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流官群体与十九世纪民族地方志描述视角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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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流官群体与十九世纪民族地方志描述视角的变迁

一、研究缘起
（一）课题说明
十九世纪，对中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都是很关键的一个时期。第一，这个世纪是中央王朝全面推行、落实和巩固改土归流政策的一百年。长期受羁縻政策统治的少数民族，现在由流官统治。流官会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命运？第二，十九世纪，不独中国少数民族面临新的历史命运，整个中国也面临重大的历史决策。因为，完成了资本主义革命的欧美国家，正加紧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整个精英群体有着怎样的视野和抱负？这个视野和抱负对十九、二十世纪有着怎样的意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本文无意完全回答这些提问。但本文试图从一个侧面来探讨：十九世纪社会精英群体对社会作了怎样的判断？他们又是如何将这些判断运用于少数民族治理的？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治理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个领域我们可以吸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相对来说，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缺乏必要的借鉴。因此，研究方法上不得不有所创新。我们避开传统的追求客观真实的史学方法或民族学方法，将民族地方志仅仅当作一个文本来解读，这个文本的客观性我们避而不谈，而只关注它用来描述对象时的语言。它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语言体系，里面包含了多方面的信息。每一个研究者都可从这里各取所需。具体在本课题的运用，后面的行文将逐渐地展示出来。
（二）凤凰厅历史概况及其民族学研究价值
凤凰厅的历史并不长。元明以前，这里设五寨长官司与竿子坪长官司，属保靖宣慰使的领地。历史进入明代以后，这个地方才逐渐进入中央统治者的视野。明正德八年，设守备，此地才有了正式的建制。此后，由于民族矛盾复杂，少数民族经常闹事，此地的地理位置日益重要，官方在这里设置的行政机构也就越来越高。到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实行改土归流（许多论著认为改土归流始于雍正朝，误），裁掉土司，四十八年建凤凰厅。最初系散厅（雍正二年才升为直隶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设辰沅靖兵备道，道台驻凤凰，此地成了整个湘西苗疆七厅县的首府。此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时大时小，它的节制范围也相应有张有缩[1]。
选择《凤凰厅志》作为研究对象，有几个优点：
第一，从时间上来说，在我们研究的十九世纪这个时间段上，凤凰曾两修其志。不仅如此，在十八世纪的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还修有一部厅志。当我们讨论十九世纪民族地方志书描述视角的变迁时，就可用乾隆本作原始参照。从乾隆二十三年首修，到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再修，再到光绪庚寅（公元1890年）第三次续修，其间跨度132年，用传统史学的观点来说，这个时间段经历了传统的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等几个时期。单纯从近代史的一般标准来说，这个时间段，也是观念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
第二，从空间上来说，整个湘西地区位于武陵山的东段，是中西部的接合部，是中原向西南多民族聚居区过渡的第一个区域。而凤凰县在十九世纪这个时间段上，恰好又是湘西的首府县。这里长期就是土家族、苗族、瑶族、汉族等民族错居的地方。直到今天，少数民族尚占绝大多数。1998年底全县总人口为35.80万人，少数民族23.74万人，占总人口数的66.32%。这样一个民族地方的县志不仅在湘西具有一般意义，在西南、中南少数民族地区中都有典型意义。
