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晚清赴美赛会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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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晚清赴美赛会述略

世界博览会创始于1798年的法国，后被许多西方国家仿效，成为旨在展现工业革命成果和各国的特色产品，促进彼此经济贸易的一项国际交流活动，是近代资产阶级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表现。中国近代始称世界博览会为雅物会、赛珍会、赛奇会，把它作为一种“矜奇炫异”的比赛方式，很长一段时间未加留意。若有博览会邀请中国参与，总理衙门辄拨数万金交付海关税务司，由税务司委派洋员代理选购一些特产，敷衍了事。对于各国举办博览会的具体情况和赛会宗旨清政府也多茫然不知。故当时外人有称中国参加赛会为“赫德之赛会”的讥讽。有清一代由中国海关税务司接办的各种类型的国际博览会约有20多次。
进入20世纪后，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冲击，清政府感到自己统治的危机，开展了“新政”自救运动，并将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博览会的作用才日益受到国人的重视，“群知求国之富强必在工商之发达，而欲求工商之发达则必自设立赛会始。”（注：《论派员至美赛会之宜慎》，《中外日报》1903年8月9日。）一些亲自参与过博览会的中国官绅甚至认为：“博览会之关系甚大，以商战胜他国全在此举。”（注：《记大阪博览会事》，《中外日报》1903年4月25日。）因此1900年以后， 清政府参加国际博览会的态度较比以往略显积极，国人对此也更加专注和投入。这期间中国参加的较大规模的国际博览会有：法国巴黎博览会（1900年）、日本大阪博览会（1903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1904年）、比利时列日博览会（1905年）、意大利米兰赛会（1906年）和比利时布鲁塞尔博览会（1910年）。其中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在当时中国社会引起的反响最大，也最具典型意义。
（一）
1903年是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鲁西亚那地方100周年， 美国政府决定于1904年在此举办世界博览会，广邀各国王公亲贵参加，以示庆祝和炫耀。早在1902年夏，美国就简派总理会务官员巴礼德和哈定等人前往中国，先后会晤了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等，并于7月26 日由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带领入京觐见，极力敦请皇上、皇太后赴会；以后康格及其夫人又在许多场合力请。慈禧以年老体衰、不便远行为由推辞，但应允简派亲王与会，以示重交谊、敦和好。年底，清廷任命贝子溥伦为赴美国圣路易斯赛会正监督，并从外务部所请，委任候选道黄开甲和东海关洋员美国人柯乐尔为副监督，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人协同办理一切赴美赛会事宜。
对于此次赴美赛会，清廷从上到下都予以了高度重视。首先，简派亲王赴欧美参加博览会，正如当时报章所言：“实为中国空前之特举”（注：《伦贝子回京后之关系》，《大公报》1904年9月1日。），表明了清政府注重商务和邦交的态度。在此以前，清政府遣派天潢之亲出使外洋者只有两人：一是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沣为谢罪专使亲赴德国；一是贝子载振以贺使身份赴英国表祝英皇加冕。虽然1903年近邻日本举办大阪博览会时清廷也派出载振、那桐等人前往，但规制与远赴欧美显然不可比拟。故清廷派伦贝子赴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当时著名的《东方杂志》还特意刊载了赴美赛会正监督伦贝子的肖像，以表祝贺，社会各界对贝子此行都寄予了很大希望。
