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关嘉禄：中国大陆满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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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嘉禄：中国大陆满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关嘉禄：中国大陆满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满族,是一个颇有作为的民族。自清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农历十月十三日命名之日起,满族即展现了非凡的姿态,登上了中国历史大舞台,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以其勤劳、勇敢、开拓、进取的崇高品格和反抗外来侵略、捍卫民族独立的不屈精神,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满族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近300年之久,其间开创了辉煌的“康乾盛世”,其影响曾波及世界。满族建立的清朝,距离我们时间最近,是非成败和经验教训,足资后人借鉴。人们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对满族的认识不断升华,对满族的研究愈益重视,科学地探索满族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业已成为一门学科,即满学。满学,亦称满洲学,与蒙古学、藏学共同构成中国学(过去称汉学)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满学与清史密切相关,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满学又有其自身学科固有的特征。清史,主要研究有清一代的断代历史;而满学则时限跨度大,范围广,主要研究满族的历史和文化,现实与未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民族、宗教、民俗、语言、文字、医学、民族关系等等,其本身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今,满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不仅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而且在日本、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德国、匈牙利等国家都有专门学者从事满学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面临世纪之交,满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为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兹就中国大陆的满学研究,作一回顾与展望。
一
满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普遍使用这一名称并进行专门研究,为时并不长,就此而论,满学是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但满学如同其他学科一样,绝非凭空而立,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坚实基础。满族勤奋好学,孜孜进取。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后,面对浩瀚的汉族地区农耕文化的包围,不囿于自身的陈规旧制,采取积极学习的态度,效法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经济文化,较快地完善了封建社会制度,不但使自身得以立足,而且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显示了可贵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康乾盛世”之际,国势强盛,社会稳定,中国的思想文化呈现空前繁荣,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宝库增添了许多旷世精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宝贵文化财富。清朝由盛而衰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继承创造并传留后世的珍贵文化遗产,为满学研究奠定了雄厚基础并提供了有利条件。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引发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变化。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造成的民族偏见,满学研究曾一度陷入低潮。民国时期满学研究渐有起色。1918年,清末进士金梁招聘人员利用沈阳故宫崇谟阁所藏《满文老档》进行翻译,并将其部分内容刊印出版,名为《满洲老档秘录》,后改称《满洲秘录》。其后又将部分译文在《故宫周刊》上连载,题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即故宫文献馆时期,可称为满文文献研究工作的草创时期。1924年11月冯玉祥将军驱逐末代宣统皇帝溥仪出宫。1925年10月故宫文献部成立,1929年2月正式定名为文献馆。时通晓满文者鲍奉宽、齐增桂、张玉全和李德启诸先生,除对康熙至宣统年间的《满文起居注》、《满文黄
册》以及军机处档簿、内务府档案进行整理外,主要对在内阁大库发现的清代早期珍贵档案《满文老档》及《满文木牌》进行了整理研究,并在《文献特刊》和《文献论丛》上发表了学术论文,李德启还编印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可以说这一时期满文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取得了拓荒性的成果。著名学者孟森、肖一山、谢国祯、金毓黻等在清史、东北民族史研究中,对满族历史和文献也做了可贵的探索。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代通史》、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列传》以及赵尔巽等撰修的《清史稿》等,其中不乏对满族历史、文化、民族和人物的评述,是满学研究重要的参考史料。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大陆的满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爆发之前的勃兴时期;
