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西太后和李鸿章“以夷制夷”策略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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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西太后和李鸿章“以夷制夷”策略的破产

19世纪末叶，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是以西太后和李鸿章为首的清廷最高决策集团，执行的“以夷制夷”策略的必然恶果。而《中俄密约》的签订，更是这种策略产生的一个怪胎。
史学史专家陈其泰教授指出：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独立发展的特点，凝聚成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民族
品格，并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宝贵贡献，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优点。但是，“独立发展”的另一面，却是它长期与外界绝少联系（只有汉唐时期是例外）。
19世纪，欧美的资本主义已经蓬勃地向前发展了一二百年，东方的大国——中国的封建皇朝则还沉睡在“天朝帝国”的美梦之中。它对海外世界已经发生的巨变，几乎一无所知，死抱着“闭关自守”的国策不放，妄自尊大、傲慢拒外，声称自己“中土居大之中”，海外诸国均谓之裔、夷，而欧洲的资本主义列强更被当作“荒远狉獉”的“化外之夷”、“夷狄之邦”予以鄙视。
当然，这决不是说，在举朝“浑浊”之中没有智慧之人。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和战争期间，著名的民族英雄、两广总督林则徐努力作到知己知彼，认真、深入地了解敌情。他“日日使人刺探夷事，翻译夷书，又购其新闻纸”。他还针对英国的船坚利炮，呼吁清廷加紧造船制炮，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同时，林则徐又指出“剿夷”的八字“要言”：
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也，第一要大炮得用。
在鸦片战争中，以清宣宗道光帝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始而盲目虚骄，终而屈膝投降，导致中国在陌生的外国殖民者面前惨败。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上述截然不同的表演实为其一。而造成这不同表演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世界资本主义形势和西方列强事务昏暗无知，目光瞢然。这势必完全丧失了应付事变的能力，只能以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换取苟延残喘的统治局面。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一些有深邃眼光和卓越识见的官僚和士大夫，开始对中国的闭关自守和盲目自大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魏源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魏源，清嘉庆、道光时人，曾多次参加会试均落第而归，34岁时按例捐资得了个“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职务。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朝统治由盛至衰的急剧转变时期。鸦片战争前后，他看到清廷日趋腐败，西方列强的侵略正把中国一步步地引向黑暗的深渊，民族危机已处于紧急关头；然而清统治者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以“天朝上国”自居，吹嘘“国运方隆”，对于延请西人教造船制炮技术的呼吁斥责为有丧国体，是“求胜夷之道于夷”，“古今无是理”。这不禁使魏源心急如焚，焦虑万分。他认为，为了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挽救民族危机，决心沿着林则徐的脚步向前，大力发挥了林则徐的主张，将其所提出的“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口号，发展为“以夷制夷”，即：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这个口号既符合当时一般人的心理（因为如前述，统治阶级把中国周边国家称为“夷”、“裔”已经伸入人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更为重要的又因能“睁眼看世界”，初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性，所以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显示出时代演进的特点，具有进步意义。
魏源一生写有《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当代爱国的“活的历史”。在这些著作中，他努力把探索清朝统治的盛衰与反侵略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魏源将英人处处“侦我虚实”与我对外茫然无知的鲜明态度作了一个精采的对比：他指出，英国人把新加坡作为了解中国的前哨阵地，他们的具体作法就是：
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察中国情形虚实。
但令人奇怪的却是，中国对英国的情况一无了解。魏源对此长叹道：
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其长技，喟矣哉！……使后世有人焉，日翻夷书，刺夷事，其不转罪于多事，甚坐以“通番”者几希！
因此，他大声向清廷呼吁说：
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
可见，在魏源看来，“悉夷”、“师夷”是“剿夷”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有“悉夷”，才能知“夷”之长于我之处，才能“师夷”，用“夷”之长处补我之短处；只有“师夷”才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才能“剿夷”，取得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伟大胜利。
那么，怎样才能“师夷”呢？魏源提出，政治思想上要有变易的历史观，“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也就是说，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变革得愈快、愈彻底，愈有利于老百姓。当然，他注目的重点是学习军事技术：一是造战舰，二是制火器，三是讲养兵练兵之法，整顿军队，以加强其战斗力。此外，他还提出发展民用工业的主张。显然，这些都是要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的轨道，待自己国家强大后，用自己的力量抵御西方列强的力量。
