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沙俄与内蒙乌泰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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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沙俄与内蒙乌泰的叛乱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一小撮外蒙反动王公喇嘛，在沙俄策划，和援助下，公然宣布“独立”，背叛祖国，投靠沙俄。内蒙古哲里木盟(清末哲里木盟所辖十旗，即杜尔伯特旗、札赍特旗、郭尔罗斯后旗，郭尔罗斯前旗、镇国公旗（苏鄂公旗）札萨克图旗、图什业图旗、宾图王旗、博王旗、达尔罕王旗。)札萨克图旗执掌旗政的札萨克郡王乌泰，在沙俄和外蒙古叛国集团的煽动和支持下，亦公开参加了这场背叛祖国的罪恶活动，从一九一二年八月起，在哲里木盟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暴乱。
乌泰叛乱是沙俄图谋内蒙古野心的公开表露，是它远东政策的组成部分；乌泰叛乱极不得人心，因此，极为孤立，极为虚弱，避免不了悲惨失败的结局；内蒙古大多数王公喇嘛，强烈地反对内外蒙古叛国集团的卖国行径，愤怒地谴责沙俄侵华罪行，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全国各族群众一道挫败了沙俄的阴谋。
（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之一。当时，沙俄疯狂地向远东扩张，企图利用与中国接壤的地理条件，吞并中国的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并谋求在太平洋西岸寻找一个常年不冻的军港，便于同英、日争夺太平洋。沙俄的“目的在于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 (列宁：《“帝国主义”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第765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沙俄从一八九一年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并决定从外贝加尔“使铁路径直穿过中国领土，主要是穿过蒙古和满洲北部”到达海参崴(《维特回忆录》付正译1976年版，第67页。)。
一八九七年沙俄开始在东北境内修筑连接西伯利亚铁路的中东铁路。第二年“租借”了旅大地区，修筑了中东铁路支线，使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与西伯利亚联成一片，中国东北变成了沙俄垄断的势力范围。一九○○年更直接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占领了东北，蓄谋把东北变成它的“黄俄罗斯”。　
沙俄修筑的中东铁路一九○三年正式通车。它横贯内蒙哲里木盟东部三旗、呼伦贝尔和黑吉二省。中东铁路支线从哲里木盟东南部边缘纵穿而过。松花江被迫开放后，俄船、俄商、俄货往来不止，内蒙古所产的牛、马及畜产品，源源不断地被沙俄从陆、水　两路掠走。在日俄战争时期，沙俄的“军马多购于东蒙一带”，“日所购者约三万余头，俄十倍之”(《西北杂志》1912年第一年第二期，“调查”第24页)。沙俄每年从哲里木盟一带，掠走的牛约在二十五万头左右。哲里木盟所处的地位及其富饶的物产，与沙俄追求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它决心将内蒙囊括进扩张的范围之内。　　　　　　　　　　
沙俄政府于一九○一年派遣军官格罗莫夫，深入哲里木盟十旗“游历”，刺探蒙旗王公的政治动向，寻找和培植亲俄内奸。他首先结识了札萨克图旗（今科右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乌泰于一八八四年袭爵兼任付盟长。由于袭爵问题在该旗贵族内部引起纠纷，加上私自放荒拓垦等问题，被控理藩院，“缠讼十余年”，往返京师十四次，欠债数十万两。一八九九年被撤去札萨克印务，暂行留任，一九○○年撤去付盟长职。乌泰丢官欠债，十分窘迫不满，这就给怀有歹意的格罗莫夫兜售其奸，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和难得的对象。　
