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化-关于15至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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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15至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民族问题，包括周边民族关系等，历来是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不断传入，我国民族问题研究迅速地拓宽了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民族史研究怎样结合我国多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广泛地收集中外文献和考古资料，进一步构建与彰显中国特色的民族关系学？尚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的探讨。
15至17世纪是明朝迁都燕京后，北方民族关系最活跃的时期，也是明清两股主要政治势力强弱转化的鼎革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东北地区社会正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岁月。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汉族、蒙古、女真、朝鲜、俄罗斯等诸多民族都卷入到这场震荡之中，不少民族在不同程度上，迅速地分化与组合，重新扩建各自的民族共同体，力图适应政治局势的剧变，以利自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兹就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兼及东北民族关系一些问题，略陈管见，以求讨论。
一、关于民族关系的一些概念问题
一个学术概念的产生，往往是某个领域研究理念上的提升，或是研究理论框架的构建。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学界研究我国民族关系史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了一批鲜明的概念，诸如，“汉化”、“华化”、“胡化”、“同化”、“ 融合”、“融化”、“涵化”、“文明化”等，这些提法，既是学者们长期的深思熟虑所得，又体现出一个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兹择其要者数例，略评如次。
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中国最被人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①]，陈垣发表了《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主要阐述元代西域诸族人来华后研习汉文化，在文学、建筑、医药等方面的重大成就及丰富著述，证明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国”。率先提出“华化”与“同化”的概念。所谓“华化”，一般是指“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因为元代西域人大批东来，在中土定居生活后，不可避免地要接触汉文化。于是不少西域人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方面取得很高的造诣，用汉文字从事创作，涌现出高克恭、马九皋、萨都刺、廼贤、丁鹤年……这样一批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元代西域人“华化”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景观。该文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后，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匡其学术趋势，[②]也奠定了陈垣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
陈寅恪运用欧洲近代史学家“民族（种族）—文化”的研究视角，探讨我国中古时期民族关系，因受周围环境影响而发生转化，产生双向的“同化”现象，并给予历史演进以很大的影响[③]。他一再强调，“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并举史例为证，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为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区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说明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指出胡化、汉化问题实际上是胡汉文化的对立，判别胡人和汉人是以所受文化，而不以种族和血统为依据。[④]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此又作了系统的论证，指出河朔地区与中央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对立。[⑤]河朔地区在安史之乱以后存在严重的胡化现象。在他的整个史学研究中，“胡化说”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以民族和文化视角切入，“胡化”和“汉化”的转化，是陈寅恪打开研究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政治史之门的一把钥匙。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一书，以史实为例，认为华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促成了他族融化于华族之中，“成了华族的构成部分”。[⑥]他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民族间斗争同化的三种情况，一是各个民族在没有进到国家时代的部落间的斗争与同化，“为争夺适合生存的自然条件，引起原始战斗。结局不是战败者被迫退出其原在地区，便是参加战胜者的部落联盟”。二是已经进入到国家时代的民族与没进入到国家时代的民族间的斗争，结果是“与汉族斗争的各落后民族，每每被汉族同化，或在文化上模仿汉族，但他们也每每把汉人同化和在文化上影响汉族”。三是彼此都进入到阶级社会时代的民族间斗争，由于汉族力量的总和常常大过某方，结局是“汉族常占优势，侵略汉族而取得其支配权地民族，反而其大部甚至全部同化于汉族，自然也由不少汉人同化于他们”。[⑦]这是建国初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民族史的一部力著。
70年代一场关于女真和汉族之间的“汉化”、“同化”、“涵化”的讨论在美国学界展开。1976年，美籍华人陶晋生教授发表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十二世纪中国女真汉化研究》）[⑧]一书（1981年中文译本在台湾出版，更名《女真史论》），该书以人类学中的“同化”（assimilation）、“涵化”（acculturation），以及由两个概念上发展而来的“汉化”（sinicization）理论观点，探讨了金代女真人的汉化问题。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多认为中原王朝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一种单一的文化系统，即边疆少数民族逐渐融合于中华文明之中[⑨]。女真征服者一方面积极采取中国官僚制度，利用汉官，来巩固其新政权。另一方面对待儒家文化，择善而从，同时推行以恢复固有文化为中心的改革运动[⑩]。约翰逊（Constance A. Johnson）以史实证据不足，说明陶氏在此“同化”概念之下，处于从属地位的小族群，而被整合（integrated）到大民族之中。这个“同化”概念所蕴含的不止是语言和社会行为上的涵化，而是一种“结构性同化（structure assimilation）”的族群间界限的消失。杜奈尔（Ruth W. Dunnell）则认为，该书过于简单的套用了华莱士等人的“同化”概念，而没有分析此概念所产生的历史语境，不同意将处于征服者地位的女真人视为汉民族的“从属”族群。指出陶氏并没有构建足够清晰的标准，以便能够从范围、特点、以及重要性上来考察女真民族是否发生“同化”，或是“汉化”。而该书提供的证据无法支持作者给出的女真民族“汉化”的理论和概念[11]。包弼德（Peter K. Bol）通过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研究，提出了用“文明化（civilization）”来解释女真族在十二世纪的政治文化变化比“汉化”更加贴切。认为理解金史的关键是女真人是少数民族征服者，可以采用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可以使用汉民族的生活习俗，但是他们在民族认同上仍然认为自己是女真人而不是汉人。 “汉化”这一概念在金史上并不适用。[12]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台湾中正大学举办“汉化、胡化、洋化：中国历史文化质变与多元化性格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结集出版了《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13]一书。