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畬，也是近代中国最早放眼看世界的一位著名思想家。徐继畬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道光初年中进士，并获朝考第一名，为皇帝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以后又担任过广西浔州知府、福建省延建邵道道台、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可谓是朝廷大员。他一生写过许多著作，除了其奏疏、文集、诗集编入《松龛全集》外，最为著名的当属《瀛寰志略》了。该书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样，都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密切结合御侮图强、研究近代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的启蒙著作，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徐继畬虽然因身份、地位、所处环境与魏源有质的区别，在当时投降派（道光帝本人在鸦片战争中就是一个最大的投降派、投降派的核心人物）当权的形势下，不得不依附于清廷中的对外妥协势力。如在鸦片战争中与求和妥协势力融为一处，声称“奋中国之全力，亦断不能扫穴犁庭”；对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也认识不清，称“英夷以商贩为主，以利为命”，并无割取中国“疆土之意”。所以，他的著作缺乏鲜明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但是，由于徐继畬广泛搜集了有关西洋国家的数十种资料，并对主要列强的疆界、地理、物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进行比较选择，向中国人加以介绍，这无疑对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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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时代潮流，“师夷长技以制夷”起着有利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瀛寰志略》的主要成就如下：第一，它向国人展现了一幅比较正确而完整的世界图画，尤其是一个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崭新世界。按照清朝官书《皇朝文献通考》所说，中国居大地中央，四周都是海，没有什么五大洲。徐继畬则告诉人们，大清帝国并不是万世一系、独一无二的世界中心，五大洲不仅存在，而且还存在着一个为中国人全然无知的新世界，那里存在着与中国截然相反的近代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在经济上，徐继畬满腔热情地介绍了欧美早期近代化国家，在摆脱中世纪小农经济束缚后，工业化迅猛发展的概况。例如，以蒸汽机和机器为动力或工具完全取代了手工业操作，铁路、公路及海运业的发展更把世界联成了一片。一言以蔽之，欧美国家已建成了近代大工业的资本主义体系。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对外进行殖民掠夺，以称雄世界。例如，英国由于其“骤致富强”，遂向海外扩张，“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这实际上是向中国人揭露了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对外侵略的本性。
在政治上，徐继畬对西方列强摆脱封建专制制度的羁縻，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十分赞赏，认为议会制要比“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统治民主。他还特别赞扬美利坚开国总统华盛顿亲手建立的民主制度，不传子孙。而传贤人，是“公”的原则的体现。这实际上是呼吁中国政体要有所变革，跟上时代发展潮流。
在军事上，徐继畬赞扬西方列强，尤其是英美两国军事制度、兵种以及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他以火器和造船为例，论述了西方文明在当时所居的先进地位：
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为奥妙，篷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
徐继畬还总结了西方列强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侵略、奴役菲律宾、瓜哇、孟加拉、印度时所采用的卑鄙手法，其中，他这样描述了欧洲列强侵略印度和孟加拉的情景：
欧罗巴各国之居印度，始于前明中叶，倡立者葡萄牙，继之者荷兰、佛郎西、英吉利，皆以重资购其海滨片土，营立埔头，蛮人愦愦不察萌芽。英吉利渐于各海口建立炮台，调设兵戎，养精蓄锐，待时而动。迨孟加拉一发难端，遂以全力进攻，诸蛮部连鸡栖桀，等于拉朽折枯，哀哉！
这些论述，显然是在告诉国人，应当时时刻刻地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严加警惕，一刻也不能放松戒备。
由前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肇始、著名思想家魏源等人发展的“以夷制夷”，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斗争策略，是含有较为深刻的辨证法的。首先，这个口号贯彻了古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后被引伸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思想。它首先承认中国所仇视之“夷”是先进的，中国已落后于世界潮流，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尤其是在军事上），落后是造成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又不甘于落后挨打，希望奋起直追。而要做到这一步，就要先“师夷”，了解和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的长处，再通过学习，以西方列强之长补己之短，这样就可以增强自己的力量，最后达到“制夷”，即打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目的。应该说，这确实是历史转折时期提出来的一个新课题，是满脑子“子曰”、动则“祖宗之法不可弃”、思想僵化、不思进取的顽固派想也不敢想、作也不敢作的了。
