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论陈宝琛在中法战争中的军事和外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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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陈宝琛在中法战争中的军事和外交策略

陈宝琛，１８６８年中进士，随之入翰林，供职京师。１８７７年到１８８５年大约八年间，加入以京师讲官和言官为主体的清流派政治群体（１），直言敢谏，声震朝野。晚清重大的中外冲突事件，即中法越南交涉和由此而引起的中法战争，正好就贯穿于这八年的始终。这个时期陈宝琛对形势的分析，以及提出的方略，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洞察时局，知彼知己
中法战争的时间是１８８３年１２月到１８８５年６月。具体来说，以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发端，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订完结。战争爆发前，属于中法越南交涉时期。清王朝与越南王朝历来存在着宗藩关系（２）。而１８７４年法国与越南签订的《和平同盟条约》，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封建宗主权，公然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并且当法国把这个条约通知中国后，清政府明确表示不予承认。可见，中法越南交涉时期应从法越签订《和平同盟条约》计起。
《和平同盟条约》使法国得到了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保护权”。法国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野心并非仅此而已，他们的目标是侵略越南，进而以越南为基地，侵略中国西南地区。这样，１８８０年以后，法国毫不掩饰地开始逐步实施其用武力夺取越南北部、兵锋直指中国西南边疆的既定政策。
《陈文忠公奏议》收录的陈宝琛有关中法越南问题的折片有１８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陈越南兵事折》、《请急越南折》、《论越事不可中止折》、《请杜法人狡谋片》、《论法约无利有弊折》、《请饬中外预筹持久并条四事折》等。这１８件折片中，有３件出自中法越南交涉时期，另外１５件写于中法战争期间。
陈宝琛在其《陈越南兵事折》（光绪八年四月初十日）中首次公开表述他　对“越南问题”的看法。他说，越南之于滇粤，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也。”越南一旦沦为法国的殖民地，那么中国西南边疆“滇粤水陆处处逼于他族”。他还认为，法国控制了越南以后，紧接着就会“挟新胜之威”，与中国“争隙地、责逃人、廓商岸”。且法国“志在蚕食”、“求取无厌”，最终“衅端必作”。陈宝琛已预见到了法国迟早要对中国挑起战事，中法间的战争必然会爆发，这是中国单方面“求和”所不能避免的。因此，鉴于“法志在蚕食”和“越境逼犬牙”的现状，陈宝琛提出，清政府的对策应当是“和约断不可凭”，“藩篱断不可撤”。
一年后，陈宝琛再次提醒清政府：“自琉球一役示弱倭奴，遂种族生心，各耽虎视。越南之于滇粤，犬牙相错，辅车相依，亦如朝鲜之密迩陪京，非若琉球之孤悬海外。故琉球失，可为求艾愈病之图，越南沦，则有ｇｕā＠②①糠及米之惧。”（３）主张在越南问题上必须以强硬的态度坚决抵制法国的扩张野心。正是因为“越南沦”，中国西南边疆将无安全可言，所以陈宝琛认为，“与其俟剥肤切近，筹边防海左绌右支，何如乘黑旗之士气犹张，阮氏之人心未去，举义师以平其难，执条约以定其盟”。所谓“举义师”，很明显是包含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主战观。针对“和”与“战”的激烈论争，陈宝琛认为，越南的存亡是决定和战问题的关键，“越南未失，则战易而和亦易，越南若失，则和难而战更难”，颇有见地。