第二阶段:“文革”10年动乱的萧条时期;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的大发展时期。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政府重视,培养人才,奠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妥善的民族政策,满族作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各方面都享受平等的待遇。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基础建设,为满学研究在物质上和人才上做了准备。50年代进行了接收档案工作。根据中苏文化交流协议,苏联将1900年沙俄入侵掠走的东北地方档案交还我国,其中满文档案占有相当数量。国家档案局还派人接收了南京史料征集处保存的清代档案3000多箱,运回北京,其中包括珍贵的满文《实录》、《圣训》、《玉牒》和题本,此外还接收了北京大学、大连等处保存的部分满文散佚档案。在满学专门人才培养方面,1955年周恩来总理批转学部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的报告,委托学部历史研究所举办满文班,由蒙古族学者克敬之任教。1956年又办了一期满文训练班。这两期满文班为国家档案部门和科研单位输送了少量急需的专门人才。196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交国家民委办理,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满文专业班,满文学科从此正式纳入高等教育轨道。本届学员(20名,学制5年)不仅受到系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教育,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而且还走出课堂,深入实际,在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半年实习期间整理了乾隆二十年以前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5000余件,受到了专业化正规训练。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在国家民委领导下,动员全国高校大量的教学科研人员,分赴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民族语言和社会历史实地调查,《满族简史》、《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就是那次实地调查的成果。这时期在满族历史的研究上,还展开了清军入关前满族社会奴隶制与封建制的论争,活跃了学术空气,推动了满族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
第二阶段,“文革”10年动乱,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研究机构停止了工作,满学人才被迫改行,“文革”的狂风暴雨摧毁了春意盎然的满学园地,本来在60年代前期开始出现的满学勃兴势头,一下子遭到扼杀。“文革”后期,周建人上书中央,建议珍惜和培养满文人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在1975年招收了20名学员,同时从东北和干校调回几名专业人员,满文工作始见缓慢恢复。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满学研究仍然处于萧条状态,在研究成果和水平上滞后于国外学界。
第三阶段是中国大陆满学研究的大发展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导向合理,人才辈出,专门机构相继建立,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成果大量涌现,中外交流空前活跃。
这个时期,原有的研究机构很快恢复运转,绝大部分“文革”前的满文专业人员得以归队,他们在档案、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成为中坚骨干。北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相继开办了满文培训班。黑龙江省专门成立了满语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又开设了本科清史满文专业。辽宁大学开设民族班,培养了一批满文人才。与此同时,社会办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其中,由满族人士金宝森先生任院长的北京满文书院自1985年创建以来,白手起家,历时10余载,免费培养学员数百人,得到政府和满族知名人士的关怀支持,至今坚持不懈。
新时期满学研究专门机构的相继设置,是满学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1991年3月6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成立满学研究所,阎崇年任所长(现任所长为赵志强)。1992年8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北京满学学术讨论会。这是在中国大陆举行的首届高层次、国际性的满学盛会,来自日本、美国、韩国、意大利、俄罗斯以及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专家学者70余人荟萃一堂,开展学术交流,共襄满学盛举。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主办、阎崇年主编的《满学研究》,被誉为“国际满学领域的第一个专业学术丛刊”,至今已出版三辑,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满学界的学术交流。1993年3月,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成立了北京满学会,开展学术活动,促进满学发展。1993年中央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的民族史暨清史满学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王钟翰教授任所长,关纪新任副所长。该所现有专职及兼职研究人员23人,具有较强的研究实力。