但是，清廷决策者们从一开始就对“以夷制夷”的策略缺乏清醒和准确的认识。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师敌长技以制敌”，制造坚船利炮的言论竟批斥说：“一派胡言”。朝廷掌权重臣也跟着叫喊说：
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何如设法羁縻？
穆宗同治年间，湘军统帅曾国藩曾上奏疏，主张对外不抵抗，一味忠实于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的屈辱条约。他在奏折中说：
道光庚子（二十年，1840年）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
李鸿章完全继承了上述人的衣钵。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祭起了“以夷制夷”的法宝，自己完全倒向了俄国，企图以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俄国政府的调停，来牵制日本帝国主义。可见，此时的清廷决策者们已把“以夷制夷”变成了投降帝国主义列强、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名词了。
不过，要说李鸿章完全没有“师夷”以自强的愿望，倒也委曲了他。如所周知，李鸿章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和其他洋务派提出了办洋务以达自强和求富的目的。为此，李鸿章修造铁路、轮船、机器、枪炮，开办电报、邮政业，建立近代化的北洋海军。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然而，也必须指出，他的所作所为大多是为了求本集团的利益，“重在防内”，较少有“对外的意图”。例如，李鸿章于1880年（光绪六年）创办北洋海军，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经过多年的添购，至甲午战争初，北洋海军已拥有战舰九艘、守口蚊船六艘、鱼雷艇六艘、练船三艘、运船一艘，共有大小二十五艘，器械吨数与日本海军约略相等，但管理松弛，军纪败坏，军人素质低下，远远不及日本。当时有人这样记载北洋海军的：
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
对于这样一支腐败的军队，李鸿章却称“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说明他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但北洋海军依然未能逃过覆灭的命运。甲午战争中，除了丁汝昌等一批有骨气的勇猛将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日军浴血奋战而壮烈殉国外，北洋海军基本上不堪一击，被日军全部歼灭。至于李鸿章办的其他一些“洋务”（包括军用和民用），虽然具有资本注意性质，但买办成分极多，内部大多采用封建主义经营方式，又处处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摧残。洋务运动最终既未能使中国走上自强富裕的道路，也未能帮助李鸿章摆脱对外投降主义，反而由于李鸿章和洋务派与西方列强关系亲密，倒是助长了他们对西方列强的依赖性，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都是明显的例证。
在中法战争（1884——1885年）期间，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具体表现在依靠英国向法国求和。1884年6月战争开始时，李鸿章就明确表态，中国不可轻易言战事，只能跟法国虚与委蛇，然后寻机筹划应付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求和。当年10月，他又按照西太后的旨意，请求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从中调停，由赫德派其属员在巴黎与法外交部秘密磋商议和条款。1885年3月，中国军队在70岁的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取得了镇南关、凉山大捷。法军战败消息传到巴黎，法国议会大哗，内阁倒台。此时，中国军队士气高涨，正欲进军河内，把法国侵略者赶出越南之时，清廷却于4月初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天津条约》，中国“不败而败”，将自己的西南边疆的门户拱手让与法人；而法国侵略者却“不胜而胜”，心满意足地侵占了越南，作为调停者的英国在华地位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是他在西太后的支持和纵容下，主要依靠欧美列强、尤其是俄法等国，向日本帝国主义求和，因此这种策略的本质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从1894年朝鲜东学道起义而引起的中日交涉始，李鸿章就没有作到知己知彼，尤其是对日本政府蓄谋挑起战争的侵略本质没有丝毫清醒的认识，所以也就根本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备战上，而是企图依赖西方列强的调停息事宁人。他请英国出面调停，幻想英国能够“带铁甲快船赴日责问，勒令撤兵”。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资深外交家，竟有如此幼稚想法和卤莽举动，实在令人惊讶。自然，这也引起了光绪帝的高度重视。光绪帝立即对李鸿章下旨切责：
日人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即如英国处此时势，如出自彼意，派兵护商，中国亦不过问。若此议由我而发，彼将以自护之举，託言助我，将来竟以所耗兵费向我取偿，中国断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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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着毋庸议。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宜格外审慎；设轻率发论，致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面对光绪帝的严厉斥责，李鸿章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依然不肯放弃求和方针，于是又转而乞求俄、法、德、美等国，也未取得任何积极成果。1895年初，李鸿章看到西太后割地求和的方针已成定局，多次公开与西方列强公使会谈和磋商，甚至不惜把国家机密告诉他们。当时的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有关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签定前夕的言行的记载，颇给人以启迪。他说：
