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绍-林绍年与《林文直公奏稿》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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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林绍年与《林文直公奏稿》概说

一、林绍年的家世与生平
林绍年（1849～1916），字赞虞，晚号健斋，福建闽县（福州府治，今福建省福州市）人。林家自唐代迁居福建，至晚清在当地已繁衍生息数十代。林绍年的高祖林根，祖父林树基，生父林星海，林星海娶高氏、蓝氏，生六子，绍年为蓝氏所生，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自幼过继给伯父林景桐为嗣。综合现有的传记资料，林绍年祖上三代无做官经历和科举入仕的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福建林氏虽为望族，但支系不少，闽县林氏是一个普通的耕读世家，无显赫背景。
1849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十三），林绍年出生在县城西九库同。少年时期性格“温裕，懿量倾侪辈”，[1]在同辈中出类拔萃，文才出众，能写一手好文章，“弱冠行文即惊长老”。[2]他自称不工诗，据此推测平素所擅长非诗歌骈文一类的文体，而是经世致用的时务之作，或穷经究理的学问文章。晚清时代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宏观背景之下，洋务运动和各领域的革新迫切需要大批实用人才，促使清政府暂时搁置政治顾虑，选拔、任用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基于这种社会环境，林绍年科举入仕道路的初期比较顺利。他18岁丁卯科乡试中举，1874年甲戌科会试中式，时年25岁。
第二个阶段是京官时期（1874～1893），20年间艰难竭蹶，仕途坎坷蹉跎。林绍年先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授编修。1880年和1882年先后充会试同考官和顺天乡试同考官。期间被委以国史馆、功臣馆纂修等差使，是为京官之词臣阶段。1887年奉旨以御史用，次年补授浙江道监察御史，至1893年外放前历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协理京畿道御史，还被钦派抽查漕粮，巡视中城，是为京官之御史阶段。林绍年个性耿直，不畏强权，敢言无忌，官御史期间在朝野内外掀起了几场政治风波。咸丰朝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西北回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等国内各民族反清运动，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削弱了统治能力。上层统治集团深切地认识到亡国危险，所以同治朝一度改弦更张，革新朝政，澄清吏治，变通体制，力图起衰振弊，主

