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物建筑保护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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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京文物建筑保护二十年

首先热烈祝贺《北京文博》创刊20周年。《北京文博》是北京文物界的学术"沙龙"，我们都积极向这个刊物投稿，因为这个刊物在北京同行中广为流传，希望我们的工作成果能为一线文物工作者服务，我们的稿件被《北京文博》录用，比被大刊物录用还满足。
那么，这二十年文物保护有什么转变呢？
一、 文物保护理念的转变
20年前，我们基层的文物工作者没有亲身体会到文化遗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那时的意识只是保护文物，把古建筑作为"物"来保护，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时的课题和论文统统是围绕一个具体的文物建筑来研究，比如某个寺庙的来源，某个古建的寻找。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对文物有了新认识，建筑不仅是物，而且是文化的遗留资产，是历史的见证。2000年后，文物保护从个体走向群体，从点向面，从文物范围向文化遗产迈进。2003年，北京市提出了全面保护四合院，我们所全体职工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北京四城区的大约3000多个四合院，从中选出了800多个院落挂牌保护。2008年奥运会开幕前夕，中国的文物保护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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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同世界接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认识提到新的高度，提出了旧城整体保护的思想，使北京文物建筑保护二十年侯兆年文物保护范围超越了保护单位，凡有人文历史文化的遗产全在保护范围内。随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北京和全国把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新发现列入文物类建筑，使北京的文物建筑从500多处一下跃升到3840处。2000年后，文物的年代从古代走向现代，北京市将首钢、798艺术区、北京暖瓶厂等一大批在建国后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建筑划为文物。2011年，建设部和农业部、国家文物局发文保护传统村落，北京郊区选择了52个传统村落进行保护，又开展了大运河、香道等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20年来，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的范围和年代不断扩大和深化，说明了随着社会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文物保护走向了新的高度，文化遗产的观念也在改变，从仅按历史年代标准走向四大价值（科学、历史、艺术、社会）的衡量标准，历史文化名城优秀建筑由年代标准提升到价值标准。
二、 文物保护理念的进步
20年前，由于建国后30年间古建筑没有大规模修缮，多数古建筑破坏严重，所以这20年来，古建单位都热衷于落架大修，修缮一新，尽量修好，尤其是木结构上的地仗彩画也多是把旧地仗清除干净再重新做地仗。在彩画重绘过程中，把现代人认为不合理的构图改过来，这几乎成为古建筑修缮的通则。没想到这种方法的修缮受到了国际同行的质疑。北京奥运会前为迎接奥运，故宫提出要重现乾隆时期的盛世辉煌，将太和殿大修。太和殿彩画的外檐部分是袁世凯当政时期修缮的，内檐部分彩画经鉴定是清朝乾隆时期的，就把外檐部分清除地仗后把内檐彩画的构图重画到外檐部分。当时我们所负责天坛大修也是这样做的。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验收认为外檐的旧彩画有百年历史，也是文物，而新修部分是没有历史积淀的绘画，毫无价值。当时我们申辩彩画不是艺术，是保护木头的。为此，国家文物局召开了东亚彩画讨论会，承认了国际做法，现在对彩画也是不干涉，用各种方法保护。如今，我们的保护观念也变了，尽最大可能保护旧的彩画。在修长城时也是采用遗址保护方法，现在修长城很少再用新烧的大城砖复原修复，都是遗址保护，这是修缮理念的变化。
再有一个新理念是所有理论都是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许多文物在技术上解决不了保护问题，但是现在允许探讨，在修缮过程之前有一个研究过程。当然也有许多失败的例子，如前门外大街的改造，崇文部分就拆得太多，除了鲜鱼口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外全部拆户新建，居民迁走。这样做不仅破坏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拆掉之后面目全非，现在也没完全恢复，但前门大街西部采取了保护措施，人为干涉得少，现在看效果好多了。我们再看平安大街、广安大街的改造，当时为解决交通拥堵等问题拆除了大面积的四合院，修广安大街最可惜的是拆除了珠市口大街，拆除前的珠市口大街是北京近百年建筑的缩影，整条街道上古代和近代建筑鳞次栉比。现在交通问题靠地铁也能解决了。由此我们想，在城市建设中有时慢一点，新的解决方法就会到来。中关村西区的改造，有人认为科技和财富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把老虎洞、倒座庙、西局全拆，旧街道格局完全没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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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商的冲击，中关村西区门可罗雀，大面积的楼房空置，这才又想到应该保留一些历史文化信息。