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张凯嵩事迹与《抚滇奏疏》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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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凯嵩事迹与《抚滇奏疏》的史料价值

在清代云南督抚群体中，张凯嵩是一位毁誉参半、争议很大的人物。他一生中得到两次治理云南的机会，第一次云贵总督之任遭遇咸同回民起义，无果而终；第二次云南巡抚之任应中法鏖战之急，摆在这位花甲疆吏面前的是内忧外患一系列棘手难题。张凯嵩力图振作，加意培植和选拔人材，筹边筹饷，消弭地方不安定因素，稳固封建统治秩序，整顿矿务，但边疆事务纷繁复杂、积弊丛生，边疆治理危机、财政枯竭以及接踵而来的勘界、通商、传教等洋务交涉，使他内心备受煎熬又耗尽心力，任职不满三年就积劳成疾，卒于任上。所撰《抚滇奏疏》较全面、真实地保存了张凯嵩云南巡抚任内的从政记录，披露了中法战争和英缅战争等重大事件，涉及政治、经济、国防、外交、民政、民变等多个主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 家 世
张凯嵩，字云卿，又作月卿，粤卿[1]，晚号复园，湖北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他的家世和生平不为《清史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大书所载。唯云南曲靖孙光庭所撰《诰授光禄大夫云南巡抚前云贵总督张府君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碑铭》）记载甚详：
“公先世籍陕西白水。有讳麟者迁江夏。五传至善人翁，业粜。每岁暮，以升合购者，辄覆其直，米中反之，阴行其德，多此类与。长子道光丁未进士。榘殉武昌之难。是为公本生考。生四子。公其仲也。”[2]
这段资料追溯张氏祖籍陕西白水（今陕西蒲城）。先祖张麟迁居湖北江夏。张凯嵩的祖父名正泰，以粜米为业，因为德行不错，乐善好施，当地人有口皆碑，得了一个“善人翁”的雅号。张凯嵩的生父大诏，是“善人翁”的长子，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中进士，不久就亡于太平天国战事。生母陈姓，膝下四子。凯嵩排行第二，过继给叔父张大涛为嗣。大致说，在凯嵩之前，张氏世代家境寻常，既没有显赫的官宦背景，又不是资材殷实的富商大贾。
二 生 平
张凯嵩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公元1820年11月22日。少年时代不仅天资聪慧，而且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沉稳和大度。《碑铭》：
“公性警敏，风仪俊伟，应童子试。故事，日中钤章，吏误污公卷。同试者愕眙，公夷然。榜发，冠其军。学使者扬言于众曰：‘方污卷时，不惊不怒，此大度之士，不当复于文字求之。’”
发现试卷意外被污损，有落选的危险，凯嵩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恼羞成怒，不依不饶，而是冷静处理，终至名列前茅，他的沉着坦然可见一斑。
张凯嵩的科举之途可谓一帆风顺。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拔得乡试第二名。次年赴京参加春闱大考，又得中进士，年仅25岁。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走完了许多读书人一生都走不到头的功名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比生父还早两年中进士。父子同堂应试，儿子胜出一筹，这在科举史上是否可以书上一笔呢？
与科举闱场相比，张凯嵩的仕途一波三折，要艰险困难得多了。先以即用知县发往前线战场广西任用。道光末年的广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形形色色的民变和匪乱正如火如荼地酝酿和滋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亦在积极策动，广西政局处在大变革的前夜。
张凯嵩下车伊始，“所至以文学为先，断疑狱，捕巨匪十数起”。[3]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抵御太平军进攻，进剿山泽绿林，镇压遍地反清力量，凭借着军事上的步步得手，官职节节攀升。历署兴业、马平、苍梧、怀集知县，补宣化知县，调临桂，擢郁林直隶州、庆远府知府、左右江兵备道，直至广西布政使。可以说，他的大半政治资本是在广西积攒的。其间攸关凯嵩仕途、值得指出的有两方面：
第一，从地方实际出发倡议办团练。《碑铭》：
“初，公甫官广西，适洪、杨挻乱，公知势且蔓延。绿营兵朽靡，不足资扞御，乃倡团练之议。规画甚具，上于当道。历任巡抚李星沅、曹澍钟、劳崇光、刘长佑皆深倚畀，奏公才堪大用，故邀简在方事之殷。”
在咸同年间推广开来的以团练取代战斗力丧失的绿营兵的重大方案，成就了湘军和淮军的肇建，也暂时挽救了行将就木的王朝统治。尤其是凯嵩体现出来的战略擘画才能得到前后四任广西巡抚的赏识，故能不断得到提携拔擢。
第二，讲求吏治，延揽人才，举荐贤能。《碑铭》：
“公在桂虽始终兵事，然讲求吏治，孜孜以得人为先。尝言师行所至，有一读书明理之士，则事易举而民不扰。以此知天下事无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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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于人才者。故延揽裁植，不遗余力。尤加意僚属，定兴鹿文端传霖初选广西知县。公一见器之，洊保至知府。为当事者所忌劾之。公旋权抚篆，得其情，急递反之。别疏奖饰，卒为名臣。”
