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朝贵-“天兄”的缄默——水窦村之战后萧朝贵踪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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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天兄”的缄默——水窦村之战后萧朝贵踪迹考

摘 要：水窦村之战后，萧朝贵身受重伤，有生命之虞，丧失正常参与政治军事活动的能力。正是他的重伤，导致萧朝贵的“失踪”和“天兄”的长期缄默，也导致太平天国政治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同时，太平天国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萧朝贵退出最高权力核心，又是萧朝贵在身体逐渐康复后仍然保持沉寂、“天兄”继续缄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萧朝贵 天兄 水窦村之战 永安封王
一、引言
据《天兄圣旨》统计，自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九月始，至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年）闰八月初一日，萧朝贵代“天兄”传言多达一百二十余次。[1]咸丰元年（1851年）十月水窦村之战后，“天兄”因萧朝贵受伤，两次下凡安抚诸人。此后，直到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三月，“天兄”为鼓励将士攻取桂林再次下凡，仅留下“各放胆宽草”[2]五个字后，便匆匆归天。在此之前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天兄”没有下凡，一向披坚执锐，“遇战当先”[3]的西王也不见了踪影；这之后到萧朝贵战死，五个月的时间里，“天兄”继续保持缄默，萧朝贵仍然不见踪迹。
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消失了近一年的西王萧朝贵，又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并迅速地战死在长沙城外，结束了生命。
学界对水窦村之战后萧朝贵的“失踪”和“天兄”的缄默尚无专题研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先生也注意到萧朝贵长期的缄默，并提出在此期间太平军高层领导者之间是否发生政变这一疑问，但未作考证，亦未对其所谓“政变”做进一步的解释和界定；[4]王庆成先生推测：永安封王是太平天国体制的巨大变化，必然要在内部关系上经历相当的酝酿和调整，太平军在永安长期停留，或与解决内部的这一问题也有关系。[5]但他没有论证此观点，并未注意到萧朝贵“失踪”和“天兄”缄默的现象。
二、水窦村之战前后
咸丰元年（1851年）闰八月初一日，萧朝贵、罗大纲等人率太平军攻占永安，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攻克的第一座城池。
第二天，清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率部抵达永安州夏宜村，进至离州城十余里的文墟。在之后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清军与太平军在永安城外的水窦村、莫家村、卫龙村等地展开频繁的争夺战。
十月初，清营新募的两千名潮勇陆续开赴前线，集结的清军数量达到数万人，南线乌兰泰所部清军也达到万人以上。十月十八日，乌兰泰与侍卫开隆阿、副将常禄、总兵经文岱、秦定三等人率部猛攻水窦村，道员许祥光、张敬修等由东配合，爆发了水窦村之战。水窦村是永安外围太平军最南端的防御线，也是濠江上的前哨阵地和粮食储存地，同时也是联络太平军水陆两军的关节，战略位置显著。此战，清军投入大量兵力，北线清军也在总兵刘长清、长瑞、长寿、李能臣、高谦的带领下，分三路进攻，战事猛烈为历次攻城之最。
乌兰泰所部焚毁水窦村旁太平军屯粮小营盘一座，又攻毁六瓮村。萧朝贵出城督战，集结州城、莫家村太平军三千余人，突袭清军侧后，被乌兰泰击退，转而“奔石沟村”，“水窦北二营‘贼’复来接应”，太平军会师后“过河奔回莫家村”。太平军诱敌深入，突然出击，清军伤亡六十六人，乌兰泰不敢再追，撤回大营。[6]
北线三路清军的攻势也被太平军瓦解。长瑞、长寿兄弟所部湖南兵及新旧潮勇在龙眼塘右山梁遭太平军伏击，清军各部溃散，只有守备徐大醇“以湖南兵五百往战，各军不相就应，伤亡尤多，生还者仅二百余人”，“北路各营，几不可保”。[7]
太平军取得水窦村战斗的胜利，但也遭受重大损失，萧朝贵在指挥战斗时受了重伤。
萧朝贵重伤，最直接的证据是《天兄圣旨》。
