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近代中国对外模式及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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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代中国对外模式及演化

近代中国的对外模式定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其后虽然有所发展和演化，但其基本定式并没有改变。它是中华民族“华夷观”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直接反映，也是大清统治者因循守旧唯我独尊心理的表现，以此模式对付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入侵，不仅达不到维护领土及主权完整的目的，而且注定要遭到列强的宰割。
一、近代中国对外模式的历史渊源
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意识极强的民族，早在中华元典（《诗》、《书》、《礼》、《易》等作品中，就有“华夷之辨”，“内华夏，外夷狄”的观念了。与此相对应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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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诸华，诸夏与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四夷名称的出现。这种对中原农业民族（华夏）与周边游牧民族（夷狄）的划分，被历代中华封建王朝所继承，继而发展到明清之际的的“夷夏之防”（王夫之语）。从对华夷的简单区分到从华夏主体意识出发，对周边诸夷的戒备和防犯，它所宣扬的是典型的华夏中心主义和华夏民族高人一等的种族优越感，显然，它把来自中华以外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视为“化外之邦”和没有文化教养的野蛮人。
在大清王朝诸代统治者的思想中，国家“平等”的概念是没有的，任何国家和君主要和大清发生关系，必须以藩属国的身分出现，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方面的来往，而作为藩属国，必须接受大清王朝的统治（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册封”），必须履行大清王朝所规定的义务（具体表现在“朝贡”）。这种宗藩关系之所以得以建立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是因为当时大清帝国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比周边国家强大，对周边国家有一种强劲的控制力量，以此为基础，对付外邦的两种基本手段：“剿”（进剿，征伐）和“抚”（安抚羁縻）便脱颖而出。首先，自古以来，中华帝国对那些桀傲不驯的蛮夷一贯作法便是大兵进剿，凭借中国强大的国力，这种进剿往往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结束，进剿的结果不是将外夷驱逐至远便是使其俯首称臣。其次，作为进剿的补充手段——抚，也是中华帝国对外邦采取的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战的策略，当进剿遇到一定的阻力而达不到一定效果时，当进剿损兵折将费财靡饷给帝国带来巨大的损失时，统治者往往会采取这种兵不血刃的怀柔手段，通过武力和金钱的软硬兼施，以此达到使外邦臣服的目的。大清同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便是这种安抚政策的最好体现：一方面，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并不谋取对周边国家的特殊经济利益，在朝贡中采用了“薄纳厚赠”的政策，使藩属国的朝贡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即所谓的“朝贡贸易”，另一方面，宗主国往往对藩属国的君主以武力方面的支援，帮助藩属国抵抗异族入侵或镇压国内的反对派，以此来维护其统治。这种政策既维护中华帝国在“天下”的霸主地位，又使中外相安无事，处于和平靖安状态中。
鸦片战争前的中外关系，就是靠这两种手段建立起来的。中国使外邦臣服的历史，便是“剿”和“抚”轮番交替使用的历史。一般来说，可战而胜之时就用“剿”，战而不能胜时则用“抚”，但无论是剿还是抚，作为中华帝国的清代王朝，都处于一种主动地位，都能够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状态也使中国历代统治者坚强了自己是“天朝上邦”、“天下共主”的观念，以致使他们沉醉其中，安于现状，最终落后于世界时代大潮。
二、以“剿”为主导，辅之以“抚”的对外政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大国英国发生的第一场战争，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种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碰撞，其结果是古老的中华帝国被战败，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早在这场战争半个世纪前，英国对大清帝国已有了“觊觎”之心，不过那时的英国是以和平友好的面貌出现的：1793年，英国派出了庞大的使团——马戛尔尼使团；若干年后（1816年），又派出了阿美士德使团，两次使团的目的同出一辙：一是想和中国建立商业贸易关系，二是想实现英国和中国的平等外交。为了表达英国对中国的尊敬和友好，英国在派出使团的同时，还向中国皇帝赠送了大量的珍贵礼品，包括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和新式武器。然而，事与愿违，一切想改变中外关系的企图注定要失败。英国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观念和泥古拒变的文物制度，他们的使团被大清王朝毫无理由地看成了表示臣服效忠的进贡队伍；他们的一切要求自然遭到了乾隆和嘉庆的严厉拒绝，其理由是：“中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 接着代替和平方式的便是鸦片的阴险渗透和一场被鲜血浇灌的鸦片战争。
