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轮车-领跑时尚——近代上海交通工具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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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9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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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领跑时尚——近代上海交通工具之变迁

一、英国作家被独轮车吸引住了
在英国作家描写上海的一部历史小说中，男主角丹顿1903年来上海淘金时，一上岸就被一辆独轮车吸引住了。他从未见过这样子的车，连连发问：“它叫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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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们用这个来载人？”来接他的人回答：“那叫独轮车。说来令人难以相信，我亲眼看到乘坐十二个人的大独轮车。”
上海开埠前后，盛行的交通工具就是独轮车和轿子，似乎离现代化都市还远。这两种交通工具也是中国传统式的，为中国所独有。
独轮车，又称小车、手推车、江北车，原先用来载货，因重心较高，不易掌握。租界开辟后，周围相继建成一些工厂，男女工都有。一些女工为了去较远的纺织厂上班，往往相约合坐独轮车前往，并且渐成风气。从当时的照片看，一辆车上约有八九人，分坐两边。据1874年的统计，英法租界共有独轮车3000辆，简直是近代上海一支不容忽视的“出租车队”。由于收费低廉，一般贫民苦力均乐以独轮车代步或运物。但是好景不长，人力车兴起后，因其车速快于独轮车，而且乘坐舒适惬意，独轮车遂趋没落，仍旧以载货为主要功能。
当时的官吏、商人与小康市民，大概认为有损面子，是决不肯坐独轮车的。他们出出入入，均乘坐轿子，而且比阔斗富，把一顶轿子弄得花样百出。新娘出嫁，所坐花轿有红绿二色，绣有“凤穿牡丹”“福禄鸳鸯”的轿帘；闺秀淑女乘坐的轿子，顶垂缨络，旁嵌玻璃，谓之“撑阳轿”；一般市民如郎中或私塾先生，只坐普通的蓝布小轿；而官场中人，轿子的等级式样却马虎不得，不能越雷池半步，上海道坐的是八抬八杠的绿泥金顶大轿，知县只能用四人抬的红漆朱顶蓝泥轿了。
二、西式马车与东洋黄包车
随着上海租界外国侨民的增多，式样洋派的西式马车应运而生，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双马者，其式随意构造，宜晴宜雨。每当夕阳西下，一辆辆马车出游兜风，沿俗称大马路的外滩南京路一直到静安寺一带，招摇而过，引人注目。稍后，上海一些有钱人不甘寂寞，也开始置备马车，其漂亮豪华，比之外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官绅富商、公子王孙、闺阁千金、青楼女子出门无不以马车代步。驾车出游，成为一种时髦，尤以三月赴龙华赏花最盛极一时。彼时，富家子弟衣着光鲜，驾着自家或租来的马车，边上坐着妖艳的妓女，在春日的和风中款款而行，然后徜徉在花丛中作竟日之游，好不逍遥。
人力车应是日本的舶来品，故又称东洋车。1874年，一个叫米拉的法国人，从日本引进了这个新玩意儿，又从租界当局取得了营业执照，雇日人拉车营业。后因言语不通，拉车人才为华人顶替。为求醒目计，车身一律漆成黄色，故又名黄包车。开始的时候，黄包车车辆高大，座位宽敞，轮为铁制，行驶时隆隆作响，震动很厉害。后有人加以改进，由双座改为单座，轮子改成类似现在的橡胶胎，行驶时悄然无声，拉跑速度也明显加快。当年的许多商界和文化界人士，最喜欢乘坐黄包车，常常包租一辆供其使用，或为家人使用。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它的数量远超过汽车，达到五六万辆之多。
至于脚踏三轮车的流行，则是抗战爆发以后的事情了。日寇占领上海后，在经济上进行控制，垄断汽油的配给，用于其军事目的，致使大量汽车不能行驶，才促使了三轮车的兴起。
这些早期交通工具，都须持有牌照，并向市政当局缴纳捐税，如1906年工部局收取的马车捐就达白银32761两。
三、汽车来到上海
交通工具中的“骄子”——汽车，据说是寓沪西医为求出诊方便，大约在1901年时由外国侨民引进到上海的。那一年，一位叫李恩时的匈牙利人带了两辆汽车登陆上海，从那时起，上海乃至中国才有了汽车。汽车样式奇异，速度飞快，路人为之惊讶不已，租界当局也不知如何对其征税。1902年1月30日，工部局开会讨论通过了为上海第一辆汽车颁发牌照的决定，不过因从未征过汽车税，无例可循，遂按马车规格征税，每月捐银2元。
现在人们叫公共汽车为“巴士”，出租汽车为“泰克西”，这些是英语的音译。称小汽车为轿车，偏偏不用音译，似乎是有来历的。19世纪末出版的小说《海上花》一书中，就出现了东洋车（黄包车）、皮篷车、钢丝轿车、轿车、马车等等称谓，哪里来的钢丝轿车、轿车？及至读到“将近泥城桥堍，那轿车加紧一鞭，争先过桥”，方明白还是马车。当时小汽车还没有引进，所以，这里的钢丝轿车、轿车并非是后来意义上的轿车，而是比较考究、有车箱的一种马车。等到小汽车来到上海，人们见所未见，在万分惊讶的同时，也想不出确切的名称来称呼它，暂且称之为高级“轿车”吧，等到马拉的轿车消失了，动力驱动的轿车却一直沿称下来了。
汽车落户上海后，发展极为迅速。有外侨陆续携汽车来上海，或从国外订购汽车。受西风熏陶的华人也开始成为汽车的主顾。1903年上海只有5辆，1908年就增加到了119辆，但初期会驾驶车辆的人很少，所以这些汽车空搁一年半载不足为奇。在当时，汽车驾驶员是最吃香的职业，有此技术，不愁没有人出大价钱来雇你，问题是要学会驾驶技术，谈何容易。办驾驶学校，招收驾驶学生，是后来的事情了。
有了汽车，就可以走得更远。喜欢兜风的人弃马车用汽车，每逢假日开着车到幽静的充满野趣的静安寺附近，享受自然风光，放松身心，其乐融融。