在戎马倥偬的年代，知人善任，留心吏治，培植人才，眼光可谓长远，气度尤其深宏，相信与鹿传霖有类似境遇的人定会对张凯嵩抱以知遇之恩。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张凯嵩升任广西巡抚，从一位从四品知府跃居从二品巡抚，只用了区区七年时间。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简任云贵总督。《清史稿》本传：
“自潘铎被戕，滇事益纷。行至巴东，称病，三疏请罢，坐规避，褫职。”[4]
关于张凯嵩规避滇任的一段公案，迷雾重重，笔者曾撰文有过论说。[5]张凯嵩屡次声称患“偏枯之症”（偏瘫症），请求开缺养疴，清廷认定他蓄意规避，下严旨申斥革职。此案成为张凯嵩饱受舆情非议、终生有口难辩的一块心病。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张凯嵩年逾花甲，以五品京堂重获起用。此后数年经历了一连串的任命，授通政司参议，迁内阁侍读学士，署顺天府尹，简四川按察使。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迁四川布政使，晋贵州巡抚。十年（公元1884年）调云南巡抚。在此任上度过了余生。光绪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公元1886年11月2日）病卒于云南府（今云南昆明），终年66岁。
张凯嵩是因风痰发作，病情恶化而离世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报说：
“本年十月初三日，抚院衙参之期，司道晋见商榷公务，言论如常。忽于亥刻骤患风痰，当即会同趋视。命医诊治，渐觉轻减，而左手左足终觉运动维艰。至初五日，舌本更行蹇涩，神思昏迷，医药屡投，迄无效验，竟至初七日丑刻因病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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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凯嵩元配徐氏，先亡，继室陶氏、蔡氏、郑氏和彭氏四人。有子五，女七。次子仲炘、三子叔煐为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同榜进士，都在京为官。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张凯嵩归葬故乡武昌城东显山，徐氏附葬。
三 著 述
张凯嵩平生著述的数量颇为可观，且多关涉广西、云南任所事。不妨根据著述性质，区分为以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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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1、奏疏。
关于奏疏卷数，现有记载有所出入。
民国《湖北通志》本传：“著有《奏疏》二十八卷。”
《碑铭》：“著有《抚粤奏疏》二十卷，《抚滇奏疏》四卷。”凡二十四卷。
《抚滇奏疏》全书四卷，刊于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原书无序无跋，封面由洪德垿题签。9行20字黑口四周双边。牌记书“癸巳三月江夏张氏益斋开雕”字样，卷末落款“男季煜、仲炘、景藩、季煌，孙善堉校字”。由此可知，《抚滇奏疏》四卷是张凯嵩后人辑录付梓的。全书收录奏折54道，约3.8万字。《抚粤奏疏》当记广西戎事，原书未见，姑存疑待考。
2、诗文集。
民国《湖北通志》本传著录《退庐文牍诗存》十卷。
《碑铭》著录《赐间轩诗文集》若干卷。
又，今人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辑有《檆湖十子诗抄》二十二卷，江夏张氏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刻本，凡8册。
3、杂著。
《碑铭》著录《金碧小琼庐书牍》十六卷和《自叙年谱》二卷。
武作成等《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修《广西全省舆地图说》不分卷（清同治刊本）。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著录编《集千字文寿屏》不分卷（馀墨偶谈本），系广西巡抚任上呈两广总督劳崇光的千字寿序。
又，撰《广西昭忠录》八卷首一卷（《广西通志辑要》本），桂林唐九如堂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刻本。
四 《抚滇奏疏》的史料价值
按照《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的分类方法，《抚滇奏疏》同属于史部诏令奏议类，因而具有一般奏议的共通特点，较全面、真实地保存撰者的从政记录，记事相对完整，有案可查；同时亦是宝贵的档案史料，会披露一些秘而不宣的重大决策过程、个人思想、策略和意图，反映清中枢机关乃至于皇帝与地方督抚之间的信息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其次，《抚滇奏疏》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征，是书反映张凯嵩巡抚任期内云南省的政情民生，直接关系中法战争和英缅战争两类重大历史事件的奏折共10余道，占据相当大的篇幅。再者，《抚滇奏疏》收录的54道奏折涉及政治、经济、国防、外交、民政、民变等多个主题，内容广泛而丰富。
具体说来，《抚滇奏疏》保存了大量筹边史料。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局势快速恶化。中法交恶之后紧接着英缅战争，法、英两强一个从越南、一个从缅甸朝云南包抄而来。在这个多事之秋，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昧于世界大势，懵懂颟顸，外交上事前毫无准备，以致于对利害攸关的周边国家地理情况茫然无知。英缅交兵多时，清廷发出加急谕旨，竟向云南方面询问“八募[7]在哪里”，并索要地图：“至滇省与缅甸交界各要隘，系何地名，里数若干，暨八募究竟坐落何处，是否即系新街，并着先行确查奏闻。随即详晰绘图贴说呈览。”[8]作为堂堂的一省巡抚，张凯嵩竟然也遗憾地回复不知道：“唯八募地方，上年奉旨即曾再三饬查，边外实无其名，或即系新街，英人改名，抑或蛮暮音由译转，均未可知。”只能再费一番周折，向腾越厅同知陈宗海查证，终于明确八募原来就是新街的土名！