建所以来,与兄弟单位合作出版了《满学朝鲜学论集》、《满族的历史与文化—纪念满族命名360周年学术论文集》,1995年夏在河北承德主办了有国内外满学专家参加的“纪念满族命名36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2年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成立,以研究满族为主,下设4个研究室和《满族研究》编辑部,现任所长是以研究满族文学擅长的张佳生,副所长是何晓芳、王建义。1989年该所在丹东市举办了“首届满族文化研讨会”。该所主办的《满族研究》自1985年创刊以来,至今已发行50期。1996年6月辽宁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辽宁社会科学院深化机构改革,开展具有辽宁特色优长学科研究的新举措,中外满学界纷纷来电致贺,同时还召开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满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该中心遵循开门办院方针,聘请了多名院外特邀研究员,发行了《满学研究通讯》,与丹东市满族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辽宁满族自治地方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的实地考察,并着手培养满学研究专门人才。1997年12月,新宾满族自治县专门成立了满族研究所。此外,辽宁省满族经济文化发展协会、辽宁省满族文学学会、辽宁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辽宁大学中文系满学研究中心、沈阳市满族联谊会、大连市满族文化研究会、承德市满族发展协会和纳兰性德研究会、吉林省满族文化和满族音乐研究会等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满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二
20年来,中国大陆的满学研究人员,在充满生机的学术绿洲上,辛勤耕耘,锐意开拓,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受到世界学人的瞩目。这些成果出自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员之手,其特点是立意新颖,特色鲜明,资料翔实,论证有据,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开拓性,反映出满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新的进展。由于篇幅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下册

所限,仅将中国大陆满学研究大发展时期的学术成果作一概要评述。
(一)在满语文研究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语属于粘着语类型,满文则属于音位文字类型。满语文研究是满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基础研究的性质。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正式成立以来,中国大陆的满语文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进入了较高的层次,在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上都有所突破,涌现出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
1986年5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编著的我国第一部铅字版《满语语法》,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说:“这部较为完备的《满语语法》,是满语满文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收获。”青年学者乌拉熙春编写了《满语语法》、《满语读本》等著作。季永海等人合著的《现代满语八百句》以及赵杰著《现代满语研究》、《现代满语与汉语》,通过社会调查,从现代满语中采撷新鲜成分,运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加以科学地归纳、整理、比较和分析,在满语文研究中开拓了新领域。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了大陆学者关克笑、沈微、王佩环、关嘉禄合编的《新编清语摘抄》,该书对清代编纂的《清语摘抄》作了改造和补充,便于查阅和利用。已故著名满语专家穆晔骏撰写了《基础满语概论》、《满语文法会要》等著作,提出了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满文辞书的出版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已故著名清史专家商鸿逵等编著的《清史满语辞典》,对于清史和满学研究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1988年3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厚生等人编著、王钟翰审订的《简明满汉辞典》。该书形式新颖,简明实用。1993年12月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安双成主编、关嘉禄通
审的《满汉大辞典》。1994年7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增益主编的《新满汉大辞典》。这两部大辞典,作为工具书,特色鲜明,风格有异,填补了自清以来大型满汉辞书的空白,其独特之处,在于注重继承,锐意创新,突出辞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满学专家王钟翰评价说:“《满汉大辞典》的出版问世,是满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学术成果。”
探索满语文语音、构词、语法规律,论述满语文形成和发展特征,进行民族语言文字比较研究,一大批有深度、有广度、有份量的学术论文相继问世。此外,在满语文教材编写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刘景宪在《满语研究》上发表了9期《自学满语教材》,王庆丰撰写了《满语语法基础讲义》和《满语语音教学》,屈六生主编《满文教材》,北京满文书院编写的《满文讲义》也于近年出版。
(二)在满文文献发掘、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方面获得大面积丰收