翁独健在《论中国民族史》一文中指出，历史上的民族同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失去原来的民族特点而成为另一个民族的一部分。同化有两种，一种是强制同化，是民族压迫的表现；另一种为自然同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至于“民族融合”一词，往往被用来指两种情况。一是指历史上的一些民族，或者这些民族的各一部分，互相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二是指民族关系发展的最高形式，即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全世界所有民族形成一个整体。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必须用民族平等的原则去分析、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都应当用同一个标准进行衡量与评价。[14]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讨论民族“同化”、“融合”代表性的论文。
近百年来，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所用的“同化”、“华化” 、“涵化”、“文明化”、“ 融合”、“整合”等概念，从多学科视角阐述了不同历史阶段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不是从种族、血缘、体质等特征出发，而是突出民族与文化的变异，即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影响，汉族的农耕文明对周边民族游牧文明等的吸引，所谓的“华化”和“胡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互动转化的。以此达到弘扬中华民族的辉煌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在强势民族、弱势转为强势民族和一般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同化”和“异化”是同时进行的，或以激烈的战争方式强迫进行，或以主动归附的平和方式展开，少数民族既吸纳他族的文化，又顽强地保持本民族的特色，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民族共同体，有的民族则分化到若干各族中而消失。历史证明，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体现了这一过程。
二、辽东经济圈的形成与建州女真的南迁
辽东经济圈的形成是经过辽金时期的积累，构成于明代前期辽东都司卫所之上。明初，朱元璋就非常注重辽东的的治理，“肘腋重地，建置雄镇，藩屏攸赖”[15]。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置辽东卫指挥使司[16]。七月，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治辽阳，“总辖辽东诸卫军马”[17]。八年十月，明廷改在外各都卫为都指挥使司，即称辽东都指挥使司，[18]。十年（1377年），尽革前置州县，“但立卫所，以兵戍之”。七年，派钦差镇守辽东地方总兵官，之后，又钦差镇守辽东太监、巡抚辽东地方都察院御史，其治所相继由广宁移至辽阳。二十九年（1396年）十月，山东按察使司置辽阳按察分司，即辽海东宁道，管理辽东都司司法事务。尔后，增设辽东按察分司，称分巡道，常驻辽阳，专理词讼。辽东都司以及中央钦差大员、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司派驻机构会聚辽阳，共同治理辽东和东北地区的军政、民政、边防、夷务，又重新恢复辽金时期的辽阳重镇的历史地位，对东北疆域的巩固起到重要的作用。
辽东都司领卫二十五，所十一，营堡百，州二。主要分布于辽东、辽西、辽南、辽北地区。定辽中卫，洪武十七年（1384年）置。定辽左卫，洪武六年（1373年）置。定辽右卫，洪武六年置，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移治凤凰城。定辽前卫，洪武八年置。定辽后卫，洪武八年改置。东宁卫（以上诸卫治所俱在今辽阳老城），洪武十九年，改东宁等千户所置。海州卫（治所今海城），洪武九年置。盖州卫（治所今盖州），洪武九年置。复州卫（治所今瓦房店西北），洪武十四年置。金州卫（治所今大连东北），洪武八年改显州置。广宁卫，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广宁中卫，洪武二十六年置，建文四年（1402年）废。广宁左卫、广宁右卫（以上四卫治所在今北镇）两卫，置废时间同广宁中卫。义州卫（今义州），洪武二十年置。广宁后屯卫（治所在今北镇），洪武二十五年置懿州（治所在今阜新东北），永乐八年（1410年）移治义州卫城。广宁中屯卫，洪武二十四年置。广宁左屯卫（前二卫治所在今锦州），洪武二十四年置，永乐元年，治所由辽河西迁至广宁中屯卫城。广宁右屯卫（治所在今凌海东北），洪武二十六年置。广宁前屯卫（治所在今绥中西南），洪武二十六年置。宁远卫（治所在今兴城），宣德三年（1428年）置。沈阳中卫（治所在今沈阳老城），洪武二十年置，天启元年（1621年）地为后金占。铁岭卫（治所在今铁岭），洪武二十一年置，五年后移治铁岭。三万卫（治所在今开原东北老城镇），洪武二十年置。辽海卫（治所在今昌图县西），洪武二十三年置，二十六年移治三万卫。另属安乐州（今开原东北老城镇），永乐七年（1409年）设，安置北方民族降人。自在州（今辽阳老城），初置同安乐州，后移治辽阳城内。[19]清初一些卫改置府州县。
辽东经济圈与都司卫所具有四种功能密切相关，（1）卫所是军事屯垦中心。镇守辽东总兵官，下属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把总等。都司设都指挥1人，都指挥同知2人，都指挥佥事4人。卫所设长官指挥使，副职指挥同知、指挥佥事，所以千户、百户为长官，下置镇抚、总旗、小旗等。都司与卫所，各卫所之间，通过千户、百户所、营堡，以及驿站相连。兵卫之政，“以军隶卫，以屯养军”，以戍边、屯种为主，兼顾煎盐、炒铁。这套军事管理体制比辽、金、元行政制度更加严密，成效更显著。（2）卫所是行政管理中心。辽东都司行政、刑狱事务由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派出机构兼管。都卫设立断事司，置断事、副断事各一人，专理“军官军人词讼”[20]。具体事务则由基层卫所的镇抚司处理，“无狱事，则管军” ，也兼涉寄籍民（嘉靖时期数量加大）的诉讼。（3）卫所是贸易交换中心。辽东物产富庶，种类繁多[21]。按照明代一府设所，数所设卫的建置的原则，卫所治地也是“商贸要冲”，物质集散地。永乐三年，立开原、广宁两重镇马市。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真；城东以待它族。广宁团山堡以待朵颜等三卫蒙古。“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夷人以市为金路”。明廷规定马匹兑换绢布的价格，确立互市的日期。官市、私市并举，交易布帛、粟米、杂货。[22]天顺八年（1464年），抚顺开关，专对建州女真贸易。之后，又辟清河、叆阳、宽甸互市。时人有诗云：“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眴。……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23]讴歌了马市的一片繁盛。此外，各个卫所治地也皆是贸易之区，与四周经济往来越发密切。（4）卫所又是文化教育中心。都司和卫所普遍建立儒学，书院、社学。洪武十四年建都司学，并立先师庙、启圣祠、尊经阁。各卫亦建卫儒学，分别由教授、训导等主事，教授武官子弟，除了经史外，还讲授御制《武臣鉴戒》、《百将传》等。之后，又“建武学，用武举”。辽东州县改卫所时，州县儒学或改或并入卫学。到嘉靖十六年止，辽东建立书院6所，辽阳的辽左书院、辽左习武书院，广宁的崇文书院、仰高书院，锦州的辽右书院，蒲河的蒲阳书院。建社学25所，辽阳6个，广宁4个，余为各卫社学。[24]“盖人文渐以著矣”。仅以科举考中进士一项为例，从正统十年（1445年）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百余年间，辽东地区中进士58名，其中辽阳24名，广宁12名，锦州8名[25]，可见三地人文之盛。辽东都司的这样四个特征，与北方边陲的奴儿干都司、喜峰口外的大宁都司相比，更显示了它的经济、文化中心的突出地位，引领着东北地区的发展趋向。
辽东都司辖地东自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起旅顺海口，北达开原；方圆千余里，与周边交通便捷。其道路的主干线是驿站，干线是连接州县和卫所、主要商埠之间、市场与产地、水路码头和车船环城地点的要道，后者多见于商书路引。[26]明初至万历时期，该都司由38个驿站、41个递运所、4个安插所，与卫所相连。加之京城分别至辽东都司治所、金州卫、复州卫、海州卫、盖州卫、三万卫、沈阳中卫、义州卫、广宁卫，均有水马驿、马驿两条路相通。[27]开原由驿站南下经辽阳、广宁、山海关至北京，北上可通昌图、梨树、怀德、农安等地。而富商大贾穿梭于交通干线，沟通南北物质。这样就构成一个联络紧密的交通网络，通过它传达政令，递呈军情，迎送使客，转运物质。应当说，正统以前，“尤北虏要冲”的广宁为钦差大员驻地，此为辽东重地[28]。之后，治所中心陆续东迁辽阳。构成了一个以辽阳为核心地带，北至开原、铁岭，南达海州牛庄、盖州、复州，西自宁远、锦州、广宁、义州，东到抚顺、清河、叆阳、宽甸、凤凰城栅门（延伸朝鲜中江、会宁、庆源）等为边缘地区的辽东经济经济圈。从明代前期起，辽东经济圈就吸引着大量的移民和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南迁。
