原来不大的圈子范围内。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四川省。清代四川是个移民大省，从顺治年间一直沿续到乾隆初年，沿边各省如两湖、陕西以及广东、江西、福建等等，有大批居民进入，而且很多是全家或同里、同姓家庭先后迁居的，出现了像“湖广填四川”等等的说法。[17]他们进川后，常集中居住，自成一统，甚至出现一个新的相对封闭群体。比如移居金堂县的百姓，有从两湖、江西来的，也有从广东、福建来的，他们各自结群，“大都知此而不知彼也”。[18]东边的云阳县，夹着瀼水分作南北两岸（应为东西两边），南岸是明朝洪武时从湖北麻城、孝感迁来的，清代成了土著老户；北岸则是康熙、雍正年间迁入的寄籍户，其中以两湖人士最多。他们迁移时间不同，形成的风俗习惯也有差别，大致南岸俭而北岸奢。[19]相互关系既是如此，人们之间当然很难有婚姻关系了。川南叙州府所属的南溪县，粤、闽、湘、赣移民“插占”聚居，有的还自称为麻城乡、孝感乡，官府为了方便管理，专门设立客长加以约束，“各省侨民自为婚姻”。[20]四川的不少地方志在谈到婚礼、婚俗时，常作如此记载：
川省五方杂处，各从其乡之俗；
婚礼，五方之民各从其俗；
吴闽秦楚良民“咸来受廛”，颇杂五方之俗。[21]
上述记载明白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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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客民为保持原先的生活传统，在婚姻选择上，多数仍以同乡近里为基轴，围绕进行的。这里再举个个案例子：湖北蒲圻人涂宏亮一家迁居四川云阳后，稍稍立起家业，便带儿子回原籍娶妻。当重返云阳时，随同的除涂氏父子和新媳妇外，还有姻亲芮氏，以及周、王等家。他们在云阳，比邻而居，互相嫁娶，形成独自的婚姻圈。[22]但由于客地毕竟不是原居地，人数有限，初来乍到，社会关系不广，特别是有的来自多个地方混杂居住的村落，在土著居民不情愿接纳的情况下，他们只得在客籍居民间互择配偶，出现一种客客相配的婚姻格局。
类似四川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有。陕南、汉中、兴安和鄂西的秦岭、大巴山区，从乾隆时候起，陆续有好几百万外地人户进入。他们中很多都携老扶幼，全家同来；或亲戚乡曲，接踵聚族而居。[23]陕西乾隆《雒南县志》说的“婚姻必择同乡”，指的就是客民间的婚姻关系。有的间或与本地土著“互通庆吊，缔结婚姻”，亦因“俗尚不同，而口音亦历传不改”，客民们仍“得以自为风气也”。[24]清代的海南岛，也是土满人稀，岛西北的儋州，居民中有老客、新客的区别。老客指的是嘉庆、道光以前由外地迁居的；新客则指咸丰、同治时才刚进入的恩平、开平人。新客与旧客，言语、衣冠和婚丧习俗多有差异，故各自为婚姻，不通戚属。[25]浙江于潜县，当地官府鉴于太平天国后，百姓死散流亡，田亩荒芜，实行招垦政策。一时间，江西、安徽、福建暨浙东诸郡百姓，纷纷应垦与籍。他们之间，“其婚嫁丧葬，土客既不相同，即客与客亦多互异”。[26]所以一时很难谈得上交往结亲了。造成如此等等原因，从客民方面来说，是因为他们成批迁居，成群定居，有的地方还出现主客相等、客多主少，人口籍贯上的倒置状况。客民们尽管居住的地区变更了，可固有的思想、固有的习惯并没有多大改变，而抱群而居的条件，使其仍有可能选择同乡邻里。当然，客民的这种婚姻局面，从根本上说，与前面一再说过的中国传统婚姻观是有关系的，而共同的习俗，方言等等，本身就是一种吸引，特别在他乡异地和初期创业的困难条件下，一提起同乡便会油然地产生亲近感，进而通婚，是很正常的。
此外，当地居民的排斥和不认同，也是个重要因素。这里既有主客双方生活习俗的差异（这在前面曾多次提到），也牵涉到经济方面的冲突（如争夺土地、水源引发的纠纷等等）。四川云阳县土著居民，面对不断增多的客民，起始颇多仇视；[27]有的地方的土著百姓，甚至长期坚持婚姻不对外。[28]只要双方仍在对立不合作，那么各自抱团、互不交往的局面，也不会根本改变。
但是，不管主客之间，或客民和客民之间，开始的关系如何隔膜，乃至不相融洽，可他们终究共同生活居住在一个局部的环境里，不能长期不相往来。诚然，这中间可能充满着痛苦和矛盾，在痛苦中调整感情，在矛盾中磨合关系，以至终于相好、结成亲戚。前面说到的云阳县，土著者由初始仇视客民，到“久乃相沐，寻结婚媾”，[29]文字很简洁，可把变化的进程表达出来了。南溪县主客和客客之间，亦因“历时既久，习俗同化”而“渐通婚姻”；[30]潼川府属的中江县，客民多来自闽粤楚赣等省，“先至者或恣雎自雄”，到后来“靡相龃龉，互通婚姻”，进而“欢洽大和，无复南人来土之患矣”。[31]顺庆府仪陇县，外来移民也很多，久而久之，营造出婚姻相维相系，“何有主客之辨”的良好氛围。[32]另如湖北长乐县（今五华县），原系土司地区，是五华、石宝长官司属地。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朝政府对其实施改土归流，政治方面的阻拦取消了，各地流民纷纷进入。面对此情此景，长乐人在婚姻关系上也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同治《长乐县志》对此有所叙述：
