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论洋务运动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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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洋务运动与德国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中国近代历史进入了一个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促进近代化起步的洋务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清政府大力引进西洋军事武器、先进的生产技术，扩大中外通商局面，培养了近代人才，在“自强新政”的旗号下，向着建设近代化的国家，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德国在统一以后，经济发展，国力上升，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德国的成就，一时为世界所瞩目，为洋务派所倾羡，中德两国的关系渐趋密切。本文拟就洋务运动时期德国与中国国防近代化，经济近代化以及教育近代化的关系作一次初步的探索，以求学界同仁指正。
（一）
洋务派的近代化活动是从国防近代化开始的。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认识到“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奕对此亦很赞同，称：“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1页。）正是在这种“求强”思想的指导下，以购买新式武器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军为肇端的中国国防近代化的车轮开始了转动。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政府就从德国引进了军火。七十年代，德国统一后，李鸿章认为，德国发奋为雄，军政修明，船械精利陆军甲天下，步兵尤精。因此，决定大力向德国购买武器，于是清政府和德国的两个军火贸易机构——王家普通军火部门和克虏伯公司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至光绪初年，李鸿章所属淮军，已从克虏伯兵工厂购置了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后膛钢炮114尊，并仿德国炮营兵制，成立了新式炮营十九营，每营钢炮6尊。一部分湘军也大力引进德国装备。左宗棠所部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占总兵力60％的步兵，主要是用德制毛瑟枪和七响后膛快炮装备的，作为独立兵种的炮兵，主要装备也是德式后膛开花炮和部分劈山炮。进入八十年代，1880年春季，德国军火巨头克虏伯还派卡尔·满斯豪森作为全权代表来北京访问，并与李鸿章搭上关系，获得了淮军只采用克虏伯火炮的承诺。此后德国向中国出售的军火武器就更多了。在中法战争过程中，德国军火商突破法国对中国海岸的封锁，取道香港，不断将军火送到中国。1884年李鸿章购买的德制军火就有克虏伯7．5厘米过山钢炮100尊，毛瑟枪5000支，并配有大量枪弹、炮弹。1885年，北洋部队为防止法国侵略者从海口方面袭击北京，又从德国购入108门克虏伯后膛炮和64门山炮，并订购了80门在普法战争中已经使用过的野战炮。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继续加强陆军武器装备，从中央到地方引进德国装备的数量都较前期增加。据统计，至甲午战争前，李鸿章、曾纪泽、张之洞、李瀚章、盛宣怀等人与法国军火贸易的款额高达一千二百五十五万马克，购进了大批军事物资弹药和枪炮。
晚清国防近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设近代新式海军。在七十年代海防危机前，清政府主要是向外购买蒸汽船只，以取代木质帆船，提高旧式水师的战斗力。1870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祯就为船政学堂购买了普鲁士船只一艘，其船身坚固，木质上乘。后稍加改观，配置后膛炮一门，前膛边炮四门，命名“建威”，作为船政学堂学生的练船。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清政府海防空虚。为早日建成一支新式海军，李鸿章向英国购买了一批蚊船。但这批船只并非“战争利器”，且“岁需两修”，实不堪海防重责。1879年日本再度挑衅，吞并琉球，虎视中国，洋务派深感日本为中国心头祸害，视海军建设为头等急务，开始转而购买世界先进的大型铁甲舰。于是李鸿章令亲信驻德公使李凤苞会同赴欧考察的科学家徐建寅，到欧洲各大兵工厂进行选购。最后决定向德国著名的伏尔铿船厂订购两艘铁甲舰，并派员刘步蟾、魏瀚、陈兆翱、郑清濂监制。中法战争后，这两艘军舰峻工回国，被命名为“定远”、“镇远”号。除“镇远”水线下参用铁甲之外，两艘姐妹舰多项指标相同，均为排水量7335吨，6000匹马力，航速14．