一九○一年，札萨克图旗群众，起而抗击侵入旗地的沙俄侵略军，乌泰竟然认贼作父，里通外国，协助哥萨克骑兵镇压抗俄力量。各旗札萨克效尤乌泰，“相率丐俄军剿匪”(徐世昌：《东三省政略·蒙务上·蒙旗篇》，第2-3页。)，相继扑灭了境内的抗俄力量，乌泰为了进一步勾结沙俄，竟私携官印潜往哈尔滨向主子致谢，“俄人为之备馆舍，具饮食复厚”，又是合影又有“赠贻”(同上，第45—51页。)。一九○二年经格罗莫夫介绍，乌泰与俄国驻□官员卡伊钦斯克开始试谈借款问题。沙俄驻远东总督阿列克赛也夫非常重视这一事态的发展，认为这是对内蒙王公进行金钱引诱、灌输亲俄意识、制造民族分裂的好途径，立即呈报政府并得到了批准。一九○四年从华俄道胜银行拨现款二十万卢布贷给乌泰，四年为限，乌泰以全旗矿产、牲畜抵押。（一九○六年又从中东铁路公司贷九万卢布）以此为开端，沙俄又贷给郭尔罗斯后旗札萨克十七万卢布，敖汉等旗也相继取得了贷款。从此，沙俄以放贷为纽带，紧紧地控制了乌泰。随之，沙俄军官、间谍以乌泰王府为据点，频繁地潜入哲盟东部各旗，在乌泰家里还出现了一个俄国籍的蒙古人做“家庭教师”，行动诡秘，来去不明。俄籍蒙古人云丹，以经商为掩护，往来王府，偷偷地将“俄货枪械”运进旗地，“储王府售卖”，还通过乌泰关系和邻近各旗广为联系。在这些国际间谍穿梭引线之下，乌泰“与俄交愈密”，“欲倚俄以为重”，“凡俄人与各旗之交涉，得乌泰一言，无不立解”。而沙俄亦欲靠乌泰“联络诸蒙”，策动我民族分裂(同上，第45—51页。)。
日本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在东北被沙俄排挤，自、“三国干涉还辽”后，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勾结英美等国，以共同抵制沙俄在东北的扩张。日俄矛盾十分尖锐，终于在一九○四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沙俄在日本打击下，战后被迫将势力范围退缩到东北北半部。一九○七年又签订了第一次《日俄协定》和《日俄密约》，确定了各自势力范围的界线。哲里木盟的郭尔罗斯后旗、杜尔伯特旗、札贲特旗、镇国公旗、札萨克图旗（大部分）等，划入沙俄的势力范围。日本保证，不在沙俄势力范围内谋求权益，并承认沙俄在外蒙古有“特殊利益”。沙俄保证不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行动。这是一个强盗分 赃协定。沙俄有了日本保证后，加速了在外蒙和哲里木盟东部的侵略行动。
密约成立后，“俄人图蒙之心，进行日亟，赴内外蒙旗托言游历，阴作侦探者尤伙”(《东方杂志》，1910年第十二期，第877-378页。)。派进内外蒙的间谍，以“探险队”、“考察队”为名搜集的情报，绘制的地图，源源不断地呈报给沙皇政府。根据这些情报，沙俄远东地区的军政头目多次开会，研究改变中俄边界的可能性。原阿穆尔总督苏波吉奇在他的《俄国在远东的任务》一书中，公开叫嚣直接占领东北北半部。一九一○年“考察”回国的索波列夫，更露骨地主张：“蒙古应从中国的掌握下夺过来”( 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1913年圣彼得堡版，第192-193页。)。所有这些主张和叫嚣，都不过是沙俄政府既定政策的公开表露而已。
沙皇政府为了追逐这一目标的现实性，公开在哲里木盟王公喇嘛中搜罗内奸，组织“别动队”。一九○八年喀喇沁右翼旗辅国公海山，叛国投俄，在哈尔滨经俄国训练后送进外蒙。郭尔罗斯前旗台吉陶什陶，起兵反清失败后，一九一○年叛国投俄，“俄国疆吏即授以陆军少尉之职”(《东方杂志》，1910年第十期，第294页。)，不久，沙俄派出军队将陶什陶家属从旗地“抢去”，“用俄轮运往俄国”，之后转送外蒙。俄驻哈领事馆还企图派人去招降陶什陶的余党。这些叛国投俄分子后来都成了内外蒙叛国集团的成员。
沙俄在搜罗培植、豢养这些亡命徒之外，还广泛地在内外蒙古具有很大影响的活佛喇嘛中活动，灌输亲俄意识，纠集亲俄势力。俄国间谍成群的从贝加尔湖畔、呼伦贝尔、哈尔滨、库伦等地出动，有的更“皆效僧倡装束”，专门参拜寺庙，“与蒙古喇嘛甚□，踪迹尤密”。这些喇嘛多半是蒙古贵族，既有势力又为蒙民所信仰，沙俄侵略者“结交”和“愚弄”这些人，企图做为煽动叛乱的社会基础。某些被“结交”上勾的喇嘛，常到设在哈尔滨的俄国边防军司令部蒙务科密谈。一九一○年，喀喇沁旗呼图克图喇果，两次密进蒙务科，“报告该旗重要事件”，俄国官员给了他“运动该旗蒙王使之亲俄”的秘密任务(《东方杂志》1910年第十二期，第377-378页。)。沙皇政府对这些在外蒙、内蒙有成效的阴谋活动很满意。在其一九一一年八月的政府公报上承认：“我们在蒙古的某些代表，在说服蒙古人方面贡献很大，使他们确信，如果和中国破裂，他们是会得到俄罗斯援助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三辑第十作八卷。)。”