中法战争迫在眉睫，此时的中国，极为重要的是应该掌握对手法国的弱点。陈宝琛认为，“法国虽号骁悍，近且屡遭衄伤，加以黩武费戢，外强中干。东意西英，兵连未解，我果乘之以锐，持之以坚，则主客之形孰劳孰逸。又何能裹粮坐甲，积月累年倾其国以与我争此土哉。”（４）外强中干加之与意、英“兵连未解”，都限定了法国畏惧久战，需要靠速决战求胜，却无力维持对峙战的长期消耗。显然，陈宝琛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以上是陈宝琛在中法战争前夜对形势的认识。
战争正如陈宝琛所预料的，很快就在越南国土上爆发了。当时清政府内部竟然一片混乱。“议战之无人”，“主战之不定”，“迭胜迭负”与“旋战旋和”相伴随。于是一些官员又散布了所谓“四难”论，即“复越难”、“防海难”、“筹饷难”和“用人难”。陈宝琛认为，“四难”是客观存在着，但以“四难”为借口“舍战”而或“言守”，或“言和”，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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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舍战而言守，则守不成，舍战而言和，则和亦必不久，道咸以来覆辙具在，不远之鉴也。”（５）与此同时，陈宝琛明确提出了“越事不可中止”主张。他说，“越南已误于前，中国岂可再误于后”；“求和示弱”，“恐拱手而去者不独越南，沿海之边隅皆越南也，虎视而起者不独法人，环瀛之雄国皆法人也”；“法人新得越南，人心未附，越南臣民方谋背其顺化都城之约”；“半年以来，法兵伤歼甚众，虽占据越地，然用兵未息，矿务、关税利未尽开，筑垒屯兵，力未尽厚”；“法人兵费”，“已形支绌”（６）。总之，中国必须一战，中国在法国暂时处于劣势的有利条件下，有把握一战。
对于法国在外交舆论方面制造出的种种侵越借口，如“越南本非中国藩属”、清军“暗助”黑旗军等等，陈宝琛都予以驳斥。陈宝琛告诫清政府，法国在“部署未周，兵饷难继”时，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抛出所谓“以红河为界”的方案，是迷惑中国。他认为，李（鸿章）宝（海）《上海备忘录》不会解决越南问题，对此，请求清政府“力破红河为界之谬论，明举恢复越南之义师”，以“杜法人狡谋”（７）。陈宝琛又指出，法国表面上“处处恫喝，种种要求”，实则“外强中干”，“专伺我之勇怯以为进退”（８）。当李（鸿章）福（禄诺）《天津简明条约》出笼后，陈宝琛发出警告：“越地全捐，藩篱自撤，滇边互市，戢ｊｉāｏ＠②②无穷，……朝廷勿因和局之成遽罢边备。”他论证“李福条约”的弊端有五：（１）法国利用“词意浑含”伎俩，使其所“保护”的范围，在“止于越南之北圻，抑兼及中国之南界”之中，竟可以随意作出解释；（２）中国按规定撤兵，但条约对侵略成性的法国“岂足为征”，法国的“侵扰与否”，是看中国“边防疏密何如”，“边防疏”，“何时何事”都可以“藉端构衅”；（３）越南“尽委于法”，这样中国“所争者，但缘名耳”，此后的越南，“无与于我”；（４）中国是“以毗连滇境之越界为边”，法国是“以毗连北圻之滇界为边”，“研竟以何者为界”，无所适从。（５）日后详定商约税则，法国说要“格外和衷”，但其“专欲无厌，其端已兆”（９）。陈宝琛的分析，重点仍是重申，清政府决不能让法国强占了越南，否则后患无穷，将自食苦果。
“知彼不如知己”（１０），李宝琛早在中法战争刚一打响就已提出这一忠告。陈宝琛对“李福条约”出现前后清政府与法国签约讲和的动机的剖析，就十分中肯。在清政府方面，“但顾输弊割地之有伤国体，苟能免此，虽授彼利权，留我隐患，有所不计”（１１）。言外之意，过去中国与列强交战，结局都有割地一项，中法战争时中国能够不割地，清政府似乎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是对清政府摇摆不定外交政策多么大的讽刺。而法国，“非利在速战，即利在暂和。我如主战不坚，则为其所算，我如见和即许，尤堕其术中”（１２）。果然，法国仅仅是把“李福条约”当作一种缓冲手段，时隔不久，就“违约犯边，调船北向”，袭谅山、台湾、马尾，“衅自彼开”。既然法国“迫我以不得不战之势”，那么中国“舍议战外”已“别无自全之策”了（１３）。
