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芙蓉-凯觎、鸦片、炮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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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凯觎、鸦片、炮舰

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殖民主义侵略扩张活动对一些国家的强弱兴衰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国家从殖民地掠夺了难以胜数的资金和原料，向殖民地倾销了无法计量的多余的商品。在那个时期，“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殖民制度在当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8页）
曾在世界上称霸一时的大英殖民帝国正是凭借其殖民主义侵略扩张活动而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尤其成为大英殖民帝国重点掠取的目标之一。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英国殖民主义者给中国造成的屈辱和灾难罄竹难书。今天这一切虽已化作了历史的烟尘，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实行侵略掠夺的历史却永远不应忘怀。人们往往对1840年以后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罪恶行径比较了解，其实早在16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即已开始了对中国的殖民主义活动。纵观历史，英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大体可划分为殖民探险、殖民贸易和殖民侵略三个历史阶段。本文拟就此加以约略的勾勒，以期清晰地认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掠夺扩张的来龙去脉。
一、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殖民探险
16世纪中叶，当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扩张活动伊始，就把中国作为其首要猎取的目标之一。但取路何方可航抵远东这个泱泱大国，英国人尚一无所知，于是一场寻找通向中国之路的殖民探险活动由此展开。
最先对中国展开殖民探险活动的组织者是创建于1555年的英国莫斯科公司。该公司在初创的第二年，便遣人从东北寻找进入中国的航道。探险的领导者是斯蒂芬·巴勒。1556年他取路北海角开始其殖民探险之行。一路上，湍急的水流、迷茫的大雾、特别是在一些海峡遭遇的强劲的逆风，一再让巴勒一伙望而却步，终于他们打消了航抵中国的初衷，悻悻返回英国。
首次探险的失败，并未阻遏殖民者去中国的野心。16世纪70年代发表的名为《西北通路证》一文论述了由西北取路进入中国的可行性。该文说：“在美洲、中国、格陵兰之间横着大海，凡有志于飘洋过海的英国人，用不着冒太大风险即可航抵中国、摩鹿加群岛、印度以及东方的其他地区，而且所耗时间也会大大少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B·J·Black：《The Reign of Elizabeth》Oxford Press 1945 P100）文中描绘的诱人图景给殖民主义探险者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他们争先恐后，取路西北，展开了对中国的新一轮探险，然而均不果而归。
由西北探险的挫折同样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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泯灭英国人赴中国的渴求。1576～1578年当时著名探险家马丁·弗罗比歇决定北下拉布拉多（北美哈德逊湾与大西洋之间一半岛），意欲经此寻找一条抵达中国的通道，他表示：一旦成功，即建立“中国公司”，打开中国大市场。踌躇满志的弗罗比歇先生得到上自英国女王和大臣，下至商人和企业主的鼎力支持。他率人先后3次赴北极探险，打破所谓冰海的传说，还把英国国旗插上一岛屿，称该岛为沃里克伯爵夫人岛，他还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海峡（即今之弗罗比歇海峡）。然而弗罗比歇一伙经过3年的劳顿奔波仍未能找到一条通往中国的航道，而建立“中国公司”的梦想更是化作泡影。（B·J·Black：《The Reign of Elizabeth 》Oxford Press 1945 P200～201）
在西北探险失败之后，1580年，莫斯科公司遣人重开由东北寻找航抵中国通道的探险，然而这次努力依旧落空。
对中国殖民探险的接连失败，给英国殖民主义者无疑造成了深重的打击。但是中国的辽阔与富庶，实在让殖民主义者梦魂牵绕，1587年以约翰·戴维斯为首的新一批探险者，再次展开由西北向中国探险的冲击。他们最远抵达格陵兰一侧北纬73°的地方。一路上他们或用当时英国名人的名字或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所遇到的山、海角、海岬或岛屿，如雷利山、沃尔辛厄姆海角、沃里克海岬、达西岛、约翰·戴维斯海峡……等等（B·J·Black：《The Reign of Elizabeth》Oxford Press 1945 P203）。可是航程的艰辛终于也使约翰·戴维斯一伙忍痛告退，这次探险仍不果而终。
由上可见，早在400多年前，英殖民主义者就对中国充满了强烈的占有欲望。为寻找航抵中国的通道，它们展开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活动。这说明，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早已是居心叵测。打开并占领中国的市场，已成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几代人的宿愿，不达此目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会寝食不宁。终于，1591年詹姆斯·兰开斯特对远东的探险活动取得成功，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使英殖民主义者在远东立足，打入中国的宿愿由此也开始成为现实。
二、自17世纪起经过200多年的鸦片走私贸易，英国殖民主义者决定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揭开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染指中国的篇章。1637年英国商船首航广州海岸，稍后便在中国沿海的安平、厦门等地展开贸易。至该世纪末期，英国商船日增，其贸易活动也由广州扩及澳门、定海、宁波等地，英商还屡屡向清政府提出降低税收的要求。
