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清末国人对阿拉伯史地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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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末国人对阿拉伯史地的记述

中国对阿拉伯地区很早就有了解，《史记·大宛传》和《前汉书·西域传》所记的条枝就是阿拉伯。唐宋的中国古籍称阿拉伯为大食国，元史中称为天房或天堂，明史则分为天方、默德那、阿丹互不通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识之士在“开眼看世界”，观察世界风云变幻时，也注意到了阿拉伯地区，并多有记述。当时，阿拉伯被视为中国周边地区，因此对它的记述与边疆史地研究紧密相联。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不仅提出了“开眼看世界”的主张，并且积极从事世界形势的了解与各国史地的研究，曾译辑有《四洲志》一书，叙述了世界30多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与地理概况，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较为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译作，被称为“新地志之嚆矢”。《四洲志》第六、七两节集中介绍了阿拉伯地区，称为阿丹国，注为阿兰、阿腊比阿、曷刺比亚。在历史方面从穆罕默德（记为马哈墨）创立伊斯兰教写起，着重介绍了18世纪瓦哈比教派运动，将其教派创始人瓦哈布译为洼都阿比哈。在地理部分介绍了阿拉伯地区的地理位置、地势地貌、物产、风俗习惯。在结尾部分特别记述了阿拉伯地区在学术和文化方面的成就，对此写道：“复又著辑论种类、论仇敌、论攻击、论游览、论女人，以至小说等书，近有小说一千零一夜，词虽粗俚，亦不能不谓之无才”。文中最后几句很可能是中国关于《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谈》）最早的介绍。有的学者认为清末翻译家周桂笙在中国最早介绍了《一千零一夜》，此说不确。（注：详见胡从经著《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第153页。）
徐继畲在他1848年刊行的《瀛寰志略》一书的第三卷中的有关章节中记述了阿拉伯。徐氏首先列举了阿拉伯的九种译名，接着他把阿拉伯称作“回教初兴之国”，指出这里的商旅必须整队而行，否则有被抢劫之虞，枣为大宗产物，人和牲畜皆以枣为食物；还产名马，主人把马当作儿子一样爱护和驯养，这种健马可日行五六百里；这里的骆驼特别优良，驮运重货能走很远程；本地也产咖啡，远销欧洲各国。徐氏对摩哈麦（即穆罕默德）的生平和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帝国的兴衰都作了相当准确的概述。徐氏敏锐的觉察到西方商业国家对阿拉伯地区的影响，指出阿曼的木甲（今译马斯喀特）已变成了富商所管理的重要港口，它与英国、美国签订了商业协定，亚丁这个红海口的小岛，已被英国占据。徐氏在有关阿拉伯的记述末尾，还特别提到阿拉伯与中国的历史关系，指出阿拉伯在明代多次通过西域的陆路向中国进贡，郑和也访问过阿拉伯。徐氏的这些记述，比较清晰的勾画出在中国或汉文化圈以外，阿拉伯地区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有自己独立发展进程的社会文明。
