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围场-清代塞外围场格局与动物资源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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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塞外围场格局与动物资源盛衰

史学界对清代5个围场较早做专题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川久保悌郎，其从围场本义、狩猎、行围、设立及崩溃等进行了全面论述。[1]在所有围场中，因木兰围场与避暑山庄的关系，研究成果相对集中，而且多侧重于政治和军事意义。[2]近些年，学界关注环境史，有学者从环境史的角度开展对木兰围场的研究，尤其从人类活动对木兰围场自然环境的影响方面切入，成果显著。[3]事实上，除了京郊的南苑围场外，包括木兰围场在内的塞外4个围场是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孤立地对木兰围场的自然环境变迁进行研究，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只有将塞外围场全局性地加以考察，尤其对围场分布体系和资源情形加以系统研究，才能使清代以来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以野生动物资源为中心的自然资源盛衰的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窥视资源环境利用与社会发展变化的关系。本文试图作尝试性探讨，请教方家。
一、塞外围场分布格局及资源构成
狩猎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东北林海雪原的满族来说，有着不言而喻的生产、军事等多重意义。正因为如此，满清贵族入关后，保留甚至开拓新狩猎区就是不可避免的。顺治帝率先
在北京南郊建立南苑围场，之后的康熙帝也先后在塞外“山深林茂之区”，[4]在几无居住民，也绝无垦辟，皆为游牧民族“于此驻牧” [5]之地，选建了4个围场。在各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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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的管理范围内，根据山势地形、动植物分布状况，以及循环围猎、资源利用对象和便于管理等的需要，各自分为若干小围场，或者由几部分组成，每部分下又分了各个小围场。如木兰围场有67围、69围和72围之说；[6]盛京围场分为105围；组成吉林围场三部分之一的省西围场又分21围。清初塞外各围场设置的用途、目的以及以皇室为中心的资源利用状况稍有差异。
木兰围场在清代围场中地位最为重要，位于今承德市北150公里处，是康熙帝从北方政治军事环境的需要出发和考虑而建，意在结好满蒙关系，即达到“肆武绥藩”的目的。康熙二十年（1681），[7]康熙帝北巡汤河期间，派人相度地势，在蒙古王公牧场中划定喀喇沁和翁牛特两右旗牧地为皇家狩猎的禁苑。[8]从此，“肇开灵囿，岁行秋狝”。至乾隆时，又“式遵前典，每以八月行围塞上。”秋狝之典，成为清初定制，也成为“绥服蒙古之典”的重要内容。按道光年间的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围场面积大约“周一千三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东至喀喇沁旗界，西至察哈尔旗界，南至承德府界，北至巴林及克西克腾界，东南至喀喇沁旗界，西南至察哈尔镶白旗界，东北至翁牛特界，西北至察哈尔正蓝旗界”。[9]这里扼南北、处锁钥，是自北京通往蒙古东四盟（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和锡林郭勒）、喀尔喀车臣汗部、土谢图部，以及黑龙江辖区和尼布楚城的交通要道。由于该围场特殊的政治、军事等地位，管理有序，也划分有许多小围场。秋狝大典自康熙二十年（1681）算起，至道光四年（1824）停止，前后历140余年。
盛京围场，也称奉天围场，置于清初，[10]地处奉天北部及吉林西南部。其范围南自柳条边龙岗山脉起，北至西丰县南，西自威远堡之东，东至哈雅范岭，约地跨辽宁和吉林的海龙、辉南、柳河、东平、西安（辽源）、西丰诸地，按《大清会典事例》记载，“盛京围场，系设于边门之外”，东西490余里，南北480余里，[11]也即威远堡和英额门西边门迤西。威远堡是通吉林、黑龙江咽喉之地，英额门为领票刨参者出入往来之区，均地处军事要冲。
