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晚清中日文化交流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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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1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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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晚清中日文化交流概论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几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在古代，中国长期居于文化输出国的地位，日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汲取政制法令、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乃至娱乐游戏等各个方面的文化素养。近代以来，中日两国逐步转换了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中国人由先生变成了学生，并曾掀起学习日本的热潮。发生于晚清时期（1840～1911年）的这一变化，根源于日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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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变革，并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纵观晚清中日文化交流的进程，大致可分别以《中日修好条规》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为界，划分为3个阶段。
一
晚清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阶段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始，至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止，共31年。这一阶段的中日文化交流在形式上为传统的单向流通的格局，即日本大量地输入中国文化。但在内容上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日本所输入的已不再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而是鸦片战争后部分先进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所得到的西方知识。
鸦片战争的失败一度震动了中国的朝野。少数思想敏锐之士从中看出了世道的变化，深感过去的封建文人“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魏源：《圣武记》卷12，第9页。）对世界大势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第10页。）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海外，以了解世界为职志，编撰了一批有关西方史地的著作。如：林则徐《四洲志》书稿、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等。其中以《海国图志》为最有影响，它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概貌，介绍了西方的政情民俗、坚船利炮及其他科学技术，试图打开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通途，一时成为人们了解西方的权威著作。该书的《筹海篇》在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专门论述了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战略战术问题。魏源还在序言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成为近代中国首次明确倡导学习西方、并把学习西方与抵抗侵略辩证地统一起来的先进思想家。
发生于中国的鸦片战争也同样在日本社会引起了震荡。当时日本处于幕府统治末期，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与中国的情形比较相似。消息传来，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巷，第178页。本文日文资料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以下不再注明。）提出：“清国战争情况，急应公布天下”。其他“任何事情均可置诸不问，惟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备耳”。（〔日〕小岛晋治：《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和思想》，第292～293页。）1844年7月荷兰海军上校科普斯率军舰驶入长崎，递交了荷兰国王威廉二世劝告幕府开国的亲笔信。信中威胁说：如果日本政府仍顽固坚持锁国政策，必将重蹈中国战败之覆辙。更加引起了日本朝野的警惕。他们把鸦片战争视为“前车之鉴”，开始迫不及待地寻觅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以求准确地了解世界大势，制订有效的应对之策。正如日本著名学者盐谷宕阴所说：“今也夷欲罔厌，海道日熟，彼之来者岁益多，而我亦将有事于四瀛焉，则文治武经不得不俱资于地志也”。（〔日〕盐谷宕阴：《宕阴存稿》，巷5。）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著作正好适应了他们的这种需要。
1851年以后，《海国图志》等书相继传入日本，立即受到日本朝野人士的重视和欢迎，有识之士纷纷加以节选、注释或翻译。1854～1856年仅3年时间日本翻印《海国图志》的各种版本竟达21种之多，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