透过纷杂的历史事实表象，究其最终极的动因还是经济问题。东北地区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29]。他们向往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辽东地带就是这些民族理想的栖息之所。随着辽、金政权统治的南移，北方的一些民族就自觉或不自觉地逐渐南迁辽东地方，如部分熟女真、渤海人、蒙古人等就移居辽阳周边地域。明代建州女真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南迁。第一次在元末明初，当时东北地区动荡混乱，女真人三部中的胡里改和斡朵里向南迁移，万户猛哥帖木儿（又名猛特穆）率领斡朵里部迁到图们江下游会宁地方；万户阿哈出率领胡里改部迁抵辉发河流域奉州一带。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设置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第二次在永乐九年（1411年），猛特穆忧虑朝鲜的袭击，带领斡朵里部迁移到释家奴建州卫居地奉州。次年，阿哈出子释家奴将建州卫向北搬到今吉林南，将奉州让给斡朵里部。约在十四年分置建州左卫，以猛特穆为指挥使。第三次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因蒙古鞑靼扰掠辽东，猛哥帖木儿分三批将建州左卫迁回图们江下游会宁，建州卫转移至婆猪江兀喇山南麓。第四次在正统三年（1438年），释家奴子李满住率建州卫部众迁往浑河支流苏子河上游；两年后，在猛特穆弟凡察的带领下，左卫部众艰难地来到苏子河，与建州卫同住，形成了建州女真的主体。[30]建州女真举部南迁，历时近百年，方接近辽东边墙。其所以要往南方迁移，除了各族之间以强凌弱，争夺领地外，最主要的因素是部族人丁增长加快，需要更多的物质，使他们在15世纪前期，逐渐靠近比较发达的辽东经济圈，与明廷和朝鲜贸易获得大量的物质。这对建州女真迅速崛起辽东意义重大。尔后，努尔哈赤遂招来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31]。这都为他脱明建国，挺进辽东，将东北重心由东京辽阳迁移盛京沈阳，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民族之间的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吸纳
明代中期，在东北地区影响比较大的民族主要是汉族、蒙古、女真、朝鲜等。蒙古瓦剌部衰落后，鞑靼部兴起，掌控内外蒙古，对明朝和东北地区构成威胁。女真兴起，满洲立国，与明廷分庭抗礼，立足辽东，掌控东北。朝鲜居住半岛，与明建立宗藩关系，后受制于后金。由于各族政权之间政治力量的消长，加之地缘相接，风土民情相近，长期以来，北方各民族除了经济上交往密切，相互依存之外，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借鉴也十分明显。
现以满洲为例加以说明。首先，从政治制度上看，“仿古效今”，“参汉酌金”[32]。
努尔哈赤创建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为何不作六旗？而作八旗，八固山。钦定《八旗通志》（初集）记载：
〔八旗〕盖皆创前古所未有，而建诸天地。考诸三王，若合符节。粤稽《史记·天官书正义》，河鼓两旗，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皆天之旗鼓，以为旌表。又九斿九星，在玉井之南，则天子之兵旗也。《周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遂人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之。盖在天垂象，惟圣时宪，蒞军征众，莫不于旗乎有取焉。[33]
金得纯《旗军志》记述：
自黄帝创立八阵，遂为万世兵法之祖。三代之盛，寓兵于农。遂井之为方者，九而耕，夫惟八实，亦八阵之遗意。诸葛武侯亦复有八阵图，以是知八之为数，乃兵法之所不能外。兴朝八旗之制，最为详备。[34]
两段记载八旗缘起，前者云河鼓左右两旗，为天之旗鼓，九斿九星，系天子之兵旗。《八旗通志》似乎未阐明八旗名称的来源。后者则曰八旗与兵法八阵相关。这里仅仅谈到八旗制度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的一面，忽视了其制度构成因素的多重性。当然，不能排除满洲贵族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讳莫如深。
其实八旗制度的建立，是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吸纳了周边民族多种文化形成的。首先，八旗应与契丹的“八部大人”有关。《契丹国志》卷二十三《拼合部落》记录：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更八部名，各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统八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元约如此，不敢争。及阿保机，乃曰：“中国之主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国，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共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别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肯许之。[35]
耶律阿保机在契丹初期“八部大人”的基础上创建国家。这样构架对努尔哈赤组建八旗管理部族应有参考作用。其次，八旗基层单位是牛录，牛录为300人，为何不是200人、400人？此制度又深受金朝猛安谋克制度的影响。《金史》卷四十四《兵·兵制》载述：
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菫征兵，凡步骑之杖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菫，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
部足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36]
金代的猛安谋克是军政合一、军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所有的女真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组织之中。努尔哈赤仿效金的猛安谋克制度，创制八旗，将金人的300户为1谋克，改为300人为1牛录；把10谋克为1猛安，变为5牛录为1甲喇，并将金的两进制，更为三进制，即增加5甲喇为1固山。“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进一步凸显八旗制度的军政和军民合一的属性。第三，八旗为什么叫旗？似由明代卫所官制演变而来。《明史》卷九十《兵志二》云：“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37]努尔哈赤世代任职建州卫所，对其官制了如指掌，借用总旗、小旗之称，以命八旗之名，是顺理成章的事。第四，八旗方位又接受汉族阴阳五行传统文化的影响。《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二《旗分志二·八旗方位》记载：
（八旗）次序皆自北而南，向离出治。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则黑色难辨，故以蓝代之。五行虚木，盖国家创业东方，木德先旺。比统一四海，满汉一家，乃令汉兵全用绿旗，以备木色。于是五德兼全，五行并用。[38]
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定比较充分地综合了汉族等民族的文化，以此来丰富满洲的政治文明，使其得以迅速的发展壮大。
皇太极称汗之初，即着手调整和改革国家机构，强化汗权。后金（清）制度并非自己独创，而是多仿明制，并兼顾邻国朝鲜制度。皇太极强调：“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39]天聪之初，后金设立文馆，就参照明代内阁规制，又综合朝鲜王朝的一些馆院名称与职掌。文馆选儒臣，分为两值，“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本朝得失”，初具明内阁的雏型。崇德元年（1636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掌撰拟诏令，编修史书等；内秘书院职司起草外交文书与敕谕等；内弘文院负责讲解经史，颁布制度。朝鲜时代的《官案·内案》记述：
承文院 正二品。太宗朝定今名，掌事大交邻文书。初在北部阳德坊，世宗朝移入禁内，……国朝以来，领降诏敕。
承政院 正三品。本属中枢院，世宗朝分出，掌出纳王命。在仁政殿东，延英门内。
弘文馆 正三品。世宗朝置集贤殿，成宗朝改置弘文馆，定官名，并用文。掌内府经籍，治文翰，备顾问。在内医院西，即古舍人司。
艺文馆 正三品。太祖朝置，掌制撰辞命。在香室南，并用文。
经筵厅 世宗朝置，掌讲读论思之任。无衙门，并用文，领事及参赞官，虽非文官亦兼。
春秋馆 正三品。太祖朝置，掌记时政。本艺文、春秋馆后分置有实录阁，在艺文馆，并用文。[40]
从《官案》记述看，内三院的名称职掌与朝鲜官制颇为相似。皇太极设立六部，定名承政、参政为正副长官，掌领部事。这也是受朝鲜职官名称的启发。自其先祖猛特穆始，建州女真首领多在蒙古、高丽、朝鲜王朝任官。尤其与朝鲜的入贡与互市，往来频繁。努尔哈赤、皇太极对北方民族政权的建置是比较熟悉的，损益其制，新建己制，是完全可能的。之后，又仿明大学士制度，增设内三院大学士、学士。顺治十五年（1658年），将内三院改称内阁。康熙初年，四辅政大臣以“摒弃汉俗”，仰法祖制为由，恢复内三院衙门。康熙九年，圣祖亲政，再恢复内阁之名。满洲“汉化”过程中的内部纷争可窥一斑。
其次，从文化互动上看，彼此相互参借，丰富本族文化内涵。
北方民族的文化交往是十分密切的，尤其是各民族之间格外重视语言文字的交流，搭建起

中国历史故事简短文字概括