盛京围场分设有105围，其中行政隶属于海龙、辉南地设有20围，东平分布22围，西安有9围，西丰设有35围，西安、西丰交界处1围，还有境界不明、与卡伦巡查距离“穷远”的18围。[12]因御猎、采捕等用途不同，105围又分为御围、旺多罗束围、鲜围和穷远4种形式。御围是专门供皇帝巡幸狩猎的场所，有11围；旺多罗束围，是内务府捕牲丁应差之狩猎地，有12围；鲜围，专门捕获鹿羔和晾晒干鹿肉，有14围；穷远的意义不很明确，可能指距离偏远之处，有5围。[13]其余63围，为历年应捕围地，也是八旗军士骑射演练场所。整个围场隶属于盛京将军，该将军也肩负着将围场所获得的麋鹿、狍子等猎物，派专人送达礼部，再由宗人府按照应该发给鹿只的王公爵位名单发放。[14]
盛京的105围，按地势又分为东流水围、西流水围和海龙鲜围三部分。以西安、东平间的萨哈亮岭（钢叉岭）为界限，东入松花江的辉发河流域为东流水围，大致为东平境；[15]西入辽河的叶赫河流域称西流水围，大致为西安、西丰县境；海龙鲜围为海龙、辉南县一带。清初封禁甚严。皇帝并不是每年都去盛京围场，只是巡幸祭祖需要等才前往，由兵部通知盛京地方布围，以冬围为主。
吉林围场南端与盛京围场毗连，位于吉林的伊通、盘石等处，在这里设置围场的缘由是“奉天之南始为麋鹿山兽滋生之所。山兽出觅水草，北来最多，故于该处设立围场”。[16]吉林围场分为吉林西围场（或称省西围场）、伯都讷围场和阿勒楚喀所属围场三部分，其中省西围场较大，约有21围。阿勒楚喀所属围场，亦称为阿勒楚喀所属蜚克图迤东围场，位于蜚克图站的东部，南北200余里，东西300余里，[17]主要属地界黑龙江的宾县管辖。康熙二十年（1681），设置自开原至吉林城北诸边门，以防流民从蒙古地界闯入吉林围场。次年农历四月，康熙帝自乌拉回銮，一路经噶哈达尔汉、威远堡、三塔堡等地，均举行军事行围，且对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等讲述行围重要性，制定行围时间，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时。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视马之肥瘠，酌量行围”。[18]吉林围场由吉林将军总管，分别隶属于吉林副都统、伯都讷副都统和阿勒楚喀副都统。
黑龙江围场，主要由索约尔济围场和东荒围场组成。东荒围场，位于黑龙江省呼兰平原东北方的青山和黑山两山地间，与阿勒楚喀北界毗连。这里北达通肯河，包括绥楞（棱）额山及周围数千里的地方。主要涉及通肯河流域通肯段的青冈、明水、拜泉和海伦；克音段的绥棱、庆安、铁力。后隶齐齐哈尔副都统辖区。索约尔济围场以兴安岭山脉的索约尔济山（索约勒济山）为中心，与木兰围场北境的哲里木盟相连。这里地势开阔，“周一千三百里。西界喀尔喀车臣汗部落，南界科尔沁及乌珠穆沁部落，东与北俱界黑龙江”。[19]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在亲征噶尔丹的军事行动中，经过此山，设宴索伦和蒙古札萨克，并以该山为围场。[20]各项事务具系黑龙江将军管辖办理。[21]
显而易见，塞外几个围场作为清廷禁苑，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地理环境特征，具有冬暖夏凉的气候条件，在地域上自南而北、自西而东链接成一个围场走廊。是一个由木兰而东北折盛京围场、又盛京迤东北而吉林围场、又吉林西北向而黑龙江围场、又黑龙江西南转而木兰围场的链接在一起的、被柳条边与外界隔离开来的、有着千里松林和草地的禁苑。其纬度自木兰围场南端迤北而黑龙江围场北端，约为N41°-48°，经度自木兰围场西端迤东而黑龙江围场东端，约为E116°-128°。[22]自然地表植被属于森林草原过渡带，动植物分布属于同一个生物区系，适宜森林草原带的野生牲兽孳生繁息，虎豹熊罴等各类动物出没其间，河湖海子密布，以细鳞鱼为主的水生物资源多样化明显，呈现出“棒打狍子勺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资源丰饶景象。以鹿为主的众多名目动物种类和群落，可以由北而南、自由自在的徜徉生息于其间，一定程度上保障和调节了各个围场之间行围的牲兽数量供应，自然形成一条生态系统链。
鹿是典型的高等食草动物，也是食物链中的初级消费者，大中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他食草动物的存在，成为食肉动物虎等大型动物的捕食对象。根据生态学营养循环理论中食物链基本关系理论，鹿、虎是一条生物链的两头，相互依存，鹿多，必然虎多，必然草木茂盛，反之亦是。如盛京围场森林茂密，植物资源分布典型丰富，物种多样性强。以海龙为主的周邻5县，就盛产人参、鹿茸、东珠、水獭等珍稀物品。且这里“向来牲兽甚多”，[23]也是著名的东北虎的家乡，虎的数量较大。乾隆八年（1743），皇帝巡幸盛京围场，“十余围内，即杀十余虎。”[24]与其毗连的吉林围场所处区域是长白山山系支脉的延伸地域，冬暖夏凉。每年夏季，麋鹿因避暑而向长白山移动时，经吉林围场；秋冬，又趋向盛京围场时，成群聚于此取暖，故这里的麋鹿蕃息而肥腯，“尤他处所罕见”，自古就被称道。吉林将军行冬围时，“所获麋鹿山积，择其肥者以进，岁率千余”。[25]这里狍子、野羊、野鸡等各种兽禽的数量也很大，和鹿一起构成围场动物的主要组成部分。黑龙江围场的东荒围场原始森林茂密，树干丛生，不仅有人参、貂等名贵的动植物资源，还有丰富的金沙矿产资源。[26]相邻的索约勒济围场也是一个天然的优良孳养场和狩猎场，草木繁茂，禽兽孳众。南部的木兰围场，“北峙兴安大岭，万灵萃集，南接上穹，群山分干，众壑朝宗，物产富饶，牲兽繁育，诚诘戎讲武之奥区也”。[27]因优良的自然资源和适宜的气候被称为上塞神皋。木兰围场中鹿和麅占野生动物总量的90％以上，当然也盛产黄羊。由于围场之间依存自然地势而形成一个近乎半封闭的环境，也有利于围兵防守和管理。