1884年6月1日，清廷降旨提醒张凯嵩，中法议和后，“云南将来有边外互市之事，尤须扼定界限，自固藩篱，应如何驻扎重镇，增备船炮，训练营伍”[9]，责成预筹善后，筹划边防。张氏构想四大对策：第一，移镇以重责成，将临元镇总兵从临安府移驻地处冲要的蒙自县；第二，屯田以谋久远，解决云南防务长久不决，大军久驻缺饷，乡团力量过于薄弱的两难困境；第三，建设碉卡以资巡防，“拟凡往来要路地势逼仄嵚崎不能方轨并骑者，扼设二三碉楼作品字型，或连珠型，内藏子药、米薪，外积滚木礌石，以勇干武弁带兵数十名守之”；第四，练习刀矛而利掩击，结合云南地势径曲山多的特点，练熟刀矛和跳掷击刺之法，以便在短兵相接时制胜洋人火器。张凯嵩指出，筹防最重要在于“沿边郡邑营汛委任得人”，文官必须克勤吏事，深得民心，武职必须朴实不欺，谋勇兼备，这是颇有见地的看法。
英国发动并吞缅北的战争后，迤西局势骤然紧张。张凯嵩意识到，英人此举意在“剪伐枝叶”，“徐图动摇根本”[10]他对英法的合围蚕食保持高度警惕，认为“英之并缅，志在通滇，与法之据越南同一用意”，“夫英法之迹虽分，其心则合，彼蛩駏相依，多方以愚我，大言以恐我”。[11]在这种形势下，只有保持镇静，随机应变。他置疑自强派（洋务派）购买洋枪、讲求机器、置办铁舰的做法一方面是“取法乎人”，肯定不能遽得奥妙，另一方面，“我军心胆未壮，技艺未精，虽利器亦不能善事”[12]，而且断定列强只会卖旧武器给中国而留新式自用，如此耗费巨资，非但不能自强，只会自弱。他认为，自强之路“大要在修明武备而理财得人，固结民心”，即整顿内政，官民团结一体，具体有“节浮费以储要需”、“选边才以资镇守”、“固结民心而泯参差”、“访求奇才以备任使”。
《抚滇奏疏》保存了许多晚清云南矿务史料，主要是对铜政和盐务的整顿。云南是产铜大省，咸同年间战乱频仍，铜务一蹶不振。“云南本产铜之区，京运岁有定额。兵燹以后，厂无富商，承办者力薄赀微，见小欲速，作辍无常，办理日形棘手”。[13]清廷一再催促整顿云南铜务，出于双重目的：一方面供鼓铸之资，即造币急需；另一方面杜绝洋人觊觎利权。张凯嵩采取招商集股与官本相辅而行的办法，广为招徕。收效如何呢？“本省绅民报开铜银等厂四十馀处，力薄资微，又萦萦于得失利害，作辍相乘，涉其藩篱，未即窥其堂奥。调查局簿，获矿已有十馀处，缴铜尚只数万斤，其馀有因瘴发水淹停办者，有因铜色不佳停办者，有因工本不济停办者，多求借领官本以资工费。”[14]可见大都半途而废，成效有限。除了以上三个原因，主要还在于铜本挪用于军需，时局不靖使商人裹足不前等等。盐务方面大体相似，“各属盐井当逆回（按：作者站在统治集团立场对回民的诬称。）盘踞之时，毁坏过半，树木被伐殆尽，灶户煎盐柴薪，须赴邻境采买。修井补树所费不赀，是以人皆观望不前……所招商灶均非昔业鹾务之人，于觅卤煎盐之法多不谙悉，是以产盐不能如昔之旺。盐务系计口授食，自地方迭遭蹂躏，户减丁稀，以致盐无销路，即课无来源。”[15]盐井圮毁、盐工星散、销路不畅和柴薪昂贵，都是咸同以来数十年战乱造成的。此外，滇南海盐走私和盐井遭受水灾都导致盐务煎销不畅。
《抚滇奏疏》反映了传教与教案问题。凯嵩来滇时，浪穹教案刚刚完结，又爆发了永北教案，民教之间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与同时代的许多士大夫一样，张凯嵩内心对洋教深恶痛绝。他认为，“习教者非言孔孟，剽窃二氏之糟粕而饰以浮诞之说，几欲援儒为墨，稍知道义者无不非之。”[16]他反复提醒清廷，洋教违背儒家道统，蛊惑心智，包藏祸心，要全力围堵。“携贰导之有渐，祸变伏于无形，莫甚于民人从教一事。彼族蓄谋既久，操术尤工，佯以劝善为名，诱民从教，计狡而毒。彼直欲人其人而潜移默夺之耳。盖民一入教，不归保甲，不服官长，恃教堂为护符，良民嫉之而莫可如何，有若舟中敌国。十数年后教民日多，不堪设想。”[17]不过公开申禁有违中外条约，所以他建议密为钤制，对策有四：另编保甲以资防维，打破教民只服教堂管辖的特权；禁藏军火以释猜忌，因为“闻教民多蓄洋枪、火药，并挂洋人号片，地方官从不过问，民多忌之”；厘正学校以端趋向，士子参加科考，必须出具“并未习教”字样的保结，禁止教民赴考；区别婚姻以弥嫌隙，只许教民之间匹婚，禁止士民之家与教民通婚，否则以嫁娶违制论。凯嵩认为如此能让教民内愧势孤，是“清源塞流”的好方法。不难发现，张凯嵩的反洋教思想既有反对外来侵略的合理成分，也有“夷夏之防”和中西文化信仰冲突的因素，需要加以具体分析。不过，对洋教一味采取仇视和防堵的策略事实证明并非明智之举，禁止教民参加科考和区别婚姻的办法言之凿凿，却根本行不通。
《抚滇奏疏》还有大量财政史料，集中反映为筹饷问题。饷需不继是该时期云南财政的第一难题。关外战事吃紧，边防孔亟，粮饷待支迫切。云南岁入约50余万两，支出90余万两，不敷之数，要靠各省协饷接济，但除四川一省按时解到外，其余省份没有动静。于是抽厘金、开捐例、挪铜本、借内外债、动用另款、撙节经费，凡是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几乎到了竭泽而渔的境地，仍然无济于事。滇南办理边防三年，沿边采买粮米几尽，不得不在临安等处设局开办米捐，“由捐生以实米运局，由各营自行赴局关支。凡捐生运米一石到局，自出运脚、绳索、口袋，无论道途远近，概按目下时价酌中核定，准合例银三两八钱，即米价再增，若非大相悬殊，无庸另议更张”。[18]
此外，《抚滇奏疏》还保存了普洱、邱北等地的地震史料、妇女史资料和部分民变史料等。
综观《抚滇奏疏》一书，不仅对以张凯嵩为个案建立晚清地方巡抚研究的范本有益，而且充实了西南边疆史和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资料来源：本文转载自《西南古籍研究》2008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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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史稿》本传、民国《湖北通志》本传作“云卿”，《新纂云南通志》本传作“月卿”，《诰授光禄大夫云南巡抚前云贵总督张府君神道碑铭》作“粤卿”。