成书于咸丰十二年（1852年）魏源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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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海国图志》百卷本，第二十四卷有两节专述阿拉伯史地。在“阿丹国”这一节中，除了转录了林则徐辑《四洲志》有关内容之外，还辑录了西人编的《万国地理全图集》《地球图说》《外国史略》等书的一些记述，其内容大大超过了《瀛寰志略》。在《西印度西阿丹国沿革》这一节中，辑录了《后汉书》《新唐书》《明史》《瀛涯胜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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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寰志略》有关记述，展现了中国与阿拉伯的历史关系，把这一关系追溯到了汉代。《海国图志》安排有专节“各国回教总考”和“天方教考”（上、下），对天方教的沿革、信仰、仪制、教义进行综述。魏源对天方教持宽容的态度，承认其创始人是“圣人”，指出天方教“大旨亦无恶于世教”，其教义教旨在“劝善惩恶”，以“教化”作为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
从光绪初年起，中国开始有驻外使和旅外人士出国，他们在观察世界形势时，注意了阿拉伯的情况，他们途经亚丁时，记有见闻。（注：详见《清末旅外人士亚丁见闻录》载《阿拉伯世界》第1995年第3期。）他们对整个阿拉伯地区也有记述。
驻英法使节郭嵩焘的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初一的日记中，提到回教分逊里（逊尼）和希亚（什叶）两派。两派相争不已，传入中国以逊尼派为主（注：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第195页。）。郭氏在光绪三年五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转录了英国探险家斯丹雷（18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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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年）关于回教何以不食猪肉的原因和回教较耶苏教为胜的看法。关于后一问题，郭氏记道：“回教，一天而已，耶苏教有天父，天兄，是三也。回教终日守之；耶苏七日礼拜诵经，是余日皆在教外也。且耶苏陈义过高，如有人怨我，回教言如此能恕之，能不记存于心，则天必佑之，耶苏则直言须更喜爱，则陈义过高之说也。”（注：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第237页。）
光绪十二年（1886年）随刘瑞芬出使英国的邹代钧在赴欧途中写有《西征纪程》，邹氏在纪程中的第二十八至三十三节专门记述了阿拉伯（注：辑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邹氏根据中国古籍介绍了阿拉伯帝国的兴衰，对元代时期阿拉伯国家历史沿革介绍尤详。由于邹氏出生于地理学世家，对地理学颇有研究，因此对于阿拉伯位置、地理区分，物产的记述都很准确。他注意到西方国家对阿拉伯地区的染指，对此他写道：“光绪初年英吉利之亚丁长官与阿曼长官立约约会定属阿曼的索哥德拉岛北岛当自保之，无令他邦侵据，但近时英人以阿曼人不能守，遂收为属岛。”邹氏还记下了英人侵占亚丁岛的经过。
光绪十六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大臣的薛福成，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二月十一日和十二日两则日记中记下阿拉伯的史地，特别记下清代时英人插手土阿战争的情况：“国朝乾隆十五年有国者曰阿拜得爱尔俄海俾（今译瓦哈比）嘉庆二十二年，其曾孙曰阿比代拉（今译阿比杜拉）为敌人所败，囚于君士坦丁而死。同治十二年土耳其人来攻，英人不欲土人之得阿拉伯也，为之讲和而罢兵。”薛氏称赞阿拉伯文化的成就，说阿拉伯人“颇究心于天文、算学、化学”，他还注意到阿拉伯国家前途，对其衰落甚为感慨，写道：“观其政令换散，地土荒芜，殆无振兴之理。”（注：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第733～734页。）