起初，道光皇帝并不把英国放在眼里，即使当时最有头脑的林则徐，也把英国开来的兵舰看成是旨在偷运鸦片的武装走私〔2〕， 不相信一个“化外蛮邦”竟敢远隔重洋和大清进行较量，但当大英帝国的炮火燃遍东南沿海时，大清才从天朝的迷梦中惊醒，真正意识到了战争的存在和威胁，于是，一派进兵痛剿之声便响遍了大江南北。道光帝连连发出谕旨，严令沿海各路官军进行痛剿，并调动全国人力物力加以支援。颜伯焘——闽浙总督，主剿派铁杆人物，曾洋洋洒洒地慷慨陈词：“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帆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3〕。但战事发展到1842年初，几乎所有战场均遭失败， 几乎所有主剿派官员，不是战死沙场（陈连升，关天培，定海三总兵等），便是自杀身亡（江继芸，裕谦等）。或者临阵脱逃（颜伯焘，余步云等），而这之后，几乎所有主剿派将领无不对英夷心怀恐惧而“缓兵苟安”了。在夷夏观念和天朝至上的熏陶下，清王朝的官员对“逆夷”主张进剿几乎是出于本能，不加思索，因此，清朝官员在战争初期几乎都是主剿派（包括琦善、伊里布、奕山、奕经、杨芳、牛鉴等）；但通过和英军面对面的交锋，通过屡次战斗血的教训，才深深体会到了英夷不同于大清以前接触到的任何蛮夷，即而从盲目冲动中冷静下来，开始思考进剿英夷制胜的可能性。于是，代替进剿的便是安抚了，也只有安抚了。但道光帝并不想丢掉面子，放下架子，即使一心想“抚”，也要做做进剿的姿态吧？于是，在1842年4月， 他在给前方将领的谕旨里便作出了“先剿后抚”的指示〔4〕。“先剿后抚”，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 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胜利，再与英军讲和，这反映了道光帝已对全面进剿失去了信心，即而想以安抚加以了结。从策略上讲，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使大清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也可限制英夷的漫天要价，或许还可以通过适当的恩惠使英夷臣服。但这种“先剿后抚”的策略，只不过是大清统治者的白日梦。最终，大清不得不施展自己的“安抚”手段，以谈判求和订立条约来结束这场战争。
三、“以夷攻夷”思想的复出
“以夷攻夷”四个字多见于鸦片战争大清许多封疆大吏的言谈中，但此种方法的运用，远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时的攻讦和利用，近可联系到北宋时的史实。虽然那时还没有人以“以夷攻夷”加以概括总结，但的确是“以夷攻夷”的实际应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把中国的历史推上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系的历程，同时也打开了中国认知西方的第一步。尽管这种认知极其肤浅，但在那样一种封建主义笼罩下，这种认知毕竟有很大的进步性，也是对封建主义的抨击和冲荡，它包含了那个时代一切进步人士最可贵的精神和品质，也说明在死水一潭的封建主义泥坑里，仍然有一些“异端者”，不愿墨守成规，勇于探索中国以外世界的精神风貌。最先将自己的认知编辑成集的是林则徐，他的《四渊志》着重介绍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成为近代中国人最早了解欧美国家的主要资料来源；其后又有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著作的问世。不仅如此，在翻译、编辑，介绍西洋图书的同时，一些封疆大臣和开明人士还提出了一系列御侮救亡的思想，其中之一便是“以夷攻夷”。
林则徐是“以美制英”的首创者。在与英美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林则徐明确提出了区别“英夷”与“米夷”（美国）问题。并分析说：“查英吉利在外国最称强悍，诸夷中惟米利坚及佛兰西尚足以与抗衡”〔5〕。值得重视的是，对西方列强应该区别对待， “以夷攻夷”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有代表性的现象。在东南沿海尤其是在广东一带任职的封疆大臣都有类似的思想。曾任两广总督的阮元（1764—1849），在鸦片战争时曾致函伊里布说：“素知在粤通市各国，＠①咭＠②之外，唯咪＠②＠③国最为强大，……若优待咪夷，免其货税，又将＠①夷之贸易移给咪夷，则咪夷心感荷天恩，力与＠①夷对抗”〔6 〕，伊里布（1772—1843）认为阮元之法极为上策，在《代奏阮元联咪制＠①片》（道光21年）中，他也认为：“若假咪夷之力以制＠①夷，似觉事半功倍。虽以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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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借助外夷未为正办，然兵法中本有伐交之说，而以夷制夷之法，汉唐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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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史策者不一而足，仿而行之尚非失体。”〔7〕作为近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魏源， 更是将“以夷攻夷”思想发扬光大，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魏源明确指出了写作此书的目的：“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8〕。从而提出了近代中国反击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三种方案，即“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遗憾的是，虽然在鸦片战争中“以夷攻夷”思想已有一定的传播，但并没有得到大清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因此也不可能得到实际应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大清统治者的“天朝”观念由来已久，自认为强大无比，足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击败来自任何蛮夷的进攻（这从颜伯焘等主剿派官员的言行便可见一斑）；另一方面，是因为客观条件使然。虽然英国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这些国家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其利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共同的目的都是要打开中国的大门，为此目的，他们只可能靠近和联合（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便是明证），而不会为了中国而彼此失和乃至开战。因此，“调夷之仇国以攻夷”（魏源语）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却缺乏其实现的可能性。但是，这种“以夷攻夷”思想在近代中国以后历史发展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近代中国对外政策一个比较突出的手段。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并开始以“调停”等形式得到了实际应用，这也为近代中国传统的对外模式增添了新的内容。