第三，从社会发展状况来说，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凤凰县就与全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整个十九世纪抗击外国侵略的活动中，凤凰人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抗击英军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定海总兵郑国鸿，贵州教案的主使人贵州提督田兴恕等都是19世纪名扬一时的凤凰人。而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于1837年亲临凤凰考察屯政、兵防及义学等，并向朝廷递有专折[2]。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太平军在这里也有过较长期的活动，给当地留下深刻影响。因此，这个民族地区在当时算得上一个比较开放的地区。
第四，凤凰厅志的撰写者也很有特色。这是几部由封疆大吏、地方官员及土生土长的书生们共同完成的民族地方志书。从撰写框架来说，它与清代的一般地方志保持一致。但因为这个独特的撰写群体，又使它具有鲜明的个性。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用凤凰厅志作本课题的研究材料。让我们来看看体现了社会精英群体的观念的民族地方志，在十九世纪，它的描述视角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二、描述视角的三个变迁
描述视角是指描述者用语言、符号等描述对象时所取的角度。具体到民族地方志中，就是指地方志的编撰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叙述他的对象，即民族地方。单纯从体例、结构上来说，地方志在南宋已基本定型。据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考证说，宋代的方志之书已经将“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等汇于一编。清代方志尽管很发达，但体例上已没有很大变化。不过，从我们研究的清代民族地方志来看，在描述视角上还是有一些发展。这个发展，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叙述。
（一）从族别视角来说，经历了从苗蛮到苗人到苗民，相应的有从土民到民（厅民）到乡绅视角的变迁
十九世纪，是儒学在封建语境中表达的最后一个世纪，也是儒学处理民族事务水平最高的一个世纪。体现在民族地方志中，就是族别视角有了明显的变化。
乾隆本《凤凰厅志》（以下简称乾隆本）主要从苗蛮的角度来描述少数民族。在舆图、沿革、疆域、城池、学校、祀典、风俗、艺文等八卷中都大量涉及到苗族。而绝大部分叙述，都使用带有歧视性的词汇。把苗族视作为未开化的另类来看待。如《舆图》卷中有“苗疆”“苗蛮巢穴”两词，《沿革》卷中增加了诸如“苗土”、“苗蛮”、“五溪蛮”、“溪蛮”、“峒苗”、“苗獠”、“苗蛮蠢动”……；在《风俗》卷中，看起来大量使用“苗人”一词，似乎有所进步，但实际上，在“苗俗”一节的开头，就先将这个“苗人”作了定性：“苗人狼子野心，猜疑反复，桀骜难训”。到了《艺文》卷，对苗族的描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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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侮辱，使用“凶苗”、“奸苗”、“逆苗”、“苗边恶习”、“尔苗愚蠢无知”、“尔苗轻生嗜杀”等等。对于土家族，情况是乎好一点，但也主要基于“蛮”的视角，将土家族称作“土蛮”或“土民”。乾隆本编定于1758年，它反映了18世纪中期厅志编撰者们的看法，以及此前的社会精英群体对中南、西南一带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这个看法到了19世纪有了很大变化。
与乾隆本不一样，道光本《凤凰厅志》（以下简称道光本）主要从苗人的角度来描述苗族，从民的角度来描述土家族。以前许多研究者认为，19世纪清代湘西少数民族政策的改变，主要是统治者吸取乾嘉苗民起义的经验教训[3]。然而，我们从道光本的叙述变迁来看，主要是儒学观察少数民族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对苗族，当时的精英群体虽然还带有歧视，相对于前朝来说，已有了相当进步。道光本框架略有变化，在乾隆本的基础上增加了《苗防》两卷。涉及苗族土家族的有新序、凡例、沿革、疆里、户口、典礼、学校、风俗、屯防、兵防、苗防、名宦、人物、烈女、天章、艺文等卷。除去内中所收录的18世纪的一些文书，我们发现，道光本在描述苗族时，使用最多的语词主要是“苗”与“苗人”两词，对苗人的定性也与前朝有了很大变化。在《苗防》卷给苗族下了一个结论：
“苗虽异族，亦负性情，地极蛮陬，亦通声教。”
也就在同一卷中，编撰者又说：
“今且苗人亦禀尊亲，回面内向，有不欲自甘摈弃者。……而今日之苗，与昔日之苗，又不可以一概而论。”