康有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赴欧途中写的《意大利游记》的一则诗歌中除了描述目睹的亚丁雄伟的山势之外，还评论了阿拉伯历史上的盛世：
想见山川雄，摩诃未（即穆罕默德）乃作。仗剑扫欧亚，称天传教铎。至今千余年，遗种虽少落。大教自盛强，横绝非亚漠。武人兼君师，大地汝趻踔。我昔得骏马，云产阿刺伯。雄姿挺剽锐，追风走历落。今尤思其雄，况睹山峥恶。（注：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第61页。）
康氏还高度评价了阿拉伯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他写道：“而摩诃未之创业于麦加也，合并君师而一之，西并西班牙，东吞印度，南控北非，北尽里海，中据君士坦丁，交通中国，而开阿刺伯文明之业，恢恢乎二万里之大国，跨大海大陆而成新治教之大国盖兼印度、波斯、罗马、中国之文明而尽有之。盖大地古今之文明，至阿剌伯而尽集其大成，以组织新政教也，其后突厥、波斯分为二国二教，则波澜盖盛于斯土。今欧洲文明，泛滥全地球，则又自十字军以输于阿剌伯者。”（注：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第201～202页。）康氏后来在《法兰西游记》中，对这些评论作了具体说明，他说：“阿剌伯自摩诃末后，文明大启，久与中国、印度交通，收集其华实、文化、地舆、物资、算学，皆分设科于学校甚盛。十字军屡起，乃大转输其学术物巧以入欧，玻璃自是入，筑室法亦得而效之，画理词诗，皆有感益，索格底（今译苏格拉底），柏提多（今译柏拉图）、亚里士多图（今译亚里士多德）之哲学书，亦自是得译本发复还欧，而哲学渐启。中国之丝绵、麻苎、棉、蔗、梅、桑，皆假道阿剌伯而入欧。”（注：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第275页。）康氏还大发感慨，写道：“想见阿拉伯人才之盛，宜其文明之发，为欧洲之师也，甚欲一游之！”（注：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第62页。）
清末专记外国风俗的《万国风俗考略》（邹韬著）对阿拉伯独特的丧葬风俗的记载道：
凡于丧事将死者殡殓舁赴墓上，墓前十余步，予凿一河飞驾飞桥。死者桥即行停歇，桥前建设丧棚中，有律师三十二人，予缩棚中，棺柩即停棚中，其时众戚友均来送丧。如死者生前暧昧欺心之行，任人向律师控诉，如三日无控诉者，则谓德望已孚，可方舁至墓中安葬。倘有控告，则听律师判断，果其素行有亏，停葬若干日，任人向棺辱骂，再行安葬。葬时不许众人吊送，其人倘无控诉者则安葬之时，均来祭奠。即葬后亦有祭奠之人，其祭奠之法，取连根花草树木植于墓前，久而渐活，故凡有德者，死后其墓上花草极多，送艳飞香，甚美观也。（注：辑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
清末维新人士唐才常在他写的《五洲风俗异同考》中曾转录了有关阿拉伯这一独特丧葬风俗的记载。唐氏对中国不顾死者生前德行如何，大加颂扬颇有微词，对阿拉伯这一类丧葬法赞扬地写道：“阿拉伯处置死者之法，不能斥责于生前，尚且受辱于身后，中国仿而行之，若辈（指中国不顾生前德行，只重死后名声的那些人）倘亦有所惮矣。”（注：详见清末民初报刊丛书之一：《湘学新报》（一），台湾华文书局发行，第524页。）