四、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背后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军队共有80万，八旗20万，绿营60万；单从人数上看，汉族武装力量要远远强于满族武装力量。但是，清朝统治者却巧妙地利用军队的编制和驻防以及不同武器的配备，使这种优势化为乌有。其具体作法是：一、在军队的编制上，尽量将绿营“化整为散”而将八旗相对集中〔9〕。二、在武器装备上， 八旗也大优于绿营。也正是通过这两种方法，大清统治者不仅能够将汉人的武装力量绿营牢牢控制在手中，而且也有效地镇压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和边疆叛乱，从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长治久安。但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大清统治者却无法用这套把戏来对付英军，由于综合国力明显不如英国，也无法用对付周边国家的政策和手段来对付英国。二十多万军队抵御不了不足两万英军的铁的事实，足以使人怀疑天朝对外夷的控制和驾驭能力，也不得不使人反思。林则徐深有感触地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列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未免相左”〔10〕。由于清军使用的武器明显落后于英军，致使每场战役都与“所谋相左”，这无疑是清军屡遭败绩，毫无胜算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从血的教训出发，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承认自己不足的前提下，公开号召国人向外国学习；但在天朝至上的氛围里，有多少真知灼见能够被统治者采纳呢？这就注定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认识。通过两次战争的洗礼，大清统治者终于认清了坚船利炮的威力，终于承认了在天朝之外还有强大国家的存在，最终，以“自强求富”为目的洋务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师夷长技以制夷”得到了贯彻和实施。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大清“师夷长技”的根本目的，仍是为了“制夷”，而“制夷”最根本的方法，仍然是“剿”，为了提高自己“剿夷”的能力，必然要提高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然要保持优良的武器装备，即而必须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虽然开展了学习西方的先河，但这种学习却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他们的学习仅限于外夷的“器物”，即所谓“以中国之纲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语），而疏于对“器物”后面异族文化和文化后面深层结构的学习和探索，因此，这种学习只是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的学习，是为了施展自己的对外政策，加强自己剿夷能力的一种主动。这说明，虽然有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虽然开展了洋务运动，大清统治者“天朝上邦”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以此为指导思想的对外模式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转变，大清仍然把包括英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夷”，只是不同于以往大清接触的任何蛮夷而已。“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刘锡鸿语），大清仍然不承认与自己平等的国家存在（这从迟迟不愿派出驻外使节也可窥见其底蕴），仍然抱着华夏中心主义做着天下共主痛剿蛮夷的美梦。这就注定了以后中法战争，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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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注定难逃列强的宰割（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近代中国对外模式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注释：
〔1〕梁廷＠④《粤海关志》第33卷，第8页
〔2〕《林则徐集·奏稿》第702页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760页
〔4〕《李星沅日记》上册，第423页
〔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第299页
〔6〕〔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
〔8〕《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上册，第79页
〔9〕罗尔纲《绿营兵志》第30—31页
〔10〕《鸦片战争》第二册，第568—569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口右加英
＠②原字为口右加利
＠③原字为口右加坚
＠④原字为木右加丹
（资料来源：《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81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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