18世纪随着英国产业革命的进行，英商对华贸易剧增。在东印度公司的经营下，英国对远东和中国的商贸活动很快超越欧洲其他殖民主义国家而位居首席。为扩大对华贸易，英人不仅想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澳门，还想让清政府在浙江地区为其辟一新的商场。只是由于受到清政府的诸多限制而未能如愿，英国殖民主义者遂在中国沿海进行种种非法活动。1757年清政府颁令对外商实行更严格的限制，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非法活动也遭受挫折。
1792年英使马嘎尼在其他殖民主义国家支持下，假为乾隆帝祝寿之名，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扩大通商的要求，也被清政府拒绝。此后，英主要靠走私来渗入中国市场。但在清政府严格实行海禁和闭关政策的情况下，英殖民主义者的对华贸易长期处于劣势。东印度公司经常被迫从英国和孟加拉输出白银以弥补对华贸易的逆差。（《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0页。）为实现对中国的掠夺，英商一方面向中国沿海源源走私棉纱等商品，另一方面开始向中国展开罪恶的鸦片贸易。
1773年，东印度公司建立鸦片垄断组织，开始扩大其对华鸦片贸易的规模。后由于遭到清政府反对，东印度公司遂变换手法将鸦片在加尔各答拍卖给英国散商，之后由他们转手售出中国。1800～1818年英对华鸦片贸易主要经由澳门进行，成交量平均每年在4000余箱（每箱重140磅）。为扩大销售，英商自1819年起降低鸦片价格，销售量随之扩大，英一代理商说：“鸦片象黄金一样，我可随时卖出”（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转引自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1820年，清朝总督阮元虽宣布取缔鸦片贸易，但由于东印度公司将鸦片走私批发中心站移至虎门外水域中的伶仃岛，使阮元的禁令未见明显成效。此后英商输入中国的鸦片更迅猛增长，1822～1830年间，销往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高达18760箱。1831年之后，鸦片从印度更多渠道大量流入广州。至1836年英商对华输出鸦片价值总额达1800万元，使之一跃成为19世纪全世界获利最多的一项商品贸易。（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但对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在19世纪最初十年，中国国际收支本来尚有约2600万的盈余，但是1828～1836年由于鸦片贸易，中国多支出3800万，从此中国不得不输出白银，以弥补收支逆差（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这样，英国殖民主义者者在长达200余年的对华贸易过程中，终于找到了搜刮中国财富的途径，他们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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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掠夺的金钱换成鸦片，千方百计地销往中国，之后用赚取的金钱购买中国茶叶运回英国售出，仅此英政府每年可增加关税330万镑。而鸦片贸易的滚滚财源令英国所有商人垂涎，中国的大市场更让他们翘首期盼。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互相议论说：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他们对东印度公司独家垄断对华贸易十分不满。1833年英商迫使议会取消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从此所有英国商人都可对中国展开贸易。（《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0页。）
然而清政府仍在实行的闭关政策使英国商人难以合法自由的进入中国市场。利欲熏心的殖民主义者遂求助于武力，希望英政府用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对华战争英国殖民主义者可以说是蓄谋已久，早在1830年12月驻广州的英国散商就上书下议院，鼓吹说：现在该是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了，“任何高尚的外交手腕，在中国都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转引自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言外之意，战争是最后的选择。正在撤离的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也声称，对华战争可轻易打赢，并且会“把我们的交往置于合理的基础上。”（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186页。）曼彻斯特商会在1836年2月直接致函英国外交大臣，说什么：仅广州每年就可销售掉价值300万镑印度商品，这又可以使我们属下的印度臣民能够大大增加对英国制成品的消费量。（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转引自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因此，用战争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已势在必行。在用书信文件呼吁对华开战的同时，主张侵华的小册子也纷纷出笼。此外，殖民主义者还紧锣密鼓，在英国议院内外加紧活动，极力促使对华战争。可见英国殖民主义者为打入中国市场，为扩大其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和殖民扩张活动，或迟或早终将诉诸武力。
因此，1840～1842年英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英伙同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此后英在中国西藏、云南、广西等边疆地区不断进行的武力骚扰决非偶然，乃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华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
三、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华的全面侵略