相互沟通的桥梁。北方民族语言多属阿尔泰语系，其语系不少语支又受汉藏语中汉语族汉语支影响，它们相互借鉴，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诸如，满洲的先祖女真人也借用汉字创制了 “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女真文字在东北地区一直延用到明代中期，尔后，女真人改用蒙古文字。“索伦语多类满洲，达呼尔语多类蒙古，听之既熟，觉其中皆杂汉语”[41]。在后金建国前夕，建州女真人同时使用蒙古文和汉字，“凡属书翰，用蒙古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42]。努尔哈赤曾指出：“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因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他指示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并教授他们创制之法，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即满文）颁行[43]。因此文字与蒙古文类似，无圈无点，称为“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方有留存至今的满文老档。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改进文字，增添圈点，使语音更清晰和谐，以及增设特定字母等，此规范化的文字又称“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清朝为了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推广“国语”，编纂一批满语教科书和百余种的多语词典。满语教科书满汉字合璧，诸如，雍正时期的《满汉字训旨十则》、《清文启蒙》、《满汉全字十二头》等，乾隆年间的《清汉对音字式》、《兼清汉字满洲套语清文启蒙》、《清语易言》等，对推动它族研习满洲语言文字起到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多语词典的编纂对多民族文化交流功不可没。例如，康熙时期编著的满汉合璧《大清全书》、《清文鉴》，《清文总汇》，及满蒙合璧的《满蒙文鉴》等，乾隆时期修纂御制的满蒙汉《三体清文鉴》、满汉蒙藏《四体清文鉴》、满汉蒙藏维《五体清文鉴》等。[44]这些词典在体例分类、编纂方法等都继承和发展了汉语辞书编写的特点，保存了多种民族古文字的历史资料。多语辞书的修纂是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的历史见证之一。
语言是民族之间进行沟通的主要工具，当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之时，研究周边民族语言尤其显得重要。满洲贵族适应统治全国之需，大力提倡习学汉语汉字，提高行政管理效益。但是，国土辽阔，各地方言繁多，朝野官僚难以交流，不免误事。雍正六年（1728年），上谕内阁，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比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而办理无误。每次引见大小臣工，陈奏履历之时，“唯有闽广两省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特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今后引见，殿陛奏对，出任他方，需要语言通达。[45]于是在闽粤地区设立“正音书院”，及义学，教授“官话”。尔后，又推广到四川等地少数民族区域。从雍正到乾隆年间，开展了一场以普及北方的北京话为标准的“官话”活动，并设额外正音教职，加强“正音”教育管理。尽管效果并非理想，但是满洲贵族推广“官话”的宗旨十分明确，正音语言，以利统治。
有朝鲜王朝一代，官方文件与文献都是使用中国创造的汉字和汉文纪录的。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第四代君主世宗自创朝鲜半岛最早的表音文字，正式颁布《训民正音》（亦称“谚文”），即今朝鲜文字（韩国称“韩文”）。其文本也是用汉文解释谚文字母如何发音。此时期编纂的弘扬朝鲜先世创业功德的《龙飞御天歌》，也是以汉文撰写，用谚文注音的。[46]将汉字汉文全面引入朝鲜，说明朝鲜对中华文明的仰慕之深。朝鲜颇注重周边民族语言文字的研习与翻译，专门成立正三品衙门司译院，“掌译诸方语言，其属官有（汉）、蒙、倭、女真学，通为四学”，培训翻译人才。[47]后金兴起辽东，满洲由弱小部族变为强势民族。朝鲜尤为重视对满语满文的研习。康熙六年（1667年、朝鲜显宗八年），“女真学改称清学”，乾隆三十年（1765年、朝鲜英祖四十一年），“清学序于蒙学之上”。[48]朝鲜学者先后编写了十余种满语教科书和辞书，《清语乞老大》就是教科书中的一种，在满文旁加朝鲜文译写，并逐句译成朝鲜语。另一部语言工具书《汉清文鉴》是以清高宗《御制增订清文鉴》为蓝本，适当加以删节，并加译朝鲜语词条，成为一本汉语、满语、朝鲜语三种语言分类的辞典[49]。这样深入的语言文字的交流，促进了各个民族的相互了解，密切了彼此间的和睦关系。
四、“满洲化”与“汉化”
北方征服王朝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同化”是相互的，也是有主次的，其中包括政治制度、语言、服饰、婚姻、习俗、宗教、思想、情感等方面。以往一谈到入关后的满洲，较多关注的是它的“汉化”（即“异化”），而很少论及它的“满洲化”（即“同化”）。满洲始终保持着本民族认同性，一方面，先“同化”纳入其民族共同体的它族，实现满洲化，也强制改变人数众多的汉族人诸如剃发易服等习俗。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出现了“汉化”的趋势。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在征服先进民族时所必然发生的事实。
满洲民族共同体是由几个主要民族构成，其主体为建州等女真，包括索伦、达斡尔、锡伯等新满洲成员；其次是蒙古、汉族，这在蒙古、汉军八旗中可以体现出来。从八旗专名佐领的设置，例如，朝鲜佐领、俄罗斯佐领、安南佐领、回子佐领、厄鲁特佐领等，一些异域族人等也成为“旗人”。即使其核心满洲部族也兼容了部分蒙古、朝鲜、汉人等。这些不同历史阶段，加入满洲共同体的成员，在长期的政治、军事、生产、生活中，从组织乃至思想观念诸方面，都逐步与满洲民族一体化，即以满洲自身的特征同化融入的其它民族。
（1）新旧满洲各部整齐划一，从组织上加入满洲。八旗是满洲的立国的根本。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不断将前来归附的和被征服的东海女真、索伦等部族人编入牛录，使之成为满洲部族新成员。在这一过程中，清廷采取多种政策，加快了新满洲融入的步伐。纳入满洲的新成员大体都经历了从北而南的迁移过程，编入满洲社会基层组织牛录，在组织上已融为一体。这样增加了满洲成员的数量，扩大了满洲贵族的社会基础。在“首崇满洲”的社会里，加入八旗，增进了民族认同感。而钦定《八旗通志》、《满洲八旗氏族通谱》的编纂成书，是满洲民族构成法典性质上的认同标志。
（2）新旧满洲共同承担军政义务，分享同等的权利。在挺进辽东，攻略辽西，入主中原的一系列重大战争中，他们同满洲八旗将士一起，冲锋陷阵，血洒疆场，立下卓越功绩，也使情感凝聚在一起。将新满洲视为一体，立军功者，封爵授官，赏赐人口、土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定“各处壮丁及新满洲应给

读中国历史故事集后感

地者，将上三旗官庄并八旗礼部光禄寺丈量所余地亩拨给”。[50]清廷规定：“新满洲人等迁家口来者，不限人数，官给秔米，余人给糙米，日各半升，给至收获一次时止，所需盐酒照戸口支领。若拨地耕种豆地，每六亩给豆种一斗，谷地每六亩给谷米或黏高粱米六升。”[51]新旧满洲血汗凝聚的手足情谊，以及妥善的安置措施，坚定了他们融入满洲的信心。
（3）加强“清语骑射”教化，调整心态，勿忘国本。从京师到地方满洲驻地，都建立各类八旗官学，吸收满洲兵丁及其子弟入学，践习“清语骑射”，培养人才。除了京城设立各类官学外，满洲人聚集之地也开设学校。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题准，黑龙江将军所辖有新满洲、席北、索伦、达呼里等，应于墨尔根地方两翼各设学一处，毎翼设教官一员，将“新满洲、席北、索伦、达呼里及上纳貂皮达呼里等，每佐领选取俊秀幼童各一名”，入校学习，清语骑射是必修课程，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清语为交流思想的工具，骑射乃是生产和军事活动的手段。皇太极对此高度重视，告诫诸王大臣，丧失骑射，将会导致“社稷倾危，国遂灭亡”。[52]世宗告诫值班侍卫及守卫护军等：
满洲旧制最重学习清语。近见挑选之侍卫护军等，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相互戏谑，甚属不合。且满洲人等，俱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皇考之所留遗者，当日耆旧大臣，务以造就后进为心，每将习学满洲本务，努力上进之语，时时教导。今兵丁值班之处，彼此戏谑，殊非善习。嗣后各宜勉励，屏除习气，以清语拉弓，及相博等技，专心习学。此尔等进身之阶，国家亦收得人之效矣。[53]
清廷对满洲人保持本部族特色要求更严。坚持不断地教化，也使新满洲同旧满洲的差距日趋消失，加速了民族心理趋同。《宁古塔记略》记载，新满洲人“赐以官爵，亦不知贵”。将军尝谓有爵者，曰：“今已有官，须学礼仪，一体上衙门。”次日，有官者齐聚府堂，或戴笠，或负叉袋，或跣足，见者无不大笑。将军命坐，即以叉袋垫地而坐，虽衣大红蟒袍，其叉袋仍负于背，以便于买物。“近于都中见之，大非昔比，礼貌言谈，亦几于满、汉无异矣”。[54]此外，他们在婚姻、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语言、姓名等方面与满洲无异。这充分说明新融入的各部族人满洲化的加深。