二、康乾时期围场资源占有与利用和格局变化
围场中所有的动植物资源首先的使用者是皇室成员，尤其在清入关不久，生活习惯依恋关外，珍稀的人参、鹿类、珍禽等野生土特产品也很自然是皇族享用的美味，更成为皇帝奖赏大臣的珍品，大臣或近臣们以得到“鹿勒条若干”，“鹿肉若干”等作为荣耀。[28]只是，此时对野生牲兽、尤其是鹿的需求量与围内动物存量相比，供过于求，尚不存在资源存量与围猎、消费不敷的情况。
从康熙帝在位61年间于塞外各围场的行围来看，也没有出现围猎打不到牲兽的现象。相反，围场之内水草丰美，各种牲兽生息繁滋，倍加充牣。康熙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682年3月31日），康熙帝北巡，行围桦皮山，亲射3虎，同行的年仅9岁的皇太子也射杀1虎。且自此，每合围时，“射虎甚多，不能尽纪”。三月二十日（四月16日）过哈达城，这里更是“材木獐鹿，甲于诸处。每合围，獐鹿数百，常开一面释之”。当然，康熙帝也以是时正值春深，禽兽孕育，谕令“围中禁射牝鹿”。[29]是年，随康熙帝同行的南怀仁也记载说，一行队伍出山海关后，每天都狩猎，且离开大道，行进在“道左侧的层峦迭起的山峰，这山峰直连遥远的东方的山脉”。3000名弓箭武装的士兵，横越山岭和涧谷，左右运动，围成一个直径3里的环形，把兽类圈在环形网中。“仅半日间就抓住三百多只牡鹿和狼、狐狸以及其他野兽”，此行“打住虎有六十多头”。当然，南怀仁也写道：“在辽东前方鞑靼的边陲地方，我时常看到一个时辰就捕住一千多只牡鹿和穴居的熊”。[30]
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木兰围场的伊玛土河洛非常茂密的丛林里，康熙帝一次就围得6只老虎。后因无法轰出林子，只好散围放生。[31]一围之中，康熙帝拉弓不断，经常捕获鹿麅獐、各种飞禽，以及熊和老虎若干，成为炫耀武功的资本。是年9月29日在乌喇岱围场（因大鹿众多而出名）行猎中，康熙帝学着鹿鸣叫的方法，捕杀2只很大的鹿。后又以围猎办法，杀鹿90多只，另有獐子8－10只，两类共102只，其中康熙帝亲捕36只。又射杀鹌鹑、野鸡等飞禽无算。[32]五十八年（1719）八月十九日，康熙帝总结自己一生的狩猎成果时说：“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或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33]即就是如此不断的围猎，围场的动物群尚处于少有人类扰动的自然状况之下，各种动物随处可见，阿托河草原上散漫的野生黄羊一群都在一两千只。在行围队伍露营的帐篷附近还不时惊起许多野兔、鹧鸪、黄鸭和一些鸭子。[34]
乾隆帝更重视演武行围，六年（1741），针对山西监察御使丛洞奏请“暂息行围”时，乾隆帝就批谕了行围的重要，认为“弓马渐不如前，人情纽于安逸”。[35]所以经常举行秋狝。不过，其为政初期，牲兽减少已经露出端倪。十一年（1746）木兰行围时，乾隆帝就觉得“每围牲禽稀少”，“数围仅枪剌二虎” 牲兽存量不如往年。谕令将军达勒当阿查明情况，据实奏报。达勒当阿几经考察，奏报牲兽减少的原因有二：一是近些年来，进献围场所得牲畜，每围每次，俱属稀少。二是围场牲畜，“届时自长白山来，原属蕃盛，今渐稀少，必系来路有所阻”。达勒当阿所奏报的这后一个原因，即反应出木兰围场的牲兽经吉林、盛京围场而来的信息。当然，对于达勒当阿的解释，乾隆帝并不十分认同。认为：“进献减少”和“来路受阻”并不是木兰围场牲兽减少的确实理由，因为从“每年进献，及商贩交纳者，并非不能如额。可见并非来路稀少所致”。问题的症结恐怕还在于“围场牲兽，果尔稀少，亦有关系”。[36]乾隆帝敏锐觉察出木兰围场内的野生动物存量已经在逐渐减少。
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如上文所述关于牲兽“届时自长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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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也不是我们凭空拈来的一条孤证。因为到同治年间时，皇帝仍然认为吉林围场“原为长养牲畜，以备狩猎之用”，[37]这句话透出了两个信息：其一，既然皇家择地而设的围场都是天然的优良猎场，应该有足够丰富的动物资源用于狩猎，为什么还要通过圈养牲畜的途径来实现捕猎的目的呢？其实，这一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在常态下，牲兽繁殖需要一个不间断的生长周期，还要避免天灾人祸，否则生产过程就会遭到毁灭性中断。然而完全靠野生自然繁衍，不能满足皇室行猎和采捕的需要。况且，围场牲兽并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需要人工圈养和管理。这一点对“骑射”起家的满族皇室再明白不过了。其二，吉林围场在康雍乾时期并不是皇家狩猎的重要围场，“长养牲兽”的目的和用途，显然只是为以演武为辅助的、为其它围场行猎提供资源，或者为皇家日常食用、各庙坛祭祀活动等备用。那么，就提供行猎资源来说，最有可能的输出地就是相连的盛京围场，再转而地位较为重要和每年行围一次的木兰围场，也就是说主要为皇家持续行猎于木兰围场而繁衍和储备足够量的牲兽。[38]当然，这一点又与前文所述的选建吉林围场的原因也相吻合，与我们视塞外围场地域相连的观点互补。