5节，火炮22门，鱼雷发射管30枚，两舰设计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成为北洋海军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船只，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据《海军大事记》统计，十九世纪80—90年代，清政府共向外国订购舰艇46艘，德国占36艘。其中包括：铁甲舰2艘（定远、镇远）、穹甲舰3艘（济远、经远、来远），巡洋舰5艘（南琛、南瑞、海容、海筹、海琛），鱼雷舰25艘、导海挖泥船1艘，而英国只占10艘。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立，拥有军舰22艘，其中17艘购自外国，5艘自制。主力舰7艘，其中5艘是由德国船厂制造的。可见八十年代后，德国已取代英国的地位成为对华最大的军舰输出国。中国近代新式海军初告建成。从此以后，北洋海军不再添购军舰，海军四百万两的军费大部分被慈禧太后挪用，兴修颐和园，大办六旬庆典。据“普鲁士1891年《海军年鉴》对当时各国海军拥有战舰数的统计，排列的名次是：英、法、俄、德、意、奥、西、荷、美、日、中”（张墨、程嘉禾：《中国近代海军史略》第140页。），中国海军已进入世界海军的第十一位，从而缩短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历程。
十九世纪最后30年，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持久地充分发挥本国商人、在华军官，以及外交机构三支力量的作用，竭力开拓海外军火市场，为德国的军火商人攫取了极大的利益。然而晚清洋务派官僚在欧洲武器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大量引进德国军火却促进了中国军队武器的更新换代，缩短了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在军事上的差距，从而为近代反侵略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德国军舰的输入还使中国诞生了近代历史上新式的兵种海军，促进了中国各兵种的均衡发展，对中国万里海疆的防御起了有益的作用。德国新式装备的输入，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同时必然地对中国墨守陈规的传统兵制发起了挑战，对日后清政府以改变军事制度为核心的全面军事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这一切和洋务派官僚引进德国先进装备和军事技术是联系在一起的。
（二）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军的过程中，由于耗资巨大，燃料缺乏，后勤供应、交通运输等方面发生了困难，认识到仅仅求强是不行的，必须“寓强于富”，“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70年代以后，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的活动就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这是中国走上近代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洋务派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俾斯麦从其“大陆政策”的构想出发，竭力想把欧洲列强引到东亚广阔的战场上角逐；并且防止中国过分贫弱，易被其它列强所独占，因而对洋务派的近代化计划基本上持支持态度，声称，只要清政府集中力量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加强政府权力，德国将“配合”“权威人士的迫切需要”。（《俾斯麦答蒲安臣急件》引自《波恩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档案·中国状况》第3卷第1分卷第4册，转引自《德国史论文集》青岛出版社第352页。）而这一点和李鸿章在力保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取得西方国家支持，而又不为一国所控制的想法是很合拍的。此外，李鸿章还想借助德国的力量，“以夷制夷”，制衡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十九世纪六十——九十年代，在经济活动中，中德两国的关系也就非常密切。