（4）采取积极措施，自觉抵制“汉化”。在雄居东北地区后，满洲贵族就在思索，如何力保自身民族特色？在吸纳中原传统文化的同时，以防本民族的蜕变？天聪后期到顺治初年，为预防满洲自身汉化，满洲贵族采取不少举措。太宗皇太极强调使用满语、满文。天聪八年四月，他总结它族创业经验，指出：“朕闻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也。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今我国官号，俱因汉文，从其旧号，未知其善而不能从，与知其非而不能省，俱未为得也。”[55]下令屏弃明代官爵、城邑等名号，“俱当易以满语”。如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世职改称精奇尼哈番；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世职改称阿思哈尼哈番；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等，世职改称阿达哈哈番等。并警示：“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56]满名取代汉称，用国法加以保障，足见清廷决心之大。直到乾隆年间，满洲的民族认同感始终没有大的变化。满洲正黄旗人虔礼宝，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举人，由山西高平县知县累官兵部侍郎，由广西按察使入觐召对，因“不能用满语奏对，敕改隶汉军”。[57]因虔礼宝不会说满语，将他由满洲上三旗降到汉军旗，可知高宗的民族认同感是很强的。从太宗时起就坚持满洲生活习俗，不蹈袭它族风俗。崇德年间，儒臣达海、库尔缠屡劝皇太极效仿汉人服饰，改满洲衣冠。太宗不予采纳，指明汉人宽衣大袖，不适宜满洲“左佩矢，右挟弓”的习惯。坚持不变服饰，“恐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58]他还下令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样式。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戴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缠脚”，由牛录章京稽查，违者治罪。[59]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并制定专门条规，“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俱加重罪。[60]之后，满洲贵族仍极力地保持满洲民族本色，防止渐习汉俗。
早在关外时，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兀良哈蒙古等部族的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向汉族农耕经济转化，“耕田渔猎，什倍本土”，人力耕种，“田谷大获”，实行农牧渔猎多种经营。定鼎中原后，实行封建租佃关系的生产方式。满洲贵族面对幅员广阔、汉族人口众多的局面，一方面，对汉人强行满洲化，如薙发、易服等，将此作为顺逆的标志。另一方面，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积极地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巩固其统治，加速了满洲整体的汉化，实现参将宁完我进谏的“陶熔满汉之第一要务”[61]。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尊孔重道，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正统哲学。在关外时，皇太极在汉臣的启发下，已经认识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他建学宫，修文庙，将尊孔崇儒作为治国的政治理想。清迁都北京后，按照明朝礼遇，诏令孔子六十五代孙胤植袭封衍圣公，恢复孔子“至圣先师”位号，修缮京师文庙，并依明制，皇帝经筵日讲前，在弘德殿祭告孔子。圣祖玄烨第一次南巡时，回銮途中，专程曲阜，祭祀孔子，行三拜九叩礼，“异于前代”。他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挂大成殿中。并将此次礼节隆重的祭孔活动编纂成《幸鲁盛典》一书，在御制序文中指出：“朕惟自古帝王，声教翔洽，风俗茂美，莫不由崇儒重道。”[62]圣祖以理学家自命，他认为，孔孟之后，“以朱子之功，最为弘巨”。亲自主持和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书。利用陆陇其、汤斌、熊赐履、李光地、陆世仪、张伯行等一批理学名臣，鼓吹君臣大义，“厚风俗，正人心”，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世宗则追封孔子先世五代王爵。他用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循之则君子，悖之则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兴，失之则乱”的思想，打击朋党，加强君主专制。高宗将孔庙大成殿上的灰瓦更换成黄色琉璃瓦，示意孔子与帝王同尊。他说自幼读书研究性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并三番五次地讲，要以“重儒重道”、“稽古右文”和维护“纲常名教”作为自己的使命，从政则随时随事“以义理为权衡而得其中”。尊孔重道的另一层意义，就是以此来笼络广大的汉族士人，倾心清廷。康熙十八年（1679年）、乾隆元年，两次举行“博学鸿儒科”、“博学宏词科”，延聘人才，就是典型例证。由于满洲上层社会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达官贵人特别仰慕汉族的著名学者，积极参与讲会活动。康熙年间，以“布衣”身份参修《明史》的万斯同又“深于经”，受礼部侍郎徐乾学之邀，编纂《读礼通考》，又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当时京师才彦云集，万斯同谦和淡定，“然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63]象这样的事例在清前期必不为少，它充分地反映了满洲各阶层人士对中原传统文化的认同。
（2）兴办学校，举行科举，延揽人才。为了适应统治需要，提高满洲的文化素养，皇太极开始兴学，收学肄业，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作养人才待用。入关后，清廷广设学校，国子监、八旗官学、八旗宗室学、觉罗学、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八旗义学等，招收八旗子弟入学，培养人才。除了教授“国语骑射”外，仍讲授儒家经典。满洲官员子弟“有愿读清书，或愿读汉书”，汉官子孙“有愿读清汉书者”，俱送入国子监。又令满洲文官三品以上各荫一子入国子监读满汉书。顺治十八年（1661年），规定八旗官学，满洲、汉军，每佐领各增官学生一名，共送子弟二人，“一习清书，一习汉书”。雍正时期，八旗官学进一步扩展，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王大臣子弟年十八岁以下，或在家，或在官学，教授清书，或汉书。七年（1729年）闰七月，设立觉罗学，“读书骑射，满汉兼习”。[64]八旗学校重视汉文及儒家经典的教授，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国语骑射”课程。如咸安宫官学，设“汉书十二房，每房设汉教习一人；清书三房，设满教习一人，再设教射三人，教国语三人”，[65]。可见清廷对汉学的重视程度。将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早在关外，皇太极就考童生，考生员。顺治八年（1651年）六月，确定考试满洲、蒙古翻译秀才之制。同时，规定八旗子弟可像汉人一样考取生员、举人、进士。凡遇应考年份，“内院同礼部考取满洲生员一百二十名，蒙古生员六十名，顺天府考取汉军生员一百二十名”。乡试“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二十五名。”会试“取中满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汉军二十五名”。考试时，满汉分榜，即满洲、蒙古一榜；汉军、汉人一榜。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译汉字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文字一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66]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取消了满汉分榜制度，八旗子弟与汉族一体乡试。又将朱熹的《四书集注》重新作为科举命题和写作八股文的依据。科举考试推动了清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带动了满洲人学习汉语文字和研学儒家经典的热情，进一步提高了满洲的整体文化素质。
（3）在满官中普及汉语和汉文。满洲贵族与官员处理的各项政务，不识汉字，不懂汉语，必然会有诸多不便。自顺治中期到乾隆初叶，衙署、官名满汉并称，渐以汉名为主。如汉语叫内阁，满名称“多尔吉衙门”；汉语叫翰林院，满语则称“笔特黑衙门”。《康熙会典》吏部类目中还散见一些满名官称，如“法克师大”（工匠头目）、“阿敦大”（牧长）、“物林大”（司库）、“布大衣大”（典膳）等。而《雍正会典》内满名之称谓多数不见了。官修典籍修辞的变化，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洲在文化上的“汉化”加深了。
雍正三年，吏部议覆，各省提奏命盗案件及刑部咨稿，俱系汉文，“满洲官员如不识汉字，必被滑吏欺隐，以致误事”。嗣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请拣选通晓汉文人员补授，庶案件易于料理”。“满洲习汉文字者，愈加勉励矣，应如所请”。[67]高宗曾说：“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68]满洲的一些贵族便“不学习清语，公所俱说汉语”[69]，“近闻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皆说汉语”[70]。留驻关外的满洲人亦如此。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盛京马尔屯地方，彼方汉人“多以马二屯呼之”。盛京所属地名，多系清语，“今因彼处满人不能清语，误以汉名称之”。[71]道光初期，吉林地区也发生类似的变化。据《吉林外记》卷三记载：
吉林本为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国语。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然满洲聚族而处者，犹能无忘旧俗。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惟赖读书。仕宦之家，防闲子弟，无使入庄岳之间，娶妇择屯中女不解汉语者，以此传家者，庶能返淳还朴，不改乡音耳。[72]
吉林地方蒙古、汉军的汉化要快一些，而满洲则稍缓。嘉道以来，黑龙江地区的情况也不例外。《黑龙江外记》卷六记录：