由于康熙帝和乾隆帝祖孙二人热衷举行秋狝大典，前后持续近一个世纪，且每次行围均利用山谷地形，施行层层包围、铺地毯式的军事战术，以至于捕获牲兽的规模和数量惊人。嘉庆帝即位后，行围次数虽已不可与往昔相比，粗略计算，也有十来次。几代人、军事性的不断射杀猎取，必然导致围场野生动物资源存量变化，不仅森林动物老虎、狗熊等减少，草原动物鹿只“果尔减少”也成为一个必然现象。嘉庆十五年（1810）八月，嘉庆帝巡行木兰围场，发现围场牲兽甚少，尤其是25日在巴彦布尔哈苏台围时，鹿只“尤属寥寥”，而且“山岗上下，多有人马行迹，并有车行轨辙，山巅林木也较前稀少”。气愤之余，嘉庆帝大发感慨，回忆随其父乾隆帝往木兰时的情景：此数围皆系长林丰草，牲兽最多之地。除田猎弋获外，所放鹿只动以千百计，何以至今情形迥异？[39]
单纯就木兰围场牲兽减少的原因，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将索约勒济围场划归给喀尔喀、乌珠穆沁、哲里木蒙古游牧之事。是年，乾隆帝认为，索约勒济围场距京遥远，每年由各扎萨克等，纷纷派人，安设卡座巡察，增加费用。而盛京、吉林围场所繁衍牲兽，能够满足行围需要，“莫若分赏原献围场之索伦蒙古扎萨克等，以作游牧，较为有益。”[40]所以，这一片禁苑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辟为皇家猎场的近一个世纪后，又划归给各蒙古王公游牧。各王公领得围场后，至索约勒济山顶，“瞭望围场，约计周围一千三百余里，对照旧存档案，各计有水草之处，分别勘定”。只是因为是年索约勒济山前，“积雪甚深，暂砍树为记。俟立夏雪融，再立鄂博，报院存案。” [41]随后裁撤卡伦。
塞外围场这一牲兽游憩的走廊，自康熙至乾隆末期，一直相连成片、保持畅通。当乾隆帝将索约勒济围场重又划归给蒙古王公作为游牧地后，封闭成片的围场体系被打破。这也许是乾隆帝史料不及的。草场归还蒙古游牧，原本连在一起的围场在西北部缺少了一大片，步入嘉庆以后，造成蒙古人逼近木兰、盛京围场，入围偷牲盗伐事件不断发生并增加。所以，大清律例的处罚办法中，不得不加重对蒙古人偷盗的惩罚。
三、嘉道以降停围与资源衰减
乾嘉之际，伴随围场动植物资源减少，军事演围已经名存实亡。这里围绕木兰围场做进一步考察，虽然乾隆后期满蒙关系基本稳定，木兰行围和避暑山庄“岁岁来朝”的活动，完全笼络了周边各藩部，蒙古已成为清廷的“屏辅”，再加之乾隆五十七年（1792）以后，皇帝“春秋增高，兼以连年雨水过大，屡次停围”，[42]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大典也停止了，皇帝北上也仅仅驻跸山庄而已，似乎行围的政治军事使命已经完成。但是，也不能说，行围屡停与牲兽大量减少没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当黑龙江围场索约勒济划归索伦蒙古，盛京、吉林围场往木兰围场输送鹿只的道路阻梗，沿途自然环境变化，也成为木兰围场野生动物资源减少、行围无猎可获的重要原因。之后的嘉庆帝在主观上如何努力，不厌其烦、三令五申谕令举行狩猎活动，都不能够做到与其先祖时的规模相比拟。所呈现的景况不是牲兽稀少，无法行猎，就是兵士战斗力衰减，行围无纪律性，而且牲兽经常窜出围外，以至于围内一无所获，围外“守株者”倒是时常获利。嘉庆帝主持行围中常常两手空空，面对十分尴尬的处境。
道光元年（1821），不论道光帝如何的不情愿废弃“祖制”，但牲兽减少，无法行围，不得不终止木兰秋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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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但木兰围场牲兽木植偷猎砍伐严重，盛京等处围场也未逃厄运。道光七年（1827），盛京防御乌金保、大荒沟卡官等奏：“所管围场内，鹿只甚稀”，而且“越边私入围场山偷牲砍树、及刨挖鹿窖贩卖茸角”者甚多，更有在围内搭盖窝棚情形。是年，仅在盛京围场南路就查出私挖“鹿窖二百余处之多，拿获刨窖砍木偷猎打牲贼犯六十余起”。[43]“复在嵌石岭以北，查出九百余处”。统计1100余处，获犯110余起之多。[44]清廷十分震惊，认为盛京将军晋昌形同“木偶”一具，对偷挖鹿窖“失察”竟然至此种地步，勒令回京听令，罚俸2年。在道光帝看来，保护资源，就是保住权力，保住不变的祖制。
