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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中国海疆史地学术研究的思考
在中国边疆史地学术领域,中国海疆史地无疑是其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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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对中国海疆史地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内涵,对学科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与陆地的情感、对陆地的关注、对陆地的认识等诸多方面,均远远超过了与“海”的关系;而对“海”的认识却经过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至到今天,我们依然处在对海洋深入探索的进程中。正是由于时代发展的局限、人们与陆海关系的亲疏不同、对陆海认识手段上的差异等种种原因,使得历史上我国海疆史地研究在深度、广度以及研究手段、研究成果等方面,很难与陆地边疆史地研究同步,造成海、陆边疆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
但我们从前人的大量成果中不难发现,尽管历史上对海疆的认识远不及陆疆,但与陆疆研究一样,海疆史地的研究在我国依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学术传统。在《尚书》、《尔雅》、《管子》等我国上古时期的经典著作中,对“海”有着各种各样的记述,反映了古代中国对海的初步认识和朴素的思想。以后,历朝历代大量史书中与海相关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其中既有对开发、经营、管辖海洋的史实的纪录,也有对海洋思想、海洋政策、海防、海洋经济等各个层面所进行的研究。前人就历代中国海洋、海疆、海防、海上贸易、海上航线等诸多方面所做的大量记载,前人对中国古代海疆充满智慧的思想和研究成果,同样是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我们今天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近十年以来,随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繁荣,我国学术界在海疆史地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学术成果大量问世,研究的内容、研究的层面、研究的深度、研究的广度以及资料的挖掘、整理、利用等,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仅在传统的研究领域出现新的观点、取得新的突破,而且还拓宽了研究领域,过去研究较少甚至未曾涉及的学术内涵,在这一时期纷纷涌现。尤其是目前我国重视海洋,发展海洋事业,倡导提高国民海洋意识,更加促使中国海疆史地研究领域呈现出蓬勃的局面和强劲的上升势头。
中国海疆史地研究的渐进深入,使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使我们产生了新的思考。事实上,尽管学术界在中国海疆史地研究方面有了很大进展,但是以往研究的相对滞后,造成了这一领域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先天不足,其中最基础、对确定中国海疆史地研究的范畴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我国的海疆。
在经典辞典中对“海疆”的释义大多是指沿海的领土,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既不准确也不全面。要界定“海疆”,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摈弃以往以陆地为主导地位、以陆地的标准来衡量海洋的认识误区,而应以海洋为主体,从海洋自身的特点出发来考量“海疆”。其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海疆”与自然科学对海洋的研究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把海洋视为浓缩着人类文明发展史中诸多因素的一个重要载体,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探索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这个角度而言,“海疆”的内涵注定具有浓重的人文意义,而绝非简单地仅仅以自然科学的要素就可以界定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我国的“海疆”至少应该有两部分构成,一是我国拥有主权同时与相邻国家的陆地或海域毗连的海域;二是我主权海域的沿海领土。前一部分的特性是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国界”的含义,后一部分则表明的是主权海域与主权陆地领土间的关系。
我国近海及毗邻海域(不包括台湾以东海域),北以中国大陆为界,南到大巽他群岛,西起中国大陆、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东至朝鲜、韩国、日本九州、琉球群岛、中国台湾、菲律宾群岛等。东西横跨经度32°,南北纵越纬度44°,总面积达470多万平方公里。这470万平方公里与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之和,才构成我们完整的国土面积。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共同组成了我国的辽阔海域,习惯上把它们通称为“中国海”。其中,渤海、黄海、东海三个海区通常被称为东中国海,南海则称为“南中国海”。它们自北向南呈一个弧状分布,是太平洋西北部的边缘海。中国对这四个海区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它们是中国海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海岸线是陆地和海洋的分界线,了解了海岸线,也就可以大致勾勒出我国“海疆”的另一个层面。我国的海岸线北起辽宁省的鸭绿江口,中间经过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最南到广西的北仑河口,全长18,000多公里。如果把沿海岛屿的海岸线也计算在内,我国海岸线的长度达到了32,000公里。上述海岸线是沿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而蜿蜒延伸的,其所及之陆地领土,也是我国海疆的组成部分。