设县初，惟张、唐、田、向四姓为土著，合覃、王、史、李为八大姓，继有十大姓之称，向、李、曾、杨、郭、王、皮、邓、田、庹是也。惟此十数姓互相联姻，今则不拘。
一直到清末咸丰、同治年间，伴随着土著和外来户、这些外来户和那些外来户之间，在生产生活上融为一体，婚姻的藩篱也由逐渐拆除到彻底拆除。
一些个人或家庭的资料，比较具体的记录了此种婚姻的过程。
第一例出自《傅雅三先生自订年谱》。傅雅三即傅诗，生于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在咸丰、同治年间做过知县、通判一类地方官。傅诗的祖籍是安徽宿松县，祖上曾是绅士家庭，到他曾祖傅必元时已逐渐衰败。必元眼看着自己和儿子都读书未成，又不善谋生，心急如焚。当时正是乾隆初年，宿松一带不断有人到陕南租山垦殖，有的还因此起家。这给傅家带来一丝希望，于是由傅诗的叔祖父傅祖麟先往探路。祖麟在商南县一个叫松树沟的村子作了塾师，有了初步的落脚之地。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在傅必元的率领下，3个儿子及有关眷属都来到商南。不久，傅诗的祖父傅廷先又辗转迁至商南西边的山阳县谋求发展。在山阳期间，庭先为他儿子，也就是傅诗的父亲娶徐氏。徐氏原籍宿松，占籍山阳，属于异地同乡间结亲。徐氏早亡后，其父再娶邓氏。邓氏不是宿松人，可也不属山阳土著户，所以仍算客籍之间联姻。接着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傅诗本人娶妻成家，原配潘氏还是客籍。一直到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傅诗的继配张氏进门，这才是地道的山阳县人士，而此时傅家因耕读传家，傅诗又有了功名，在山阳已小有名气了。从傅诗曾祖进陕西，到道光二十五年，中间隔了60多年，才实现了土客连姻的梦，双方的差距终于缩小弥合了。
第二例是国学生祝方厚家。祝的先世亦系安徽宿松人。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方厚5岁，岁父亲祝汇并母杨氏迁居湖北郧西县。方厚善于经商，在贩运贸易中赚了钱。他不但在郧西买房置地，而且把势力由鄂西北一直伸展到陕南的洵阳等地。就在祝方厚发迹的同时，他的儿孙们也先后得了功名，有了官衔。长子祝吉以郧阳府学增广生议叙八品衔，次子英则取得从六品侯选布政司经历的资格，等等。一家兼有商人、地主、官绅三重身份，在小小郧西山城，算是首屈一指了。反映在婚姻关系上，祝方厚妻马氏仍为宿松人，但到了儿孙一辈，挑选的已多是郧西名族。[33]计从他父亲起，也隔了两代，才实现土客结亲。然而比起傅家来，经历的曲折似乎要小一些。这可能与祝方厚出道较早，土著名族不得不屈身巴结有关。
四、人口流动对通婚地域圈的影响
清代的人口流动，给相对封闭的通婚地域圈造成一定冲击，不过因为客民中的情况各种各样，所以冲击力的大小也不一样。一般说来，单个零散的客民，他们要在留居地成婚成家，大抵只好屈从于当地的婚俗习惯，并最终溶入于客地的主流社会。对于那些相对集中集居的客民，或主客参半、主少客多的地方，他们的通婚变化就要曲折缓慢得多。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土客双方在思想习惯等方面交汇融合的过程，而且最后可能成为既非全是土著区的原貌，亦与客民祖居地有所区别的一种混合型习俗，特别是有些来自多个地区组成的居民区，其风俗更显出多样化的趋向。此外，客民们本身经济、政治力量的大小，与在客地能否顺利择偶婚配，也有重要的关系。多财有力者并不困难，可对于贫苦大众、尤其是单个零星户，难度却要大多了。客民中出现的许多质量不高的婚姻，相当部分就发生在这些人身上。
清代的人口流动，还促进了客籍地与原居地之间的婚姻联系。有的客民在新居地生活有了头绪，便回祖籍娶妻，或把留家的眷属接到客地。也有的把客地生下的子女送回老家，在那里找对象、结连理。据有的学者统计，康熙、乾隆以后，随着大陆移民在成婚立业的日益普遍，又有许多在台湾出生的女子被嫁回大陆。在所查阅的福建70余部族谱中，有11部记录了这种婚姻，人数达到83人。[34]
清代的人口流动，对促进各民族间的婚姻，也起着积极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形成，我国少数民族大都集中在边疆山区，而清代移窄就宽的移民活动，亦多流向那里，从而使各民族间交往大大增加了，结婚联亲的事自然无法避免。关于这一点，很多资料都有记载，因不想多占篇幅，不一一列举。在《大清会典事例》和《大清律例》等有关条例中，载有不准蒙汉、苗汉联姻，在台湾禁止汉人娶番妇，这本身就告诉人们，他们之间的通婚已是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引起了统治者的警觉，感到需要防范了。由于条规违反历史潮流，最后不是被迫松禁，或名虽禁而实不止，联姻的人数和联姻地域仍在扩展。