《海国图志》等书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海国图志》一时成为日本人了解西方、御侮图强的指南。杉木达在为《海国图志》的一种选译本所作的跋中说：“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日本学者大规祯也说：“其叙海外各国之夷情，未有如此书之详悉者也，因译以刊行。任边疆之责者，熟读之，得其情，则战以挫其锐，款以制其命。国势一张，折冲万里，虽有桀骜之资，彼恶能逞其伎俩哉！”（〔日〕鲇泽信太郎：《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第148、149页。）
其次，《海国图志》等书加速了日本实行开国政策、开始走向世界的步伐。初步了解世界局势之后，日本有识之士认识到：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外，主要是由于其盲目自大、昧于世界大势、根本不了解西方所致。“满清夷视英吉利，而不察其技巧之所有”；（〔日〕东京大学史学会编：《明治维新史研究》，第436页。）“自称华夏，把外国视为禽兽”，对西方列强的“机智敏捷，机器出色”，“却没有任何防备”，是以“反受他们凌辱”。从这一教训出发，他们明确提出“中国拘泥于古法，日本应在未败前学到西洋之法”，（〔日〕藤间生大：《近代东亚世界的形势》，第60页。）很快实行了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迈出了学习西方的第一步。
再次，《海国图志》等书还对日本的维新志士有所启迪，为明治维新准备了条件。日本著名维新志士吉田松阴盛赞：“魏默深的《筹海篇》，议守、战、款，凿凿中款。”深感：“万国环绕，其势如此，若我茫然拱手立于其中，不能察之，实在危险得很。”（〔日〕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全集》第四卷，第37页；第一卷，第347页。）后来梁启超论及《海国图志》的影响时说：“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林志钧编：《饮冰室文集》之七，第97页。）
二
晚清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阶段自1871年9月《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始，至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止，共24年。这一阶段的中日文化交流在形式上呈双向流通的格局，即中日两国互有文化输出和输入。在内容上，日本方面主要是一些热衷于汉学的学者、文人与赴日华人探讨汉学的治学门径；中国方面主要是部分关心世界大势者尽力了解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社会。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两国互派使节，一度建立了平等的近代外交关系，尽管为时短暂，仍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文化输出主要是通过何如璋、黄遵宪、王韬等人进行的。
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及参赞黄遵宪等在办理外交事务之余，还接待了不少对汉学感兴趣的日本文人。何如璋、黄遵宪不通日语，遂以“笔谈”的方式与日本文人交流。这些“笔谈遗稿”被日本友人视为珍宝，其中有不少至今仍珍藏在东京都琦玉县平林寺，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笔谈遗稿”记下了何如璋、黄遵宪等在日传播中国文化的部分史实。日本友人源桂阁尝携《明史》要求何如璋授以句读之法，何慨然应允，并告诉他：“大概《本纪》必可句读，明太祖、成祖《本纪》定须一阅，其余择有功业者一观”即可。（郑子瑜、实藤惠秀编：《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黄遵宪博学多才，负有诗名，“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履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石川英跋。）据日本著名汉学家实藤惠秀先生考证，黄遵宪首次将《红楼梦》全书传播到日本。黄遵宪向日本友人称颂“《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论其文章，直当与《左》、《国》、《史》、《汉》并妙”。并将《红楼梦》亲自圈点后送给日本朋友。黄遵宪对《红楼梦》所作的高度评价，至今仍为国际红学家所推许。黄遵宪曾多次与日本文人探讨中国古代诗词，认为：“明人于词律全不解”，“其所云平仄皆无依据”。并针对日本诗坛的“纤靡”之风，建议日本诗人“多读书，以广其识，以壮其气”。黄遵宪还直言不讳地向日本友人指出：“大约日本之文，为游记、画跋、诗序则甚工，求其博大昌明之文，不可多得也”；“日本文人之弊，一曰不读书，一曰器小，一曰气弱，一曰字冗，是皆通患，悉除之，则善矣”。（郑子瑜、实藤惠秀编：《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这些中肯的意见，大为日本朋友所推服。日本现代作家大町桂月认为：“自从中国书籍输入日本的1000年来，没有任何时代能像明治时代那样，汉诗的艺术造诣到相当高的水平。”（转引自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70页。）这里面当然也有黄遵宪的一份功劳。
王韬在对日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王韬因著《普法战纪》一书，在日声名鹊起。日本著名学者冈千仞说：“《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王紫诠（王韬字紫诠）先生，之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为当世之伟人矣。”（王韬：《扶桑游记》，冈千仞跋。）日本文人乃多方与之交往。王韬自称：“交游颇及寰宇，日东、越南悉有投缟纻、订金石者，或诗文书札往来作神交而已。”（王韬：《韬园尺牍》，第197页。）1879年4月底，王韬应日本友人之邀赴日游历，至8月底返回，历时约4个月。王韬在日期间，日本朝野人士竞相登门拜访。王韬也遍谒日本名士，“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扶桑游记》自序。）并多次与东瀛学者切磋学问，帮助日本友人删改诗文。日本文人多为王韬纵贯古今、融会中西的广博学识所倾倒，对之崇敬有加，盛赞其“笔役风雷多逸气”，“文章经国业千秋”。王韬离日前，日本著名史学家重野安绎等于8月21日设宴为他饯行，“至者不下百余人”，“冠裳跄济，可与葵邱践土之会后先争盛”。（《扶桑游记》下。）王韬此行，堪称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举。中村正直论曰：“夫清国之人游吾邦者，自古多矣，然率皆估客，而又限于长崎一方。近来韦布之士来东京，间有之，然其身未至而大名先闻，既至而倾动都邑如先生之盛者，未之有也。”（《扶桑游记》，中村正直序。）