洋务派在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时候，曾经大批引进了德国的机器设备。1876年（光绪二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兴办兰州织呢总局时，就曾委托买办胡光墉到上海的德商泰来洋行订购德国机器，这些机器包括有洗毛机1部、梳毛机3部、纺织机3台，每台纺锭360锭、织呢机20台、280匹马力发动机一架和其它一切设备。该局还雇佣了德国技师十余人。张之洞早在总督两广时，就为广州机器局向德国订购了大批机器。1889年由广州调往汉口督湖广时，在筹办湖北布、纱、丝、麻四局过程中，张之洞也曾托德商礼和洋行和瑞记洋行购买机器，开办制麻局。他创办的大冶铁矿，一切开采铁矿的机器均购自德国。德国还借与中国银三百万两，作为开矿资本。该矿与长江水道间运输矿石的专用铁路建筑材料亦由德国人供应。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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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洞在创办汉阳铁厂时，除向德国购买了大批机器设备外，还聘用了许多外国雇员。他说：“查大举制炼钢铁，事属创办，中国工匠未经习练，一有差池，贻误非小，故必多募洋匠，借资引导”。（《张文襄全集》卷97，公牍12。）当汉阳铁厂急需用煤时，又向驻德、俄使臣许景澄要求：“请速托克虏伯厂，代觅上等煤矿师一人，须能审查地隔，并能总管煤井工程，曾经阅历精深者”，并叮嘱“该厂勿以中等矿师充数”。（《张文襄全庥》卷138，电牍17。）后又致电“觅精于炼西门子马丁钢、贝色麻钢、炮钢上等engineer（工程师）一人来鄂接充总管，须老成历炼，曾任洋厂充总管，兼晓英文者”。（《张文襄全集》卷H7，电牍20。）据时维礼1890年9月的一份报告，在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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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的事业中，有五名德国、五名英国和一名比利时的工程师在工作，“1894年13名德国工程师，12名英国的、6名比利时的工程师和技师为张之洞工作”。（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85页，）这种情况在其它矿中，亦常出现。据1884年12月3日《捷报》记载，热河平泉州铜矿“最近已委德璀琳经管，他曾把矿石寄往德国化验，结果甚为良好；预料此矿在德氏监督下，将来定会成功。朱通台（指朱其诏）仅负名义，实际上一切工作的进行，均由德璀琳主持。”（孙毓堂：《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72—673页。）甲午战争以后，德国垄断资本加紧掠夺中国的矿产矿权，他们插手萍乡煤矿、个旧锡矿、延长石油矿、井陉煤矿等，染指中国矿业，扩大在华权益。
洋务派在创办民用工矿业过程中，尽管也出现过购进机器破损陈旧，不配套的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情况；在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时，由于使臣访聘或由洋厂推荐，其中亦有良莠不齐、本领有限，或有旨在控制我国矿产大权的情报人员参杂其中。然而从总的方面看，作为东方落后国家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科技人员，往往是加速近代步伐的不二法门，客观上对中国工业化起了推动作用。
从1860年起至甲午战争前夕，德国在中国开设了16个工厂。虽然德国在华创办工厂较晚，厂数较英国少，但超过俄、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占第二位。十六家工厂中，有10家是专门为德国资本家收买中国农副产品加工出口服务的。如1872年设立的烟台蛋粉厂，1877年在上海设立的美最时蛋厂，上海礼和蛋厂，1888年在上海由日、英、美、德商人合办的上海机器轧花厂，1889年在汉口设立的元亨蛋厂，1894年、1895年分别在上海、汉口设立的瑞纶丝厂和嘉利蛋厂等。有五家工厂从属于进出口贸易，是德国纯粹的工业投资，其产品主要销售于中国市场。如1866年在上海设立的科发药房，1881年设立的厦门铁锅厂，1885年设立的天津时报馆，用机器印刷中、英文《天津时报》，1886年在上海设立的增裕面粉厂，1890年设立的新上海制冰厂等。此外还有一家是为便利于推销外国商品的加工工业，即1893年由瑞记洋行所设的上海火油池，专门制造铝铁煤汪箱。这些工厂大多用机器生产，招募华工，在一定程度上为创办新式企业风气未开的中国，作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示范。十六家企业中有半数设在上海，也说明了上海自开埠以来，作为对外经济贸易和中西方交往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
在交通运输方面，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也开始了铁路和航运业的建设。七十年代初，随着海防塞防吃紧，李鸿章等人就发起兴建铁路的倡议。这时刚刚来华不久的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便于1875年致函总理衙门，指出铁路便于用兵，利于国防，并以普法战争中普军利用铁路运兵，成功地突袭法国军队的事实作为证明，向洋务派官僚灌输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后德国贴现银行和重工业界人士都想从中国驻德公使李风苞身上打开一个突破口，以便德国的资本进入中国，招揽铁路的修建和借款的权益。1881年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通车，中国的铁路建设进入了实质性的启动阶段。德国政府对此极为关注。