“苗人”不但是编撰者们的共同意识，而且，编撰者们认为，其时的苗族与此前的苗族也有了区别。因此，在道光本厅志里，“凶苗”、“奸苗”等词不见了，代之出现的是一些比较中性的词，如《屯防》中的“强苗”、“穷苗”、“散苗”之类。更重要的是此时出现了一些与苗族有关的尊称，如“苗兵”、“苗弁”之类。
而此时，对土家族的描述，则完全站在“民”的视角上进行。在乾隆本《风俗》卷中，我们看到编撰者对土家族还使用“土民”：“土民天性朴陋者多，巧诈者少。”而道光本《风俗》卷则连直接使用“民”。很难从道光本中看到前朝所描述的“土蛮”或“土民”。正是在“民”的视角下，土家族与汉族取得完全同等的政治身份，通观道光志，再没有将土家族与汉族分开叙述。
到了光绪年间，情况发生了更大变化。光绪本《凤凰厅志》（以下简称光绪本）对苗族的描述已经基于“民”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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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土家族的描述，则开始关注“绅”或“乡绅”。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剔除光绪本中收录的前朝文书，仅以19世纪人的看法及编撰者的视角，苗族已不再是异族，他们仅仅有着与汉文化不同的文化，在行政事务中需要区别对待罢了。称呼苗族时，使用“苗民”一词。更有诸如“苗疆寒骏”、“培植（苗族）寒儒”等等尊敬而文雅的称呼。正是这种变化，光绪本已经删除了道光本的“苗防卷”。对这些厅志的编撰者来说，朝廷让他们到苗疆来做官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来“治苗”。因此，可以说，“防苗”原本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撰写厅志并在厅志中列入“苗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光绪本厅志删去了“苗防”这样一个所谓的重要内容。从这里可以发现，光绪时代的流官群体已经把苗族与土家族、汉族放在同一的政治标准中对待。使苗族取得了与土家族、汉族相同的政治身份。
对土家族的描述也由前期对普通民的关注转向对儒学视野中优秀人物的关注。这就是土民（土家族）中的“绅”阶层。因为经过数十年的屯田建设与义学建设，以及本地士兵多次参加镇压农民起义，本地有相当数量的普通“民”已经积聚了一定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他们已经上升为“绅缙阶层”，成为苗疆社会中的新精英分子。反映到厅志上的这种视角的转换，表明土家族社会整体性的上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到19世纪中后期，儒学已完成了自己关于少数民族的认识，摆脱了传统儒学对少数民族的异族思想。土家族与苗族在这些流官眼里都成了政府中平等的“民”。他们从此不再有等级差别。
（二）从民的视角来说，经历了从民生描述到民德描述，从风土民情描述到精英描述
乾隆本与道光本在族别视角上虽有较大变化，但在民的视角上几近一致，即都强调民生描述。乾隆本在赋役、疆域、物产、风俗等卷，道光本在疆里、山川、田赋、典礼、学校、风俗、屯防、苗防等卷中都用一定篇幅讨论民生问题。乾隆本问世时，距改土归流刚好50年，百废待兴，官员们对统治当地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还没有积累太多经验。加之，乾隆嘉庆年间，民族矛盾尖锐，苗民起义连年不断，经济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以至凤凰县境的都吾、乌头两约（现凤凰县齐梁桥乡至吉信镇一带）出现了十室九空局面。苗族地区也因人口剧增，粮食空前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精英群体将视线集中在民生问题上，在传统的方志框架里确立民生视角，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流民（穷人）问题、苗民（兵）问题、民族政策问题、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关涉民生的重大事项都在这些编撰者的视野之内。也因此，我们在乾隆与道光本中可以发现凤凰厅生产作物种类的更新换代的记录。
光绪本则不然。它没有沿着前面的思路往前走，而是重新确立一个“民德”的视角。从体例上来说，光绪本也有山川与屯防两卷，但重点已不是讨论民生，而是描述民德。光绪本共十六卷，其中描述民德的就占了12卷，分别为典礼、学校、坛庙、名宦、选举、乡宦、人物、新籍、引年、烈女、杂述等卷。从这12卷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光绪本主要兴趣在于宣扬封建礼教。其所占比重之大，非前两本能及。光绪本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与生产有关的记载，更谈不上生产作物的更新换代、这种普通农民才关心的问题了。