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批有关日本的著述上。1872年，明治维新刚开始不久，李鸿章即倡言：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第3页。）日本社会的变化开始引起中国人的注意，留心时务者竞欲探究个中奥秘，仅19世纪70年代至甲午战争前，有关日本的中文著述已达20余种。
这些著述大都对明治维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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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态度。如金安清的《东倭考》称：明治天皇“焚诗书，易服色，其远大之志一如赵武灵王之类，虽国中不尽驯服不顾也”。（《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说：日本“近年来崇尚西学，效用西法，有益之举毅然而改者极多，故能强本弱干，雄视东海。”（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第127页。）黄庆澄的《东游日记》赞扬明治维新领导人是“豪杰谋国，其深思远虑，非株守兔园册子者所可与语”。（《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部分著述以大量的篇幅侧重介绍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的进步，从而沟通了近代日本先进文化输入中国的渠道，揭开了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学习日本进步文化的序幕。其中又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最具特色。
黄遵宪以驻日使馆参赞身份赴日伊始，即以“采风问俗”，以供朝廷咨询为职志。当他很快了解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乃决定撰写《日本国志》，把明治维新的情况介绍给国人，以“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叙。）此后几年间，黄遵宪广泛收集日本的典章、史籍，咨访故老，“采风问俗，搜求逸事”，深入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撰写《日本杂事诗》150余首，以诗后加注的形式将搜集的资料分类整理。日本人石川英赞扬《日本杂事诗》：“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山川风土，服饰技艺之微，悉网罗无遗”。（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石川英跋。）在编撰《日本国志》过程中，黄遵宪参考了源光国的《大日本史》、青山廷光的《日本纪事本末》、赖山阳的《日本政纪》等中日史籍200余种。同时，黄遵宪对明治政府颁布的“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等特别重视，（郑子瑜、实藤惠秀编：《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征引尤多。经过八、九年的辛勤努力，终于1887年夏完成这部40卷50万字的巨著。
《日本国志》问世以后，很快产生了巨大反响。薛福成称之为“奇作”。（《日本国志》，薜福成序。）狄葆贤说该书被“海内奉为瑰宝”。（狄葆贤：《平等阁诗话》。）《日本国志》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影响了一代维新志士。黄遵宪在该书凡例中声称：“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日本国志》，凡例。）显然，他期望通过介绍明治维新的史实为中国指出一条维新变法的通途。戊戌维新派中，大多数人都读过《日本国志》，并深受其影响。梁启超曾坦率地承认：“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日本国志》，梁启超后叙。）新加坡的林文庆博士1900年即称《日本国志》是“一部论日本的明治维新的经典著作”，“有如伏尔泰的《史论》对于法国一样”，“为康有为所领导的改良主义者指明方向”。（转引自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269页。）可以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最先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份模仿日本、变法维新的社会蓝图。
三
晚清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三个阶段自《马关条约》签订始，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止，共16年。这一阶段的中日文化交流在形式上呈反传统的逆向流通的格局，即日本文化大量地输入中国。在内容上，先是戊戌维新派积极介绍明治维新的经验，作为中国变法维新的借鉴；然后是留日学生大量引进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学说。
甲午战争后，人们看到明治维新带来了日本的强盛，模仿日本变法维新成为一种社会思潮逐步蔓延开来。谭嗣同提出：“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谭嗣同全集》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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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册，第344页。）唐才常认为：“苟欲图存”，“苟求实学，则不如假途于日”。（《唐才常集》，第151页。）最典型者莫过于康有为，甲午战争后不久，其变法思想的核心即由“托古改制”转变为“仿日维新”。他一再上书指出：“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速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要求皇上“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戊戌变法》（二），第195、199页。）随即编撰《日本变政考》进呈光绪，以“备采择”。