此外，政府还特拨巨款鼎力支持。以前清廷参加涉外活动的出使经费一向从海关项下抽提，为博览会支款多为几万两。逢美赛会时由于外事增加，借拨过多，库藏奇绌，除户部正项待支银外实无余帑，加之清廷举办“新政”处处增大开销，政府财政万分窘迫。但考虑到参加此次美国博览会“内可维持商务，外可联络邦交”，事关重大，亦不得不勉为其难。在慈禧亲自干预下，清廷饬令南、北洋通商大臣及有商务省份的各地督抚妥为筹划，最后竟强行摊派赴会经费：直隶、江苏、广东、四川省各10万两，湖北、浙江各8万两，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各4万两，福建3万两，江海关45万两，九江关2万两，金陵关1万两。 由于有的省、关未能解足，故清廷实际为此次赛会共调拨库平银75万两，这已是当时拨款最多的赛会经费了。
各省及地方政府对此次赴美赛会也十分重视。清驻法公使孙宝琦鉴于历届赛会华商不能踊跃参与的状况，曾奏请清政府饬令各省督抚，谕劝所属巨商亲携货物赴会，以便与洋商对面交易，籍以促进中国商务。对此苏、宁地方反应积极，奉两江总督札文，该地方司道员等经过商酌，拟请巨商大贾设立官、商合办公司，一方面筹措公款以为提倡，一方面出示晓谕召集股本，号召官商绅庶踊跃投资，采购赴美赛会之货物，以获利益，以开风气。（注：《记宁苏派办处会议招商前往美国赛会事》，《中外日报》1903年6月17日。）
作为清廷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对此次赛会也表现出了极大热心。1903年当载振向她奏对日本大阪博览会情形时，慈禧就跃跃欲动，“大有以未得亲往一睹为憾之意。继闻物品以中国为不佳，又颇有不悦之色。”（注：《中外日报》1903年6月17日。）此次虽不能亲自赴美参会，但她却想方设法极力支持溥伦。特别是当美国公使夫人和赴美副监督柯乐尔的妹妹提出为她画像，并建议将画像送至圣路易斯展览会展出时，慈禧不顾中国人死后才能作像的社会风俗，欣然同意。据说慈禧还拟将中国宫殿及颐和园各处名胜也绘成全图带往美国会场。后来慈禧的御像虽然送至美国，但并未被赛会收纳，只得存放在清驻美使馆。但这些至少表明清政府“联络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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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态度较比以前是大大开明了。
与清政府的积极态度相呼应，民间士人对赴美赛会的态度也十分积极。当时北京、上海的报纸都曾发表文章予以支持。上海《中外日报》称：“美会将至，窃谓宜合十八省之力，共选数人，经理其事。”“赴赛之事，以将来能使本国多销出口货为要义，其珍异古物使人炫骇，则为技末之事。”（注：《论派员至美赛会之宜慎》，《中外日报》1903年8月9日。）
反响最为热烈的是士商。他们在清廷和地方政府的鼓励下，纷纷合股集资，购物赴美。在广东、上海、浙江等地还出现了一些专为参加国际博览会而筹组的公司。如广东的广业公司、茶磁赛会公司等等。其中以北京工艺局和茶磁赛会公司较为著名。
北京工艺局是一家纯私人的工厂企业，1900年由已革职的翰林学士黄思永创立，最初资本为10万元，经过几年苦心经营，产品制作精良，在当时倍受时人推崇，十分畅销。1902年越南河内曾举行万国赛珍会，派专人来华邀请中国参加，但当时北方士商“向不知赛会之益，无人肯去”，而北京工艺局却派出10余名工匠和10余万货物往赛，开启了中国商绅摆脱海关洋人亲赴博览会的先例，结果北京工艺局载誉而归，获得了多项大奖。伦贝子在充任赴美赛会监督后也多次到该局调查，大为赞赏。此次北京工艺局运往美国赴赛的货物数量很大，前后共两批，价值约16万元之多，以珐琅、地毯、古玩、玉器及红雕漆物为主。其中专为赴美赛会定做景泰蓝狮、象各一对，尺寸与真兽相等，可谓独具特色。（注：《中外日报》1902年9月23日，1903年3月5日，3月7日，4月16日。《赛会志略》，《东方杂志》第1卷，第3期。《大公报》1904年1 月13日。）
中国茶磁赛会公司成立后由黄秀伯改订了章程，亦颇受时人瞩目，各省官绅巨贾，赣、粤官场商人纷纷入股。湘抚赵尔巽、奉天将军增祺等人都是该公司的股东。后来黄秀伯退出，由苏慕东接任总理。该公司乃颇具实力，先后运抵圣路易斯参赛的货物亦达10数万元，其中以茶叶、瓷器为大宗。该公司康达章仅从江西景德镇就定造各种瓷器124箱。 （注：《中外日报》，1903年7月13日，7月17日。《东方杂志》第1 卷，第3期。）
此外，中国海关也由赛会副监督柯乐尔负责，委任法国人巴士博和巴有安二人为总办中国会场事务委员，亦采购货物约3000余件，并携带会场听差华工10余名，一同赶赴圣路易斯参赛。另一名副监督黄开甲于会前先期到达美国会场进行布置。另有各地零散华商在得到清廷地方政府允许后，也以私人身份运货抵美。