晋商与蒙古、索伦、达呼尔交易，皆通其语，问答如流。盖皆童而习之。惟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布特哈近岁能汉语者亦多，然故作茫然，不先出口，此其狡黠之一端。呼伦贝尔则实不能。土人无问何部，翻译《通鉴纲目》、《三国志》，类能强记，剽为议论，而不知读翻译四书、五经。其习汉书者，《三字经》、《千字文》外，例读《百家姓》、《名贤集》，然于论、孟、学、庸，略能上口即止。间有治一经，诵古文数首者，又皆徒事占毕，不求甚解。是以通者绝少，第能句读部檄，得其大旨，则群起而指目为才人，此英俊者所以不能有成也。[73]
可见，清代中期以后，东北地区满洲等族用汉语沟通更方便，逐渐少用满语，而汉语则成为满洲人等对外交流的语言工具。索伦、达斡尔等在满洲影响下，不断接纳传统文化，也加速了自身的汉化进程。然而，满洲等民族是在不同程度上容纳中原先进文化，本民族特征仍存。黑龙江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屯等地满族聚居屯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仍生活在满洲式老屋，从草屋顶，到门窗，再到屋内火炕，以及生产用具，祭祀器具，生活用品，都是满洲的传统样式。并流行着《关于老汗王的传说》、《关于伊彻满洲的传说》、《女丹萨满的故事》等故事。难能可贵的是，这里年纪大一些的人说满语，识满文。[74]这说明从龙入关的满州人，深入中原腹地，汉化程度要深得多，而留居东北边陲的满洲人汉化进程相对滞后一些，仍保持比较浓郁的本民族特色。
五、研究民族史需要充分发掘中外史料
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离开文字的和实物的资料，就不可能揭示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更谈不上学术的创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引进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展开了对旧传统史学的一场大革命。随之而来的，是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内阁大库等一大批文献资料的相继发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运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历史疑难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新史学”发展。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75]这就表明学术研究主要把握两点，一是使用新资料，一为要有问题意识。因此，可以说发现和引用新资料是史学之树永远常青的前提。
深入研究我国周边民族关系史，尤其东北地区尚有不少是跨境民族，诸如蒙古、鄂温克、鄂伦春等，仅凭某一国的单方资料是不够的，必须要广泛地发掘中外文献资料，这样方能使研究较为公允，避免出现偏差。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孟森先生研究满洲先世史，撰写了《明元清系通纪》、《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等名著，就是比较充分地利用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特别是征引朝鲜文献，理清了清朝先世活动的轨迹，拓宽了满洲史研究的视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吴晗为研究建州三卫史，补充明代官私文献记载之不足，从《朝鲜王朝实录》抄录丰富史料，辑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76]刊印。日本学者研究满洲等民族问题时，除了依据中国资料外，也是较早地注重整理与征引朝鲜等国文献，出版影响颇大的研究成果。例如，稻叶岩吉的《增订满洲发达史》，和田清的《东亚史研究》，以及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并记录出版了《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15册[77]，这是研究东北民族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中外史学先哲广泛地利用中外资料撰写鸿篇巨作，为东北民族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学人树立了效法的楷模。
中外民族关系的资料概括起来可分成三大类，一类王朝官修典籍，包括实录、起居注、会典、国史等政书，还有大量的档案、方志等。如自《明实录》抄录成《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78]。从《清实录》辑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79]、《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80]等。《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81]等已结集出版。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档案的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丰富，所藏明代档案已同辽宁档案馆藏明档汇聚一起，将千余件官府文书、簿册等，汇编成《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出版[82]，外交类内容，保存了《朝鲜迎接天使都监督厅仪轨》，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出使缘由、使臣头衔、往返途程、礼节仪式等，弥足珍贵。一史馆以清档为主，其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两大宗档案，基本完成数据库建设，在该馆内网上可以快速检索相关的民族史资料。该馆还陆续出版了此方面满汉文的资料选编，例如，九十年以来代刊布的《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及《续编》，本世纪初印出满文档案翻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等。二类私人撰述，包含诗文集、笔记、日记等。明清时期关于东北地区的重要史料多辑入《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长白丛书》[83]中。边官、使臣等留下的文集、笔记等颇有参考价值。如明万历年间边官、寓居辽海三十余年的郑文彬汇聚相关讨伐“虏寇”之事，参以己意，编纂《筹边纂议》八卷，续集一卷，[84]记述东夷、西戎、北狄、北虏情况。此类边官文集资料颇丰。清康熙时期四次奉钦差出使朝鲜的使臣阿克敦，将从北京抵达汉城的经过，彩绘制成《奉使图》[85]，每幅彩图上，配以诗歌，图文并茂，是一部优美的朝鲜社会生活的历史图卷，非常珍贵。晚清时期，私人日记数量颇多，涉及民族资料不少。例如，李豫等辑校的《韩客诗存》[86]是从晚清人诸人的日记、文存中辑录的史料。如董文涣著《韩客诗存》、《韩客文存》、《砚樵山房日记》等刊载的与朝鲜使者交往唱和的资料。还要注意从诗词等文学作品中收罗资料，以诗文证史。明人吴明济选编《朝鲜诗选》[87]，其中收入111位作者，340首诗，记述了朝鲜的社会风情。邝健行等选编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88]，所选由高丽毅宗到韩国光复时期的56种诗话，绝大多数是朝鲜时代的。凸现了中朝两国士大夫文化的交流的密切。再一类为考古资料、实地考察报告等。如宗室人盛昱广泛勘查碑文，汇集《雪屐寻碑录》[89]，其中收录朝鲜附清金氏家族主要成员的事迹碑文。新中国成立初，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普查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原始的影像、图片资料，撰写了多种调查报告，以及编纂了各类民族简史。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蕴藏着许多尚未发现的有关民族关系的宝藏，需要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搜索。
研究东北民族史尤其要重视邻国朝鲜时代的文献记载。因为汉字很早就传入朝鲜，自三国时期到朝鲜王朝，官私著述皆用汉字记录，以汉字创作文献作品。加之朝鲜与明清两朝关系密切，文献多载中国诸多史事，可补中国文献记载之阙，而多涉东北地区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朝鲜时代的文献也分成三类，一为官书。《朝鲜王朝实录》、《龙飞御天歌》、《同文汇考》、《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通文馆志》、《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等，一些卷帙繁多的编年体官书较细致地记载朝鲜与周边诸多民族交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物等史事，提供许多新鲜的史料。例如，《龙飞御天歌》中记录了元末明初、居住朝鲜东北境一些女真部落首领名称，与朝鲜关系等。这对考证东北古民族、古地名，此等资料尤显重要。明朝出使朝鲜使臣与朝鲜接待官员之间唱和之诗，汇编成多卷本《皇华集》，反映两国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多卷本的《燕行录》、《朝天录》为朝鲜来华使者的记闻，内容涉及明清时期许多领域。二是私著。《高丽史》等记载北方民族关系。“丁卯虏乱”、“丙子胡乱”等重大事变，朝鲜官员都留下较丰富的记载，不少是手抄本存世。朝鲜士人文集数量可观，已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三千册、《韩国文集丛刊》二百册。我国学人林宏刚等从中集录中国资料，主编出版了《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13册）、《韩国文集中清代史料》（17册）[90]。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从中国25史中辑出《韩中日关系资料集·二十五史抄》（上、中、下三册）[91]。此外还有大量的朝鲜族谱、姓氏大同谱等，反映东北民族的迁徙。由明“九义士”冯三仕之后裔冯荣燮编辑的《朝宗岩文献录》三集（续集、后集）[92]，记载在朝鲜明朝遗民“尊攘之义”的活动，以及该国尊周的情况等，内容十分丰富。三系碑刻文物。仅壬辰倭乱纪念明朝将领功劳的《杨经理（镐）去思碑》等就有十余块，《清太宗功德碑》（满蒙汉文