在清末，也曾出现了记述阿拉伯的两篇专文，一篇为李光廷著的《亚剌伯沿革考》（注：辑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重点记述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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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历史上的往来。另一篇为龚柴著的《阿拉伯考略》（注：辑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重点记述地理形势和圣地麦加。龚氏还记下阿拉伯人独特的婚俗，“婚嫁之礼甚为简便，男子求新亲凭媒妁通问，倘女儿允诺父母亦应承即为聘定。无馈送聘金之礼，亦无装奁衣食之备，后五天日即行婚娶。至期新婿率见证数人，牵绵羊一头至妇家宰之，血流至地，便为婚礼已而，老幼即共相欢饮，尽兴而散。”
清末还出版有长篇方志《亚拉伯志》和《亚拉伯新志》，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学部图书局印行，未署作者姓名。作者在《亚拉伯新志》中交待本志主要是根据欧洲著名阿拉伯地区探险家写成的。他们是尼布尔（Carten Niebahr.1733年—1815年，按，尼布尔系德国人，1761年开始进行近代最早的阿拉伯探险，1772年发表了一部详尽而深入的报导《细说阿拉伯》(Beschreibing Von Arabien)一直被认为是研究阿拉伯的基本文献）；柏库哈尔特Johann Ludwig Burckhardt，按，柏库哈尔特系瑞士人，曾到麦加和麦地那进行考察）；华林George Augustue Wallin（按，华林系英国人，1845年到阿拉伯半岛中央部分纳季德地区进行过考察）；帕尔格雷夫(William Gifford Palagrave（按，帕尔格雷夫系英国人，曾访问过内志的首府利雅得，是第一个由西到东越过阿拉伯半岛的欧洲人）。
这两部阿拉伯志内容丰富，既有总的对整个阿拉伯地区的综述，又有分区介绍。包括地理位置，地势地貌，气候，植物，动物，畜牧业，手工业，商业，渔业，矿产，居民及其起源，饮食，服装，习俗，政制，宗教信仰，财政收入，教育，语言，战事，名胜古迹，历史沿革，文化（文学、数学、医学、植物学、化学、文法及美词学）等。
具有价值的记述是下列诸内容：
良种马及驭马术
在阿拉伯地区最优良的马产于内惹德（今译为纳季德），其优点不在高大或疾驶，而在于体段匀称，丰肥合度，态状威武、耐劳，善伺主人之意。行路无远近，速率不少参差。阿拉伯人视马甚于宝货，寻常代步及工厂中殊不用马，惟临战及赛会时则乘之，以耀观者。因此之故，惟酋长或随从或富室始有蓄马者，蓄马之家，不特视马为家产之大宗，且以是得博乡里之荣誉。蓄马既如此不易，故业马者专留意于择佳种俾生佳驹，因此历时如此久远，而马种未尝稍损。纳季德地区良马之主人视为良马甚于宝物，因此绝不售卖。马易新主惟有三法：友朋交密以马相赠；战时马被俘；父死传子。阿拉伯马流入他国亦有三法：一为他国入寇，夺马而去；二贡赠，然此类之马有牡而无牝，故马死而种亦不可得；三纳季德人每以其牡马赁与惮庙部牧场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与牝马交合而生驹，所生为不纯之马。纳季德地区训练马的方法甚为考究。马厩四面通彻，以使马自幼即惯见兵器及各种器具，故马无见异惊惧之弊，且灵警异常。马之食料为大麦与枣实兼之以草，惟草必先加选择后始用之喂马。水则故令少饮，使成习惯，马之佳者，夏令能一昼夜不饮，冬令能两昼夜不饮。马乏则饮以干肉少许，马兴勃发饲以苜蓿草以抑之。阿拉伯人欲马之生育繁滋，故绝少骟马。有乘马假战之风，籍以练马之胆及腿，马不以鞍，亦无踏蹬，又无口勒，惟御笼头。导马使趋何向，全恃骑者腿膝之松紧。马蹄不置铁鞋，以土系沙漠松软，不害蹄甲，且以地势故敷马蹄以油，使热稍杀。
沙漠之舟——骆驼
阿拉伯人又善于驯骆驼，视骆驼仅次于马，而得用则远过于马。驼种不一，其体态最佳而行速者曰单峰驼。纳季德产骆驼极多，种亦极优良，故人称之为驼母之国。阿拉伯人以驼为代步物，亦为商务大宗，人家财富以驼之多寡计之。观驼峰之或举或萎即可测其强弱，峰上驾鞍，御之惟有笼头导之之法，或以足踢其旁腹或以鞭击其头。驼缓步，日可行十五小时，每小时行五六英里。驼之佳者，每日可行十五小时至一星期之久。驼行沙漠夏时可六日不饮水，冬至可十日不饮水，驼负可重二百四十磅。沙漠中之短树、干草、续随子、仙人掌均可作为驼之食料。若操劳太过，则晚间饮以一磅重之大麦饼。驼价视优劣，自四磅至八十磅不等。
咖啡及其饮用法