在赴美赛会的推动下，国内丝、茶、瓷器等货物的交易出现较为兴旺的势头。当时《中外日报》就有这样一条十分有趣的推销广告：“中国瓷器实冠五洲，如其赴会，非预期难获佳品。兹有家藏极好瓷器甚多，倘能够为赛品，不但可得厚利，而且与国争光，故特登报。”（注：《中外日报》1903年9月9日。）由于圣路易斯博览会同时又举行20多项国际综合性会议，如万国新闻记者会议、妇女俱乐部联盟会议、万国医学会议、万国技艺及科学会议、万国辨护士及律学会议等，故伦贝子在行前又告之外务部，调北京工艺局的光禄寺署正黄中毅前往，籍以考察医学。（注：《大公报》1904年1月20日，4月26日，7月12日。）
（二）
1904年3月4日，溥伦携其随从离开京城，途经日本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6月初， 伦贝子一行抵达圣路易斯博览会参观，后于8月15日返回上海，旋回北京向西太后覆命。 对于此次博览会的结果，国内舆论立场鲜明：清廷官吏及海关在赛会中的所作所为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全国各大报刊都予以猛烈抨击；而民间参与国际商务的业绩在这次博览会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普遍受到各方面的赞誉。双方反响可谓迥然不同。
清政府之所以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抨击，主要是在此次博览会中表现出十足的腐败和愚昧。第一，费巨帑而无实效。为筹备此次赛会，清廷费尽周折筹措白银75万两，耗资是历届博览会最高的。其中45万两交给副监督黄开甲，在博览会场内盖造华式房屋；溥伦提15万两，其中以10万两换金镑作使行经费，5万两为未启程时的置装费；剩下的10 余万两才交海关购置货物。也就是说清廷用来直接参与博览会商品交易的款额仅为所出经费的五分之一。
圣路易斯会场内建有10多所大院，如制造院、杂艺院、化学院、电气院、机器院、教育院、农业院等，为各国提供分段、分类的商品陈列场所。而清政府所派诸员中，竟无一人是真正前来考察商务的。“商部虽设，尤无一更事者，无怪乎机器枪炮布匹无一不求之外洋，绝少仿造，致成永远漏卮。”（注：《赴美赛会某员日记》，《中外日报》1904年9月5日，9月9日。）黄开甲耗费45万两巨资，仅在英、德、墨西哥会场之间，靠近美术院附近购一狭小地段，盖造所谓华式房屋。该房俗呼为王宫，但外观实际像个小土地庙，矮小粗恶，敷衍塞责，莫名其丑，“丢尽中国颜面”。（注：《节录某士函述美国会场情形》，《大公报》1904年4月29日。）至于商品陈列所， 黄开甲也只租下了杂艺院和教育院一隅，且毫无布置，狭小的“容拳之地”尚不敷国家海关陈列货物之用，能提供给华商参展的地方就更少了。对于参加赛会的中国商人，政府根本不加体恤，“视同赘疣”，不仅在安排参展地点上进行刁难，而且在其他方面也设置种种障碍。北京工艺局和茶磁赛会公司这样的大商贾会前也没有给安排好参展场所；在美国的华商和从香港出口的广货都不被视为中国商人和商品，均被拒于中国会场之外。
第二，清政府所办的参赛货物质劣价高，且有辱国体。海关费银10多万两，购办了古玩、雕刻等赛品运抵美国。副监督柯乐尔及其两名法国洋员将此事交与上海于仁保险公司承办，而他们与该公司关系密切，“故尔通同作弊”。（注：《×××来函论圣路易斯赛会情事》，《中外日报》1904年12月7日。 ）如他们从东洋贱价购得粗劣笨重的古镜，然后任意捏报，索价千百两，从中渔利。至于从中国运来的展品，更是俗恶不堪：有类似于城隍庙、观音堂的偶像，宽袍大袖、伛偻低首、赢弱无比的兵丁、僧道的雕刻像和纸人，刀、枷、板等刑具，甚至包括缠足弓鞋、鸦片烟具等，不堪入目，极大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对此与会华商十分气愤，他们说：“今海关举腐朽之状态，俾游人之见者，传为笑柄，视华商为下等国民。谁实为之而至于此？”众商公推北京工艺局的黄中毅为首，与柯乐尔、巴士博等人力争不已，甚至溥伦亲自饬令，海关才将部分展品和纸人撤出会场。
第三，与会官吏愚昧无知，腐败成风。溥伦动用15万金作为自己的使行经费，上行下效，其他官员贪赃腐败就更令人发指了。黄开甲虽是留美学生出身，但却从未参与过重要外事活动，对博览会亦事事外行，一无所知。圣路易斯博览会本于夏秋之际才进入高潮，各种国际会议和外事活动也大都安排在8、9月间。而溥伦却于盛夏时到达，启程过早，会议准备尚未齐全，到圣路易斯后无甚可观，只得于赛会未进入高潮时返回国内，错过了赛会盛况，空糜巨款而虚此一行。对此黄开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更令人气愤的是，黄开甲领用45万两巨款在美盖造华式房屋，但所用材料极劣，工匠也是由广东廉价招募带去，据华商估算全部所费不出白银4万两，其余全部被其贪污吞没。华商对他十分愤恨， 骂他“丧心病狂”、“绝无人心”。