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清王朝即将崩溃。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吞并外蒙搞乱内蒙的机会已经到来，他叫嚷不要“将机会错过”。前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更提出了一个从汉腾格里峰到海参崴划一条直线的中俄疆界方案。他主张将此线以北的蒙古、东北北半部、内蒙的哲里木盟、锡林郭勒盟的东部、新疆北部，尽入俄国版图之内。这一方案得到了沙皇的赞尝。八月，在沙俄驻库伦领事的策划下，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外蒙叛国集团的“代表团”到彼得堡，谋求在俄国保护下“独立”，并要求军事、财政援助。沙皇政府当即表示：“彼等之独立”，“当可获得俄国助力”(廓索维慈：《库伦条约之始末》，王光祈译1930年版，第6、62页。)。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指示“代表团”：“不仅仅要联合喀尔喀”，还“必须将全蒙一齐联合起来”(廓索维慈：《库伦条约之始末》，王光祈译1930年版，第6、62页。)。要利用内外蒙古是同族、同文、同语、同教的密切关系，一齐“独立”，脱离中国，统到“大蒙古国”之内。十月，沙俄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朝着“把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方面努力(《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二辑第十九卷，1931年莫斯科版第56页。)。在俄国国内，则“利用中国发生革命运动的时机掀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叫嚣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省份”(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457页。)。沙俄蓄谋已久的侵略内外蒙丑剧公开上演了。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外蒙宣告“独立”，活佛哲布尊丹巴登上皇帝宝坐。沙俄侵略军协助外蒙傀儡军，攻占了乌里雅苏台，策动了呼伦贝尔“独立”，攻陷了科布多城。
在沙俄政府授意下，外蒙叛国集团宣布“独立”后，开始向内蒙发布“劝降文告”，公开向内蒙古王公宣称：“外蒙为了‘独立’，屯兵积饷已垂半载”，财政不足有俄国“借款”，现“军政两费均已充实”。鼓动内蒙古王公“一体归顺”，同时发布了所谓归顺《优待条件》八项(柏原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第1540—1541页。)。伴随这些劝叛文告之后，派出“陆军部付大臣”、内蒙先叛逃去的陶什陶，率骑兵千余闯入内蒙，对各王公劝诱、威吓，经过沙俄多年豢养的乌泰，以为时机已到，便联合镇国公旗（今已分别并入吉林、黑龙江省）等一小撮王公喇嘛，在沙俄的财政、军事支援下，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在哲里木盟东部发动了一场背叛祖国的反革命暴乱。
（二）
乌泰私借俄债、里通沙俄问题，早在一九○八年被清政府查觉，经查证属实。认为乌泰“不顾利害”，“自应严加惩治”，但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又畏惧沙俄“从中干予、庇护”，乃决定“由国家代为归还”。一九○九年二月，大清银行付二十九万（卢布）代乌泰偿还俄债(徐世昌：《东三省政略·蒙务上·蒙旗篇》，第49—51页。)。乌泰将本旗租赋、路矿及放荒等项收入，做为归还大清银行贷款的抵押。一贯寄生腐化、挥霍无度的乌泰，财源被剥夺，豪富的王公生活破产，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恰值外蒙叛国集团宣告“独立”，久藏在内心的亲俄叛国阴谋，以为实现的良好时机到来了。遂于一九一二年初，派协理台吉诺庆额、喇嘛布和巴彦两人，做为他的代表到库伦，与外蒙叛国集团密谋，并谋求军事和财政援助。这时，在库伦已经聚集了先叛逃去的宾图王旗、博王旗等旗的札萨克和王公，乌泰的地位比他们高，且有沙俄的特殊关系，哲布尊丹巴欣然表示，“武力兵器，尽量援助”，并即任命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第一路军总司令”。
乌泰在诺庆额等回旗前后，在本旗一面暗中招兵买马，密订行动计划；一面暗派心腹到各旗游说、串连，宣传俄国力量强大，武器援助充足，挑拨蒙汉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还指使喇嘛天天念经，制造谣言，蛊惑群众。当时，蒙族群众在反动政权的压迫剥削下，穷途潦倒，既不满意封建王公，也不满意北京政府，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乌泰乘机把这种情绪引上了分裂的道路。他凭着反革命舆论再加上喇嘛教的力量来欺骗和愚弄蒙民群众，因此被裹胁进的群众骤增到万人左右。