伴随这个变迁的，是从风土民情描述到精英描述。在前两卷中，有一个风土民情的描述视角，都立“风俗”“物产”两卷，重视对一般百姓生活的描述。光绪本则删去了这个根本内容。而用大量的篇幅描述符合儒学规范的社会精英，即“乡宦”、“名宦”、“封典”、“袭荫”、“儒行”、“德品”、“忠烈”、“武功”、“懿行”、“烈女”、“节孝”、“贞烈”、“贞孝”、“贤媛”等等。这个变化，一方面说明19世纪后期，区域社会民族矛盾趋于缓和，另一方面，也看出社会精英群体完全局限在儒学视野里来引导少数民族的发展。前一个结果是清政府前期努力换来的，但后一个结果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19世纪后期，正是中国与西方文化严重冲突时期，但身处苗疆的这些流官群体根本感受不到社会历史正发生的巨变，沉迷在传统儒学视野里，斤斤计较儒学价值的实现。未来中国不得不花上一个世纪才摆脱殖民阴影，才确立科学的发展道路，于凤凰厅志的这个细微变迁中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了。
（三）从行政视角来说，经历了从作为手段的行政到作为目的之行政的变迁
对多民族聚居区的治理，对封建行政技术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有清一代，大致采用“因俗而治”政策[4]。但从行政上来说，汇聚于湘西的这一个精英群体还是积极寻找一些独特的措施来治理这个多民族聚居区。我们不妨将他们的这些行政措施叫着民族行政。其内容有二：一为义学，一为屯政。
康熙43年始设义学，其时仅设6所。俱在苗族地区。属于实验性质。大规模设置，始于嘉庆十二年，在土家族汉族地区共设义学二十七馆[5]，在苗族地区新增义学二十五馆[6]。这是一个庞大的义务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只所以能长期维持，完全靠屯政。
屯政是19世纪初，苗民起义平定之后兴办的。原意是为7800驻军提供粮食而采取的应急政策。据当时的官方报告，田土大部分由老百姓自愿捐出，少部分由官方动员，从老百姓手里均出，整个苗疆共计有屯田近30000亩，其中有近20000亩分布在凤凰[7]。但不久，这个应急政策变成为一项支持民族地方改革的长远政策。因为这些流官很快就发现，要想成为一个有为的地方政府，就必须有强大的财政支持。而屯政正是最好的地方财政来源。于是又经过几年努力，苗疆屯田达到13万多亩，其中凤凰县达到48000多亩。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行政工作。在道光本中，这项行政措施，是完全当作手段来加以描述的。因为兴办这些行政工作，目的是为了在苗疆推行积极有为的民族振兴大业：培植苗疆寒俊、振兴苗疆文化、兴办苗疆公共事业、营造一个新兴向荣的局面等等。对于描述者来说，有一种骄傲和自豪。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行政逐渐由手段变成了目的，成了行政的负担。到了光绪本的撰写者，对行政的描述，视角已由手段转变为目的，即由运用屯政转变为如何去治理行政。由于封建行政技术固有的缺陷，屯政仅仅运行十几年，这项大政就已经弊病丛生。但真正成为一项行政目的还是在道光以后。可以说，屯政在光绪本的撰写者手里，几乎是一个负担：千头万绪，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中间经过多次整顿，屯田数还是在不断萎缩。一部光绪本《凤凰厅志》几乎成了屯政的治理史。汇聚在凤凰厅的这一群社会精英群体，面对日渐萎缩、百弊丛生的屯政，束手无策。只好将数十年来治理屯防的各种文件汇编在一起。算是对这项大政有了个交代。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
三、两个不变的描述视角
（一）一以贯之的儒学理性描述视角
儒学理性本质上就是道德理性，属于伦理实践范畴，以修、齐、治、平等求善目的为其现实宗旨，从而对探索彼岸世界的奥秘失去理论兴趣。这种思想倾向，对整个古代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但中国古代哲学带有浓重的伦理色彩，而且影响到中国史学以及普通的方志学。
19世纪的民族地方志始终贯彻了儒学理性的描述视角。从《凤凰厅志》来说，这个视角奠定于乾隆本。乾隆本撰写者在自序中将这个视角说的很明白：
“红苗未顺之先，犷悍刮掠，厅民受侵虐者，千百年未得安居。今逢列圣相承，有苗来格，同于凤仪售舞，数十余年，无剽掠之患。……使万世之下咸知圣人在上，德威所感，无远勿届……宜察俗尚，以立丰俭之准，观忠孝节义，以兴起好善恶恶之心。其为典也钜，其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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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夫人心风俗也甚微，以治斯境也，不犹视诸掌乎。”