1885年德国外交部利用清政府希冀各协约国承认中英烟台条约补充协定的有利时机，施展手腕，获得了庆亲王给予德国在华筑路及对华贷款优先权的口头保证。翌年1月由贴现公司和克虏伯公司等组成的金融财团联营企业派出了一个三人考察团来华，力求与清政府订立一个筑路合同，但结果未能成功。事后考察团在其提交的报告中指出：“铁路是有利可图的，此外，必须小心英国的竞争”。（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73页。）同年秋，李鸿章会晤巴兰德，巴氏再次向李备陈铁路之利约有五端：“1．载兵，2．运饷，3．救灾，4．利商，5．弭乱”。并向李表示，“德国愿向中国提供2000万两银以修筑铁路，如有意可与天津领事商洽”。（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76页。）德国参赞阿恩德亦作《论铁路》一文致总署，主旨所在，也是为要求清政府修筑铁路时多雇用德国人和购买德国器材。1887年唐芦铁路（胥各庄至芦台）建成后，李鸿章将开平铁路公司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承建唐沽铁路（芦台至天津）。由于招集商股遇到极大困难，最后只好借洋债。巴兰德闻风而动，利用李鸿章的亲德倾向，以低息为条件，为德商华泰银行赢得了43．9万两银的贷款，与英商怡和洋行分享对华铁路投资的权益，开创中国向德商贷款兴路之先河。此后张之洞督办芦汉铁路时也称赞“德国铁路最盛，获利最饶”，主张德国洋员应多募数人。池手下的德国工程师时维礼、锡乐巴还负责芦汉路的勘察以及制订铁路计划。后因沙俄北患，芦汉路缓建，清政府派李鸿章督办关东铁路，列强各国为推销器材，蜂拥而上，德国援行“利益均沾”，请政府也采购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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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德制材料。
从1881年至1894年前后是中国铁路的创建时期。在这十多年时间中，清政府在基本上未损害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完成了400多公里的铁路建设，促进了煤矿业及其它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工业近代化，这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冲破封建文化思想的束缚，排除顽固派的反对与阻拦，以及勤于向西方，包括向德国学习先进技术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航运业方面，随着德国对华贸易的扩大，1871年汉堡商人和航业家用450万马克资本，创办了“德国轮船航业局”，开创了中德定期航线，后来称金星线。起初只有三条船开始营业，每隔两个月从汉堡开往香港、上海一次，同时还兼营中国南部的沿海航运。它在中国的代理洋行是禅臣洋行。到1886年，该航线的船只增加到11条轮船，成为争夺中国沿海航运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条航线1898年后被汉堡美洲邮船公司吞并。鉴于列强在华航运业竞争日益激烈，为了扩大德国的商品销路，1885年，在俾斯麦的一再努力下，航行补助案在国会通过，德国政府又决定以每年400万马克的补助费由北德轮船公司开辟从不莱梅经香港到上海的航线，将15艘轮船投入这条航线上，它在中国的代理洋行是美最时洋行。1886年6月30日，“奥德”号作为这条航线上的第一艘船登上开往中国上海的航程，不莱梅港悬旗结彩，以示庆贺。这条航线的开辟对于德国扩大对华贸易，摆脱德国商品由外国货轮运输的状况，积极参加对华航运业的竞争有很大好处。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英国对华航运业拥有绝对优势。1877年美国旗昌公司转卖给中国轮船招商局后，德国在华航运业的发展居于第二把交椅地位。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总的说来中国开放的步伐还不大。中华帝国的大门是在鸦片战争中被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的，中国官民对外国资本存在很大的戒心，开放具有很大的被动性。所以到甲午战争前，中国官厅还反对成立中外合办商行和股份公司的做法，更不愿外国列强染指中国矿产和铁路建设。素以“狡缠”著称的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1889年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声称，他不知道是否要“特别关心”制止清政府的这种做法（指开办中外合资企业），巴兰德说，因为“用这种方法发展了中国工业，适足以为我们对许多工业部门人为地制造新的竞争对手”，德国外交部商业政治司司长雷夏德的答复断然赞同巴兰德的看法。他说，“我们的立场是，对于那些成为推销本国商品的良好市场的国家，如果他们自己发展工业，我们不予援助。因为显而易见，我们将因此替自己招来竞争者。如果在这期间事情的进展不可遏止，并且情况表明，它们自建工厂的企图旗开得胜，那末，我们就要着眼使有关的德国人在机器设备和所需材料的供应上得到他们的一份，并使德国不放弃这方面的竞争。如果万一有那种情形在中国发生，我们也须坚持条约上规定给予德国人的从事工业的权利”。