依据上述,我们认为“海疆”至少应包括如下的基本内容:1、我国拥有主权的海域。2、与周边国家有明确的海洋国界线。3、沿我主权海域的陆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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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即海岸线部分。如果按照这一界定,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不仅与周边国家相邻,而且有国界线,应视为我国海疆重要的组成部分。沿上述中国海域的海岸线一侧的陆地领土则是中国海疆中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上述界定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概念,而历史上的海疆与现代意义上的海疆也不可相提并论。正如何瑜先生在其《清代海疆政策的思想探源》一文所言:“当时(指清朝)海疆所指仍主要是东南的海防区域,即东南沿海的府县,包括海口、沿海半岛和大小岛屿等,其海洋国土的领海观念,直到清朝末年也没有形成。”[1]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海疆,它在何时形成,其内涵、形态如何等一系列问题,在学术界或尚未展开充分研究,或存有分歧,其原因与海疆(包括现代、古代)概念的认识不同有密切的关系。
在我们对“海疆”界定的前提下,如果将中国边疆史地作为一个系统的主干的话,陆地边疆史和海疆史则共同构成了它的两大支脉,也就是它的两个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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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中国陆地边疆史地研究业已形成众多的领域一样,中国海疆史也有自身的结构体系。
中国拥有辽阔的海域和漫长的海岸线,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所以,从空间上而言,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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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疆史划分为东部及东南海疆史和南部海疆史,这两个板块构成了中国海疆史的全貌。
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海洋所具有的多样性,使得中国海疆史地学术研究的内涵也极其丰富,从时间上而言,中国海疆史同样具有断代史的所有特性,我们依照中国历史演进的时间顺序,来探索中国海疆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
从内容上对中国海疆史地学术研究的范畴进行具体化的话,便可以窥见其自身结构的完整内涵,大体上包括:历代海洋政策与海洋思想史、历代海防研究、历代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研究、历代海疆疆域史等。这其中以历代海疆疆域史所涉及的内容最为多样,如南海史地研究、钓鱼列屿历史研究以及海南、台湾、香港、澳门历史研究等等。
对以往学术成果进行必要的回顾,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海疆史研究中的大量成果上看,目前这一学术领域,正在形成自身的研究特点,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①研究范畴的继承和拓宽。
长期以来,由于对我国的海疆始终没有一个相对规范的概念,或者说人们对海疆的认识不尽相同,难有共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影响了中国海疆史的研究。至今中国海疆史的研究,依然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体系。学者们都在进行个案研究,而且成果斐然,但困扰中国海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时而将某些属于陆地边疆的江河问题视为海疆问题,时而把某些属于海疆史的内容视为陆地边疆地方史。这些问题的存在,或许是我国海疆史在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摸索阶段,经过这一阵痛,中国海疆史的完整体系必将会建立,直至完善。
目前,在中国海疆史的研究中,相对集中并形成一定特点的是区域性和地方史的研究,如台湾史、香港史、澳门史、海南史、南海诸岛史地。其次是海防史、历代治海政策、海上贸易等研究领域。
②学术研究的多头化。
随着新思路的导入,以及学术氛围的宽松,极大地激活了人们的研究热情,使很多研究机构和学者投身于海疆史地的研究,这一领域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但在众多成果背后,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其明显的特点是:1、整体研究水平呈现出上升的势头,但是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集团优势,目前国内没有一家专门从事海疆史研究的科研机构,研究者分散在各不相同的部门,在学术交流、信息交换等方面不畅通。2、在区域性和某些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缺乏整体规划和统筹安排,研究较为零乱,而且涉及理论性和通史性的重大研究课题明显滞后。
③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以及多学科交叉初露端倪。
对海疆史的研究一方面继承了我国史学研究求真求实的优良传统,以及考据学等方法,另一方面在研究中引入了多学科如法学、考古学、国际关系学、语言学、海洋学、船舶学、地理学、气象学等等。这昭示出,单一的历史学科不可能最终解决中国海疆史研究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所以中国海疆史的研究囿于单一研究手段的时代即将终结,多学科交叉、相互渗透已渐成趋势。
近十年来在我国学术界的努力下,在海疆史地研究领域的诸多方面均取得了不少的突破,具有较高水平和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纷纷面世,为新世纪海疆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即以海疆研究为会议主题,对推动海疆史地学术研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有许多学术空白、一些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和深入,如至今我们尚未见到类似《中国海疆通史》这样的著作面世,这一方面说明学者们在对诸多理论问题尚未解决的前提下所持的慎审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感到了海疆史学术领域在研究力量、研究群体上的相对薄弱,和研究水平、研究成果的相对滞后。近期作为马大正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边疆通史”的一部分,组织了有关学者组成“中国海疆通史”研究分课题组,其最终成果将有助于我国海疆史研究的深入。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1] 《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86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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