在围场所显示的“骑射旧例”这一军事功能完全丧失后，清廷并没有完全放手对围场资源的控制和利用，依旧按照旧例由各围场年年进贡珍稀动植物贡品。[45] 据《嘉庆会典》记载，京城内务府辖设的肉房和干肉库就是专门接收贡品的地方，这里给管理塞外围场的将军、佐领和牲丁分别规定了进贡动物的量。仅盛京围场而言，“捕进口味”是盛京将军所肩负的重要职责，[46]盛京的将军、佐领和牲丁每年的额交量为：肉房的定量是盛京将军交鹿780只，麅210只，鹿尾2000个，鹿舌2000个和无定数的鹿肠肚、麅肠、熊、野猪、野鸡和树鸡等；盛京佐领交鹅60只，杂色鱼40尾；旺多罗束围牲丁交鹿120只，鹿尾120个。干肉库的定额是盛京将军交鹿筋100斤，还有不定额的獐、麅背什骨、虎威骨和虎胫骨；佐领交腊猪20口，咸鱼1500斤和不定额的腌鹿尾；旺多罗束围牲丁交鹿肉干2700把。[47]
当时仅盛京围场处的贡例就分为两类：一类为初次鲜、二次鲜和三次鲜3种，另一类为一、二、三、四次鹿差4种。7种进贡办法中所进贡的物品，除了鹿类系列，如新鲜的或者晾晒风干的鹿肉、鹿尾、鹿肋条、鹿五脏等外，还有野鸡类和鱼类等。道光二十三年（1843）之前，进贡量都比较大，是年，因牲兽减少，进贡数量也有所减少，明确规定“按朱批改减的数”呈报。如“初次鲜”定例为：鲜鹿尾15盘、鲜鹿舌5个、鲜鹿肋条10块、鲜鹿发尔什20块，还有鹿大肠5根、鹿盘肠5根、鹿肚5个、汤鹿肉7块、晾鹿肉30块、冬鸭60只。“四次鹿差”定例为：鹿尾20盘、鹿舌20根、毛鹿220只、汤鹿10只、鹿大肠4根、鹿盘肠8根、鹿肝肺4分、鹿肚4个、鹿肠12根、鹿舒满10只、麅子80只、冬鸭20只、野鸡200只、树鸡30只，另外还有细鳞鱼、白鱼等几十尾，以及白糖、梨和各种干菜等。[48]咸同以后，贡品常常不能如数，时常减少或者停办，至光绪初年，定制几成空文一纸。
与上述相连的事实是，自道光年间以来，汉族百姓私入吉林、奉天围场，偷挖鹿窖、捕打鹿茸屡禁不止。如道光十一年（1830），二处围场的将军耆英和禧恩分别呈奏“吉林、奉天一体饬禁折”和“分别禁止捕打鹿茸章程折”，不得不“严饬边卡各官，与吉林地方会哨梭巡”，对偷挖鹿窖，捕打鹿茸者，严拿惩办。[49]当然，继之而后，该地区人口不断增加，农业垦殖增多。先是盛京围场于咸丰三年（1853）停围，又位于其东北的吉林屡经招民开垦，同治七年（1868），围场内“南北十七八里，东西八十余里，皆无树藏牲”。以至于“数百年封禁之地利，遂至荡然无存”。[50]问题是吉林放垦，渐渐波及东南方毗连的盛京围场，以至于这里“远山来鹿之道隔断，因而围内鹿只日见甚少”。[51]光绪二年（1876），因库款支绌，吉林将军穆图善奏停冬围。[52]光绪四年（1878）起盛京围场中海龙城附近鲜围20围也率先开垦。而黑龙江围场冬围制度也在光绪年间废止。[53]所以，持续不断的资源开发活动日益逼近围场边缘，继而深入腹里，对野生动物的“游动”造成障碍，动物不得不逐渐逃逸它处，寻找适合的生存环境，围场也就变成了“事实上”的荒地。
当然，从整体上说，围场资源的减少与官私双方竭泽而渔式的射杀猎取、无休止砍伐更有关系。仅乾隆三十三年（1768）起至三十九年（1774），官府在木兰围场的英图等3围，共砍木植365,549件。[54]乾隆三十一年（1756）三月，围场翼长查获偷伐树木3000余株。[55]至嘉庆初年，不仅砍伐了原定无碍行围的14围，而且还波及40余围，以致围内“砍剩木墩、余木甚多，兼有焚毁枯枝犹在，往来车迹如同大路，运木多人，各立寮铺……。”围场森林大面积减少后，其阴翳泉源、蓄水造雨等功能也势必随之减弱乃至丧失，导致泉源枯竭，水草不丰、“鹿只惊逸、伤损”，无处栖息等环境恶化现象加重。[56]就这一现象进一步来说，随着鹿、麅子等中小型动物被大量猎杀，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弱肉强食的食物链条，虎豹大中型动物食物来源减少，生存受到威胁，长此以往不是逃逸迁徙它处，就是灭绝。
如果说道光年间以前，清廷对围场还存有治理之心的话，咸同以来，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对围场资源的利用，仅余下收拾衰败中围场烂摊子的责任。围场丰富动植物资源如巨大的磁石，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不仅官方打牲、伐木活动不断进行，也诱惑周边百姓、商人砍伐偷猎，动植物资源存量日益减少。围场资源的开发已成必然趋势，范围缩减，保护管理形式不得不改变。清廷不得已出售资源使用权，开发围场资源。而这种开发又是始自广泛性的民众的开发利用对小范围内皇室维护利用的冲击，致使资源消耗率增大。随着清廷放垦力度的加大，塞外围场资源环境发生极大变化，即以森林草原为主体的资源环境改变为农耕田园环境。[57]
余论