中国历史上分享的故事

、现立首尔市汉江南岸三田渡）等碑为数不少，许多碑文收入《朝鲜金石总览》（上、下册）[93]等，均记载民族关系史事。
明末清初中国商船前往日本长崎贸易，该国要求商人报告中国发生的事情，或交材料，或口述情况，方准通商。将此资料汇聚就形成了日本的汉文文献《华夷变态》[94]，其内容广杂，可作研究明清之际历史的参考素材。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在东北亚地区开展民族历史、古迹文物、地理山川等调查，发表大量的勘查报告，对研究东北亚民族史颇有参考价值。例如，鸟居龙藏考察报告《东北亚搜访记》、《满蒙古迹考》，间宫林藏《东鞑纪行》等。俄罗斯档案的整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了《十七世纪中俄关系》、《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等[95]。俄人军官、商人、探险家等东来，留下不少记载黑龙江的游记。如P·马克著《黑龙江旅行记（1825－1886）》[96]，考察这一带的历史地理、民族社会状况等。陈春华利用十余年时间，广泛搜集中国（包括台湾地区）、俄罗斯等中俄文官书、档案、文集等资料几百万字，分类编辑成《中俄关系史资料丛刊（集）》，即将付梓，其中包含民族史方面新史料。民族关系史研究只有充分地占有中外新史料，立论方能公允，才可以撰写出质量上乘的学术论述。
东北地区主要民族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因地缘、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民族之间的交往颇为密切。一些强势民族及其附属的小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一些衰落的民族则分散地融入其它民族而消亡。满洲同化了纳入本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同时，也用暴力手段迫使人数众多的汉族部分的改习满洲风俗。满洲为了适应在中原的长期统治，积极地吸取和利用汉族的先进文化，使得本民族发生了“异化”（即汉化），在传统社会中得以发展。以往学界谈及满洲的“汉化”，似乎该民族已经丧失了自身特色，融入了汉族之中。历史证明，满洲并没有被汉族完全同化。清朝统一全国后，就满洲整体的“汉化”而言，区域不同，情况不一。在京师等城市中心区，汉化程度要深一些；而在边远的黑龙江、吉林等地区，汉化要相对弱一些，仍保持满族本色。西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者用“涵化”、“文明化”等概念阐述民族相互关系，不是彼此吃掉对方，而是一种文明的交融。应当说这种论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同化”与“异化”的全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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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818。
[②] 参阅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之陈寅恪《重刻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157。
[③] 参阅周樑楷《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历史观点—从西方学术背景所作的讨论（1880~1930）》，《台湾大学历史学报》，1996年第20期。
[④]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页71。
[⑤]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页25。
[⑥]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三联书店，1950年版，页19。
[⑦] 同上，页208-209。
[⑧] Jing-shen Tao（陶晋生）：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十二世纪中国女真汉化研究》）,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ix。
[⑨] 同上注，页x。
[⑩] 参见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十二世纪中国女真汉化研究》）,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ix。《女真史论》，页2-3。
[11] Ruth W. Dunnell 杜奈尔：“Review: 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ation by Jing-Shen Tao” (《书评：十二世纪中国女真汉化研究》)，Sung Studies Newsletter 宋辽金元No.13 (1977年), pp.75-79。
[12] Peter K. Bol（包弼德）：“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 （《求同：女真统治下的汉族文人》）,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亚洲研究》），Vol. 47，No. 2 (Dec., 1987)，pp 461-538。
[13] 汪荣祖等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台湾人文研究丛书》2，2006年版。
[14] 翁独健：《论中国民族史》，《民族研究》1984年第四期，页7－8。
[15]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册十二）卷三十七《山东八·辽东都指挥使司》，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2005年版，页1698。
[16]《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中文出版社发行。版本下同。
[17]《明太祖实录》卷六七，洪武四年七月辛亥。
[18]《明太祖实录》卷一零一，洪武八年十月癸丑。
[19] 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册十二）《舆图要览·辽东边图》，页6040－6044；顾炎武《肇域志》册二《辽东都指挥使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页769－782。
[20]《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癸酉。
[21] 参阅〔嘉靖〕《全辽志》卷四《方物》，诸如谷菽、蔬菜、果品、木材、花草、药材、禽鸟、动物、鱼虫、矿物等。《辽海丛书》第一册，辽海书社，1985年版，页632－634。
[22] 参阅《全辽志》卷三《兵食·边略·马市》，401－402页；〔清〕林佶《全辽备考》卷下《马市》，《辽海丛书》第四册，页2229。
[23]《全辽志》卷六《艺文下·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页676。
[24] 参阅〔正统〕《辽东志》卷二《建置·学校》，《辽海丛书》第一册，辽海书社，1985年版，页377－380。
[25] 参阅《全辽志》卷三《选举志·征辟》，第一册，页594－595。
[26] 参阅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7] 详见明官修《寰宇通衢·京城至辽东都司》，《明代驿站考》附录一。
[28]《辽东志》卷三《兵食·武备·沿边城堡墩台》记载，分南路宁远等处，西路义州等处，中路广宁地方，东路辽阳等处，北路开原等处，以广宁为中心。页391－399。
[29]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页25、27。
[30] 参阅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期；
[31]《满洲实录》卷二，戊子年四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一册。
[32] 参阅《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马光远敬献愚忠奏》，卷中《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清初史料丛刊第四种，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1980年印，页36、页71－72。
[33]〔清〕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一《旗分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册，页1。
[34]〔清〕金德纯：《旗军志·张潮题辞》，《辽海丛书》第四册，辽海书社，1985年版，页2603。
[35]〔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三《拼合部族》，辽海丛书续集一册，1993年版，页240－241。
[36]《金史》卷四十四《兵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992。