用圣人作准则，在社会上树立儒学的忠孝节义以及简朴等观念，以净化风俗，化导民性，特别是以此教化少数民族，这是19世纪之前许多世纪以来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乾隆本继承的这个描述视角在19世纪的民族志中，发挥到了极至。
乾隆本描述忠孝节义，还缺乏必要的事迹。道光本时，由于有了数十年的政教实践，忠孝节义描述有了丰富的材料，儒学理性视角贯彻地也就相对完整。体现儒学理想与行为规范的篇幅如“坛庙”、“典礼”、“学校”、“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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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宦”、“乡宦”、“人物”、“烈女”、“天章”、“艺文”等，占了相当于志书一半的比例。尽管其中也有“神道设教”的描述，但没有影响儒学描述视角的一贯性。
而到了光绪本时，这个描述视角得到深入推进。光绪本共约220000字，仅体现儒学视角的篇章就占了约147000字，占总篇幅的67%！正如《续编凡例》所标明的：“首详典礼、学校，崇文治也”。崇文治，就是在儒学视角下推行文治教化。
（二）拒斥在精英视界之外的商业与技术视角
许多研究表明，19世纪以来，集市贸易在湘西获得了很大发展，湘西各地的商品生产较前代也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桐油生产和贸易对当地经济有着重要意义[8]。但是，商业和贸易却没办法成为三本《凤凰厅志》编撰者们的描述视角。乾隆本中对市集的态度可谓道尽了传统儒学在商业上的缺点。它说，市集主要是为了“便民”、“通有无”，仅此而已。如果“但开集设场，或称经纪，或号牙行，大约均非善类。藏奸聚匪，启争致衅，恒出于此。”对商业的这种看法，已经超出了传统儒学所使用的“本末”框架。道光本时代，集场由乾隆本时的7个增加到14个，翻了一倍。但编撰者却没有发表一个字的意见！套用当代人的说法，他们得了失语症。有趣的是，乾隆本和道光本还专列了一条《市集》，尽管很简单。光绪本则连简单的《市集》都省略了，从实地调查可以发现，光绪年间，凤凰厅的市集又有了很大发展，但编撰者对此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商业被彻底地赶出精英群体的视界之外。一直要到30多年以后的20世纪初期，这个视角才进入民族地方志的描述视角。1907年湘西《古丈坪厅志》终于有了这样一段话：
“商业之在古丈坪者亦微矣哉！然懋迁有无，设为场市，以交通民苗，其商贩零星，不成大宗。矿产未出，蚕业未宏。他日应有见商业繁盛之人在，今日不足言。”
这种识见似乎来得太迟了一点！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的东南部地区，商业已成为地方志描述的重要视角。比如嘉庆《澄海县志》在描述商业时，透露出的就已经完全是赞美和欣赏的态度：
惟是邑自展复以来，卒操奇赢，兴贩他省。上朔津门，下通台厦。象犀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悉由澄分达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记。高牙错处，民丰物润……为海隅一大都会。[9]
这种叙述态度与凤凰厅志的编撰者们所持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独商业，技术更是没有好下场。我们先撇开近代技术不谈，就是传统技术都没办法进入当时精英群体的视界。19世纪，是凤凰大兴土木的一个世纪。首先是凤凰城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建了一倍。其次是兴修了30多座坛庙，数十座公署。其三，重修了180里苗疆边墙及调卡。耗费空前。这个世纪兴修的这些工程，到今天也毫不逊色。然而，与这些重大工程相关的技术，19世纪的两本厅志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及！这个精英群体的视界受到传统的束缚有多深，于此可见一斑。
四、讨 论
以上虽然是对19世纪《凤凰厅志》描述视角变迁的叙述，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这个厅志反映了当时民族地方志的一般情况。从这个叙述中，我们试图理解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社会精英群体将把少数民族引向何方？