《天兄圣旨》记载：“辛开元年十月十八日，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永安。天兄因西王诛妖，受些小伤，不甚要紧，欲安天王及众等心，爰降圣旨谕众小。”既然萧朝贵（时未封王）受的是小伤，“不甚要紧”，就应无有大碍，“天兄”又何故“劳心下凡”呢？“天兄”下凡，附于萧朝贵体传言：“尔众小，安慰尔二哥宽心安福。贵妹夫受些苦难，不妨也。”
随即，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到场，围绕在受伤的萧朝贵身边，“天兄”又安抚他们：“秀清弟，尔们登朝，安尔主宽心安福。尔妹夫受些苦难，不妨。”从“天兄”安慰杨秀清等人的话中可以看出，萧朝贵是“受些苦难”，如果仅是“受些小伤，不甚要紧”，又何以称得上“苦难”？“天兄”的话前后矛盾。从杨秀清等人的回答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对萧朝贵身体状况的不安和忧虑。杨秀清等人祈求“天兄”：“我们众小弟沾得天兄从前代赎罪功劳甚大，今朝贵妹夫八千岁又代世人如此受苦，小弟求天父天兄格外看顾早愈，同顶起天父天兄纲常也。”“如此受苦”四字正流露出此时萧朝贵身受重伤，痛苦难耐。
“天兄”答复他们：“不妨。尔们宽心……尔们要吩咐合军众兵将，各自俱要宽心，认实天父天兄。踊跃放胆向前，同心同力，杀灭妖魔。”旋即“回天”。这次下凡，洪秀全并未到场，但“天兄”两次要众人安慰洪“宽心安福”，可知洪秀全此时对萧的身体状况也十分担忧。
两天后，“西王伤痕未尽痊可”，情况似乎更加危急，以致“天兄”再次下凡，安慰众心。十月十八日的下凡，韦昌辉并未在场，“天兄”此次特地传谕于他。韦昌辉祈求“天兄”“格外看顾贵妹夫八千岁，不好重苦”，“求保八千岁早愈”。由“如此受苦”到“重苦”的变化，可以看出萧朝贵的伤并未减轻，而是加重了。对于萧朝贵的伤，“天兄”含糊其辞地回答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风。尔放草、宽草。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飞，一面变，总不能走得朕天父天兄手下过也。”并要韦再次安慰洪、杨等人。[8]
天兄附体传言，说明萧朝贵此时尚能讲话。但十月二十日的下凡结束后，“天兄”变得缄默起来，萧朝贵也沉寂了。这与水窦村之战前，“天兄”极为频繁地下凡，甚至一天会有几次下凡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是极不正常的。
水窦村之战前，萧朝贵参与了太平军军兴以来的大小战事，从金田起义、思旺迎主之战、蔡村江会战、东乡相持、新圩保卫战，到撤离紫荆山区、官村岭大捷、攻克永安，大小战斗数百次，披坚执锐，遇战当先。清军也畏惧他，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向咸丰帝奏称萧朝贵是“凶悍首逆”；[9]主持湘军采编所，采集“贼情”的张德坚说他“面貌凶恶，性情猛悍，每率群丑，与我兵苦战”。[10]
受伤后的第七天，萧朝贵在永安封王中象征性地拜封为西王。此后，在蓑衣渡之战、占兴安、攻全州、取永州、下道州、克郴州等重大战役中，皆不见了萧朝贵的身影，而一直与萧朝贵配合作战的罗大纲，开始独自负责起前线战事。
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十六日，太平军乘雨夜突出永安，罗大纲为先锋，率部击破东路古苏冲清军大营，太平军“方得小路出关，得火药十余担，方有军资”。[11]
四月，太平军屯驻道州，“头目（各王）居城，余党散处七坊，扎营四乡路口”，[12]罗大纲则独挡一面，先于“水南门扎营一座”，[13]又将所部千余人分拨五六营，以为疑军。
六月初八日，罗大纲统率所部千人，以天地会为向导，在石岩与天地会首领周法贵会师，双方合兵两千余人，“齐进江华”，[14]遂克县城。
六月十三日，罗大纲指挥太平军“由江华、道州两路直扑永明”，[15]进占县城。
这些著名战斗的指挥者都不是萧朝贵，而是罗大纲。但罗大纲在金田起兵时仅为左二军军帅，攻克全州后升为土一总制。他官爵低微，却肩负着统率前军的重任，足见其在跟随萧朝贵作战时积累了充足的指挥经验，并得到洪、杨等人的倚重，也只有在萧朝贵重伤后，他才会继领前军。
有记载说萧朝贵参加了永安破围战和其后的龙寮岭会战，这些记载的主要根据是《洪大全自述》中“第三起就是我同萧朝贵，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这句话。[16]《洪大全自述》的真伪已为众多学者证实，单就身任前军主将的西王负责起护送家眷、辎重的事情来看，这一点就值得怀疑。清方一直存在把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弄混的情况，[17]赛尚阿伪造《洪大全自述》时，也误将后军主将南王冯云山作西王萧朝贵，而龙寮岭会战的实际负责人是秦日纲，[18]不是萧朝贵，整个会战中都不见萧朝贵的身影。
证明萧朝贵重伤的另一个证据是审理周锡能案。[19]