二、整军备战，出击求存
中法越南交涉时期和中法战争中，陈宝琛对解决冲突问题的主导思想是主战，《陈越南兵事折》里所提出的“谋粤督”、“集水师”、“重陆路”三策，可以说是构成他日后军事方面整体谋略的基调。我对陈宝琛有关军事思想的分析，大致就围绕着这“三策”进行。
（一）西南边疆军政要员人选与越南战场军事部署
陈宝琛说，“粤督于越南之役，其势难以遥制。顾琼雷斗绝，港澳环居，必当有重臣临之，用以镇抚诸国，钩络三边。”这里，陈宝琛指出了两广总督在此非常时期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同时又强调必须委任“重臣”，并且授予“钦差”特权，方能胜任该职。他推荐的人选是李鸿章和左宗棠，评价二人“威望卓著，老于兵事”，建议清廷“于两臣中简命一员，以钦差大臣驻扎粤中，督办法越之事，滇粤各军均受节制”。另外，陈宝琛还提名彭玉麟、丁宝桢、张之洞，“皆两粤督抚选”。就“驻粤督防”的军事统帅，陈宝琛建议可在张曜、吴长庆、鲍超、彭楚汉等官员当中ｇé＠②③选。就“督师出防”的军事统帅，他荐举派云南布政使徐廷旭率军“出关”，“牵制法兵”，派广东布政使唐炯率军“赴蒙自筹处，以窥越边”，还特别强调，应授徐、唐以“专折奏事”之权（１４）。陈宝琛强调的这番话，并不是多余的。徐廷旭“悬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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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后，便发生了“俾得专奏，事事遥制于粤西倪文蔚”事情。于是陈宝琛又呼吁，“徐廷旭既得交址，人心复明。关外形势如足独当一面，即宜ｌīｎ＠②④以督师之权，授之方略，勿为牵制，以尽其长”，提出“倪文蔚如不得力，则移之腹地，毋误兵机”（１５），而以“久历戎行，才望本在倪文蔚之上”的刘秉璋“代倪文蔚”（１６）。
当清廷“既起李鸿章经略军事，乃复召镇北洋”，引起朝野“疑议纷纷，以为中朝殆无战志”的情况出现后，陈宝琛的看法与此不同。他认为，“朝廷以拱卫畿甸，宜任重臣，调度军储，宜责疆吏。且远攻必先近守，海战不如陆剿。故遣张树声还督两广，而擢唐炯抚云南”（１７）。这就指出了，清廷让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是出于“拱卫畿甸”全局战略的考虑，决不是以“舍战”为前提的。清政府在军事全局调度上的慎重举措，被陈宝琛所理解。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具有全局观，也正是陈宝琛后来能够以“钦差”出任南洋会办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陈宝琛还建议，对“还督两广”的张树声要多方支援，如“李鸿章、左宗棠迅调湘淮将领，募练成军，出关策应”，而张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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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抵粤”后，“以两粤兵事、饷事委之，兵则募诸土著，船则调诸内洋，饷则取诸粤海”（１８）。又建议，“移刘秉璋于南徼，用其锐气深谋”，指出这存在着刘秉璋与张树声“同出淮军，必能齐心协力”（１９）的有利因素。
陈宝琛之所以阐发“同出淮军，必能齐心协力”观点，是针对着西南边防官员中出现了严重的湘淮派系争斗。最典型的，是彭玉麟与张树声的矛盾。陈宝琛认为，对“彭玉麟经营粤防，事事掣肘”现象，“宜饬督抚济以和衷”（２０）。清政府后来入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就是基于以非湘非淮者消除湘淮矛盾的考虑。
“用人必先破格”（２１），是陈宝琛反复强调的主张。不仅如此，他还上书请求，“如果战事既开，或有用臣之处”，将“不辞效用”（２２），表示了必与法国抗争的决心。
（二）海军与海防在战时的重要作用