乌泰的反革命叛乱，阴谋从一九一二年八月开始，分三路行动，企图攻取靖安（今白城子）、醴泉（今突泉）和洮南府（今洮安），并约札赉特旗、图什业图旗、镇国公旗同时叛乱。乌泰为了使各路叛军拚命效力，在各路中都指定喇嘛做正、付指挥。这些喇嘛们都脱下黄帽，用黑布缠头，说要动杀戒，借以迷惑和镇压被骗来的群众。乌泰还公开散发了《东蒙古独立宣言》，声称：“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兹宣告独立，与中国永绝”(柏原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第1543一1544页。)。这份《宣言》是乌泰在沙俄支持下背叛祖国的自供状，是自绝于中华民族的铁证。
沙俄策动哲里木盟王公“独立”，直接触及了日俄密约所规定的日本在东北北半部的权益。日本要求俄国注意第二次日俄密约和协定。沙俄政府明知日本不允许它向内蒙东部发展势力，外交部经过多次讨论后，认为俄国“在远东的平静和安宁的主要因素”(《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三辑第十九卷。)在于同日本的勾结。不得不忍痛屈服于日本压力，于一九一二年七月签订第三次《日俄密约》，把内蒙划分东西两部分，规定东四盟（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西二盟（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及外蒙古，沙俄有“特殊利益”。一纸约文成立后，沙俄图谋哲里木盟的野心和活动受到了打击。但是，沙俄帝国主义的本性和实际利益，又驱赶它不甘心撤回押下的赌注和放出的诱饵，不甘心放弃这块靠近外蒙的富饶之地。于是，它表面不插手乌泰事件，而实际上则躲在“大蒙古国”的背后，控制外蒙，用外蒙之手牵动内蒙，采取极其狡猾的方式，继续支持这场暴乱。
北京政府接到洮南知府报告后，立即命驻郑家屯巡防队统领吴俊□部，出兵平叛。在开始军事行动之前，洮南知府曾两次派员劝导乌泰改邪归正，利令智昏的乌泰不听警告，将叛军集结到洮儿河东岸，准备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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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府。吴部九月八日发动攻势，顿时叛军中路大败，喇嘛们的“神灵”失效，溃乱的叛军向归流河以北奔逃。左右两路叛军闻风自败。图什业图旗未予响应。札赉特旗到哈尔滨通过俄国官员洽购长枪一千三百支，手枪五百支，先交定银一万两。十月用五百辆牛车运回“别列达”枪八百支，十万发子弹，走到札萨克图旗境内时，闻知乌泰兵败，惊慌失措，把枪支和弹药埋在山里，叛乱在准备中流产。
镇国公旗札萨克拉喜敏珠尔响应叛乱，八月二十日袭击了镇东县，纵火烧房，大肆抢劫。黑龙江都督宋小濂按照北京电令，出兵镇压叛匪，进攻镇国公府。叛匪倾巢逃往札萨克图旗境内的后方基地葛根庙，政府军跟踪追击，叛匪又窜向乌泰王府。
吴部连克镇东、大赉、洮南，经过二十多次战斗，将乌泰叛匪赶到归流河北岸。吉林都督陈昭常部亦赶到南岸。九月下旬，总攻乌泰王府，被裹胁进的群众纷纷觉醒，四处散去。乌泰看到大势已去，便和布和巴彦等人逃往呼伦贝尔，后由俄军护送去外蒙。余下的叛匪被歼大部。沙俄通过外蒙“支援”的“别列达”步枪，运到哈拉哈河附近，闻知乌泰兵败，偷偷运回。沙俄的阴谋和乌泰的蠢动，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乌泰逃到外蒙被晋封为亲王，做了外蒙叛国集团的“刑部付大臣”。十月，北京政府发布《革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世爵》决定，指出了乌泰的叛国罪状；号召被乌泰裹胁的群众，“能释兵来归，其原有产业者仍准享有，决不苛求。其原无产业者，应予设法安置”(《东方杂志》，1912年第九卷第五号。)。北京政府还任命了反对叛乱的朋斯克巴勒珠尔、乌斯呼布彦两人，分别为札萨克图旗、镇国公旗的札萨克，负责恢复旗治。对重返旧居的蒙汉群众做了一些安置，原有之房产、土地、财物归还原主，一些村庄还召开了“和解”大会，重建家园。
乌泰的残部向开鲁县境流窜。郭尔罗斯后旗（今并入黑龙江省肇源县）台吉多尔济起而叛乱。昭乌达盟扎鲁特左翼旗台吉官布札普，逮捕本旗札萨克多布柴，杀死福晋，纵火焚烧王府，死心塌地的参加叛乱。扎鲁特右翼旗、阿鲁科尔沁等旗一小撮贵族亦附和叛乱。多股叛匪汇集起一千人左右，于十一月下旬进犯开鲁县城。县城失守，拉喜敏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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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窜到开鲁会合。叛匪在开鲁及附近村屯，杀烧抢掠，激起了当地广大蒙汉群众的极大愤慨，叛匪十分孤立。十一月底热河部队出击镇叛，叛匪立即崩溃四散，收复了开鲁。由陶什陶指挥的八千外蒙傀儡军，在外蒙达里戛崖牧场一带集结援叛，但由于叛匪迅速覆灭而未能动作。沙俄眼巴巴地看到哲里木盟亲俄势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它无可奈何地悲叹：若直接干涉，“俄国势将与华与日，发生极严重之冲突”，何况“俄国又因与日曾结有‘势力范围条约’之故，当然不能不受束缚”(廓索维慈：《库伦条约之始末》，王光祈译1930年版，第32页。)。