十月二十九日（萧朝贵受伤后的第十一天、永安封王后的第四天），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及曾天芳、蒙得天（蒙得恩）齐到东王杨秀清处请安，商议大事并欲奏封周锡能，言不数语，“天父”突然下凡，秘密吩咐诸王：“今有周锡能反骨偏心，串同妖人回朝，内应谋反……尔等立即发令擒拿他三人押后，我天父自有分断。”[20]是日，前往杨秀清殿前请安的包括除西王萧朝贵外的所有首义诸王，郭廷以认为，“无西王萧朝贵，足证朝贵与秀清地位相若”。[21]是时，永安封王，西王的地位已不能和东王同日而语，下文将详述。西王请安不到，必有他情。
是日，南王、北王、翼王上朝，将本日发生各事奏报天王，亦未见西王上朝。是夜，“天父”再次下凡，审调周锡能，派国宗杨辅清、杨润清传知各王，天王亦至，并“统率众臣跪伏”，至三更后始自东王府回宫，唯独不见西王。[22]
翌日，“天父”复下凡，令国宗杨运清传集诸王、曾天芳、蒙得天等。“天父”还吩咐南王、北王、翼王：“尔众小再加时时灵变，每事有我作主不妨。”[23]“天父”两日之间三次下凡，传齐诸王及文武百官，甚至天王都亲赴东王府，跪伏“天父”，至三更始还，西王却不见踪影，若西王康健，理应在场。
同时，“天父”下凡处理周锡能叛变案让太平军将士“同喜沾天父恩德……虔谢天父破灭凡间妖魔鬼计，看顾众小权能恩德”，[24]为刚刚封为东王五天的杨秀清积攒了更多的政治资本。如此重大事件，“天兄”也应下凡指示，显示权能，起码可以弥补一下自己的威信，可是“天兄”一直在保持缄默。
另外，永安封王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佐证萧朝贵重伤。否则，具有代“天兄”传言神圣身份的萧朝贵，又在长期活动中取得和杨几乎平起平坐的地位，是不该受人节制的。再者，永安封王如此大事，“天兄”理应下凡授旨，安排人选，可是并未见诸史料，说明“天兄”此时已不具备下凡的能力，甚至不具备说话的能力，否则萧何以甘心让自己退出权力核心，[25]由杨秀清节制自己呢？
由此而论，这一阶段“天兄”缄默和萧朝贵“失踪”的原因是萧朝贵在水窦村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丧失行动能力，甚至是语言和思维能力。
三、悄然的政变：永安封王
长沙城外，萧朝贵的突然出现，并不意味着他的健康是突然恢复的。至于萧朝贵何时恢复了健康，有史料记载，咸丰二年（1852年）春太平军围攻桂林期间，“贼首及萧朝贵、罗亚旺等，常在街市”，策马攻坚，指挥战斗。[26]《天兄圣旨》记载：“壬子二年三月十五日，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桂林。有妖作怪，天兄恐众等畏缩，爰降圣诏谕曰：‘各放胆宽草。朕回天矣。’”[27]“天兄”再次下凡，虽然仅留下几个字，但意味着萧朝贵起码已经恢复了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并开始操心太平军的战事。
因此，可以以“天兄”再次下凡为标志，将“天兄”的缄默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萧朝贵的消失和“天兄”的缄默主要是由重伤导致的，这期间以养伤为主。在萧朝贵恢复了语言和思维能力的后一阶段，直到他自荐去袭长沙之前，为什么“天兄”仍然保持缄默达五个月之久，萧朝贵也并未重新参与到太平军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去呢？
在萧朝贵受重伤后的第七天，咸丰元年（1851年）十月二十五日，天王洪秀全颁布诏旨，敕封五王：
前此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朕命称为王爷，姑从凡间歪例。据真道论，有些冒犯天父。天父才是爷也。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28]
永安封王，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先前，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格局是天王与军师或者说“五军主将”共治。[29]永安封王后，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洪秀全不仅把军权、政权、神权的主导权让与杨秀清，甚至连各王的指挥权也一并交给他，在杨秀清与其他四王之间，制造了严格的身份等级界限。