我们同李鸿章的会谈，常常由于他不惜暴露真相，而泄露了中国方面的许多秘密……
我们从他那里获悉了关于他屡次觐见皇上，以及为了颁发和拟就含义明确的上谕，他不的不争取的极为重要的详情。……这个措词明确、有权割让领土的上谕（按指为批准）《马关条约》而颁发的上谕）在写成文字以前，曾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多次争论和多次觐见。
（李鸿章）最后一次朝觐的情况是如此的扣人心弦，几乎是达到悲壮的程度。他是在这次朝觐中达到了目的，使皇上决定授与他包括割让领土在内的一切必要的权力。那时候，这位年老的政治家曾不得不如实地、直截了当地再次提到中国的现状：它已处于日军日舰兵临城下的境地，使中国政府与清廷陷于山穷水尽的局势。当然，由于一个强国的威逼，一个臣下在现实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幻想，向国君要求授与权力，允许他可以用主子的名义缔结条约，并在事前获得皇上的承诺与保证，这在清朝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遭。
依赖西方列强以求和；为了求和而“被迫放弃幻想”，在清朝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遭”向皇帝索取权力，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这确实就是李鸿章和他的主子西太后“以夷制夷”的本质。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引起朝野许多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抗议。1895年8月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在一份奏折中激烈地抨击了李鸿章及其淮军在战争中的罪行，这实际上是对李鸿章“以夷制夷”策略的最好控诉。他说：
查自倭接仗以来，各军尚有一矢之遗，淮军除聂士成外，无不望风奔溃。现在刑部囚系候决之龚照玙、叶志超等，无一非淮军宿将？其足恃与否，视诸军为何如？
且淮军之溃，其故非独不能力战也，请以当日情事揆之。淮军简练有素，饷足械精，何至不足一当倭奴？特以李鸿章有“可守则守，不可则退”一言，是以前敌诸将，相率倒戈，竟敢置朝廷安危于不顾。故淮军之不能与敌战者，其患犹浅；淮军之不敢与敌战者，其患更深。盖自李鸿章授任北洋，垂三十年，所部淮军，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已非一日矣。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宣告了李鸿章“以夷制夷”策略的破产。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李鸿章不仅没有检讨他的“以夷制夷”策略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反而却因落得个徒有其名的“入阁办事”之闲差强烈不满，希图再借“以夷制夷”的策略东山再起。不过，他此时已一边倒向了俄国，专主联合俄“夷”以制其他“夷”了。李鸿章的这一想法既有历史的因素，又受现实朝野舆论的影响。
从历史因素而言。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加紧对华侵略，矛盾首先指向台湾，失败后改换策略，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入侵中国的藩属之国琉球，琉球国王向清廷求救。李鸿章认为清廷没有必要为“争小国区区之贡”而出兵援助，这就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易名为冲绳县，废其国王。于是，台湾再次成为日本觊觎的对象。李鸿章不愿让自己的北洋海军抵御日本的侵略，于是上奏疏主张联俄。奏疏中说：
倭人畏俄如虎，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
这里的“稍让于俄”，指的是中俄伊犁交涉事件。原来，沙俄军队借新疆天山北路回民反清和浩罕酋长阿古柏侵入天山南路之机，于1871年占据了伊犁，并拒绝叫还中国。1878年，清廷授予崇厚“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头衔，往俄京城圣彼得堡索还伊犁。岂料，崇厚是一名糊涂外交家，与俄政府谈判后，虽然索回了伊犁，却付出了割让大块土地和高额赔款的代价。消息传到北京，朝野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改约。但李鸿章却大唱反调，声称：
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予“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
这就是说，只要“稍让与俄”，维持崇厚所订协议，才能取得俄国援助。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
他（李鸿章）始终玩弄“借夷制夷”政策，向对方出让权利，诱起强国互争，最后向更强者提供报酬，自己得保存淮系集团势力。
再从当时朝野舆论来看：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朝野上下一时没有觉察到沙俄帝国主义险恶的阴谋，反为其在三国干涉还辽的“侠客”行为感激涕零，所以联俄以御外侮的言论充斥朝野。如1895年7月初，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得知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和获取二万万巨额赔偿后，立即给清廷呈上一份“联俄拒日以维全局”的奏折。他在奏折中首先指出，中国与各列强交涉凡三十余年，直至今日益加棘手；此次与日本议和，对日一味迁就，更会招致列强“窥伺之渐，虎视眈眈，皆思择肥而噬”。为改变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势，刘坤一提出：
我自度力不能及，不可不亟联邦交，以资将伯之助。
那么，清廷的“邦交”对象应该是谁呢？他认为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时刻觊觎东三省，要挟清政府，“此系切肤之痛”，“有识者莫不以为深忧”。但是，日本之强大，非俄所愿，而日本之“扰我东三省”又尤其为俄国所忌恨；再者，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俄与法德“勒令”日本退还辽东，更说明俄国是中国的“友邦”。为此，刘坤一正式向清廷建议：
我乘此时与之（俄）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以便宜，俄必乐于从武。纵不能保我沿海各省，而东三省与俄毗连之地，日必不敢生心，则保全之利较沿海各省奚啻万倍！倘东三省丢失，则我朝何以奠根本？皇上何以对祖宗？此臣每一虑及，不禁心惊肉颤也。
这就是说，日本是中国的首要敌人，东三省是其觊觎的对象，因此，要保全东三省，必须与俄“联邦交”，予其一些“便宜”，实际是在鼓吹与俄订立协定。这就是刘坤一的奇怪的逻辑。
令人不解的是，刘坤一在奏疏中竟公开充当俄国说客，批判起中国的一些正直官吏了：