待伦贝子回国后，某御史也向清廷弹劾黄开甲，“大失派员监督、提振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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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意。”（注：《大公报》1904年6月8日。）粤人欧阳祺和欧阳庚两兄弟分别是黄开甲的随员和清廷驻美国旧金山副领事，他们也狼狈为奸，鱼肉同胞，克扣赴美华商的钱财货物，中饱私囊。另一名赛会副监督柯乐尔所委任的两名法人帮办更是胆大妄为，不仅恃权虐待、刁难华商、华工，而且把中国所租的杂艺院变为贿赂场，勒令华商向其纳贿，否则不给在会场内安排参展位置。广东人邓廷铿（琴斋）曾多次充任清使臣翻译，驻欧美几20年，官至道员。此次于赛会前他特意成立了广业公司，专办广东等处货物，赴美时更奉有伦贝子的札文。但他却借赴会之名，私带偷渡华人15名，结果被美海关查出，递解回国，辱国耻甚。（注：《赴美赛会某员日记》，《中外日报》1904年9月5日，9月9日。）
与政府的愚昧腐败相比，赴美赛会的华商士绅却为国家争回了许多荣誉。他们聚会商议，据理力争，迫使海关洋员将小脚弓鞋、鸦片烟枪、刑具、纸人等猥琐不堪的展品从展台上撤下，以维护国体尊严。美国会商为猎奇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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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览会游戏场内与华人勾结，雇佣缠足妇人现场展示小脚，也激起与会国人的强烈不满。他们与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圣路易斯中国维新会一起，向美方反复交涉，义正词严，终于迫使美商撤去了这一陋俗展览。（注：《留学美国学生力争国体》，《东方杂志》第1卷，第8期。）
尤为可喜的是，华商所带展品在美获得了较高评价。茶磁赛会公司的红茶、绿茶在博览会上被独推为第一，获得超等文凭，一时名扬会场，所带茶叶全部被抢购一空。美国大茶商、纽约的伯兰克茶行还与该公司订立了专营经销协议。太平洋各口岸和大西洋各商埠也均有美商承办该公司货物。茶磁赛会公司还准备将贸易扩展至伦敦、利物浦等地，并决定明年继续参加在比利时举行的博览会，以扩大声势。该会所带的瓷器亦获得奖牌，总理苏慕东还被赠与头等宝星一枚。（注：《大公报》1904年11月3日，12月5日。）
北京工艺局因赛会场地狭小，偏僻异常，许多商品未能陈列展出，故而销售甚少，业绩不如茶磁赛会公司，但也获得了超等文凭三张，金牌、银牌若干枚。黄中毅亦得宝星一枚，并与工艺局的其他二人一起被推举为会中评议员。（注：《中外日报》1904年11月14日。）
（三）
喧嚣近两年的赴美赛会在1904年底渐告平息，社会舆论及国人瞩目的焦点也很快转移到迅即兴起的立宪风潮和抵制美货运动中去。然而晚清这次最大规模的博览会活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
通过此次博览会，更多的华人对国际经济贸易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参与国际商品交易的决心。如《大公报》发表社论，认为圣路易斯博览会乃是中国商务的重大转机，建议中国应着手举办自己的博览会，在汉口或上海设立会场，广招国内外商家参与。“赛会之政，所以开民智、阜财源也。”“商民虽下，具有聪明，必将鼓舞而兴，以强其国。”（注：《论中国宜开博览会》，《大公报》1904年12月14日。）赴美与赛的华商更通过亲身体验，认识到了国货的优劣与短长，一方面为丝绸、瓷器等赛品“花样不合用”、“款式不对”外人喜好深以为憾，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他们提倡国货、继续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的信心。
此次赛会对清政府而言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鉴于以往赛会组织不利的情况，清政府从1905年比利时的列日博览会后就再也不将此项事务委托给海关，而是亲自操办。1906年意大利的米兰赛会、1910年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博览会，清廷都直接委派驻意、驻比公使充作监督，且从国内派出专门大臣襄理佐助。1905年商部还订立了《出洋赛会通行简章》，对赴国外参加博览会的各项具体事宜进行了明确规定，将“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图改良之计”作为赴赛的宗旨之一。