中国历史博奕故事

要举措是采西法求自强，练兵制器，筹建海军，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官制上也做出相应的调整，跨出国门对外交往开始启动，史称“同治中兴”、“同光新政”、“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但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国家机器的根基不触动，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中国近代化的制度“瓶颈”，洋务运动就只能停留于局部的修修补补，仅收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一时之效。旧体制的弊端反而会以新形式潜伏在洋务运动的各个层面，阻碍、“绑架”改革，甚至使改革走入歧途。中法战争后，操持权柄的慈禧太后倦勤，耽于逸乐，上行下效，朝野文恬武嬉，朝政腐败黑暗，专制体制的新旧弊端沿着国势下行的轨道充分暴露出来。林绍年身为御史，目睹朝纲紊乱，时事艰难，大胆直谏，主要表现在：
第一，1889年初连上三道折片，敦促清政府革除捐输和海军报效两大弊政，在颐和园工程进献和奕譞退职问题上与慈禧相龃龉。捐输是晚清时期官民公认的一大弊政，起弥补财政亏空的作用，名目众多。海防捐改归郑州河工以后，报捐数额严重下滑，林绍年认为捐输是政府的权宜之计，实属有伤国家治体，应该及时停止。[3]而海军报效与捐输如出一辙，导致名器过滥，在社会上声名狼藉，应该一并停止。[4]当时清廷正在营建颐和园，林绍年风闻地方督抚为了投慈禧所好，争相报效巨款，存储北洋生息，用息银赞助园工，其中两广总督报效100万两，两江总督70万两，直隶总督、四川总督各20万两，江西巡抚10万两。林绍年抨击此举违背祖训，严重妨碍国计民生，加剧吏治败坏，“封疆大吏先欲以此取悦朝廷，若朝廷受之，将为督抚者既开其端，其属吏势必竭民脂膏，以奉迎其上，上下相蒙，交征不已，天下之吏治、民生，尚可问耶？”[5]所以一方面朝廷应该率先倡导节俭，以地方为重，刹住这股进献歪风，“朝廷所以示天下者，当以节俭为先，不尚货财之进奉，朝廷所以责督抚者，当以地方为重，无取贡献之殷勤”，[6]一方面督抚应该慎重职守，不搞投机取巧，“督抚宜表率属僚，爱养百姓……如其藉诛求以资进献，既不得谓之忠，即或罄帑藏而不顾地方，亦不得谓之智”，[7]要求立即停止进献活动。这道奏折明眼人都能看出是针对修园工程的后台慈禧的，言辞犀利，言人所不敢言，朝野上下争相传颂，引起慈禧震怒。慈禧传懿旨严厉申斥林绍年，驳斥说并无督抚报效之事，“该御史此奏……任意揣测，危词耸听，殊属谬妄！”[8]
1889年光绪皇帝准备亲政，其生父醇亲王奕譞鉴于君臣父子关系纠结难以处理，为了避免猜嫌，遂以体弱多病为由，适时婉请开除所承担的海军衙门和神机营差使，退出政坛。慈禧好言慰留，答复数月以来多次探视病情，“见王眠食精神渐臻康复”，勉励奕譞“务以国事为重，勉肩巨任，不必推辞”，[9]在光绪帝亲政后继续管理海军衙门和神机营事务。奕譞退职事件既是朝政又牵涉皇族家事，如果贸然卷入其中，处置不当，或者出言不慎，政治上极易引起猜疑和招致祸患，采取回避态度是最四平八稳的办法。但林绍年没有明哲保身，他发表了与慈禧相左的意见，直截了当地说：“醇亲王久著贤劳，此刻正宜颐养安居，不宜管理事件”，同意他交出权力，关于管理海军衙门的继任人选，林绍年建议从满族亲贵中提拔人才，而且“天潢中人才辈出”，不需要“醇亲王独任其劳”，[10]敦促慈禧接受奕譞的辞职请求，成全其谦让美德。
第二，建议光绪帝专心经史，严格宫禁，亲近贤臣，防范宦寺，杜绝太监交接外人和利用皇帝近侍的身份招摇撞骗。光绪帝亲政后，令同文馆学生入直内廷，教授外语。林绍年觉得不妥，他认为精通外国语言是翻译人员的任务，非光绪帝需要掌握的帝王之学的重点。皇帝应该专心经史，与大臣讲求讨论实政，只有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圣学才能日益精纯，所以建议撤走同文馆学生。[11]林绍年奏报说，内廷太监恣意妄为，遇到朝廷简放要缺优差，往往事先得到消息，放出风声，而且居然能与后来朝廷颁发的任命诏令相吻合，故而市井之间议论纷纷，流言四起，“中外喧传，无不深骇”，他委婉地提醒光绪帝予以重视，自查自省，“籍籍同声，殆非无故”，建议饬令内务府严加管束，并命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严厉打击违法分子，“凡有太监人等与外人往来或干预他事及托言与太监认识出入禁门者，迹近招摇，即行严拿重治。”[12]并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检点言行举止，与太监保持距离，不给他们可乘之机，预防太监干政、乱政。
第三，弹劾中央政府高官和地方封疆大吏。林绍年在奏折中点名批评户部尚书某半年内从未到署上班，统计刑部尚书某1年内到署办公6次，吏部侍郎某自上任以来到署2次，“僚属哗然，颇生怨叹”，中央政府高官如此懈沓，官风不正愈演愈烈，“百司庶职视公事为具文，以因循为得计，不免有怠玩之心”。[13]奏请严旨训斥，整顿纲纪。无独有偶，中法战争期间保台有功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当时名望鼎盛，林绍年以“不胜职任”予以参劾，称刘抚台四年以来，耗费公款数百万两，却任用非人，漠视民情，导致台湾政治民生乱象丛生，刘铭传“颟顸竭蹶，固不待言，即律以溺职辜恩，当无不可。”[14]主张立即加以撤换，真可谓“弹劾益无所避”。[15]林绍年不畏权贵，高调讽劾高官的作风，令“权贵侧目”，对官场陋规公开抵制，自然招致官僚集团排挤和嫉恨。