或谓俄与中国接壤最宽，将来必为害于中国。臣前此亦以为然，今则颇知其说之谬，亦视我之抚驭何如。俄疆宇已广且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为千古所未有。前以伊犁还我，此次与法德争还中国辽东，其为德于我更大。而顾疑其有他，不复推诚相与，则是合者离之，厚者薄之，将谓中国不足为缘，益成孤立之势。
三国干涉还辽中，俄国的目的及表演已在前面专加叙述，读者自可判断是非真相。这里只简单谈一下“伊犁还我”的问题。前已有述，崇厚与俄订约，以丧失大块土地和高额赔款为代价，赎回了伊犁空城，朝廷为此大哗，独李鸿章要维持成约。清廷未予听从，改派驻英公使曾纪泽与俄交涉改约，俄派海军向中国示威，施加压力，最后中俄重订条约，中国虽收回一些土地和权利，但对俄赔款却增加为九百万卢布。可见，俄国并不是无偿将“伊犁还我”，而是借机勒索了高额赔款。刘坤一作为中国的一名朝廷大吏，对此视而不见，反而给对俄侵略保持警惕的中国官吏扣上“不复推诚相与”、“将谓中国不足为缘”的大帽子，倒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如果说，刘坤一是一个糊涂官吏，对沙俄侵华面目认识不清，尚有可原之处，那么满腹经纶、博学多才的张之洞的见解，更令人捉摸不透了。1895年8月，张之洞在一份题为“今日救急要策，莫如与俄立密约以结强援”的折片中，一开始即声称：
今日救急要策，莫如立密约以结强援。
接着，他也拿起了刘坤一的腔调，说：
今日中国之力，断不能兼与东西洋各国相抗，……若不急谋一纾祸患，恐无喘息自强之暇。
那么怎样才能获取“喘息自强之暇”？张之洞说，必须立刻“立约结援”，而要作到这一点，“自惟有俄国最便”。他还进一步用俄国与英、德、美诸国相对比，得出了一个令人奇怪的结论：
查俄与中国乃二百余年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抅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
为了说明俄国“举动阔大磊落”，张之洞也以俄国“慨然允从”归还伊犁为例，并重点赞扬了俄在三国干涉还辽中使中国“实受其益”，进而得出结论说：
（中国）正宜乘此力加联络（俄国），厚其交易，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准其兵船入我坞修理；陆路则许其假道，供其资粮、车马，一切视其所资于我者，量为协济，而与之约定。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并与议定如何酬报之法。
在中国与日本或其他国家“有事”时，引入俄国势力，并“许以假道”，供其一应军需。这种情况的后果，不正与古代成语典故“假道于虢”、“渔翁得利”如出一辙吗？如果刘坤一对此不熟悉，而博学强记的张之洞是不会不知道这两个成语故事的。真不知张之洞喝了什么迷魂汤，弄得神魂颠倒，得出如此光怪离奇的结论！
1895年9月下旬，中国出使俄国大臣王之春自俄返国，王之春时任湖北布政使，久随张之洞在广东、湖北作官，以通达洋务见称。1894年冬，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二世继位。光绪帝获此消息，立即给清驻俄使臣许景澄一道谕旨，谕旨说：
中俄交好最久，俄前主尤敦睦谊。今嗣君即位，拟遣专使赉书致贺。许景澄先告（俄）外部，俾悉邦交加密之意。
光绪还向中外宣布：
着派王之春前往俄国唁贺。
王之春返国后，面见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时，极力称赞俄国给予他头等钦差的优待，并说出自己的“肺腑语”：俄国极愿联络中国，以固邦交。翁同龢这位一向对帝国主义怀有警惕之心的持重老臣，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自有己见，立即回答说：
此机（按指联俄）胡可失哉！
由此看来仔细玩味翁同龢的语意，不难看出，翁同龢的确是把甲午战后看作联俄的宝贵时机，声称要抓住不放松。
与此同时，驻在北京的沙俄公使喀西尼更通过璞科第结交首领太监李莲英，通贿于西太后也极表赞成联俄。这样，从刘坤一、张之洞、翁同龢到光绪、西太后，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了一起，都主张联俄。有了这种舆论作坚强后盾，李鸿章的腰板更硬、更直了，说话也就更粗了，并推动着其“以夷制夷”的策略的继续实施。但是，他们之中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靠俄国的力量抵御外侮，只是自己一厢情愿之事。实际上，他们的联俄主张，正适应了沙俄征服中国的需要，为其提供了勒索“借地修路”的大好机会。
1896年5月26日，俄政府在莫斯科将举行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届时将有许多外国的首脑和头面人物出席庆贺。于是，维特和沙俄政府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实现自己“借地修路”的未遂愿望，并为此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引诱清廷上钩。
这次又是维特首先上阵。他亲自出面，约见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要后者转告清廷，要清廷派专使前来祝贺。于是，许景澄于1895年11月中旬（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底），致函清总理衙门，其中说：
俄主加冕日期，传称在明年俄历五月中旬（即中历四月初旬），欧洲各国或其主自至，或遣亲藩暨大臣为专使，如期咸往致贺。中国虽已派使行聘，而此举为彼国大典，仍应宣扬诏敕，藉辑邦交。惟另简专使，或即派驻使，商俄礼官，据称向无一定，宜请中国在二三月前定办知照，俾早接洽。
光绪皇帝接到总理衙门呈递的许景澄信函后，未经仔细思索，脑子里依然闪出“例行公事”的想法，便以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次奉使俄邦，办理得体”为由，在派他为致贺俄皇加冕专使，前往莫斯科。为此，光绪帝向总理各国衙门办事大臣颁发了一道谕旨。谕旨是这样说的：
明年四月（按西历为5月）为俄君加冕之期，着派王之春为专使，齏奉国书，前往致贺，迅速起程。所有致赠俄君宝星，已饬许景澄在洋置备。
但是，沙俄政府觉得王之春身卑言轻，既无权也无力满足俄“借地修路”的要求，对清廷的任命不予接受。而与此之前，沙俄早已通过“国际侦探”璞科第，侦察到虽入阁间居、手无实权的李鸿章依然最为西太后所倚任，如能将其“请”到莫斯科，极便于俄国进行操纵贿买；况且李鸿章本人一贯专主联俄，只要他一到俄国，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去，必会俯身听命于维特。沙俄的如意算盘既已打定，立刻分两路行动，一是要清驻俄公使许景澄给朝廷作工作；二是指令喀西尼，要他在清廷内部积极活动，千方百计地请李鸿章出山。结果均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喀西尼，他公开向清廷表示，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是俄国最为隆重的礼节，所有出席者既应是本国中位尊望高之人，又应在世界列国中享有声誉；而王之春位卑人微言轻，无法充当此任，俄国政府也难以接待他。喀西尼示意清廷，应派李鸿章前往。同时，经过璞科第——李莲英——西太后这条内线的努力，西太后也终于授意御史胡孚宸密疏奏请光绪帝，疏中说：