赴美赛会对中国的另一重要影响就是使国人认清了美国鄙视和排挤华人、华工的阴险行径，为以后反美废约和掀起抵制美货运动提供了最初的动因。1894年美国曾强迫清政府订立“限制来美华工条约”，对赴美、在美华工、华人采取歧视性的虐待政策。1904年正值条约期满，海外华侨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
早在1903年6月赴美赛会前，清廷外务部、 北洋大臣及驻美公使就对美国歧视华人及限制华商赴美的政策抱有忧虑，认为这会影响伦贝子出行和华人参赛的积极性，并就此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质疑。7月， 美国外交部照复清驻美公使，将1902年4 月订立的“限制华人来美赛会章程”进行了部分改订，声明该章程“只为他项华人设此限制，原与本国敦请中国政府派来赛会之员无涉。”（注：《美外部照复华公使文暨改订华人来美赛会章程》，《中外日报》1903年9月26日。 ）但在改订后的赛会章程中，华人仍遭到许多歧视性的政策限制，如：华人赴美时不得与其他国家的公民一起上岸验照，而须另行委派官吏；华商前来参赛须交500美元保金，并由可靠铺店出具保结； 入境后须直赴赛会会场，不应另到他处；与会期间如要暂离会场，须向美检察委员领票请假，且须出具于48小时内返回的证明；赛会后须附搭首次开航轮船回国，等等。（注：《美国工商部改定华人来美赛会章程》，《中外日报》1903年9月20日。）
在此次实际赴美的中国官商中，除黄开甲一行、溥伦及随员外，只有北京工艺局的黄中毅等5人登岸较为顺利， 其他商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美国海关对华人百般苛求，以种种借口，阻挠华人入境。5 名中国温州赛会商人均持有上海道护照，但到美后20余日，仅有1 人得以上岸，其余4人被勒令回国。适值中国赛会副监督柯乐尔抵美， 竭力磋商，才得暂行留美，但却被监禁于木牢之中，“其苦楚过于中国狱”。（注：《方君守六函述赴美赛会登岸情形》，《大公报》1904年4月 13日。）中国海关所带华工亦受到刁难，就连上等华商如茶磁赛会公司的方守六也不能幸免，被独自困于空船内不准上岸。经过数天竭力磋商，方君交付保金500美元，才“先行释放”。 对美国歧视华人的种种暴行，参赛华商均叫苦不迭、恨恨连声，“幸苦数十日，往返数万里，坐耗血本千万金，而竟不得一履其平地，其虐待可知，”（注：《赴美赛会某员日记》，《中外日报》1904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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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对此国内舆论反应激烈，1905年反美风潮在全国迅即展开，也就势所必然了。
赴美赛会对中国的另一重要影响是有力地推进了当时中国社会迅速兴起的清末立宪运动，这却是出乎清廷意料之外的。1904年初爆发的日俄战争使国人进一步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大，并认为这是君主立宪政体优于君主专制政体最有力的证明，因而以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开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立宪改革运动。溥伦赴美期间，旅美各地华人怀着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纷纷向贝子上书，要求政府出面保护各地华人；要求光绪帝亲政，中国大事改革，仿行君主立宪政体，以振起中国之声威。“所言虽各有不同，而其一种沈痛肫挚之情无不流溢于楮墨间。”伦贝子也曾向各地华侨和纽约维新报记者表示了自己急图自强、振兴国脉以改变积弱局面的决心。赛会后，社会舆论对清廷的政治变革寄予了更多希望，也更加严厉地督促清廷采取实际行动，要求溥伦实践对海外华侨所做的诺言：披肝沥胆，向西太后进立宪改革之言，“以启沃两宫，而为改革政体之助动力”。（注：《伦贝子回京后之关系》，《大公报》1904年9月1日。）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立宪风潮一发而不可收拾。晚清赴美赛会对中国经济、政治的深远影响，由此亦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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