永安封王，形成东王杨秀清节制诸王、一人独大的局面。无论是原本和杨秀清几近于平起平坐，代“天兄”传言的西王萧朝贵；还是拜上帝会的创始人，早已被杨、萧联手排挤出权力核心的冯云山；[30]抑或是资历尚浅的韦昌辉和石达开，他们都不具备制衡杨秀清的政治资本和实力。杨秀清的封号不久也变为“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众呼“九千岁”。自此，太平天国“一切号令，皆自伊出”，“刑赏生杀，伪官升迁降调，皆专决之”，天王唯“画诺而已”。[31]权力的膨胀和功勋的建立，促使杨秀清野心增长，他“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往往据洪秀全之座，诡称天父下凡附体，任伊造言煽惑。自秀全以下，各伪王伪官，皆长跪听受”，“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甚至随意凌辱百官，鞭笞诸王，还欲借故杖责天王。[32]另外，杨秀清还取得“立而不跪”[33]的特殊待遇，上殿面君时，杨“立在陛下”，其他诸王则只能“跪在陛下”。[34]杨秀清在天国之中已无须向任何人跪拜，反而在他假借“天父”临凡时，天王还要长跪听受。当然，这并不否认洪秀全依然是太平天国名誉上的最高元首、宗教和精神领袖，同时对重大事务仍然具有象征性的最高决定权。
萧朝贵在金田起义前，通过戊申年（1848年）九月的“天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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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附体，给自己赋予了神秘的宗教色彩，顺利实现“君权神授”，跻身于上帝会的领导核心。他代“天兄”传言，在杨秀清的配合下，在洪秀全的默许下，一步步取得和杨并列的地位，成功将拜上帝会的手创者冯云山排挤出领导核心。洪秀全在东乡称天王后，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右弼又正军师。杨、萧二人共为军师，成了天王的左辅右弼。萧朝贵几乎和杨秀清实现平起平坐，两者间达到政治上、宗教上的均势。
以后（甚至在萧朝贵死后）凡遇发布重大命令、檄文，东、西二王多联名发布。在后来历年颁行的历书中，东、西二王的名字、衔号、爵位也都并行分列在历书封面“太平天国”四字下方的右左两侧。[35]这些可以佐证，永安封王前，萧朝贵与杨秀清地位相近，以至在他死后仍然被太平天国的君民或出于习惯或出于纪念的原因，名誉上把他和杨秀清视为一个等级。
实际上，永安封王后，东、西二王的地位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东王具有节制诸王，包括西王的权力。按礼，西王见东王要行跪拜大礼，并山呼东王九千岁。二者在此后虽仍联名发布文告，但好景不长，在署明为“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的《颁行诏书》中，杨秀清的列衔称号，比原来的修改本增加了二十八个字，萧朝贵的名字连带衔号却被完全删除。[36]定都天京后的杨秀清时代（1853—1856年），杨秀清增加了“禾乃师”、“赎病主”、“劝慰师”、“圣神风”等宗教头衔，而萧朝贵“右弼又正军师”的头衔则保持长达六年不变（曾与列王同加宗教称号，封“雨师”[37]）。
当萧朝贵从重伤中恢复过来，“天父”独裁的局面已然形成。“天父”的威信在太平天国军民中已大大超过“天兄”，“天兄”下凡的意义也被“天父”频繁的出现湮没了，他的代言人杨秀清在军民的拥戴下被抬至太平天国的最高等级。
一场无声无息的政治变动，就这样悄然发生了。
四、结语
水窦村之战后，萧朝贵确系身受重伤，丧失参与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的能力。也正是由于他的重伤，甚至有生命危险，洪秀全才不得不完全倚仗雷厉风行、办事干练且具有“天父”代言人这一神秘崇高身份的杨秀清。永安封王，天王授予东王节制诸王的全权，这固然是出于时局的需要。因为此时，除了杨秀清和伤重有生命之虞的萧朝贵，其他三王都不具备总揽全局，指挥全军的资历、实力及宗教身份。[38]在原先本已一步步取得和杨秀清几乎平起平坐地位的萧朝贵，丧失了自己更高的权力，自动退出政治权力核心。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就在西王重伤后的第七天，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重大转变。
可以说，水窦村之战后萧朝贵的重伤，导致“天兄”的长期缄默和萧朝贵的“失踪”，也导致太平天国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同时，太平天国权力格局的变化、萧朝贵退出最高权力核心，也是“天兄”继续保持缄默、萧朝贵继续沉寂的重要原因。在身体开始恢复后的五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萧朝贵和“天兄”面对现实，只能用沉寂和缄默，无声地表达自己的无奈、不满以及抗议。直到他决定再次统领前军为太平天国开疆拓土、再建功勋，萧朝贵才又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可是，“天兄”似乎一点也不眷顾他的代言人，萧朝贵奇迹般地恢复健康后，又神话般地迅速地战死在长沙城外。