中俄交睦，明年俄君加冕，遣王之春前往致贺，资望太轻。宜派李鸿章前往，而以王之春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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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昭典重。
1896年2月23日，光绪向李鸿章发出一道敕谕，谕旨中说：
一等肃毅伯、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著授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致贺。俄君加冕，典礼隆重，故特命尔远行。尔其仰体朕意，朕络邦交，敬慎行事。参随各员，听尔调遣，以期办理妥协，毋负委任。
李鸿章接旨后，立即呈上一个《吁恳收回成命》一折，其中说：
今者，俄君加冕之礼，本非寻常交际之仪。……惟现在中外大臣，通知洋情，娴习仪节，堪膺专对者，尚不乏人。微臣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有余之海路，时逾数月，地隔三洲。凡风涛寒暑之交侵，实疾病颠连之莫保。……倘陨越于礼仪，殊有伤于国体。踌躇再四，跼躇难安。惟有吁恳圣慈，鉴臣衰疾，收回成命，别简贤员，剋期前往，感戴隆施，曷有既极！
李鸿章大概预感到，此次俄国之行，恐有办一“有伤于国体”之事，因此为逃脱罪责，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假惺惺要皇帝“收回成命，别简贤员”。当然，光绪帝不准他吁辞，谕令他“仰体朝廷慎重邦交之意，勉效驰驱”。于是，李鸿章又上了一个《使俄谢恩折》，奏折中言谈话语间表达了自己踌躇满志的心情：
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为从来所未有，实交际所宜隆。况俄国本通聘最早之邦，而加冕又异俗至崇之礼，但有益于交邻之道，何敢惮乎越国之行？臣惟有勉竭愚诚，敷宣德意，期永敦于和好，冀仰答于恩知。一息尚存，万程当赴。阻重深于山海，未改叱驭邛坂之心；梦咫尺于阙廷，犹存生入玉关之望。
李鸿章临行之前，与翁同龢就有关“朝鲜自主”和“密结外援”问题，进行了商讨，两人取得了一致意见。翁在其日记中评论李说：其“语尚结实”，而所谓的“密结外援”正式密结俄国。西太后也专门召见了李鸿章，两人密谈半日之久，确定了与俄国结盟的方针。正如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在评论清廷派李鸿章参加俄皇加冕典礼一事时所说：
他（李鸿章）是一个最卓越的人物，当时在中国身居首屈一指的高位，因此，派李鸿章来参加加冕礼，就是表示中国感谢我们的年轻皇帝给予中国的协助：正是由于我们皇帝的帮忙，才保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此外，还表示感谢我们在贷款问题上对中国的帮助。
维特的总结，确实是把西太后、李鸿章等人的心理状态勾画出来了。但是，维特没有把沙俄政府邀请李鸿章来俄的真实目的（即签订条约以“借地修路”）写出来，他在这一点上还显得羞羞答答，不愿让人知道沙俄君臣肚子里究竟卖得是什么药。倒是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的分析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他写道：
李鸿章来俄事，北京政府于（1896年）二月初即已决定。中国选派代表祝贺加冕时，实在打算想利用此次事件而解决中、俄间的问题。这已是公开的而且半官式的事实。在北京我们看到两个问题：（一）穿过满洲筑一条铁路，（二）给俄国一个不冻港以停泊军舰。中国政府觉到不能完全拒绝俄国之铁路企图与不冻港之讨索。……为什么选择北京政府中最有权威的外交专家李鸿章作赴俄特使呢？这是因为中国想同沙皇之大臣们直接交涉以解决这些问题。
显然，当时中俄关系中存在着的这两个问题，就构成了双方未来谈判的基础，由此自然也就成为清廷与沙俄结盟方针的主要内容。因此，可以认为，李鸿章出使俄国，标志着清廷已从拒绝沙俄“借地修路”的原则立场上，几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们之所以用“几乎”二字来表达，就是说，清廷此时依然未下完全允诺的决心，仍在相机而动。总之，李鸿章这次出使俄国，心中是有数的。他的“数”就在这里。
李鸿章这次出访，除了参加有贺俄新沙皇加冕典礼和与维特立约结援外，还要聘问德、法、英、美诸国，向所在国首脑亲递国书，“以固邦交”，并与各国外交部商谈增加进口洋税，“以挽回利权”。
李鸿章出访人员中，随员十七人，供事武弁十八人、仆役十人总共四十五人，可谓一个庞大的团体。随员中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儿子李经方和亲信译员罗丰禄。此二人以贪财为闻名，为世人所唾骂。因此当他们被李鸿章提名后，立即遭到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李鸿藻的强烈反对，以及一些御史的弹劾。这使李鸿章怒不可遏。他不禁想起自甲午战争至马关议和时自己所受到的窝囊气：当时有35名翰林联名上书，指责他将搜括来的赃款数百万两银子寄存在日本一家煤矿公司，其子李经方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在日本开设洋行三所，牟取暴力。以其父子在甲午战争中生怕中国获胜，自己在日财产受损，“利令智昏为日本人牵鼻，闻（中国）败则喜，闻胜则忧”。光绪派李鸿章出任中国特使的消息一公布，御史易顺鼎更把李鸿章父子比作宋明两代的权奸之相：宋代的蔡京、蔡攸父子和明代的严嵩、严世蕃父子。易顺鼎还有鼻子有眼地揭露说，李经方受命出使日本时，以己资数百万供应给日本购船备饷，并纳日皇倭仁的外甥女为妻，这是认贼为父。种种议论，不一而足。李鸿章想到这里，不禁怒从心起：自己饱受世人辱骂，凭过人雅量都忍受了，但这次必得一吐苦水。于是，他上了一道奏折，为己子李经方申诉，其中说：
臣子李经方幼曾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嗣充驻英参赞，游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于各国风土人物，往来道里，均所熟谙。臣年逾七十，精神步履日见衰颓，所有沿途舟车馆舍及随从仆役约束指挥，势不能处处周到，而所至之地，各国官商士庶必多闻风来谒，不胜接待之，若得李经方同行，则程途之照料，宾客之酬应，均可分劳。……吁恳天恩，俯念臣老朽多病，准令李经方一併随行。……再马关之役，势处万难，所有办理各事，皆臣相机酌夺，请旨遵行，实非李经方所能为力。局外不察，横腾谤议，应邀圣明洞鉴。
与此同时，李鸿章又亲自去找李鸿藻辩论，声称“非此二人（同行）不可”。自然，李鸿章的请求获得了皇帝的批准。
在李鸿章的随员中，还有几名外国人，这是他接受总税务司、赫德的下述建议：
远役外洋，虽带有熟悉洋情之华员，似须生长是邦者为之向导，以备顾问。
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也希望李鸿章“酌带俄员现充税务司者就地照料，更昭妥协”。由此可见，英、俄两国都想在李鸿章随员中安插自己人员，以便随时窥伺李鸿章的一举一动，为各自的侵华政策服务。