[2]孙光庭：《东斋诗文抄》卷2，苏州曲石精庐民国13年（1924）刻本。



[3] 民国《湖北通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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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人物志十六·列传六》。



[4] 《清史稿》卷424《列传》211。



[5] 参见许新民、康春华：《略论张凯嵩及其〈抚滇奏疏〉》，刊于《中国西南文化研究》（2005年），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



[6] 岑毓英：《抚臣因病出缺请旨简放折》，《岑襄勤公遗集·奏稿》卷27，台湾成文出版社清末民初史料丛书本，1969年。



[7] 八募，即缅甸八莫（Bhamo），习称“新街”。



[8] 张凯嵩：《抚滇奏疏》卷3《复查明缅甸边防并道路折》。



[9] 张凯嵩：《抚滇奏疏》卷1《筹拟滇省边防折》。



[10] 张凯嵩：《抚滇奏疏》卷4《条陈筹边四策折》。



[11] 张凯嵩：《抚滇奏疏》卷3《复缅甸边防并矿务情形折》。



[12] 张凯嵩：《抚滇奏疏》卷4《条陈筹边四策折》。



[13] 张凯嵩：《抚滇奏疏》卷1《复矿务折》。



[14] 张凯嵩：《抚滇奏疏》卷3《复查矿务情形折》。



[15] 张凯嵩：《抚滇奏疏》卷1《奏盐务煎销未畅请缓启征折》。



[16] 张凯嵩：《抚滇奏疏》卷2《筹维滇省大局防闲教民折》。



[17] 张凯嵩：《抚滇奏疏》卷4《条陈筹边四策折》。



[18] 张凯嵩：《抚滇奏疏》卷2《请定米捐章程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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