陈宝琛感叹，“以广东首受夷祸垂四十年，而至今未设兵轮水师”，“东省既无水师”，会造成“战事专趋陆路”。他强调，必须高度重视海军的重要性，“粤中兵轮水师急切不能成军，超勇、扬威两艘既以重价购之，即可移缓就急，应由新简之大臣酌调一艘，并得力师船数艘，分布粤洋，藉壮声势。虽未必能出洋搏战，而琼崖驻有兵轮，则有可捣西贡，可巡神投、多渔各海口之具。外夷军谋至慎，张为疑兵，彼亦必分军回顾矣”（２３）。这明确指出了，粤洋有中国海军巡防，法军就不能完全掌握制海权。
“粤无水师，则选南北之戈船委之。”陈宝琛认为，这支新组合的舰队，虽说“不足以摇法”，但“自足护越”，于是提出了“直趋顺化港，以至富春”，“以兵略下诸城，与滇粤两军相应”（２４）这一水陆配合、两面夹击的战略。陈宝琛又把它称为“海道进兵之请”（２５）。当然，“海道进兵”方略是在法国尚未于越南重要军港聚集战舰、广筑炮台情况下提出来的。从攻防整体战略角度分析，陈宝琛“广东兵轮断在必置”（２６）的主张，完全符合战争的实际情况。陈宝琛又认为，“雷琼对岸即富良江口，纵不能出舟师以要彼归路，亦当练水勇以张我军威”（２７）。这说明，陈宝琛对粤洋水域战备的构思，主要是从“置兵轮”和“练水勇”两处着眼的。
“衅端既启，彼将分兵扰我海疆”（２８），“沿海各省，加意严防”（２９），“法人违约，海防加严”（３０），“海防不疏，滇粤各军可以一意规复越南”（３１），种种呼吁，反映出陈宝琛对重海防战略的深刻认识。他建议，以粤洋一线，“江南渔团，广东水勇，皆练土著”；在闽海一线，让“新莅船政”的何如璋“驻扎海口”，“帮同调度”，“濒海一带募练土勇，举办乡团”，“招勇于漳、泉”（３２）。陈宝琛分析，法国“声言袭台扰粤，窥江犯津”，其动机含有“全力并攻台澎，据我腴壤以责偿”和“潜则分扰海疆，挫我水师以泄忿”（３３）两因素，因此“海防募勇，多多益善”（３４）。
陈宝琛赴任南洋会办后，立刻上书表态，“吴淞若有战事”，他一定尽力“分曾国荃备御之劳”（３５），确保南洋一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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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琛强调，“江南防务最重吴淞、长江二口”，建议“吴淞炮台但击一面，惟藉塞港以遏敌船，长江襟带七省门户，尤重淮军扼守江阴”（３６）。应当指出的是，陈宝琛就吴淞水域具体攻防战术，有创见地提出了“塞港以遏敌船”主张。当时他是经过“量勘水道”后，形成“塞港”方案，以至“备办”了“塞港石船”。所言“吴淞炮台但击一面”，是指“吴淞炮台一律东向，敌不入沪，则炮无从施，而台之肩背均可为敌炮所乘”。陈宝琛不赞成曾国荃曾提出的“不守吴淞，专扼江阴”主张，以“塞港”论证吴淞可守，同时强调增添“巨炮精兵”可“壮声势”。“江阴为入江门户，扼防独重”。陈宝琛同样重视江阴防务，认为“炮台、兵船、水雷三者俱备，但使各擅其长，则敌舰断难飞度”（３７）。
鉴于“南洋防务最难周密”，陈宝琛亲自到“吴淞炮台指示工作”，并且“观升各轮停泊形势”，巡阅镇江，江宁等地长江沿岸“各炮台督操水靶”，使“江南防务大致粗定”。对此，他还指出了防务中存在的问题。如“台炮之施放尚为灵捷，而取准未能悉娴，兵船之抛泊尚属联络，而扼守似宜因势”（３８），这就从“取准悉娴”、“扼守因势”方面，对炮台的训练和战舰的布防，提出了急需进一步加强的要求。
陈宝琛关注福建海疆的局势，请求把南洋战舰抽调到闽海一线，增强该处的攻防力量。他曾建议，“沿海省分设电报，以利师行”（３９）。
（三）战争胜负最终取决于越南战场上陆军的较量
中法战前，陈宝琛强调“滇粤边军断在必增”，主张粤、滇军“出关”、“出境”、“出防”，刘长佑所部“与为犄角，以一军夹攻河内，以一军分扰南圻”（４０）。他提出，法军“由法都至，须二、三十日”，清军“由粤省至，速则三、五日，迟则十日”，因此中国在用兵速度方面优于法国。陈宝琛提醒说，法国“声言犯粤”是“欲以牵”中国“出师”，“声言取琼”是“欲以禁”中国“救越”，清政府必须认清其“狡诈”嘴脸，同时，中国“谋越”，根本目的就是“杜”法国“内侵”（４１）。
“北圻大半沦陷”，“顺化又不守”，这一局面，使陈宝琛对战略构思作了调整。他认为，既然法国开始“分罗战舰，广筑炮台”，这样，中国原拟“跨海袭攻”计划就“已难为力”，所以“惟有由陆进取，步步归复”。北宁是“滇粤门户”，为清军“战守所资”，必须全力防范。至于“由陆进取，步步规复”的具体战略，则是“以云南之兵复桑台，以广西之兵谋河内，以广东之兵扰海阳”，战略目的在于，造成法国“兵分力单，顾此失彼”（４２）。