李鸿章接受了赫德和喀西尼的建议，又给光绪帝上了一份奏折，奏折中说：
臣奉命赴俄致贺并往德、法、美各国聘问，特派头等出使大臣。朝廷慎重邦交，礼义崇隆，为前此所未有。此外如荷兰、比利时各国，闻臣奉使，均来请便道诣其国都。臣与总理衙门筹商，各国皆有交涉事件，自应加意联络。……道远事繁，需才任使，应慎选深通西学，能知大体，及熟谙西国语言文字，品行端洁，足备翻译之选者，随同前往以资臂助。……
这一请求同样得到了满足。随同李鸿章出行的外国人员共有五名；五品衔副税司格罗特（或译磕乐德），俄国人，是沙俄公使喀西尼的密友，并被喀西尼介绍给维特。这样，格罗特很容易地充当了沙俄的内线；二品衔税司德璀琳，德国人；三品衔税司穆意索，法国人；花翎头品顶戴税司赫政，英国人；三品衔税司杜维德，美国人。李鸿章在奏折中告诉皇帝说：
以上五人，效力多年，均通晓中国语言文字，品行端正。臣与赫德商酌，暂作为参赞官，令其各至该本国伺应。……
李鸿章的随员中还有一个英国人伊尔文，担任李鸿章私人医生。该人从外表上看，好像是一个很“碍眼的人物”，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嗜酒如命的酒鬼，“毫无捣乱的能力”。
一切均按李鸿章的意愿办了。他在离京南下之前，给其儿女姻亲、湖北襄阳道朱少桐（李鸿章子经述的岳父）写了一封信，信中流露出自己的得意之情。其中说：
弟去岁（按1895年）入都，即寓贤良寺，本拟议约事竣，即当陈情引退。……（十二月）廿七日忽奉赴俄致贺加冕之命。……又特赏述儿三品衔随侍前往，恩意优渥，只可强行。……昨复奏明，并令方儿同行，以便照料外事。万里遐征，两儿并侍，亦差可慰老怀。弟定于（正月）二十日由旱道赴津，乘轮至沪，二月望日放洋。
按出使计划，李鸿章的第一站是到俄国，然后去欧美“联络邦交”。但沙俄政府担心欧美各国先于俄国将李抢到手，从而搅乱了中俄交涉的正常进行。因此，在李鸿章出行前，沙俄政府和沙俄公使喀西尼显得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殷勤。俄外交部通知清驻俄公使许景澄说：
奉国主谕：李相及从僚，在俄境内，一切概由俄国供给，以表格外交谊。
（李在俄）行馆一切仆役全备，钧处但带贴身嗣候人已足。
喀西尼则同李鸿章“商定”了此行的路线，即从上海先乘法国轮船公司的邮船，到红海口阿列克三德里（即亚历山大港），改乘俄国公司的轮船至额叠萨（即敖德萨），然后乘车抵达莫斯科，避开了去法、德之路。
1896年3月3日，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其他随行人员离开北京，5日中午抵达天津，欧美各列强和日本驻津领事闻讯纷纷前来拜访，沉寂一年的李鸿章立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11日，李鸿章一行由天津乘海宴轮赴上海，14日到达，驻扎于天后宫侧的行辕。这时李鸿章一行在沪紧张地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料理行装，添购礼物，调集奏带各随”，又令“素习之西医伊尔文随行”。喀西尼听说英国人伊尔文随行，这等于在李鸿章一行人中安插了一颗英国钉子，将来在俄会谈时会保不住密，于是向李鸿章表达了不满之情。
在沪停留时，一天李鸿章翻阅各国船册，发现自己所乘法国邮船“君士但丁亲王号”吨位稍小，恐难禁黑海风浪的袭击。为保命要紧，李鸿章立即“电商”喀西尼：“可否改道”。喀西尼听后，心情十分紧张和不安。历尽千心万苦，捕来的一条“大鱼”，岂能任其从网中漏掉？于是喀西尼迅速回电，电文说：
俄廷已照本大臣之请，一切预备，必使贵爵相一路舒服，不至稍受辛苦，并另备中堂伙食轮车一辆，在阿叠萨恭候，本国轮船亦奉谕在波塞专候。倘因改道，致俄廷所已发许多之谕必须一概注销，殊属无谓，俄廷必以为非计。本大臣敢力劝贵爵相，仍照我们在北京商定之路程办理。
电文写到这里，喀西尼为了使李鸿章坚定信心，遂又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继续说：
如贵爵相因有别敌，必须改道又不便告知本大臣，即请先期径电贵国驻俄公使转达。
这一招果然立竿见影，即见成效。李鸿章阅后再也没有理由不照办了，于是又给喀西尼发了一个致歉的电文，电文说：
原知贵国暨贵大臣为本大臣此行多方筹画，无微不至，正在抱歉。今承电示，已在阿叠萨另备火食轮车一辆，又派轮船在波塞专候接替，自无庸另议改道，务请贵大臣放心。
李鸿章还把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发财故事

他对英国医生伊尔文所作的安排，在电文中通知了喀西尼，电文说：
至医生伊尔文，在敝处多年。于本大臣起居服食一切熟悉，过津时伊求令随行，以备医药，不令预闻他事。闻贵大臣不甚谓然，拟令乘法船到马赛，经赴伦敦静候也。
至此，李鸿章这条大“鱼”，被紧紧地挂在了沙俄的鱼钩上，而不能动弹一步；而喀西尼正为自己和尼古拉二世的俄国政府首战告捷，自鸣得意。
李鸿章在上海居住了十余天，将所带行装、礼物，陆续办妥；又为其“奉赉俄、德、法、英、美国书五道”，配制了五件“绣龙明黄缎夹包袱”，每件约见方四尺，黄缎面，黄绸里，极为精美。按西方各国礼节，祝贺新皇加冕“向不必送礼物”，但李鸿章鉴于“中俄亲厚”而“宜加礼”，为尼古拉二世赶制了配绣的大带、宝星和俄后衣料。
3月27日，所有“奏调随带各员及调派供事武弁人等均先后至齐”，自备资斧、愿同游各国的庶吉士龚心钊、分省同知黄家玮二人，也来至上海。当天午后，李鸿章率领上述人员乘小轮船出吴淞口，登上法国邮船。28日午后，李鸿章一行离开上海南行。随之又路经香港，因该地区有“疫症”，“照例不登岸”，“英人有违言”，“其水师提督仍拜晤，余则到处逢迎”。几日后到西贡，当地地方官“请稍憩息，派兵队迎护，代备行馆，款待加礼，设筵张乐，留连竟日”，随后又驶向新加坡，通过印度洋，奔向苏伊士运河。一路上，苍茫大海，寥廓天地，天水相连，在煦煦的春风之中，李鸿章不禁心旷神怡。但他决不会想到，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西太后和他的“以夷制夷”的策略，正在一步一步而又有条不紊地迈向俄国人的彀中。
在李鸿章已经离开上海、驭向苏伊士运河时，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并没有为俄国的初步胜利而自我陶醉，更没有去睡安稳觉，而是又在进行下一步的紧张策划工作。这是因为，他虽明明知道，李鸿章离开上海时即已决定取道阿叠萨（或作奥德萨、敖德萨）以趋圣彼得堡的路线，况且俄国专备的船只也在亚历山大港停泊静候，李鸿章自然要乘这条船了，否则就是外交上的失礼行为。但是，他在听到英、德等国也都在千方百计地拉拢李鸿章，希望其先去欧洲再往彼得堡时，不禁又毛骨悚然起来。对此，维特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愿望相较）我则相反，希望李鸿章在到达我们这里以前，不要到任何地方去。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如果先到欧洲，就会受到欧洲各国人物各种阴谋诡计的影响。
维特自己就是一个玩弄阴谋诡计的能手，此时又要防止别国玩弄“阴谋诡计”了，这大概也是侵略分子的一种逻辑吧！
为了阻止“欧洲各国人物各种阴谋诡计”的发生和实现，维特立即禀奏尼古拉二世说：
如果能使李鸿章在苏伊士运河同乌赫托姆斯基（即乌赫唐斯基，下同）公爵会晤，那就太好了。因为乌赫托姆斯基公爵过去就认识李鸿章，同他关系不错。
维特认为此时就是乌赫唐斯基与李鸿章会晤的一个良机，俄国政府不仅不能错过，而且必须实现这次会晤。维特的提议，得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批准。