（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88—289页。）克林德代办在接到这个指示后，立刻转达给德国驻各地领事馆遵照执行。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巴兰德等人的良苦用心。它告诉人们，全然依赖外国，是办不成近代化的。但是时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工业化的车轮是无法制止的。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的行程看，洋务运动时，德国在华经济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移植到中国，开拓了中国人民的眼界，对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无疑是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三）
人才缺乏是困扰晚清近代化的一个严重问题。因此，创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实现教育近代化，这是晚清洋务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德国素以学制完备、武艺精湛而闻名于世，因此德国与洋务教育的关系也就很密切。
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学堂大体上分三类。第一类是语言学堂。京师同文馆1871年就开设了德文馆，初由俄文教习负责管理。1870—72年，伟贝充任俄、德文教习；1873年第图晋任德文教习；1873—1881年，德文教习全由哈根担任。此外，还有吴乐福、威礼士、顾伦曼、聂务满、阿森玛、毕斯玛等当过德文教习。上海广方言馆也开设德文科，聘请金楷理为德文教习。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泰西方言斋中，亦设有德文课程，初由贝伦司多尔夫授课。他离任后，才由华人杨本适接替。第二类是军事技术学堂。如南京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就曾聘用骆白克、泰白福、屯和恩、朴满斯等五名德国教习。德国铁路工程师包尔1891年由克虏伯厂派令来华讲求铁路，各项课程“尽心指标，不惮烦劳，俾学生均能领会，颇著成效，三年之久并未支领薪水，实属廉让所风”，（《洋务运动》（六）第280—281页。）因此在他回国前，李鸿章奏请赏给二等第三宝星，以示奖励。第三类是水师武备学堂。这类学堂数量最多。中法战争中，水师失利，李鸿章等人认识到水师人才尤难培养，方今教练将材为海军先务。因此主张大治水师，设立水师学堂。1884年德国水雷专家、海军上将哈森克莱威即在北洋舰队领导一个水雷学校。1886年张之洞在广东设黄浦鱼雷学堂聘请德人马驷为鱼雷教习。1890北洋舰队筹设奉天旅顺鱼雷学堂，聘请德人福来舍为教习。在陆师方面，天津武备学堂尤为著名，该校成立于1885年，首批学员100余人，主要出自淮军，皆为北洋各营弁兵。而淮军从七十年代以来就使用德国炮械，延聘德国教习，因此学堂成立后，李鸿章就雇聘李宝、博郎、崔发禄、哲宁、那珀等为教习，后阃士，巴恩壬、艾德、黎熙德、拜耳、高恩兹等亦受聘执教。他们讲授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化、炮台、营垒新法，并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中国新武学实由此始。当然，学生还得兼习经史，学成以后，发回各营，“由各统领量材授事”，转教员弁。李鸿章设想“数年以后，教学相长，观摩尽善，北洋各营，必全晓西洋近日行军制胜之方矣”。（《李文忠全集·奏稿》卷53第43页。）在其后1897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也延聘德人贝伦斯多夫、法勒根汉、根茨三人任教，并从自强军中选派斯忒老随同教习，其余何福满、赛德尔二员派入护军营洋操队训练弁勇。其它如南京陆师学堂、直隶武备学堂等，虽认为“唯德文生造就较难，然业成后实较他项学生为得用”（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300页。），因此亦聘雇德人为教习。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学堂的同时，还聘请德国军官来华充当军队教习。1870年由克虏伯公司派来的普鲁士炮队下级军官瑞乃尔，是最早来华当教习的德国军官。他在李鸿章的淮军供职。1873年李鸿章又聘德国军官李迈协指导淮军炮队十九营的操练达三年之久。李迈协在回国时还得到清政府的二等宝星的奖赏。1879年，德国退役少尉汉纳根也到淮军服务，次年参与北洋旅顺军港的建设。其间德国工程师哲宁、舒尔茨、善威等三人以及在导海挖泥船上工作的八名德国工匠都为旅顺军港的建设作出贡献。瑞乃尔还和另两名德籍军官额德茂、施密士充任炮台教习和旅顺鱼雷营教习。中法战争期间，驻德公使李凤苞奉李鸿章之命高薪聘请了25名德国中下级军官来华，其中多数安排在李鸿章驻在天津附近的军队中当教习。李凤苞还为张之洞聘请了七名德国军官。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大治水师，组建近代新式海军，也雇用了大批德国军官。镇远、定远、济远三舰回国时船上所有人员共455名都聘用德人，到中国后，留任43名。北洋舰队第三、五任教习分别田式百龄、汉纳根担任。有些德国军官还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对日作战。甲午战争后，各省训练新军，采用德式操法，训练新军和建设军校双管齐下，所聘德国军官不在五十人以下，分散于胡燏棻、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新军中。这些军官往往一身二任，既当教官又任学堂教习。