对一地自然环境有着较大影响的资源，一般都是公共资源，或由国家控制，或归集团、宗族所有，均采用不同的方式加以管理，因而生态环境均属良好。一旦资源价值吸引人们去利用时，或当人们发现资源的利用价值后，资源控制结构和分配体系也将发生相应变化，引发资源存在形式的变化，有的资源从此消逝，有的被其它形式所替代。塞外围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环境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先是由国家控制，皇家所有，配置有一套军事化的管理办法，但当清廷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量和移民人口铤而走险入围“偷盗”的利用量长期结合时，动植物存量和利用量之间的比率就会失衡，存量减少，不敷利用。所以，当清廷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在长时期内得不到满足时，就不得不对所控制围场的动植物资源占有形式和利用方式重新加以分配和调整，如减少进贡数额、加大惩治偷盗力度、拆除窝棚、移挪封堆、增建巡视卡伦等。当然，这一些调整办法和围场管理所掌控的动植物资源衰减互为因果，也是清廷所始料不及的。
如果我们以康乾时期捕获甚多来说明围场资源环境趋向衰败的话，那么，自嘉道以后，以至于咸同几代帝王在废弃秋狝后，围场内的动植物资源不仅得不到繁息茂盛，甚至越来越少。相继而行的移民垦殖围场等举措，使得围内动植物更被大量猎杀砍伐。而动植物资源衰减后的一个事实就是围场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显现，所以，至光绪年间规模化垦殖就似乎顺理成章了。这就是自然资源价值利益的驱使。
不可否认，资源环境变化同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商业社会、集团、个人之间的冲突，移民人口、生产技术和风俗与传统，以及资源本身以外的形势与政策等。围场资源环境的巨大变迁，正是由于急剧增加的移民人口与清廷双方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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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围场资源矛盾的激化、围场资源存量与利用不敷的生态危机，以及清廷不得已而采取的农业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联合并共同作用于“围场”这一纯自然的原生态环境而引发，与清代以来整个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变迁相联动。清代围场已然逝去，在人类对原生态资源越来越依赖、原生态自然环境越来越减少的今天，如何处理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好仅有的原生态自然环境状态，保护好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给后辈留下地球母亲恩赐于人类的已经不多的大地自然资源，也是显示代际公平、人类道德水准进步和提高的重要方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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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川久保悌郎《清代满洲の围场》一文，在《史学杂志》上分3期连载，见该杂志1939年第50编第9-11号。
[2] 主要有罗运志：《清代木兰围场的探讨》，（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袁森坡：《木兰围场》（《文物集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戴逸主编《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收录有杜家骥《清代的木兰秋狝、避暑山庄与蒙古》、张杰《乾隆帝木兰秋狝与怀柔蒙古》、张莉《清代围班制度述论》、何瑜《嘉庆皇帝与木兰秋狝》、张斌翀《嘉庆木兰行围钩沉》和袁森坡、张建军《木兰围场的规制与作用》；另有景爱：《清代热河木兰围场研究》，载《中国古籍研究》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3] 主要有颜廷真：《承德地区的环境变迁》，见邓辉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地理学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91-306页；韩光辉、赵英丽：《论清初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第284-292页。
[4] 关于“依山而建”，清人笔记有：“盖有山者，始为围场，山大则禽兽多，山小则禽兽少，故远近不能一致。”参见吴振棫撰，童正伦点校《养吉斋丛录》卷16，第210页，《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5年。
[5] 《围场厅志》卷1《疆域沿革》，北京图书馆藏，光绪钞本。