第四，敦促朝廷查办科场舞弊案，严肃考风考纪，并建议变通阅卷章程，防范徇私舞弊。科举考试是封建国家的抡才大典。19世纪末世风日下，考风不良，科考弊案此起彼伏。1893年癸巳科顺天乡试中考风之败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试题泄露，替考猖獗，换答试题，临时换卷，传递夹带，作弊手段花样繁多。林绍年出身科举，对士风堕落深恶痛绝，奏请对证据确凿的舞弊士子传案审讯，依法惩办，以肃政体而儆后尤。又以考生习惯事前向阅卷大臣通气，打通关节，阅卷大臣对此习以为常，存在公然接受请托、徇私通融的不正之风，林绍年建议采取封闭阅卷办法，考试之日宣阅卷大臣入文华殿，等候阅卷，杜绝私下交通关节的弊端。丁惟禔贿赂太监张二，谋取江南考官差使，事情败露，京城舆情汹涌，林绍年奏请简派大员严加审讯，查明案件真相。
总之，林绍年担任御史期间，义正辞严，据理力争，勇于任事，敢于担当，一方面将御史职守发挥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行事果断，特立独行，与日益腐败萎靡的官场习气格格不入，因而树敌众多，被同辈视为异端，遭到孤立和打击。其子林葆恒概括说：“先君秉性方严，嫉恶如仇，尤不善事权贵，为京僚十余年，挺立无所倚。”[16]
第三个阶段是西南地方官时期（1893~1906）。1893年，吏部考核林绍年堪胜繁缺知府。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初四），由吏部带领引见，次日奉旨外放云南昭通府知府。[17]这一任命明显带有放逐出京的目的。首先任命程序不合乎规定，林葆恒透露说，按照惯例，御史截取引见后，要由吏部行文军机处，开单简放，而“当局惎先君直，引见次日，遽畀昭通，论者谓昌黎潮阳、六一夷陵不啻也。”[18]近人就此发表过议论，多有类似看法，“士大夫知者莫不太息，而滋咎左右执政无能为朝廷惜留骨骾、匡阙失裨大计之臣。”[19]有的直言林绍年“以风鲠不容于执政。”[20]其次在清人眼中，云南地处僻远，蛮烟瘴雨，而昭通府在云南又属于地瘠民贫之地，衙署颓坏，官员居无其所，“历任皆借居考棚”，以致于林绍年上任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借用养廉银修葺办公处所。对于具有报复和暗算嫌疑的一纸任命书，林绍年安之若素，有人劝他就近改官道员，遭到婉言谢绝。他坦然踏上西南征程，经历了数重磨难，“舟过沅江，触滩几溺，抵滇感烟瘴，几不起”[21]，却矢志不移，不改对清王朝的忠心，对下达外放令的光绪帝也从无半句微词。
1894年底，林绍年到任昭通府知府，两年后调署云南府知府，1899年兼署云南布政使，累迁贵州按察使、署贵州布政使、云南布政使，严惩横暴，平抑冤狱，清理吏治，治绩斐然。1902年擢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1904年，清政府改革官制，裁撤冗滥，绍年上疏直陈督抚同城之弊，自请裁缺获准。遂于同年底改署贵州巡抚。1906年调广西巡抚，于是年冬内召回京。从1893年算起，林绍年官西南三省达13年，从一位从四品知府跻身为封疆大吏。
分省而论，林绍年一生三次莅滇为官，宦居云南十余年。20世纪初官至巡抚时，正值清王朝统治走向穷途末路，在全国推行以举办实业、改革教育和预备宪政为主要内容的自救型新政。这一时期对云南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滇越铁路动工在即，社会风气嬗变的步伐加快。林绍年顺应并积极推动历史变革的潮流，他主政三年的大事有：①借新政之机大力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计有高等学堂、算学馆、蚕桑学堂和东文学堂等，是云南新式教育发展的拓荒者。②向省外和国外大批输送云南学生，多次考选云南士子赴京师大学堂深造，向日本派遣的云南籍留学生多达130余名，是云南留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批留学生很多日后成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骨干、新军军官和辛亥重九起义的策动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培养了一大批清王朝的“掘墓人”。③镇压周云祥起义。方国瑜先生说：“是时林绍年任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为镇压人民起义之主谋者。”[22]④澄清吏治，严格地方官吏考选，举劾不法官吏。⑤发展经济，倡导参用西法植桑养蚕，培植蜡树和桐树等经济林木。⑥变革军制和饷章，裁撤绿营，整顿团练。其余还有筹办滇越铁路，肃清边境治安，减轻摊派云南的赔款等等。
在治理贵州的两年期间，林绍年针对贵州省地瘠民贫，吏治紊乱，陷入经济文化事业落后，社会治安糟糕的恶性循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重大举措有：①清理“插花”积弊，调整省内行政区划，破解长期困扰贵州的“老大难”问题；②兴办新式学堂，改良社会风气，加快社会进步步伐，先后开办或改办蚕桑学堂、客籍学堂、将弁速成学堂、高等学堂预科、师范传习所；③咨送留洋学生，培养人才，引进“新鲜空气”，在任期间全省共派遣了留日学生百余人。④发展实业，开办丰泰矿务公司，着手开发矿业；⑤裁撤防营，整顿军队。