四、一号汽车与蓝布小轿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马路上，是各种交通工具最为混杂的年代，“每天要通过大量各式各样的车辆——汽车、卡车、电车、马车、自行车、人力车、独轮推车、手推车……以及成千上万的行人”。新与旧、快与慢，并驾齐驱，蔚为大观。当时人力车的数量最多，1909年上海发放了8471辆人力车的牌照，“成为上海客运主要工具之一”。
所谓混杂的年代，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张聋甏”的轿子，它在上海车水马龙的马路上是一道别样的风景。当时人曾有两句话，叫“虽时兴而不得行”与“虽落伍而仍在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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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讲的是周家的汽车，后者讲的就是张聋甏的轿子。
拥有上海私人汽车第一号牌照的，是宁波商人周湘云家族，但这辆车究竟哪个牌子、什么模样，恐怕无法考证。据周家后人回忆，这辆老爷车的原拥有者，是丹麦人，因要回国，便将此车连同牌照一起转让给了周家。周家老太爷周纯卿将车稍加装饰，换掉车灯，又在车门把手处，镶嵌了铜质的“周”字，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号汽车。据说，犹太富翁哈同则拥有一张第一号的司机执照。哈同为摆威风，图吉利，愿以十万银元向周购进第一号汽车牌照，并威胁如果不允，就在街上砸烂它。哈同是租界内的风云人物，很有势力，周既不愿出让，又不敢让汽车上街，免得驶上马路，被工部局借口违反交通规则而吊销驾驶执照，只得把车停在自家车库里，徒成展品而已。这样倒也使哈同的阴谋不能得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轿子被人视为封建落后的“老古董”，在上海已绝少见到，只有婚礼迎新时才使用花轿。但却有一人例外，伤寒名医张聋甏祖传中医，热衷国粹，每逢出诊，他照样乘坐一顶蓝布小轿，在快似疾风、嘟嘟鸣叫的汽车旁穿梭，时人莫不相识，等于他的活广告。
有趣的是，当时上海马路上煤气灯、电灯和油灯也是交相辉映，后来居上的电灯正在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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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竞争老大的位置。可以说，新生事物得以脱颖而出，都有过一个逐渐演进甚至不断反复的过程，但先进替代落后终是必然之结果，从轿子、独轮车、马车到电车、汽车的发展史，也可见一斑。
五、伴张爱玲入睡的电车铃声
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营业，意味着上海现代公共交通工具的起步。电车的起始点是静安寺，沿愚园路、赫德路（今常德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向东行驶，穿过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并沿着外滩，抵达广东路外滩。从此，叮当叮当的电车铃声，是上海繁华都市形象一道移动的风景，是张爱玲每天晚上枕着入睡的伴奏声。在她以写上海风情出名的小说中，电车也是上海的一座人生舞台，各不相干的人在此登场，但往往来不及表演，却要下场了。当年那部《封锁》，全是写电车上发生的故事，开头写得颇经典：“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
张爱玲居住的公寓旁边，恰好紧邻着一家电车场，她就喜欢半夜里在阳台上看“电车回家”，等到它们全部进场了，她才睡下。
无轨电车则开通于1914年，为上海首创，他处没有，被当时报刊称之为“上海唯一之新发明”，“按电车之制，轨有多种，因地制宜，而无轨之法则创自上海，环球各国未之先有，差足称豪”。1934年，上海又出现双层公共汽车，还有双层码头、双层轮渡，被称为上海“双层交通工具”。
上海电车营运之初，曾闹出不少笑话。当时不少人相信，“电车电车，车上带电，乘者触电”。为了解除市民的疑虑，不让刚刚起步的电车夭折，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几次试车时，都大张旗鼓进行宣传。在盛大的通车典礼上，特地邀请社会名流虞洽卿、朱葆三等人，以及电车公司中外董事们共二三十人，乘坐第一班电车，从静安寺出发到外滩。电车行驶时，窗户大开，沿途的人都能看见他们在车箱内谈笑风生，还不时依窗扶栏，向车窗外招手致意呢！新闻记者拍了照，登载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轰动一时。近代上海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任何一件新式事物的引进，上海人或许都有过惧怕、抵制，但更多的是刺激、羡慕，等到其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如实用、高效、便捷、舒适，人们才会由最初的排斥态度向接触、接受的回应方式转变。
最初的电车车身为木壳，外包钢片，漆深绿色，车身两侧有六扇大窗，光线明亮。车箱内长条椅子沿侧横放，乘客相对而坐。电车初行时，因乘客稀少，车门没有后来的铁栅护栏，便于乘客上下，一些年轻人自恃胆大，常在电车行驶途中，飞车上下。后因乘客多了，为防止乘客掉落车下，才在驾驶台和车门设拉闸、护栏。
著名文化人曹聚仁也是“飞车好手”，他回忆这一段有趣的经历时说：“电车开头并不设闸门，沿途可飞车而上，飞车而下。我也自负飞车能手，有一回摔了一跤，就此不敢再试了。其后装了闸门，谁也飞不成了。”
■20年代末行驶在爱多亚路（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