[6] 木兰分围，说法不同：72围说，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08《兵部167·行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69围说，见《热河志》卷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99年；67围说，见《嘉庆大清一统志·承德府一·围场附》，（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4年。
[7] 关于设置时间，还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说，见安忠和《木兰围场始置时间新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8期。
[8] “旧为蒙古喀尔沁、翁牛特部落游牧之处”，参见《木兰记》碑刻拓片；也有记载“喀喇沁、敖汉、翁牛特诸部敬献牧场”，参见《热河志》卷46、《养吉斋丛录》卷16等；似“敖汉部”有误。
[9] 引文均见《嘉庆大清一统志》，《承德府一·围场附·木兰围场》，第14-15页。
[10] 关于设置时间说法不一，主要有：1.天命四年说，参见《奉天郡邑志》卷4《海龙府条》，载《东三省政略》卷6《民政·奉天省附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点校本，1995年；2.天命十年说，参见王瀛杰修、李耦纂《东丰县志·地理志》，（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0年；3.康熙二十一年说，参见杨永耀等《盛京围场建置时间考辨》，《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与此相近的说法，还可参见天海谦三郎的《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前篇·皇产》，（东京）日本总务部事务局调查课，大正四年（1916），第274页；川久保悌郎《清代满州の围场》第三章《行围制度の发达》，载《史学杂志》第50编第9号，第1150页，国立北平图书馆藏，1939年。
[11]《大清会典事例》卷709《兵部168·行围》，第824页。
[12] 崇厚辑：《盛京典志备考》卷5《围场处应办事宜》，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5年。
[13] 参见《盛京典志备考》卷5《围场处应办事宜》；关于围场的区分，也说：有鲜围15以捕鲜，大围90以讲武，参见《清史稿》卷120《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
[14]《大清会典事例》卷521《陵寝供品》，第1027页。
[15] 光绪二十五年后，东流水围的范围则改为东平、海龙和辉南诸县地，参见刘选民《清代东三省移民与开垦》，《史学年报》1938年第2卷第5期。
[16] 光绪《东华录》卷42，光绪七年七月甲子条，（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8年，第112页。
[17] 铭安奏“通筹吉林全局请添设民官疏”，光绪六年，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33《户政五·建置》，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8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年，第3443页。
[18] 嵇璜 等撰《皇朝文献通考》卷139，（上海）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八年。
[19]《大清会典事例》卷709《兵部168·行围》，第825页。
[20] 张伯英纂、万福麟修《黑龙江志稿》卷26《武备志·兵志》，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31年。
[21]《清高宗实录》卷958，（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丙辰，第982页。
[22]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清时期）中相关部分经纬度查对，木兰围场约N41°-43°，E116°-118°；盛京围场约N42°-43°，E124°-126°；吉林围场约N44°-46°，E125°-127°；黑龙江约N45°-48°，E117°-128°；（上海）地图出版社，1987年。
[23]《清宣宗室录》卷114，道光七年二月庚午，第915页。
[24]《清高宗实录》卷281，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下己卯，第665页。