1852年广西永安军事形势图
The Silence of “Heavenly Brother”: the Trace of Xiao Chaogui after the Shuidou Village Battle After the Shuidou Village Battle, Xiao was seriously injured and in danger of death. He lost the capability of regula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Injury led to his long-term silence and disappearance. It also led to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political power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t the same time,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political power were also the reason why Xiao continued to remain silent after he recovered gradually from the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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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7页。

[2]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97页。

[3] 《徐广缙（等）奏报查明敌首萧朝贵实被轰毙等情片》（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4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74页。按，该奏折系联名会奏，又收入《张大司马奏稿》。

[4] [美]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朱庆葆、计秋枫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33页。

[5] 王庆成：《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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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4页。

[6] 《赛尚阿奏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初六日两次进剿永安获胜情形折》（咸丰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524页。关于南线太平军取得的战果，据《中国陆上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1852年1月30日的报道则战绩更大，“杀死敌兵万余人和各级军官60多名”。（《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7]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98页。

[8] 以上“天兄”下凡的记录，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93—96页。

[9] 《徐广缙（等）奏报查明敌首萧朝贵实被轰毙等情片》（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4册，第274页。

[10]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三），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第47页。

[11] 《忠王李秀成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9页。

[12] 许清源等：《道州志》卷6，杨奕青、唐增烈等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731页。

[13] 奕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3，《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史部纪事本末类，第403册，第267页。

[14] 《巫法贵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9页。

[15] 奕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5，《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第403册，第288页。

[16] 《洪大全自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第779页。

[17] 蓑衣渡会战的亲身经历者、清军幕僚萧盛远记载：“和镇（和春）即邀远襄理戎幕，随带兵赶至全州。贼已窜出，随跟踪追击，连获胜仗，并击毙贼首萧朝贵，贼众直窜楚南，此二年四月内事也。”（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5—26页。）赛尚阿奏称：“内伪西王被炮子打伤甚重，登时毙命，伪南王亦被炮子打入肚腹，炮子未经取出。又贼中伪称罗大人即亚旺，亦受炮伤，打入左乳，炮子用刀取出。其伪西王尸埋在蓑衣渡西沙坡，因此惊惶逃走。”（《赛尚阿奏报于全州击毙萧朝贵敌复窜道州一路现督诸军追剿情形折》[咸丰二年五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73页。）钦差大臣赛尚阿也误将冯云山作萧朝贵，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清方虽将冯、萧弄混，但对萧朝贵的受伤并非毫不知情，因为奏折中同时奏报冯、萧及罗大纲三人均已负伤。

[18] 李秀成回忆：“至永安水斗（窦）军营，是天官丞相秦日昌守把，清朝之军，是张敬修为将困打。后移过仙回（迴），被乌帅大军追赶，杀死天朝官兵男女二千余人。”（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49页。）