满文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满文文书档案,包括清代中央和地方军政机构形成的满文文书档案;一类是满文图书、谱牒和碑刻等。清朝保留下来的满文文献,数量浩大,价值珍贵,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满文文献的发掘和利用,为我们提供了新鲜史料,对于满学和清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1978年开始,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对《满文老档》作了全面译注。该项目为国家科研“六五”计划项目之一。经过10余年艰辛努力,这部100万字的满文译著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满学清史学界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有关研究《满文老档》的论文相继发表。1987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关嘉禄、佟永功、关照宏合作译著的《天聪九年档》,该书附有《天聪九年档》与《清太宗实录》对照表及比较研究的学术论文。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盛京刑部原档》,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编译。该书对于研究关外时期满洲法制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辽沈书社出版了季永海、刘景宪合译的《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该档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忠实记录,极少避讳和雕琢,补正《清实录》的某些讹缺,洵为研究清开国史之珍贵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分上、中、下3册,凡100余万字,该书是继《满文老档》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译著,不仅对《满文老档》是重大补充,而且对《清实录》等官撰史书的校订补遗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还先后发表了郭美兰编译的《崇德七年奏事档》和关孝廉编译的《盛京满文旧档》,对于研究清入关前史、文书制度及文字演变颇有参考价值。
有清一代,特别是清代前期“康乾盛世”之时,清政府的公文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用满文书写的,其中满族重臣封疆大吏给皇帝的满文奏折、题本及皇帝的满文朱批,是珍贵的历史记录。近年来,一批满文档案文献陆续发掘出版,公布于世。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译的《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该书反映了早期中俄关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对于研究我国

中国历史小故事短篇

对外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福建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合作编译的《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郑成功满文档案选译》等,这为台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了《清雍正朝镶红旗档》(刘厚生译)和《雍乾两朝镶红旗档》(关嘉禄译)两部著作,对系统深入研究八旗制度颇有裨益。吴元丰、赵志强编译的《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等编译的《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清代满文土尔扈特档案史料选译》、《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等,为边疆史和民族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199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共270万字,记录了康熙一朝的军政公私机密要务,史料宏富,系统可靠,均系首次翻译,公诸于世,是研究清前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清代东北地方军政机关形成的满文档案,数量可观,特色鲜明,引起了国内外满学和清史学界的关注。馆藏《顺治年间档》,已由季永海、何溥滢译成汉文,名为《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中华书局出版)。馆藏《黑图档》是盛京内务府与北京总管内务府、盛京五部等部门来往公文的抄存稿,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资料》第五辑发表了关嘉禄、王佩环译,佟永功校订的《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辽宁省档案馆编译的《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辽宁省满文专业工作者通力合作编译出版了《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和《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日本著名清史满学专家神田信夫曾在《东洋学报》上撰文予以好评。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及辽宁省民族研究所通力合作,开展了抢救散佚清宫秘档的课题研究(被列为国家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七五”重点项目),整理出版了《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汉文档案选编》共4册,130万字,使古籍国宝重见天日,其中曹雪芹家世官方档案的新发现,在社会上及学术界引起轰动,中央电台及报刊等传媒作了报道。利用新发掘的满文档案史料,一批有深度有见地的论文相继发表。