[25] 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卷6《天章志·鹿》，见中国边疆史志集成《东北史志》第4部第1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482页。
[26] 黄维翰编《呼兰府志》卷3《财赋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
[27]《木兰记》碑刻拓片。
[28]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热河档》（以下简称《热河档》），（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1册，第12、68、86页。
[29]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参见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93、106、107页。
[30] 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薛虹译，参见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41页。
[31]《1692年张诚神甫第四次去鞑靼地区旅行》一文，见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3页。
[32]《清史资料》第5辑，第209页。
[33]《清圣祖实录》卷285，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己未，第781页。
[34]《清史资料》第5辑，第99、113页。
[35]《热河档》第1册，第183页。
[36]《清高宗实录》卷280，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上癸亥，第651页。
[37]《清朝续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25页。
[38] “长养牲兽”的另一个输出地是位于北京南郊的南苑围场，虎就是送往南苑围场演习技艺的重要动物；参见《清宣宗实录》卷32，道光二年三月庚申，第2页。
[39] 庆桂等奏折，《热河档》第11册，附件1，第593页；又大学士庆桂等奏为“详议围场章程事”，录副奏折，档号03-1632-049，缩微号112-2165，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
[40]《清高宗实录》卷1345，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第1237页。
[41]《清高宗实录》卷1351，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下壬寅，第88页。
[42]《大清会典事例》卷709《兵部·行围》，第819页。
[43]《清宣宗实录》卷124，道光七年八月下壬辰，第1072页。
[44]《清宣宗实录》卷130，道光七年十一月下戊午，第1160页。
[45] 乾隆二年四月奏准太常寺每年所需牺牲——麋鹿，均由盛京将军处交送，《南苑应入会典事宜·停给祭祀
鹿只》，见《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第13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3年，第6138页。
[46] 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盛京将军赛冲阿奏为盛京围场请添设官兵事，档号03-1639-079，缩微号113-0899。
[47]《大清五朝会典·嘉庆会典》第13册，（北京）线装书局，影印本，2006年，第903-904页。
[48]《盛京典制备考》卷4《礼司应办事宜》。
[49]《清宣宗实录》卷370，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上丁亥，第661页。
[50]《清穆宗实录》卷241，同治七年八月下戊辰，第341页。
[51]《东华录》卷10，光绪二年七月癸酉条，第97页。
[52]《吉林通志》卷51《行围》，第3455页。
[53]《黑龙江志稿》卷26《武备志·兵制》。
[54] 英廉等奏折，《热河档》第3册，第406页。
[55]《清高宗实录》卷757，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下癸巳，第340页。
[56] 引文均见《承德府志》卷首3《诏谕》，第15-17页。
[57] 相关内容参见拙文：《清代塞外围场土地资源环境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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