在哲里木盟王公叛乱已经绝望的时候，沙俄政府密派前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带着政府拟定的条约草案和十万卢布贿赂费进入库伦，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签订《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以后又订立了有关铁路、矿山、电线等条约，控制了外蒙的军事、财政和经济命脉。外蒙实际上变成了沙俄的殖民地。
一九一三年沙俄又向外蒙提供了数万支步枪和数百万发子弹，帮助建立了“蒙古旅”，极力纵恿外蒙向西二盟即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进犯。在沙俄唆使、操纵下，哲布尊丹巴猖狂地叫嚷，要将“内蒙六盟二十四部一律荡平”(林唯刚：《俄蒙交涉始末之真相》。)。为此，组成了所谓外蒙“远征军”，由“付总理”三音诺颜汗任总司令。一九一三年初，兵分五路，以内外蒙古反动王公喇嘛分任各路主将，号称二万七千人马，杀向内蒙西部二盟和东部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先后骚扰了经棚、林西、阿鲁科尔沁等广大地区。劫劫持爱国王公，胁迫一些盟旗“独立”，残害当地蒙汉群众。如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在外蒙“远征军”侵害下，“大部份人抛弃庐舍田园，逃入深山营穴而居”。锡林郭勒盟浩济特左旗被强制供应外蒙“远征军”一千多人的“一切费用”和“军粮”，还要拿出三百八十二头牛、二千另九只羊 (转引彭查格诺罗布：《蒙古自治时期史》，亦邻真译1955年版，第59—65页。)。是年九月，北京政府出动三万多军队，镇压叛军收复失地，粉碎了沙俄和外蒙叛国集团的狂妄计划。沙俄图谋西部二盟的阴谋也成了泡影。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是反动的军阀政府。他们在平叛过程中，乘机烧杀抢掠，吸吮民脂民膏，使当地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亦应揭露和批判。
（三）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当即发表了就职宣言，明确地阐述了实现．“领土之统一”、多民族国家之统一的施政方针。并通电外蒙叛国集团，劝其取消“独立”。二月，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再次重申：“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此后，孙中山反复地宣传“五族共和”思想，他热烈地号召：“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实现五大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分裂。为了实现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国内成立了“五族合进会”等团体，做促进民族团结的工作。孙中山的这些坚定的、正确的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力地打击了沙俄制造的民族分裂阴谋。
搞民族分裂是违背广大蒙族民众心愿的。广大蒙汉群众极愿摆脱封建王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可是，沙俄支持下的乌泰等反动王公的叛乱，却造成了田园荒芜，牛羊失散，使蒙汉群众伤亡惨重，流离失所，苦上加苦，实在是祸国殃民。即使被用喇嘛教力量骗去的，或用封建统治力量裹胁去的，经过身受眼见的教育，也逐渐觉醒。绝大多数群众逐步意识到，乌泰的“独立”是背叛祖国的罪恶活动，“神助”乌泰、沙俄“强大”等等，全是活佛喇嘛们制造的“鬼话”。因此，在乌泰王府和开鲁城的关键战斗中，蒙族群众一哄而散，乌泰、官布扎普之流十分孤立，顷刻就瓦解了。