满文图书、谱牒和碑刻,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通过文献调查,黄润华、屈六生编纂了《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和《北京满文石刻拓片目录》,屈六生还撰写了《故宫藏满文图书》和《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编辑手记》,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和《北图通讯》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出版了富丽辑录的《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辽宁省图书馆是我国收藏满文图书的重要场所。现藏该馆小白楼善本书库的满文图书包括原盛京宫殿所藏殿版书,还有不少坊间刻本及捐赠接收之书,经过专家整理审定,至今已有224部、2598册为读

一句话讲中国历史故事

者提供阅览。满族古籍整理初见成效,已出版(含影印)的古籍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源流考》、《八旗通志》、《妙莲集·写春精舍词》、《清代八旗驻防志丛书》、《熙朝雅颂集》、《明善堂文集校笺》、《无圈点字书》、《旧清语辞典》等。散布在辽宁省内的满文及满汉合璧碑刻,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辽阳文物管理所等单位进行了收集、保护和整理。《随军纪行》一书原藏于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作者曾寿,系一满族下级官吏,参加了康熙年间平定三藩叛乱的军事行动,该书已由季永海译成汉文并作注释,名为《随军纪行译注》。清代玉牒和家谱在满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屈六生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玉牒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其论文《清代玉牒》发表在《历史档案》上。李林编著的《满族家谱选编》和《本溪县满族家谱研究》、傅波等著《满族家谱研究》也陆续出版。
(三)满族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满族历史如同一条主线,贯穿于满学研究各个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在满学研究领域中,满族史作为中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年来,中国大陆的清史和满学研究者,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结合新发掘的大量满汉文及外文史料,对满族源流、社会形态、历史人物和八旗制度等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继王钟翰主编的《满族简史》出版之后,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李燕光、关捷主编的《满族通史》,全书53万字,共分3编14章,涵盖了从满族的先人直至1949年满族社会历史的演变进程,是一部观点鲜明、结构系统、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满学著作。金启先生的《京旗的满族》、《北京郊区的满族》、《三家子满族乡调查》等著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地方特色。王钟翰的专著《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中国民族史》征引了大量满文史料,其中对满族历史多有论证,颇有新意。著名满学专家赵展著有《满族历史纲要》,更对满族源流夙有研究,他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资料,在《满族文化与宗教研究》一书中,对满族的先世肃慎人的由来提出了“西来说”,与肃慎人“南来说”和“土生土长说”在满学园地中争奇斗妍。周远廉借助《满文老档》,撰写了《清朝开国史研究》和《清朝兴起史》,对满族崛起和清朝开国的历史作了深入论证。《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共10册(李治亭主编,马宝珠、张玉兴等副主编),是近年来满族家族史研究的一部拓荒之作。此外,郑天挺的《探微集》、王钟翰主编的《满族史研究集》、戴逸的《履霜集》及其主编的《简明清史》、王思治的《清史论稿》、阎崇年的《燕步集》以及《清史论丛》等有关满族历史的论文集中,对满族源流和满族社会多有论述。对满族崛起历史进行实地考察,取得新成果,傅波主编的《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和《清前史论丛》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辽宁省各满族自治县均编纂出版了史志。
在满族早期社会组织结构和形态的研究方面,青年学者刘小萌所著《满族的部落与国家》一书,可称为满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该书于1995年11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全新的视角,对满族从部落到国家形成的过程及特征,进行了深入系统具有创见性的考察和研究。作者兼通满文、俄文和日文,广搜博引,多方钩稽,不由成蹊,勇于突破,对努尔哈赤时期穆昆塔坦的性质、满族统治家族与家产继承相关的政治权力继承的问题、皇太极时期社会组织的多元化等问题都具有独到见解,读来颇受启迪。
关于满族历史人物研究的论著,犹如朵朵鲜花,在满学园地里盛开怒放。如:《清肇祖传》(董万著)、《努尔哈赤传》(阎崇年著)、《努尔哈赤评传》(滕绍箴著)、《努尔哈赤轶事》(张玉兴著)、《皇太极》(陈著)、《清太宗全传》(孙文良、李治亭著)、《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周远廉、赵世瑜著)、《顺治帝》(周远廉著)、《康熙大帝全传》(孟昭信著)、《雍正传》(冯尔康著)、《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著)、《乾隆传》(白新良著)、《乾隆帝》(孙文良、郑川水、张杰著)、《乾隆皇帝全传》(郭成康、成崇德主编)、《乾隆帝及其时代》(戴逸著)、《乾隆传》(唐文基、罗庆泗著)、《抗俄名将萨布素》(蒋秀松著)、《光绪评传》(孙孝恩著)、《恭亲王奕大传》(董守义著)、《满族崛起中的女性》(王冬芳著)等。1994年辽沈书社推出了一套《慈禧纪实丛书》(共6部),其中《慈禧大传》(徐彻著),观点公允,史料翔实,结构完整,文笔精彩,具有可读性和学术性。该书已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再次出版发行。由王思治、李鸿彬、何龄修、张捷夫等主编的多部《清代人物传稿》、孙文良主编的《满族大辞典》、张佳生主编的《满族研究》以及其他一些报刊杂志,都刊载了大量满族历史人物和当代满族知名人士的传记和评述,在层次和广度上丰富了满族人物的研究。