林绍年任广西巡抚不足一年。广西政事素以繁难著称，面对积重难返的局面，林绍年甚至萌生退意，相比在云南、贵州两省的治绩而言，要逊色一些。主要举措有：①开办新式学堂，创办法政讲习所，改办简易师范学堂；②办理矿务；③招商垦荒，制定简明章程；④建议省会从桂林移置南宁；⑤筹划编练新军办法。
综观林绍年“沿边三省，蒞事八年”[23]，改革措施有的成效显著，如开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有的已经破题，需要继任者继续跟进，如清理“插花”，编练新军；有的仍然停滞不前。
第四个阶段预备立宪及晚年时期（1906~1916）。1906年11月，奉慈禧懿旨，林绍年以侍郎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遂入直军机处。先后兼署邮传部尚书、度支部右侍郎，因介入针对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的政争（史称“丁未政潮”）失败， 被逐出军机处，次年8月外调河南巡抚。1908年补仓场侍郎，再度回京供职，担任过民政部右侍郎、学部右侍郎、经筵讲官和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不过与当局政见不同，已经失去实权。预备立宪时期林绍年牵涉的人物、事件甚多，拟另文专题探讨。清朝覆亡后，林绍年以清朝遗民自居，寓居天津，内心苦闷，纵情山水，“弛然不自惜”，[24]坚决拒绝与民国政府合作。1916年10月2日（农历九月初六）卒于天津，谥号“文直”。《清史稿》、《清国史》和《新纂云南通志》等正史和方志均有传。
二、林绍年的著述与《林文直公奏稿》的成书
林绍年“诗文多不留稿，有《奏疏》若干卷藏于家。”[25]笔者查询国家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收藏和翻检《清史稿·艺文志》、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统计其著述如下：
1、张祖祐编，林绍年订《张制军年谱》二卷，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线装五册。
2、林绍年辑《滇闱唱和诗钞》一卷，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刻本，线装一册。
3、林绍年撰，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凡七卷卷首一卷，线装六册，牌记题“宣统丁卯刊于京师”，实为民国十六年（1927）刊行， 半页11行22字黑口四周单边双鱼尾，国家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藏单刻本，省图藏本封皮题“林子友捐送”。是书由陈宝琛作序，卷首辑录谕旨、御赐祭文、御制碑文、国史本传、墓志铭、神道碑、贵州合祀故抚张惠肃公祠碑记，正文卷一谏垣奏稿，卷二抚滇奏稿，卷三督滇并会奏稿，卷四抚黔奏稿，卷五抚桂奏稿，卷六抚汴奏稿，卷七还京奏稿，是撰者较完整的从政记录。据此判断，《林文直公奏稿》是林绍年去世后由其子葆恒纂辑付梓的。
《林文直公奏稿》现存民国京师刻本一个版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此影印成书，列为“清末民初史料丛书”第20种，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亦据此影印，取名《闽县林侍郎（绍年）奏稿》，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一辑301种，是为丛书本两种。
三、《林文直公奏稿》西南篇目四卷
卷一 抚滇奏稿
1、补授滇抚谢恩折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
2、赏给头品顶戴谢恩折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
3、奏报抵滇任事日期谢恩折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
4、颁赏平定粤回捻匪方略谢恩折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
5、拣员请补要缺同知折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补辑）[26]
6、循例缓办年终密考片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补辑）
7、调用员名赴滇委用片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补辑）
8、校阅云南标营冬操片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补辑）
9、拣员升补要缺知州折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补辑）
10、拣员更调