[37]《明史》卷九十《兵二卫所》，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2193。
[38]《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二《旗分志二·八旗方位》，第一册，页17。
[39]《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页1。
[40]〔朝鲜〕《官案》（不分卷）〈内案〉，韩国图书馆学研究会编《丛书第二辑》，宝晋斋发行，1971年版，页6－12。参阅〔朝鲜〕《经国大典》（校订本）卷之一《吏典》，朝鲜总督府中枢院编，保景文化社，1959年版。
[41]〔清〕西清：《黑龙江外记》卷六，梁信义等注释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60。
[42]〔清〕福格：《听语丛谈》卷十一《满洲字》，中华书局，1884年版，页216。
[43] 参阅《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己亥（万历二十七年）正月，《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页319－320。
[44] 参阅黄润华等主编《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六《语言文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页76－87、页89－121。
[45]《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二， 雍正六年八月甲申。
[46] 参阅〔朝鲜〕《训民正音》，郑麟趾解例，木板复元线装本，1995年刻；《龙飞御天歌》，韩国乙酉文化社，1975年版。
[47]〔朝鲜〕《通文馆志》卷一《沿革·官制》，朝鲜史编修会编，《朝鲜史料丛刊》，民昌文化社，1991年版。
[48] 同上。
[49] 参阅崔宰宇《汉清文鉴简编》，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50]《清朝文献通考》卷五《田制五》《八旗田制》，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1]〔光绪〕《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九《盛京户部》，（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2] 参阅《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
[53]《清世宗实录》卷六十五，雍正六年正月庚辰。
[54]〔清〕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不分卷），辽海丛书续集二册，沈阳古籍书店，1993年版，页1007上。
[55]《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四月辛酉。
[56] 同上。
[57]〔清末国初〕恩华纂辑：《八旗艺文编目》（点校本）之编目四《集类·别集五（汉军）》，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页141。
[58]《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
[59] 同上。
[60] 同上卷四十二，崇德三年七月丁丑。
[61] 同上卷十，天聪五年十二月壬辰。
[62]《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十七，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己卯。
[63]〔清〕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朱寿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519。
[64]《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四，雍正七年闰七月癸未。
[65]《清朝通志》卷四十七《选举略三》。
[66]《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三五《八旗都统·教养》，（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
[67]《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五，雍正三年八月丙寅。
[68]《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三，乾隆十八年七月壬午。
[69]《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八，乾隆六年三月乙巳。
[70]《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三，乾隆七年八月戊申。
[71] 王树南等纂：《奉天通志》卷二十三《事大志》，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3年版。
[72]〔清〕萨英额：《吉林外记》卷三《满洲蒙古汉军》，辽海丛书续编二册，页915。
[73]《黑龙江外记》卷六，页60－61。
[74] 参阅金启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5] 陈垣编：《敦煌劫余录》之《陈寅恪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4，1991年版。
[76]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
[77] 池内宏编：《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编影印本）1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韩国首尔景仁文化社1989年再版，更名《朝鲜王朝实录抄满蒙史料》。
[78] 王其榘编：《明实录邻国朝鲜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印，内部印发。
[79] 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清实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80] 王其榘编：《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印，内部印发。
[81] 姜孟山等主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两卷本），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刁书仁主编：《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8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档案馆合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3] 三部丛书分别由辽海书社、沈阳古籍书店、吉林文史出版社印发。
[84]〔明〕郑文彬：《抄本筹边纂议》（上、下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影印本，1999年版。
[85]〔清〕阿克敦著、黄永福等校注：《奉使图》，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参阅拙文《清使阿克敦与〈奉使图〉》，《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86]〔清〕董文涣著，李豫等辑校：《韩客诗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87]〔明〕吴明济编，祁庆富校注：《朝鲜诗选校注》（明高丽刻本），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88] 邝健行等选编：《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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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2002年版。
[89]〔清〕盛昱：《雪屐寻碑录》，辽海丛书，第五册。
[90] 两部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008年出版。
[91] 韩国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辑：《韩中日关系资料集·二十五史抄》（上、中、下三册），檀国大学出版部，1977年版。
[92] 冯荣燮编：《朝宗岩文献录》、续集，韩国保景文化社出版，1982年版；后集，1987年版。
[93] 朝鲜总督府编：《朝鲜金石总览》，日韩印刷所，1919年版。
[94] 该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两种日本版本，一是小林叟发编辑，东京秀光社，1916年版；一为林春胜、林信笃编，1644－1732；林鵞峰编，1618－1680；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上、中、下册，1958－1959年版。
[95] 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96] 该书由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据1859年俄文版翻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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