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的民族学或历史学学者对康熙雍正全面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似乎特别看好。众口一词：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获得了空前发展：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进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消除了土司的割据形势[10]。另外，改土归流以后大约100年时间，中央王朝基本解决了少数民族的教化问题，这是儒家文化借助武力所获得的了不起的成就。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也发现，19世纪，儒家文化有关少数民族的看法，在发生着缓慢的演进。如果撇开当时的国际环境，受过儒学教育的社会精英群体，按照他们的看法，继续推进即成的民族政策，应该是合理的。问题是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凤凰的少数民族面临的是文化结构调整和解决民生问题，文化急务在于四个方面：接受儒家文化，培育商业文化，改造民族文化，关注西方文化[11]。按照一般的历史理解，流官群体工作的主要方向，是引导少数民族逐渐向这四个方面努力，从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并使社会经济得到全面发展。但他们却自以为是的，以传统儒家文化教化大众作为唯一目的。用通俗的话来说，他们重点不是解决民生问题，而是去解决民德问题。从乾隆本到光绪本的变迁，正是流官群体治理少数民族理念的变迁。从有限的民生关注走向纯理想化的民德关注。从这些少数民族接受儒家礼仪教化的角度来讲，因为流官的引导，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但在当时的世界形势面前，流官们不过把这些少数民族从一种愚昧（未教化前）导向另一种愚昧（十九世纪过时了儒学）！到20世纪，当这些少数民族刚刚熟悉这一套封建礼仪时，这一套东西正成为另一种愚昧的代名词！
第二、19世纪社会精英群体处理民族关系的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
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流官群体在民族引导上所走的与时代背道而驰的路，是由当时整个社会的局限性决定的，这不足为奇。是的，这一点也没错！那个时代，社会视阈被固定在儒学体系之内，这个体系运行了快2000年，并未受到过严峻挑战。这个精英群体连做梦都想象不到，这个体系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已经根本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形势！反映到厅志里，就只有那些传统的描述视角。这就提醒我们，当代的民族学研究，不但要遵循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且，应该常常试着寻找不同的学术视角，去展开我们的学术研究。这样，民族学在处理当代民族事务以及讨论各民族的发展时，才不会重蹈19世纪汇聚于凤凰的这个社会精英群体（流官）的覆辙！
【注释】
[1] 道光本《凤凰厅志·沿革》
[2] 光绪本《凤凰厅志·屯防》
[3] 吴曦云：《乾嘉苗民起义加快了民族融合》，《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4] 徐晓光：《清政府对苗疆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意义》，《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5] 道光本《凤凰厅志·学校》
[6] 道光本《凤凰厅志·苗防》
[6] 道光本《凤凰厅志·苗防》
[8] 王朝晖《试论近代湘西市镇的发展——清末至民国年间的王村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9] 转引自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第30-31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出版。
[10] 段超：《试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开发》，《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又见李殿元：《论四川改土归流及其对民族地区开发的意义》，《天府新论》2001年第4期。
[11] 谭必友：《他们将把少数民族导向何方》（打印稿），2004年3月，兰州。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网站）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83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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