“欲师贞必需器利”。陈宝琛就西南前线清军装备问题，提出“宜练洋枪队以接战，运开花炮以攻城”（４３），强调现实进行的是近代战争，那么就必须使用近代已出现的先进武器。可以看出，这是晚清坚船利炮御侮论的具体实践。
当清政府被“和局”倾向困扰时，陈宝琛不断呼吁，对入越清军的“军火饷需”一定要“照常接济”，而且应“乘此间隙，布置周详”，“训练防军”（４４）。陈宝琛预见到中法战争的胜负，最终取决于越南战场上陆军的较量，显示出他具有敏锐的军事战略目光。
此外，陈宝琛又具体针对着南洋一线的陆军，提出“炮台兵轮，防务所重，然亦恃有策应之陆军。而陆军制胜之方，则以参用西法教操为第一要义。”对此他计划“别募五、六营，遴员管带，参合中西之法，教练成军”。（４５）。
三、灵活外交，以夷制夷
面对中法冲突，清政府应当采用何种外交政策呢？对此，陈宝琛明确提出了“联与国”主张。他认为：“德、法、仇也，法岂须臾忘德哉？俄有衅，德无援，法始敢称兵于越耳。法得越且复强，恐亦非德之利也。故中国欲拒法，则必联德。”于是建议：“应密令使德大臣乘间说诸德之君相，曲与联络。一面促造德厂铁船，多购毛瑟枪炮。时与德之官商往来款洽，以动法疑。德诚忌法而与我交固，足阴为我助，即不能得其要领，但令法军心存顾忌，亦足分其势而扰其谋。”（４６）
显然，陈宝琛的所谓“联与国”，具体说就是“联德拒法”。在这里，陈宝琛指出了两点：（１）应当充分注意到德国与法国之间的矛盾，如果法国因占据越南强大起来，这是德国所最担心的，因此德国势必同中国联合，暗中援助中国以遏制法国；（２）在外交上广泛造成中国与德国关系密切的舆论，即使中国与德国实际上未能联合，也使法国产生很大的疑虑，不能集中精力对付中国。陈宝琛对“中国欲拒法，则必联德”的分析及其主张，说明他已经注意到在外交中要利用矛盾。
不可否认，陈宝琛并非近代以夷制夷外交手段的发轫者，因为近代伊始，林则徐便提出了“用诸国以并拒英夷”主张。以夷制夷实质上是面对诸国对华的现实，利用矛盾去对付某一时期的主要之敌，尽可能用联合此夷制约彼夷等策略，以期在外交上争得主动权。
尽管陈宝琛“联德拒法”的以夷制夷外交手段并未在实际中得以实施，但它毕竟反映出，陈宝琛的这一灵活外交策略，是存在着可行性，以及有其现实意义的。
注：
（１）清流派群体约形成于１８７７年，可参阅拙文《京师清流党形成概述》（《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９２年第１期）。陈宝琛在１８８５年因“荐人失察”受处分，致使归故里“闲放”二十年。
（２）宗藩关系，是一种封建的宗主与藩属的关系，它属于东方封贡体系，即清朝皇帝要越南国王接受“册封”，并定期派人到京“朝贡”，而清政府则对越南负有保护的责任。东方封贡体系同西方殖民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
（３）（４）（１５）（１７）（１８）（２１）（２８）《请急越南折》。（以下陈宝琛各奏折，均出自《陈文忠公奏议》，不另注）。
（５）（６）（１０）（１３）（２０）（２１）（２５）（３１）（３２）（４１）（４２）（４３）《论越事不可中止折》。
（７）（１２）《请杜法人狡谋片》。
（８）（９）（１１）（２９）（４４）《论法约无利有弊折》。
（１４）（２３）（２４）（２６）（３９）（４０）（４６）《陈越南兵事折》。
（１６）（１９）《请以刘秉璋代倪文蔚片》。
（２２）《附陈战事如开不辞效用片》。
（３０）《交印抚臣驰赴防所折》。
（３３）《请饬中外预筹持久并条四事折》。
（３４）《附陈募勇积弊片》
（３７）《报驰抵江宁遵旨赴津片》。
（３６）（４５）《请募勇参用西法教练折》。
（３７）《报巡阅情形折》。
（３８）《报回抵江宁顺勘防务折》。
（资料来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4年第6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81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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