向外派遣留学生是洋务教育的另一重要内容。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也向德国派遣了留学生。1876年德国军官李迈协在华任教期满，3月李鸿章乘其回国之便，在北洋海防营内挑选武弁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杨德明、袁雨春、查连标、刘芳圃等七人随同赴德，入武学院学习水陆军械技艺，以及“林操及迎敌、设伏、布阵、绘图各法”，学期三年，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德学生，也是最早一批陆军留学生。李鸿章认为中西用兵之法大体相同，“惟中国选将必临敌而后得，西国选将以学堂为根基；中国军械不求甚精，操练不必甚严，西国则一以精严为主”，（《李文忠全集·奏稿》卷35，第34—35页。）现在派卞长胜等武弁留德学习陆军技艺，学成回国，充当海防各营教习，“取彼之长，救我之短，成效必多，于海防不无裨助”。（《李文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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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奏稿》卷35，第35页。）这批留学生因“年长而洋文未精，深造颇难”，卞长胜、朱耀彩两人学习未能精进先调回国，杨德明一人病死他乡，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三年学成按时回国，王得胜因体弱及改学专业诸因素于1882年（光绪7年）回国，在李鸿章部亲兵营教授德式操法。他们在国外都勤奋学习，“谨守礼法，见重于外人”，所习技艺，均甚精熟，回国后担任教习，仿照德国兵营布阵，严勤操练，认真传习，对引进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军事训练方法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此外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等在赴英法留学期间也都到过德国学习制船，习制枪炮诸法。二届学生李芳荣曾在德国炮厂学习制造枪炮，艺成回国。林殿铄后来从法国转到德国柏林鱼雷厂，学习修造鱼雷全机。1881年，第二批赴欧留学生魏逻、陈才鍴、陈伯璋三人派往德国留学，在刷次考甫水雷厂学习鱼雷等法，兼习德语。魏逻后改赴法国，陈伯璋在德逝世，仅陈才鍴一人于1888年学成归国，后在船政学堂监造鱼雷艇。1889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派遣天津武备学堂留学生段祺瑞、吴鼎元、孔庆唐、藤敏藻等赴德学习军事。段回国后，在北洋供职。
创办学堂，招聘洋才，派遣留学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有之壮举，反映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气象。所聘德人大多数克尽职守，莘莘学子亦能勤勉学习，新式学堂为中国近代化培养了一批人才。洋务运动时期，中德在教育方面的联系，展示了未来中德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有着广阔的前景。
洋务运动时期中德两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并且有呈上升趋势。洋务派官僚从德国购买了大批军火，引进德国技术设备，聘请洋员和派遣留学生，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起了推动作用，有助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事实表明要实现近代化，不对外开放是不行的；但是倘若一味依赖外国，不依靠自己民族的创造力量，要想捧回一个近代化的金苹果也是办不到的。1896年年届七旬、被孙中山的业师康德黎誉为“中国的俾斯麦”的李鸿章为“联络西洋，以制东洋”，出访欧美，会晤了退居弗里德里希斯庐庄园的俾斯麦老人。回国后，他预言“二十年总可无事，总可得也”。（雷禄庆：《李鸿章新传》1972版第2页。）然而仅过一年，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急迫地参加瓜分中国的狂潮，从此中德关系的上升线被打断，它宣告了李鸿章“自强新政”的失败和“以夷制夷”对德政策的破产。
（资料来源：《史林》199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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