事实上，乌赫唐斯基也的确是与李鸿章进行首次会晤的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前面已经提及乌赫唐斯基是华俄银行的董事长、维特的亲信及沙俄侵华政策的急先锋。1896年初，他与维特多次讨论过西伯利亚铁路的延伸问题；后来在觐见沙皇尼古拉二世时，也主张把迎接李鸿章入俄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提出“必须在李鸿章来俄的途中，即与之秘密地表示亲近”。这样，乌赫唐斯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与清廷特使谈判的第一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之点，那就是乌赫唐斯基与清廷特使的一些随员多有“接洽”，这些随员是“特使的亲信，必能有助于若干要点之解决”。
乌赫唐斯基奉命去亚历山大港、迎接李鸿章之前，专门与维特“详细商量了（与李）会晤事宜”。维特告诉他，尼古拉二世希望这次会晤“别露痕迹”，还“说明与中国特使接谈之要点，并付之以全权，不妨以若干金钱贿买特使随员中之地位重要者”。这之后，乌赫唐斯基就带着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旨意，以及维特的指令，坐上一条快船迎着李鸿章而去。快船刚离开俄国公海时，为遮人耳目和躲避舆论的追踪，故做出驶向法国马塞的姿态。沙俄政府为把李鸿章尽快抢到手，真是绞尽了脑汁，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4月22日，李鸿章一行抵达亚历山大港，与前来迎接的乌赫唐斯基晤面。对此，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得意忘形地写道：
李鸿章尽管受到各方面的邀请要他到欧洲各处港口，他还是坐上了我们俄国航运贸易公司的轮船，我为他安排了这次会晤，他就带着自己的全部侍卫同乌赫托姆公爵抵达敖德萨。
李鸿章一行是在乌赫唐斯基的“周挚”照料之下，于4月27日抵达敖德萨这个俄国黑海港城。
在李鸿章未抵达之前，维特考虑到，由于敖德萨是李鸿章来到的第一个俄国城市，所以想为其安排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以借机“联络感情”。于是维特启奏尼古拉二世：
按照李鸿章的官衔，不妨派我军仪仗队去迎接这位显贵，使他通过这样的方式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军队。
尼古拉二世下旨照准，令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副将具体负责实施。不料，此事在沙俄统治集团中掀起了一个小波澜。据维特事后的回忆，是这样的：
万诺夫斯基副将得到我的通知后，写给我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尽管已奉旨作出了安排，但想了解一下我从什么时候起，竟就军事问题，就陆军部的问题也向陛下禀奏起来了。因为军人仪仗队的事宜属于陆军部的权限，而不归财政部管。
至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即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他希望的是李鸿章在敖德萨等待加冕礼，或者让他直接到莫斯科去等待加冕礼，或者让他直接到莫斯科去等待加冕礼，但绝不要让他到彼得堡去，因为他完全不必在举行加冕礼之前抵达彼得堡。
维特认为，万诺夫斯基和罗拔诺夫的言论都表现了“官场中所特具的妒忌之情”。他指出，必须要让李鸿章先到圣彼得堡，其理由是：
既然要进行谈判，那么就得在举行加冕礼之前着手，因为在加冕礼期间举行谈判就很困难了。到那时，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庆典。
有鉴于此，我又得向皇上启奏，请他准许李鸿章径直前来彼得堡。
维特的两个要求都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诏准。
在奥德萨，李鸿章被当作最尊贵的国宾，享受到了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享受的待遇：一支训练有素的俄军仪仗队，列队持刀执枪向他敬礼，接受检阅；俄海陆军将领及地方文武官员对他十分恭敬。面对俄国如此隆重而又热烈的欢迎，李鸿章自以为得计，又颇受感动。他在致清廷的电文中这样写道：
顷抵倭德萨（即敖德萨），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沿途托庇平顺，鸿体气如常。俄皇令外部电催。趁此暇日。先赴彼得堡递国书接见。明日（1896年4月27日）未正乘官车行，两三日到，在彼应酬稍毕，再往莫斯科候贺加冕。
从这封电文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李鸿章对俄国文武官吏“接待甚恭”而洋洋自得，另一方面又显示出沙俄君臣急切地利用加冕前的短暂“暇日”，将李鸿章引诱至彼得堡，以尽早实现“借地修路”、扩大对华侵略的心情。真是，一方面和风细雨，另一方面杀气腾腾，然而，可悲的是，作为大清帝国权臣和“有头脑”的外交家李鸿章，却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已入他人彀中尚无丝毫察觉。
争取李鸿章出使俄国和迎其入国门，这是尼古拉二世、维特和沙皇俄国政府侵华外交取得的第一回合的胜利，也是非常关键的胜利。李鸿章在名义和形式上是中国皇帝祝贺俄皇加冕典礼的特使，而实际上却是“签订国际重要条约之全权代表”，他的到来使沙俄外交中一个极端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变得简单化了。
主要引用书目：
刘天纯：《徐继畲和他的〈瀛寰志略〉》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1期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
魏源：《圣武记》
雷禄庆：《李鸿章新传》，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
叶林生：《李鸿章》，黄山书社，1988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
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1983年
（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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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李鸿章-西太后和李鸿章“以夷制夷”策略的破产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李鸿章-西太后和李鸿章“以夷制夷”策略的破产；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91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