英国殖民主义者用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之后，进入了对华实施全面殖民侵略的时期。侵略方式是通过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条约来实现的。自1842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起，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给本已落后的封建中国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政治侵略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严重破坏。具体说来包括下述三方面：第一，英国殖民主义者强行割占中国领土。1842年英迫使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参见中英《南京条约》第3条。）1843年英在港正式设殖民政府，香港遂沦为英的殖民地。1860年在英法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利用《天津条约》和《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扩大香港殖民地范围，将九龙司地方一区“讨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中英《北京条约》第六款。）1898年英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把九龙司属地（即今之统称为“新界”的地方）租借99年，同时强租大鹏湾和深圳湾等海域，从此，英国殖民者侵占的香港行政区陆地面积较之从前扩大10余倍，水域面积扩大40～50倍。1898年底，英无理驱逐九龙司的中国官员，把九龙半岛全部攫于己手。
英国殖民主义者割占香港，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英殖民者在中国领土上设租界建立国中之国，使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进一步的践踏。英殖民主义者在各通商口岸设立的租界都不同程度地攫取了中国的行政、司法、财政等权力。1845年在中英《上海租地章程》中规定：英人一旦在中国租定土地，即可永久租用下去。1854年英同法、美驻上海领事又要挟清政府将《上海租地章程》改订为《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进一步扩充其在租界的权力。由此殖民主义者在上海设立工部局和巡捕房。工部局权限广泛，实际已等同于租界的政府。难怪英国领事阿礼国竟露骨地声称上海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此后，英国殖民主义者不断扩充其上海租界地的面积，至1863年英美租界已扩充连片，成为公共租界。1869年英驻上海领事自行颁布《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租界内取得审判中国人和无约国侨民的特权，（《上海洋泾设官会审章程》第六条。）实际等于控制了租界的司法权。除上海之外，1861年英殖民主义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九江租地约》，在九江建立租界，使英国沿长江向我国内地侵略和掠夺有了一个新的据点。1898年英强行租得威海卫，更是假租借之名，行完全统治之实，把威海卫实际变成英国的一块殖民地。（参见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
总之，英殖民主义者在上海、九江、威海卫以及其他通商口岸建起的租界是对我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进一步践踏。
第三，英殖民主义者不断在我国西南边疆一带扩大其侵略活动，是对我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破坏的又一表现。1888年英军寻找口实，攻占我国西藏亚东以南的隆吐山，以此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藏印条约》和中英会议《藏印条款》，直接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西藏。1894年英在亚东正式开关设市，由此打开侵略我国西藏的门户。果然，1904年，英利用日、俄忙于争夺我国东北之机；出兵进犯西藏江孜，攻入拉萨，威逼清政府签订《续订藏印条约》，该条约在名义上承认清政府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实际上西藏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诸多权利都被英把持。条约还明文禁止其他殖民主义列强染指西藏。（中英《续订藏印条约》附约第二、八、九款。）。从此，英在西藏扶植亲英势力，极力制造民族隔阂，离间西藏同祖国的关系。
对我国西南边陲云南，英国殖民主义者也屡屡以枪炮相加。1885年11月，英出兵缅甸，随后迫使清政府签订《缅甸条款》，旨在使英对缅甸的吞并成为合法。英同时还取得在滇缅边界所谓通商权，实际是为向云南扩大侵略创造便利条件。九十年代初，英果然出兵侵掠滇缅边境昔马地方，要挟清政府签订《续议滇缅边界商务条款》，攫得在云南的多项特权，并为其进一步向中国腹心省份扩充势力打下埋伏。（中英《续议滇缅边界商务条款》第二、八、九条。）
其后不久，英侵略者再次逼迫清政府，扩大其在云南和两广的权利，在1897年2月签署的《续议缅甸条约附款》中，英霸占滇缅边界的野人山地区，并永久租得南坎地区。（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第一、二条。）。
综上所述，英殖民主义者通过强行割占香港、四处建立租借地以及在我国西南边陲进行武装骚扰，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使中国的主权蒙受践踏。其他殖民主义国家亦纷纷效尤英国，中国社会由此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经济的侵略也是十分严重的。首先，竭力控制中国关税权。早在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虎门条约》中，英便强行规定中国海关税率为“每百两抽银五两”（见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所附《海关税则》。）把中国关税率一下子变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率。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对洋货实行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的子口税制，又使清政府丧失了征收内地税的自主权。（中英《天津条约》第28款。）1861年英更寻找借口，迫使清政府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交由英人出任，并被英人一直把持长达半个世纪左右，实现了英人控制中国海关的宿愿。1876年英在《烟台条约》中更作出租界内，外国商品免征厘金的极不合理的规定，使中国海关税收蒙受新的损失。（中英《烟台条约》第三部分第一款。）1896年、1898年英伙同德国在《英德借款详细章程》和《英德续借款合同》中，进一步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厘金和盐税。（参见《英德借款详细章程》第七款《英德续借款合同》第六款。）就这样，清政府征收关税和内地税的自主权愈来愈小，英国以及其他殖民主义列强控制中国海关的胃口却愈来愈大。他们鲸吞中国的厘金、侵掠中国的盐税，给中国的财政、金融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