5中国历史故事集

要缺知县折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补辑）
11、续遣二批学生并选员出洋游学折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
12、审明营员办匪烧毙多命折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
13、滇民按盐随粮年捐巨款请加乡试中额折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
14、开复处分谢恩折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
15、报送京师大学堂师范生年贯册至外务部咨附履历册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补辑）
16、复陈筹备派款情形折 光绪三十年五月
17、选派速成师范学生并续遣三批学生出洋游学片 光绪三十年七月
18、资送预备科学生片 光绪三十年七月
19、遵旨敬陈管见折 光绪三十年八月
20、请裁云南巡抚折 光绪三十年八月
21、遵旨筹饷复陈滇省情形折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22、滇省现设团营处所日期恳敕部立案片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23、敬陈滇省情形恳免再派解款折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24、开办蚕桑学堂折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25、委办桑蜡各员衔名片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26、整顿滇省团练片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27、选派学生出洋片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28、设立东文学堂片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29、调署黔抚谢恩折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30、恭报交卸抚篆日期折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卷二 督滇并会奏稿
1、奏报兼署督篆日期折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
2、剿办游匪情形片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
3、呈报滇军越境剿匪情况电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补辑）
4、滇军会剿游匪迭获胜仗折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
5、督办前敌军务道员功绩卓著片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
6、个蒙厂匪现经歼除折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
7、奏报交卸兼署督篆日期折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补辑）
8、剿办镇边猓佧各匪折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
9、厂匪窜陷临安折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
10、优恤殉难守备马子贤片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
11、攻克曲江馆驿进规临城折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
12、会围临城并收复石屏折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
13、收复临安府城歼除首要折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
14、游击陆鸣皋甘心从逆立即正法片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
15、马子贤死事惨烈请立传建祠片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
16、临安石屏失守各员罪有应得分别办理折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
17、剿办蛮河会匪折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
18、遵旨派员赴调并沿边会剿情形折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
19、变通营制折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
20、变通省防营制饷章片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
21、变通团哨班期折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
22、滇军出境会剿情形片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
23、滇军剿匪异常出力恳照原保给奖折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
24、滇境游匪肃清请奖折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
25、特参顽寇殃民总兵折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
26、滇越铁路购地设兵需费恳指拨的款折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
27、收复临安石屏府州城池请奖折 光绪三十年五月
28、滇军出境会剿边地肃清片 光绪三十年五月
29、裁减绿营折 光绪三十年六月
30、遵查云南铁路办理情形折 光绪三十年八月
31、滇军驻粤会剿情形片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卷三 抚黔奏稿
1、恭报接署贵州抚篆日期谢恩折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
2、购机开铸铜元折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
3、瘴故营员弁练建祠附祀片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
4、开办蚕桑学堂折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
5、调署人员拟酌量办理片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
6、收复四寨丙妹文武绅团请奖折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
7、拟办插花地方片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
8、选派学生出洋折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
9、速定政体以救颠危折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
10、改定政体宜由宸衷独断片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
11、广储旗材片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
12、筹办客籍学堂片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
13、创设营团将弁速成学堂折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
14、川军会剿仁怀妖匪请奖折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
15、补授桂抚谢恩折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16、振兴女学折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17、特保知府石廷栋片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18、高等学堂设立预备科并派员出洋考察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
19、改设师范传习所片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
20、拿获积年著名土匪盗匪片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
21、筹办黔省事宜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
22、收复丙妹四寨等处出力人员请奖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
23、酌裁新添防营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
24、惩办不法团首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
25、黔省秋冬两季咨送学生出洋片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
26、清理通省插花敬陈办理情形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
27、设立上游矿务公司片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
28、恭报交卸黔抚并赴粤日期折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
卷四 抚桂奏稿
1、恭报到任日期谢恩折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2、办理善后需才请将得力各员留省折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
3、移置省会折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
4、密陈南服筹边大计折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
5、桂事善后须款筹拟办法折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
6、桂事繁难据实自劾片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
7、招商垦荒折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
8、新纂刑民诉讼各法广西尚难通行折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
9、筹议新军办法折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
10、边营改归提督窒碍甚多请照旧办理折
11、恳请收回成命折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12、开办法政讲习所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13、改办简易师范学堂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14、开复故藩司汤寿铭原官片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15、提款收运官锑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16、筹办矿务情形片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17、广西军务善后出力各员请奖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18、恭报交卸抚篆日期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资料来源：本文原载于《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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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纾：《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经筵讲官弼德院顾问大臣予谥文直闽县林公墓志铭》，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首卷，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2] 林葆恒：《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经筵讲官弼德院顾问大臣林文直公行述》，1916年刻本。