[19] 周锡能原为广西博白县拜上帝会头领，参加金田起义，后官至军帅。咸丰元年（1851年）六月，自请回博白团集旧部，与朱锡杰带信徒一百九十人投降清军。十月复回永安，窥探机密，谋做清军内应。后被杨秀清发现，借“天父”三次下凡，处理此案。

[20] 《天父下凡诏书》（一），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第7—8页。

[21]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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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天父下凡诏书》（一），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第8页。

[23] 《天父下凡诏书》（一），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第18页。

[24] 《天父下凡诏书》（一），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第19页。

[25] 关于权力核心和权力核心层（圈）概念的阐述，笔者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按照《李秀成自述》所说，“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纲）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到（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忠王李秀成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46页。）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前后的权力核心层（圈）包括洪秀全及以上所述六人（也有学者认为，在金田起义前夕，洪秀全反清的目标不是仅有上述六人知晓，在拜上帝会中是众人皆知的），而权力核心则是一个点，是整个权力核心层（圈）的领导中心。起初洪、冯位于权力核心，之后冯被排挤，洪、杨、萧位于权力核心，杨、萧二人为洪的左辅右弼，萧重伤后，永安封王，太平天国的权力核心则变为洪、杨二极对立，最终总矛盾爆发，酿成天京惨祸。

[26] 况澄：《时事诗二十四首》，《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0页。

[27]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97页。太平天国于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四日（1852年2月3日）颁行天历，以是日为正月元旦立春。此时太平天国已颁行天历，三月十五日应为太平天历记日，即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公历4月18日。另，太平军围桂林，自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二月二十九日起，至四月初一日太平军撤桂林围，进向兴安、全州止，共计三十三天。

[28] 《永安封五王诏》，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5—36页。

[29] 简又文先生认为，“太平天国体制实为天王与五王‘共有共治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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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五王诚如俗言为‘一字并肩王’”。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第34—35页。

[30] 关于冯云山手创上帝会及其被排挤出领导核心的经过，参见王庆成：《“拜上帝会”释论》，《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47—51页。

[31]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三），第45、102页。

[32]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三），第46页。

[33]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三），第46页。

[34] 参见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为征办米粮以裕国课”，上奏天王“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的奏折。开款为“小弟杨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韦昌辉石达开跪在陛下”。（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三），第203—204页。）

[35] 太平天国于壬子二年颁行的三篇重要檄文《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奉天讨胡檄》、《救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以及癸好三年东王杨秀清颁布的对北伐军的诰谕，都是由杨、萧二人联名发布的；太平天国于三年、四年、八年、十一年颁布的《颁行历书》，杨、萧二人的名字职衔都并行分列在历书封面上“太平天国”四字的右下方和左下方。参见《颁行诏书》，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第159—167页；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颁行历书》，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第169—221页。

[36] 《颁行诏书》现存三个版本：初刻本（署“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修改本（署“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但实际上是癸好三年刻本）、癸好三年新刻本（署“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修改本杨秀清列衔称号为“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13字），癸好三年新刻本杨秀清列衔称号为“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劝慰师圣神风雷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后师殿中军兼右军东王”（41字）。从“癸好三年新刻本《颁行诏书》”杨秀清列衔称号看，署“癸好三年新刻”的《颁行诏书》可能是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前后所刻，杨秀清列衔称号与庚申十年十月献奏的辛酉十一年《颁行历书》相同，而在辛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天王永定印衔诏》中，杨秀清衔号又有变动：“传天父上主真神真圣旨圣神上帝之风雷劝慰师后师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东王”。参见《颁行诏书》，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第159-167页；《颁行历书》（十一年），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第203页；《天王永定印衔诏》，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第103-105页。

[37] 约在咸丰四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年）初，顶天侯秦日纲等上表“赞美东王为圣神风，是圣灵赎病救人；赞美西王为雨师，是高天贵人；赞美南王为云师，是高天正人；赞美北王为雷师，是高天仁人；赞美翼王为电师，是高天义人”。（《秦日纲等颂赞》，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37页。）

[38]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曾封秦日纲为“燕王”，胡以晃为“豫王”，试图填补已故西王、南王留下的权力空间，但事实证明无济于事。秦日纲、胡以晃不久即因兵败先后被杨秀清革去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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