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清代社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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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社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7年8月20日至25日,“清代社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烟台师范学院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发起和主办,烟台师范学院承办。来自福建、上海、天津、河北、山西、江西、内蒙古、山东、北京以及香港、台湾、韩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讨论会。中国史学会会长、著名史学家戴逸在开幕式中指出,社会史研究是继承传统史学对人物、制度、事件的研究和政治、经济、文化等专门史研究之外的“第三种路子”,以社会史方法研究历史,会让历史更清楚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学者们提交的许多论文提出了新论点,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探索。兹分述如下：
一、对清代秘密社会的探讨是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之一
有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纵向考察了清代秘密会党的发展,指出清初秘密会党是少数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反满派和部分劳动人民群众组成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结社。乾、嘉以来,发展成为下层民众借以进行反清斗争、敛钱谋生、团结互助的秘密结社。鸦片战争后,会党取得空前发展,晚清会党同清前期、中期比,消极性、破坏性有较大增长,但在革命党人影响下,会党成为辛亥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有的学者对秘密教门的概念作了界定,并对秘密教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作了客观分析,认为秘密教门与宗教有着功能上的不同,与异端教派有着目的上的不同,与农民起义有着政治走向上的不同,而与秘密会党则因阶级基础与社会功能相同而可互相渗透。有的学者考察了明清时代收元教、混元教的源流问题,通过大量翔实的考证,作者论证了收元教、混元教系由明末清初的闻香教发展演变而来,从而揭示出导致清政权由盛而衰的乾嘉之际川、陕、楚五省农民战争的宗教组织源流和宗教思想影响。有的学者探讨了罗教对明清社会的影响,指出明中叶后的众多教门林立中,罗教的影响极大,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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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造成重大威胁。总之,罗教的出现及兴起给中国宗教发展史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都增添了新内容。红阳教是活跃在清代直隶农村地区的宗教结社。有学者考察了红阳教与乡土社会的关系,认为红阳教的行为模式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与基础乡土社会有密切联系,并且指出,庙会是红阳教扩大教源的方式之一,人们通过庙会与红阳教等宗教结社相通相合,因此,清代庙会、集市与宗教结社间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此次会议上,中外学者还就嘉庆年间白莲教的救世观、广东海盗问题、理门与华北集镇问题等作了深入探讨。
二、灾荒及其救治是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灾荒对近代社会的重要影响表现在,灾荒因直接毁坏了生命财产而影响了人类正常的生活秩序;灾荒直接冲击着地方政权所在城镇,影响着统治者的统治秩序;持续长久的大灾荒又易直接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紊乱。此外,灾荒所导致的饥民流乞现象,则以社会因素的形式对社会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灾荒与政治事件的关系上,灾荒往往成为近代以来历次革命的重要契机,而且,一次大的灾荒,其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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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和一些大的政治事件相比。在灾荒的成因上,学者们大都认为,除了自然条件的因素之外,政治成因也是不容忽视的。政治腐败,战乱频仍,差徭繁重都大大降低了政府和人民的防灾、抗灾的能力,从而加大了灾荒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是导致和加重灾荒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有的学者就近代北中国旱灾的特点及成因作了分析,认为北中国的大旱灾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持续时间长,蔓延范围广和多灾并发,危害严重。作者通过研究认为,安定的社会环境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强防灾抗灾能力的基本条件;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农民的收入,是增强防灾抗灾能力的重要条件;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植树种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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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北中国水土流失,旱灾频仍的根本条件。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自然灾害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总结人类历史上的救灾治灾活动对于今天防灾减灾无疑有很大意义,而继续深入对灾荒与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社会救治等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无疑会有助于历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三、关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
有的学者对社区的概念做了涵盖,认为清代的社区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乡族及保甲、里甲、坊厢等形式聚居其中,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产生各种互动关系而共生共存的社会地理空间。清代各地遍布的城镇、村落是清社区的组成部分。有学者对清代市镇的类型特征进行了论证,认为传统中国城市是以城镇机能为主的城市,并对通商口岸城市,运河城市等城市类型进行了客观分析。有的学者依据林爽文起义的史料对乾隆年间台湾村落形态做了考察,指出台湾村落的聚落形态有分散型和密集型两种,村庄的规模以大型为主,村落的组织形式有单姓村与多姓村之别,村庄的自保形式则分为联庄自保、分类械斗、依违于官军与起义军之间,全村逃避、村庄内部居民各自选择几种等等。此外,中外学者还就清代地区经济及发展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自然环境、历史传承性、政治条件、民族状况诸因素决定了清代地区经济的多样性,它们还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间接地造就了清代基层社会及其发展的区域性特点。还有学者分析了清代前中期的沿海贸易与山东半岛经济的发展,认为康熙中叶海禁开放之后,山东半岛的沿海贸易取得了迅速发展,而沿海贸易的发展有助于山东半岛发展本地特色农业,并使得山东半岛经商人口大幅度增长,一批港口城镇也由之兴起,使得山东半岛至清中叶已发展成为山东经济的重心所在。
四、对清代的人口、移民、社层、婚姻家庭等问题的探讨
有的学者对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将此二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有的学者对明清时期福建人口的三向流动作了考察,指出在有关福建人口的源流问题上,传统的三种观点是:福建人由北方而来;福建是一个自宋代后即形成的家族社会较典型的地区;福建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宋代后已不能容纳太多移民等。论者依据资料,对此三种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在清代,福建仍可容纳较多人口,此外,福建省内家族互迁情况较多,闽东有一半人口在清代有相互迁移现象。依据这些说明,以往对人口的研究过分注重静态研究,实际上,使移民产生变化的因素非常之多。在移民问题上,有人对清代移民社会与秘密会党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清初以来,川、陕、闽、粤、赣、湘等省都出现了移民潮,进入四川省的移民中的部分组成了武装集团噜子,后演变成哥老会,而福建、广东等地原来的一些秘密会党组织则伴随移民潮而进入了新的地区,在当地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群体。有的学者考察了移民对清代内蒙古社会的影响,认为大批汉族人口的迁入首次改变了蒙古地区传统的单一民族结构,同时也改变着当地的经济格局,大体上呈现出牧业由南向北,由东向西收缩,农业区相应向前推进的互动态势。移民引起了内蒙古从游牧社会走入农业社会,并促使内蒙古社会的社会基本单位、社会系统、社会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变迁,同时也在催生着内蒙古社会近代化的萌芽。有的学者则从婚姻家庭的角度出发,对清末民初婚姻家庭观念的演变进行了论述,晚清时期婚姻家庭观念变迁的主要动因有三,即西方观念的冲击,各种新兴社会阶级力量的影响,以及对传统观念的机制等,从其变迁来看,戊戌维新时期新思想对传统观念给予了有力冲击,正式揭开了晚清婚姻家庭观念变迁的序幕;20世纪之初,婚姻家庭观念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继续深入,但革命派虽走出了维新派的束缚,却有矫枉过正的弊病,说明这场变革仅是刚刚开始,不过其仍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和成长。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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