关于满族八旗制度的研究,杨学琛、周远廉合著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青年学者定宜庄女士所著《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对八旗驻防制度的形成、八旗驻防的统治机构和将领、八旗驻防的兵丁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是近年来满学研究值得称道的一部新作。
(四)满族文化研究取得佳绩
满族文化灿烂辉煌,在满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满族文化内涵丰富,研究领域十分广阔。
辽宁和北京是满族文学研究的活跃地区。80年代初,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了中国满族文学史学术研讨会,掀起了满族文学研究的高潮。其后《满族文学研究》创刊,满族文学研究会成立,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陆续出版,如《满族文学史》第一卷(赵志辉主编、邓伟副主编),《清代满族诗词十论》和《满族宗室文学》(张佳生著),《满族文学精华》(朱眉叔等选注),《满族诗人诗选》(路地著),《雍正诗文注解》(魏鉴勋编注),《英和奎照》(于植元著),《满族英烈传》、《现代满族书画家传》、《舒群纪念文集》(路地著)和《马加文集》(共7卷)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是北京地区满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张菊玲、关纪新、李红雨辑注)、《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张菊玲著)、《清代满族诗学精华》(王佑夫主编)、《满族民间文学概论》(季永海、赵志忠著)、《中国满族》(关纪新主编)、《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关纪新主编)、《‘满谜’研究》(赵志忠著)等一批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此外,满族民间故事和神话的采集和整理,也都有新的成果问世。
满族哲学思想和宗教研究,是满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宋德宣的专著《满族哲学思想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和《康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玉兴的《论满族伦理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满学研究》第二辑),是满族思想道德研究方面的佳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关于萨满信仰和萨满教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主要研究成果有:《尼山萨满传》(赵展译、罗丽达校)、《萨满教研究》(秋浦主编)、《满族萨满神歌译注》(宋和平译注)、《满族萨满文本研究》(宋和平、孟慧英著)、《萨满教与神话》(富育光著)、《萨满教与东北民族》(刘小萌、定宜庄著)、《满族萨满教研究》(富育光、孟慧英著)、《萨满教女神》(富育光、王宏刚著)、《满族萨满跳神》(时光伟、刘厚生著)、《萨满教文化研究》(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编)、《神秘的萨满世界》(乌丙安著)、《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姜相顺著)、《满洲贵族与萨满文化》(阎崇年撰)、《论萨满教与满洲祭祖的关系》(赵展撰)等。
清代宫廷历史和文化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方兴未艾。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清西陵、盛京三陵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多次清代宫廷历史和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一批学术论著,丰富了满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内涵。主要研究成果有:《盛京皇宫》(铁玉钦等编著),《清代宫廷史》(万依、王树卿、刘潞著),《清代宫廷生活》(万依、王树卿、陆燕贞著),《宫苑文论》(沈阳故宫博物院编),《清前历史文化》、《清宫大政殿》和《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丛书》(支运亭主编),《清宫斗争内幕》(姜相顺、王国华主编)等。
满族艺术及满族习俗研究取得较大进步。吉林省满族音乐研究人员整理了萨满神歌和满族古老民歌。中国满族音乐研究会时光伟等人发起并组织了满族音乐研讨会。满族音乐的研究成果有:《清代宫中的满族音乐》(万依撰)、《萨满教与满洲跳神音乐的流变》(刘桂腾撰)、《清代宫廷音乐》(万依、黄海涛著)、《单鼓音乐研究》(刘桂腾

中国历史上的烈女故事

著)等。满族舞蹈,独具特色。80年代初,辽宁省创作了满族舞蹈《莽式空齐》、《依姆沁玛克欣》,参加了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辽宁歌舞团创作的满族第一部大型神话舞剧《珍珠湖》风靡国内外。吉林、黑龙江、北京、河北、沈阳、丹东、抚顺、哈尔滨等省市陆续推出了一批满族舞剧和舞蹈。1997年底在沈阳召开了全国首届满族舞蹈学术研讨会,并筹备成立中国满族舞蹈研究会。京剧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中国京剧史》(马少波等主编)、《京剧二百年概观》(苏移著)、《梨园春花·地方戏曲与京剧》(关嘉禄著)以及王政尧先生撰写的《论满族与清代戏剧文化的发展》、《满族与清代京剧》等论著,对满族在中国京剧形成和发展史中做出的卓越贡献都作了公允的评价。在影视剧创作方面,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的播映,取得良好效果。此外,中国民族音乐、舞蹈、戏曲集成中都收集了近年来最新挖掘的满族优秀文艺作品。在满族习俗研究方面,已出版的著作有:《满族饮食与清宫御膳》(吴正格编著),《清代饮食文化研究》(林永匡、王熹著),《清代满族风俗史》(杨英杰著),《辫发风云》、《迈向近代·剪辫与放足》(王冬芳著)等。
从宏观和微观结合研究方面看,《满族历史与文化简编》(金启、张佳生主编)、《满族文化与宗教研究》(赵展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满族文化》(张玉兴著),这几部著作系统翔实地论述了满族文化的全貌和特色,是近年来中国大陆研究满族文化具有较高学术性和综合性的成果。