是书摘录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指原安三的《明治政史》、坪谷善四郎的《明治历史》等书中的史实，重新加以编排，以编年体的形式，逐年记载了明治元年至23年（1868～1890年）间日本明治政府的各项变法措施和重大历史事件。康有为还在书中某些段落的正文之后加上长短不一的按语，借以阐发自己的变法思想，陈述自己的变法主张。“每日本一新政，皆借发一义于案语中。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无不借此书发之，兼赅详尽，网罗宏大”。（《戊戌变法》（四），第150页。）显然是要把《日本变政考》当作仿照日本变法维新的蓝本。并十分自信地宣称：“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199页。）光绪对《日本变政考》十分重视，“日置左右，次第择而行之”。（陆乃翔、陆敦骙《康南海先生传》上编，第14页。）结果，不仅百日维新中的许多新政措施与《日本变政考》所列日本变法措施十分相似，甚至光绪的有些上谕、朱批也直接采用了《日本变政考》的内容，以致于朝臣们误认为是康有为在为皇帝代拟谕旨。事后康有为曾得意地炫耀：“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折之外，枢臣及朝士皆茫然不知所自来，于是疑上谕皆我所议拟，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间日进事，上采案语以为谕旨。”（《戊戌变法》（四），第145页。）尽管不无夸大事实之嫌，但也绝非向壁虚构。
康有为对于由皇帝出面主持变法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他曾向光绪陈说：变法之事“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戊戌变法》（四），第145页。）事实上，戊戌维新派领导变法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够成熟，光绪皇帝手中也没有实权，康有为急功近利的变法思想只不过是其一相情愿而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一反攻，维新势力马上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貌似有声有色的维新运动便告失败了。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提出了派学生赴日留学和翻译日文书籍的主张，认为：“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48页。）“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戊戌变法》（二），第223页。）19世纪末，青年学生开始赴日留学，但人数不多，翻译成中文的日文书籍亦廖廖可数。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派遣留学生成为“新政”的一项内容。自此，留学运动逐步高涨，留日学生急剧增加，至1905年已达8000余人。这些留日学生一面如饥似渴地汲取资本主义的新知识、新思潮、新理论；一面迫不及待地将它们介绍到国内，以武装国人思想，挽救民族危亡。“吾济学生也，输入文明，与有责焉，与其学成归国，濡滞时日，而后转述于国人，何如旋得旋输，使游学者、不游学者，日征月迈，同为平等之进步”。“吾侪有进步，而坐视内地之无进步，岂非放弃责任之甚耶”。（《叙论》，《湖北学生界》，第一期。）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据不完全统计，1896～1911年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日文著作达千余种。（参见陈应年《近代日本思想家著作在清末中国的介绍和传播》，载《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些译著内容十分庞杂，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部类而言，前者的数量略多于后者。由于清末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时期，前者的社会影响要远远大于后者。仅社会科学译著大致上又可以分为明治维新史、世界史地、进化论、人权学说、国家学说、社会学说、伦理学、哲学、法学、逻辑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主义学说等10余类。其中包括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著名哲学家并上哲次郎、井上圆了、清野勉、十时弥、大西祝，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中江兆民，早期社会主义理论家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
梁启超在谈及福泽渝吉时，赞扬他“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林志钧编：《饮冰室文集》之六，第115～116页。）在介绍加藤弘之时，梁启超说：“日本文学博士加藤弘之，德国学派之泰斗也，专主进化论”，“其言固多偏激有流弊，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其影响及于日本学界者甚大焉”。（《加藤博士天则百话》，“饮冰识”。《新民丛报》第21号。）这些日本思想家、理论家的著作深受中国青年知识阶层的欢迎。蔡元培先生翻译的《妖怪学讲义录总论》曾先后5次重版。十时弥的《论理学纲要》被称为“中国历来出版的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的译本”，“民国初年出版的逻辑教科书，有不少是以它为根据的”，（《论理学纲要》出版说明，三联书店1960年版。）直到1960年尚被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逻辑丛刊”。中国留日学生曾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邀请幸德秋水演讲社会主义理论。在其影响下，朱执信、廖仲恺等成为中国最先接受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
明治维新的成功，大大缩短了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距离，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社会学说先后在日本生根、发芽。中国留日学生以翻译日文书籍的方式引进资本主义文化，有利于启发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压迫、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