这20年中，我参与了许多古城改造，成功的不多，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说："也许我一生所做过许多的事，须求上帝宽宥，倒是所未做的事，反是我的美德。"宛平城、岔道城，都已拆平建大街和官式仿古街道，把旧时的熙熙攘攘和摩肩接踵的气氛破坏，街道尺度过大，失去历史氛围。现在都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过去一谈古城改造，就想怎样利用旅游，用环境吸引更多的人群，经过20年的实践，认识到文物工作者的目的是保护文化遗产，旅游是副产品，有了这个认识也不容易，也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获得的。
当时联合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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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文组织评论北京的迎奥运大修，赞扬之后也有批评：第一，过度修缮，违反了少干涉的国际准则；第二，不应该为某个活动大面积修缮，应该是需要就修，不需要就不修。这些观点刚开始听得不太顺耳，现在想想都有道理，而且现在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和修缮工作已按这个准则行事。
三、 谈谈我自己
我1983年大学毕业来到文物局，我的青春、事业、家庭同文物局紧密相连。刚开始工作，文物工作对我来说无非是找一份职业，找一份工作目的是养家。我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了30年，到明年2月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但至今我才体会到文物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什么叫历史责任？我想到了文物建筑保护的宗师梁思成先生，他在目睹北京古建筑被拆毁时勇敢地说，50年以后历史将证明他是对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保护文物的工作者早生了50年。历史责任就是我们经过实践对文物保护的认识应该比一般公众早50年。这种先进意识在国际上可以看到，敢于提出民众不理解的见解，敢于同热衷完成现实责任的领导有不同意见，这就是历史责任。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梁先生的先见之明。我们是做古建筑保护的，用现在的技术手段和材料保护一个历史古城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保护手段和条件有了，保护对象没了，这就是没有尽到历史责任。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我们赶上了祖国经济快速发展，有充足的资金保护文物，赶上了好的工作环境，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学术，古研所的科研工作也做出了很大成就。30年来我基本做业务工作，没有太多的干扰。
四、 谈谈未来
相信我们国家很快会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生活富裕后，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事业和梦想的平台。保护文物要有新观点。此外，未来管理要有新突破，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要合理分工，不要公鸡下蛋，母鸡打鸣。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我在讨论地铁对文物建筑影响的会上遇见了北京地铁的设计团队--中建总公司设计院，他们刚参与美国高铁招投标，是个由"80后"组成的优秀团队。他们说在美国使人印象最深的是所有技术问题的决定权在专家委员会，官员从不插手，因此决策能够相对科学合理，即使专业人员有单纯技术观点，眼光相对局限在技术领域内，官员也不干涉，因为技术是实践的结果，技术人员最有发言权。香港也是一样，香港的文物保护工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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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总工说了算，因为香港没有自己的文物保护设计师，他们就请大陆的专家。比如香港有个文物单位叫景贤里，就由广州大学一个有文保资格的建筑师负责保护。香港还有一个文物保护单位--旧监狱，也请一个英国的具有国际资格的建筑师，香港也是说全由他负责，报一下方案专业委员会通过。目前我们的保护状况还有一些不尽人意，比如前些年对于一段长城遗址要复原，我们知道是违反长城保护准则，其实那一段遗址做遗址保护远观效果很好，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还是将其复原了，复原后失去了真实性和历史的沧桑感。有一年，北京孔庙大修，决策层要把元明清进士题名碑的位置重新布置，专家委员会反对都没有阻止，后来工程方面遇到困难才没有进行，所以要从制度上确认专家委员会的地位。
最后,我以一生的经验，推心置腹和年轻人谈心，一定不要太看重权和钱，要争取到基层第一线，这样到50岁时必有成就。当时许多人不愿到一线工作，也许是一线条件相对艰苦、待遇低，然而今后社会发展能使待遇差别不会很大，但第一线的经验会受益一生。
（作者为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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