三
回顾中国大陆的满学研究,我们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迈向未来。20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我们迎来的是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21世纪。可以预言,21世纪满学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我们应当努力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满学研究。满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满族的科学。满学应该有满族的民族特点,也就是说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满学应该有鲜明的个性。从民族学角度审视,这种个性又是寓于共性之中的。对满族的认识和研究,离不开科学的民族观和世界观。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民族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个民族都有先进与落后,主流与支流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位民族问题研究者都应作出回答,当然,满学研究者也不例外。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站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高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探索满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外在联系,构筑科学的满学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大陆满学研究者肩负的一项重任。
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把满学研究提高到新水平。改革开放的英明国策,为满学研究营造了宽松和谐的环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激发了满学研究者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紧迫的责任感。中国大陆满学研究的首善之区应推北京和辽宁。北京曾是清朝的国都,人文底蕴丰厚,满族人口聚集,文献资料宏富,风俗特色浓重,加之近年来相继建立了满学研究专门机构,注重培养专业人才,具有坚实的学科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辽宁是满族的故乡,是清朝的发祥地。这里居住着500多万满族同胞,占全国满族人口的一半以上。辽宁省还有8个满族自治县(含两个县级市)和若干个满族乡镇,是满族聚集和活动的主要地区。沈阳故宫、盛京三陵、新宾老城等举世闻名的人文景观,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各大图书馆保存的满汉文历史档案、玉牒、碑刻、典籍等珍贵文献资料以及现实社会满族多姿多彩的经济文化活动等,为满学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只要我们抓住机遇,注意发挥自身优势,突出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满学研究一定会大有作为,为祖国和人民做出新贡献。
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满学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过去,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们培养了一批满学专门人才。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人才目前已趋于老化。随着满学研究日益向深层次、全方位、多层面发展,现有的满学专门人才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我们还应看到满学研究趋于国际化的发展态势,以战略的眼光关注未来。因此,从现在起,从国家到地方,从专业部门到业余团体,都应当把培养满学人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采取不同形式,尽快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既懂满文,又懂外语,基础扎实,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加强学术交流,促进满学发展。21世纪是国际信息高度发展的时代。满学要发展,离不开信息沟通和学术交流。中国大陆各地的满学研究机构要建立学术联系网络,摒弃门户之见,加强横向联合。对一些重大的研究课题,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开展合作攻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与国外满学界的广泛联系和学术交流。台湾地区在满学研究方面具有人才、资料、研究基础等诸多有利条件,过去我们有过接触,有过交流。面向新世纪,海峡两岸的满学研究者更应加强联系,促进交往,为满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东方而精诚合作,共铸辉煌!
作者简介：关嘉禄,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满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原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6期）

* 本文是作者1998年5月在台湾召开的两岸少数民族研究体制与内容分析及两岸少数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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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满族-关嘉禄：中国大陆满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83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