在清代，随着向国外移民的增多，又出现了涉及地域更广的跨国婚姻。福建永春县《桃源潘氏族谱》记录该族族人，自雍正年间起便有人移居外洋，到清末止，先后有802人辗转于南洋，即今东南亚各国。按时期分：清初期外出85人，中期298人，后期419人，愈到后来出去愈多。明确记载在国外娶妻的起于19世纪，她们的国籍包括今菲列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永春《桃源潘氏族谱》中反映的跨国婚姻，在闽粤侨乡发现的还有很多，他们中有的也明确写进了族谱。光绪《慈溪县志》言：浙江宁波人善于经商，商旅遍天下，日本、南洋以致西洋国家，都有其足迹和铺号，其中亦不乏在当地“娶妇长子孙者”。看来跨国婚姻远不限于闽广。
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以及传统婚姻制度对人们思想、精神造成的束缚，总的说来，清人婚姻地域圈，不管是普通百姓，或中上层人士，都不算宽广。但是，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的人口流动，却给封闭的圈子打开了一个缺口。尽管这个缺口在各地造成的影响有大有小，而且在有的地方，特别是群居移民区，一旦新的婚姻网络形成，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封闭圈。不过无论如何，比起原先的纹丝不动来，毕竟是一种变化、一种扩大。考察清人婚姻地域圈，如若不把人口流动这个因素包括在内，就是不全面的。
注释：
[1] 光绪《广德州志》卷24。
[2]《陆陇其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72页。
[3]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所，1981年版，第254页。按： 原表尚有出家、被掳、殉难三栏，未加收录统计。
[4]民国《绵西张氏族谱》卷2，《德邑巫太君专祠修建始末》。
[5]民国《黎氏族谱》《梅县折田家谱跋》。
[6]民国《陇西李氏族谱》，《蜀渝州官庄始祖敏蔡公记》。
[7]东海堂编：民国《徐氏族谱》，抄本。
[8]台湾新竹《何氏宗谱》抄本。
[9]道光（潍邑）《陈氏族谱·寄籍图》。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以下简称档案），乾隆二十年12月12日晋抚 恒文题，125号。
[11]商人出外贸易，在客地成亲的例子是不少的。曲阜孔府档案中，就保留了好几件族人因到外地贸易， 娶妻成家，而定居蕃衍的事（见档案1201之2，1201之4）。又如湖北潜江县贾启贵家贫外出做买卖， 由河南南阳再转泌阳县董家庄落业，在那里娶董氏为妻。《（湖北）黄冈朱氏支谱》中，亦记有族人 外出贸易不归，落籍客地的情况。
[12]档案，乾隆元年八月二十日顾琮题，124号。
[13]档案，乾隆十年四月十三日高斌题，133号。
[14]档案，乾隆二十年三月四日阿里衮题，128号。
[15]档案，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允礼题，133号。
[16]档案，乾隆元年十月五日庆复题，130号。
[17]参见拙著《清初四川外来移民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8]嘉庆《金堂县志》卷2。
[19]咸丰《云阳县志》卷2。
[20]民国《南溪县志》卷4。
[21]同治《嘉定府志》卷6，嘉庆《金堂县志》卷2，光绪《秀山县志》卷7。
[22]民国《云阳涂氏族谱》卷19，《功亮公传》。
[23]毕沅《复奏民生吏治疏》，《皇清奏议》卷64；同治《竹溪县志》卷14。
[24]光绪《镇安乡土志》卷上。
[25]民国《儋县志》卷2引前志。
[26]光绪《于潜县志》卷9。
[27]民国《云阳县志》卷13。
[28]同治《房县志》卷10。
[29]民国《云阳县志》卷13。
[30]民国《南溪县志》卷4。
[31]民国《中江县志》卷2。
[32]同治《仪陇县志》卷15。
[33]张沛编：《安康碑石》，第171－172页。
[34]庄为玑、王连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3页。
（资料来源：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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