内蒙大多数王公喇嘛反对民族分裂，反对背叛祖国。尤其是《俄蒙协约》出笼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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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了广大王公喇嘛的反对，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一九一二年十月，乌泰叛乱失败后，在长春召开了“哲里木盟十旗王公会议”，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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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名王公经过讨论，做出了“赞同共和政体”、反对外蒙“独立”等多项决议(《东方杂志》，1912年第九卷第六号。)。会后，哲里木盟盟长发出了通电，指出，“俄国此等举动实欲用诳骗手段，乘机攫取蒙古(《西北杂志》，1912年第一年第二期，“专件”第42页。)。”再次宣告本盟十旗均不承认《俄蒙协约》，均赞成共和。住北京的蒙古王公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等团体，发表了拥护民国、反对《俄蒙协约》的《通告》，强烈谴责沙俄侵略蒙古的罪行。一九一三年一月，在绥远召开了“西部二盟十旗王公会议”，一致表示“赞助共和”，“请兵保护西盟要地”。这次会议和会后发表的各个文件，沉重地打击了沙俄图谋西二盟的野心。六月，蒙古王公联合会发表《致众议院第二书》，愤怒地揭露和声讨沙俄侵略内外蒙古所造成的灾难。接着，又有哲里木盟第二次长春会议，进一步商议加强防务和清理“俄蒙债务”等问题。所有这些蒙旗王公的会议和通电、声明，标志着内蒙古大多数王公喇嘛的觉醒，有力地打击了沙俄的阴谋，孤立了背叛祖国的一小撮王公喇嘛。
在乌泰等一小撮王公喇嘛叛乱前后，北京政府曾制定和颁布了一些对蒙古王公喇嘛的政策。如八月发布了《蒙古待遇条例》，规定：“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内外蒙古汗、王公、台吉世袭各位号，应予照旧承袭，其在本旗所享之特权，亦照旧无异”；“蒙古各地呼图克图、喇嘛等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蒙古王公世爵俸饷应从优支给”(《东方杂志》，1912年第九卷第四号。)。九月，又发布了《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札萨克王公世爵》的决定。宣布“凡效忠民国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札萨克王公等，均属有功大局，允宜各照原有封爵加进一位，汗亲王等无爵可进者，封其子若孙一人”。“其著有异常功绩，或首翊共和，或力支边局，以及劝谕各旗拒逆助顺者，并应另加优奖(《东方杂志》，1912年第九卷第五号。)。”此令公布后，对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叛乱，拥护民国的王公，都授予了各种官职、封爵和奖励，对台吉以下官员也给予了嘉奖，对活佛喇嘛给予了各种名号。一九一三年以后又相继颁布了一些条例章法。这些政令条章，一方面表现了北京政府对封建王公贵族的妥协，反映了地主军阀官僚政治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对团结蒙古王公喇嘛，制止民族分裂，打击沙俄的侵略和阴谋活动，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小撮被打垮了的逃亡到库伦的内蒙叛国王公喇嘛，在全国各族民众的强烈谴责和愤怒声讨下，惶惶不可终日，深感前途渺茫。外蒙“内务大臣”车林多尔济亦深感绝望，他哀叹：“独立之局，除杭达多尔济一人主持外，大家一时均如坠入雾中，上下淘□，如大祸之将临”(陈□：《蒙事随笔》，1918年版，第199页)。一九一五年春节前夕，外蒙叛国集团主要成员杭达多尔济　“外务大臣”，突然“七窍流血而死”(同上，第22页。)。囊木那苏伦“付总理”以及乌泰的亲信布和巴彦喇嘛，也先后遭到了类似下场。这几个由沙俄直接豢养起来的走狗，最清楚沙俄主子策划内外蒙叛国阴谋内幕的。杭达多尔济的“暴死”固然是死有余辜，但也不能不反映出沙俄侵略内外蒙政策失败后，是多么绝望和惊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俄在欧洲同德国作战，主要兵力移向欧洲，为了巩固在远东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在一九一五年六月签订《中俄蒙协约》，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取消“独立”实行自治。北京政府屈服于沙俄政府的压力，发表了对叛乱者“赦罪”的声明。一小撮背叛祖国、搞民族分裂的王公喇嘛，在沙俄的庇护下开始回归内地。乌泰、海山等也回到了内地。沙俄图谋内蒙的侵略欲望和内蒙古乌泰等一小撮反动王公喇嘛背叛祖国的罪恶活动以全部失败而告终。
（资料来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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