也门所产之咖啡为世界之冠，也门高原种咖啡居其半。年凡三稔，第一稔在西历五月间。此树虽宜热带，然亦须水气润之，藉树荫以蔽炎日。故种咖啡地上，必间种他树以庇之。咖啡之壳也门人亦为饮料，且为治发热病之药，阿拉伯人最重要之房为咖啡房，较他房为大。咖啡不和牛乳及糖，惟以一种印度香料入之，客初至众饮之咖啡凡数匝，然阿拉伯人之饮咖啡，实无定时，每饮一次，必加香料。香料之初非极细，必研之为末，始入咖啡。故巨家必有仆，专研香料为末，而别无所事者。
怪风
北沙漠有风曰昔孟(simoom)，此风较之南部之西鲁古风(Sirocco)尤厉，此风情状如旋风，其行也如圈，空其中，四周皆极热之气，中空处有毒气，乃因圈之中央为真空，人处其中觉胸中满闷，遂以致命。此风行动极缓，人见空气作紫色，云气滚滚而动，即知毒气圈已近，避之之法，惟有急以布罩面，俯仆于地，埋面部入沙中，吸取沙中微隙储存之空气，风过时，需时自二分钟以至十分钟不定。当风过时，人觉遍身如被热铁，胸中满闷，至不可耐。骆驼宜于沙漠，故遇此风时，知埋其嘴于沙，以避其毒。
好客之风
阿拉伯人自古即好客之风，到近代仍不减。富家大室，家人中以争得速客入门之事为荣。常例客居三日，主人不得慢容，其实飨客日期，并无限制。主人从不问客以何时发程，或将往何所。若宾主相洽，则视逾家人，虽通家相见，毫不避忌。
尚武之风
阿拉伯人穷兵黩武之心，在7世纪时最盛，当时欧亚二洲开辟之国，半部入其手。其兵所以能战必胜，攻必克胜，不在兵之众，而在众志坚固，齐趣公共之目的。其教旨激昂民气，故接战敢死无退志。阿拉伯人性坚忍，轻死而志专，较欧洲最尚武之国民，有过之无不及，其兵虽少纪律训练，不足以挡当时欧洲劲旅，然野战短接，则各国人均不能及其勇，有时虽欧洲训练之兵，有时不能撄其锋者。1810年英人与之战于希那时(Shenaz)，1819-1820年英人复战于厄耳哈特，凡此两战，阿拉伯军队以长枪大戟拒英军火炮，胜不受降，败亦不求降。至兵接仗，亦有兵法，亦分中坚及两翼，首列短接之兵，后有续备兵。战驼横列于前，致敌人不悉驼之后尚有几许重兵。驼亦驯顺，能如主人之意。阿拉伯兵自驼后发火枪击敌，而伏兵复时出以乱敌阵，此种战术阿拉伯人于5世纪时，已熟悉掌握。而近代所用者，仍为旧法。阿拉伯以妇女战事者甚多，其勇名不减男子。伊斯兰教未兴起以前，其旧籍载之甚多，穆罕默德之妻爱沙于656年骆驼之战，曾身先士卒而却敌，其余伊斯兰教女教徒身临戎行者，指不胜屈。至近代阿拉伯风俗尚有以闺女乘明驼率众赴敌，口唱战歌以为众导。设此女见擒，或死于战，则视为败绩，战胜则女为凯旋之先导，率众归城。
对阿拉伯文化的高度评价
阿拉伯文化实为世界古今文化之系环，凡被回人所胜之国，回人即以其所知者传其国中，今日欧西文化之兴，未始非藉其大力所挽回，不然当时欧洲人心为宗教所拘，恐将沦为化外矣。今日回人之刀，久已锈腐，而其文明种子输入人脑者，未尽灭也。
中古欧西海滨各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其舰海之舰及航海家所用之词语，皆取法阿拉伯，时至今日，尚有沿用而未改者。此外，天文名目，多仿效阿拉伯，尤其是阿拉伯数码效印度，其罗盘则效中国之指南针。此二事既精，为日后航海之发达提供了重要条件，后世葡萄牙人达·伽马新航路之开辟，应赖阿拉伯人之有关发明。
宣统二年（1910年）湖南公务所刊有王先谦编辑的《五洲地理志略》（系根据欧洲和日本学者有关书籍编成）。该书的卷十（亚洲十三）即专述阿拉伯国，并附有地图。全文约两万多字，其中记述阿拉伯历史部分6000余字。
除了上列记述，在清末有的中国学者对古代阿拉伯史地做过考证。丁谦在从事历代史书地理考证时所写的《元秘史地理考证》《元经世大典地图考证》《元刘郁西域传地理考证》（诸考证辑入1902年出版的《蓬莱轩舆地丛书》）就包括有对古代阿拉伯史地的考证。洪钧写的《旧唐书大食传考证》等也有大食历史的考证。丁、洪两氏有关著作，已不是一般的记述，因此本文不详加评介。
（资料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84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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