[3] 林绍年：《河工合龙亟宜停止捐输折》（光绪十四年十二月），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79页。



[4]林绍年：《停止海军报效片》（光绪十四年十二月），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83页。



[5]林绍年：《督抚报效请饬禁止折》（光绪十五年正月），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95页。



[6]林绍年：《督抚报效请饬禁止折》（光绪十五年正月），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95-96页。



[7]林绍年：《督抚报效请饬禁止折》（光绪十五年正月），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96页。



[8] 《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五。



[9]林绍年：《懿亲辞让盛美宜请懿旨允行折》（光绪十五年正月），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86页。



[10]林绍年：《懿亲辞让盛美宜请懿旨允行折》（光绪十五年正月），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89页。



[11]林绍年：《请撤出同文馆学生片》（光绪十八年十月），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12]林绍年：《宦寺恣肆流弊宜防折》（光绪十八年十月），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13]林绍年：《请饬大小臣工勿再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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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片》（光绪十九年二月），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19页。



[14]林绍年：《疆臣不胜职任据实纠参折》（光绪十四年十一月），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61页。



[15]林葆恒：《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经筵讲官弼德院顾问大臣林文直公行述》，1916年刻本。



[16]林葆恒：《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经筵讲官弼德院顾问大臣林文直公行述》，1916年刻本。



[17]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第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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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林葆恒：《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经筵讲官弼德院顾问大臣林文直公行述》，1916年刻本。按：昌黎潮阳，指唐代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号昌黎；六一夷陵，指北宋欧阳修贬官夷陵县令，欧阳修号六一居士。



[19]陈三立：《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经筵讲官弼德院顾问大臣林文直公神道碑铭》，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首卷，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20]林纾：《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经筵讲官弼德院顾问大臣予谥文直闽县林公墓志铭》，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首卷，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21]林葆恒：《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经筵讲官弼德院顾问大臣林文直公行述》，1916年刻本。



[22]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3页。



[23]《御制碑文》，林葆恒编：《林文直公奏稿》首卷，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按：此处似从1899年兼署云南布政使算起。



[24]林葆恒：《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经筵讲官弼德院顾问大臣林文直公行述》，1916年刻本。



[25]林葆恒：《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经筵讲官弼德院顾问大臣林文直公行述》，1916年刻本。



[26] 按：补辑系整理者从《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广西会党资料汇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三种资料中纂辑的奏折、咨文共计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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