其次，想方设法控制中国的铁路。控制的方式主要采取强行借款给清政府的办法。1898年至1911年英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8个有关借款修铁路的条约合同，英籍此在中国取得投资建铁路2860公里的特权，占殖民主义列强在中国投资铁路总长的四分之一强。
在1898年中英《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中，英攫得北京至山海关以及山海关至牛庄铁路的大部分控制权。（中英《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第三、六条。）在1902年中英《交还关内外铁路章程》中，英实际上取得京榆铁路的经营管理权，并且获在铁路沿线派驻英军的权利。（参见中英《交还关内外铁路章程》第二条。）在1903年签订的《沪宁铁路借款合同》中，英夺得修建沪宁铁路的各项权利。在1905年中英《道清铁路借款合同》中，英实际上等于赎买了道清铁路以便利其对中国矿产的掠夺。（参见中英《道清铁路借款合同》第一、九、十九款。）在1907年《广九铁路借款合同》中，英攫得在中国广东南部的铁路修筑权。（参见中英《广九铁路借款合同》第三、六、七款。）
1908年英伙同德国一起威逼清政府先后签订《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和《津浦铁路续借款合同》，以实现其长期控制津浦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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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同年英还单独迫使清政府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企图把沪杭甬铁路控，制于己手，只是由于遭到苏、浙两省各界人士的反对，该合同才不果而终。
1909年6月英与法、德两国勾结，共同迫使清政府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及两个附件，使三国把持了中国腹心省份铁路修筑权，后由于美国要求参与其中，清政府又被迫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了《粤汉川铁路借款合同》，实际上等于清政府把路权出卖给四国，后来发生的四川保路斗争正是由此引发的。
由上可见，英一直以借款为幌子，行控制中国铁路之实。而铁路作为一个国家的交通命脉被殖民主义国家所控制，只能一步步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事实正是如此，英等殖民主义国家利用其攫得的交通之便大大加快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步伐，洋人的商品如洪水泛滥般地倾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廉价的原材料和土特产品源源不断地被殖民主义国家劫掠而去。中国铁路权的被控制，给中国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其三，英国殖民主义者还竭力插手中国矿山的开采。在英迫使清政府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均涉及到矿山开采权的问题．1898年英国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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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清政府签订的《河南矿务合同章程》和1902年英法隆兴公司同清政府签订的《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程》更纯粹是英国为霸占中国矿山开采权而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专门条约。据此英国福公司几乎控制了河南矿藏的全部开采权；（《河南矿务合同章程》第一、四、十七款。）英、法两国攫得了在云南的开矿权。（《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程》第一、第九款。）可见，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波及中国关税、铁路、矿山等最重要的一些部门，使中国民族经济蒙受惨重的打击。
我们在本文仅就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华的殖民侵略活动作以约略的回顾，由此不难看出，英殖民主义者染指中国由来已久。它在400多年前即对中国展开一次次殖民探险；它通过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进行了长达200余年的走私贸易；它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150余年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然而英殖民主义者上述之所为，还只是殖民主义国家在中国侵略扩张的一个缩影，殖民主义给中国造成的全部屈辱和灾难简直是数不胜数。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为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曾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有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列强沆瀣一气，以野蛮卑鄙的手段对中国人民实行镇压，特别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英国等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活动曾连连得逞于一时。但是历史的发展毕竟是无情的，殖民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正义人民的反对下终于日趋没落，至二战后，这一罪恶的制度更趋于全面崩溃。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在中国苦心经营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统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寿终正寝。外国的租界已不复存在，殖民主义者攫得的关税权、铁路控制权、矿山开采权也被迫拱手交还中国人民。本世纪末我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主权的行使，标志着殖民主义给中国造成的屈辱将从此荡然无存。
（资料来源：《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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