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嘉庆朝新疆“玉努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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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嘉庆朝新疆“玉努斯案”

【摘要】本文认为嘉庆十九年（1814）发生于新疆的“玉努斯案”是一桩冤错案，是伊犁将军松筠为迎合嘉庆帝旨意而制造的。该案发生后，清朝放松了对和卓后裔问题的重视以及对新疆的努力经营，成为道光初年新疆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嘉庆朝 新疆 玉努斯案
大小和卓叛乱失败身亡后，大和卓布拉呢敦的幼子萨木萨克一直流亡在外，和卓后裔问题遂成为新疆安定的隐患。嘉庆十六年（1811）至十八年（1813），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玉努斯积极防范萨木萨克父子对南疆的骚扰，但伊犁将军松筠却称玉努斯“捏造萨木萨克有子”，奏参玉努斯及相关官员，是为“玉努斯案”。学界对此案已有所注意，但未能进行专门讨论。[1]因此本文拟从该案始末、该案冤情的剖析、该案发生的原因及后果等几方面进行考察，以期人们加深对此案的了解，并对探讨道光年间新疆社会动乱的原因有所俾益。
一、“玉努斯案”始末
玉努斯（？—1826年），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孙、伊斯堪达尔子，嘉庆十六年出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
嘉庆十九年（1814），霍罕（浩罕）伯克爱玛尔向清朝请求：在喀什噶尔添设哈子伯克，抽取安集延回众贸易银两，不必再由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管理。[2]清朝统一新疆后，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在霍罕商人中设立商目“呼岱达”，以协助其管理霍罕商人贸易事务。“呼岱达向由阿奇木伯克选派，霍罕伯克从不干与。”[3]此时爱玛尔提出设立哈子伯克来取代呼岱达，实际是要取代清朝对其在喀什噶尔商人的管理。嘉庆帝对这种侵犯主权的行为极为不满，在拒绝爱玛尔无理要求的同时，令伊犁将军松筠追查起因。松筠经调查后认为，此事系由玉努斯引起的。嘉庆帝据松筠奏报，谕云：“玉努斯身为郡王，现为阿奇木伯克，乃率自遣人前赴霍罕送礼通好，访问萨木萨克之子下落。致被爱玛尔轻视，向其所遣之人争添礼物，不肯见面，并令称其为汗，皆由玉努斯多事取辱。现在霍罕地方，讯明并无萨木萨克有子之说。而爱玛尔因见玉努斯卑礼厚币，从而生心，旋即遣人前来，欲在喀什噶尔添设哈子伯克。玉努斯无端生衅，是即其罪。”[4]
不久，松筠又奏称查出玉努斯有“邀功妄杀四命、并其余苦累回众各款”：“前此（嘉庆十六年）铁保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时，曾据玉努斯禀报，有回众等私敛金钱送给萨木萨克之子一案。当经审办，奏请将回子毛拉素皮、乌舒尔、爱玛尔、沙朵斯等四名正法。兹据松筠查明此案情节，均系玉努斯同伊莫洛伯克阿布都拉仔斯商量捏造。其所云攒凑金钱等物，竟系玉努斯自行备出。并将伊父伊斯堪达尔从前招降萨木萨克原书添写，捏作毛拉素皮带来凭据，酷刑取供。现在该处大小伯克、回子、阿浑等，人人痛恨称冤……（又有）玉努斯纵容护卫家人，囤粮贵卖，苦累回民之事。”[5]
嘉庆帝随即据松筠所拟罪名对玉努斯等人做出处置。认为玉努斯“捏造逆裔萨木萨克子嗣遣人带信敛钱，将毛拉素皮等刑逼成招，四人同罹重辟”，本应正法。惟念玉努斯是由于受到其妾色奇纳的唆使，又念其祖、其父均为清朝立有功勋，所以“加恩免死，解往伊犁永远监禁。”将玉努斯之妾色奇纳、护卫伊弟里斯巴克伊正法。将当年首告之阿布都拉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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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协助捉拿案犯的阿布都拉发给兵丁为奴。认为当年主审此案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现任吏部尚书的铁保和帮办大臣、现任伊犁总兵的哈丰阿以及随同审办的额外主事丰安、主事衔拜凌阿，对此案不加详勘，致成冤狱，均著革职，发往兵营当差。参赞大臣恩长、帮办大臣玉福二人虽接任在后，未参与审办此案，但不能查出参奏，且又有失察囤粮贵卖之事，二人均交部严加议处。同时，给毛拉素皮等人平反。[6]至此，“玉努斯案”了结。
二、“玉努斯案”是一桩冤错案
据松筠审讯，玉努斯的主要罪状有二：一是制造伪证，捏称毛拉素皮等私敛金钱送给萨木萨克之子，导致四人正法；二是私通霍罕伯克，打听萨木萨克之子消息，致使霍罕伯克称“汗”和提出设立哈子伯克。这些罪状是由松筠亲自审讯查明、且“业据玉努斯供认属实”，[7]似乎玉努斯真的罪有应得。但经仔细推敲，却可发现这是松筠制造的冤错案，剖析如下。
1．松筠坚称“萨木萨克无子”之说有违史实
玉努斯的主要罪状都是和萨木萨克之子相关联的，因此萨木萨克是否有子是该案的焦点。松筠是认为萨木萨克无子的。松筠在往喀什噶尔途中抵达阿克苏时，接见了众伯克、阿浑，并立即奏报嘉庆帝：“据年老阿浑阿布都勒巴海当同大众声称，霍集占有子萨木萨克之说，断断无有之事，所有讹传诬造谣言，皆系小人从中牟利所致。等情。奴才当同托云太、爱里阿嘉其诚悃，谕令众小回咸使闻知，嗣后可免邀功之徒藉端造言耸听。”[8]
萨木萨克其实是布拉呢敦之子，不知是松筠还是该“年老阿浑”张冠李戴，将其认为是霍集占之子。总之，松筠据此认定并无萨木萨克其人，若还有萨木萨克消息流传，则是“邀功之徒藉端造言耸听”。随后，松筠到了叶尔羌，又奏称：“现在霍罕地方，讯明并无萨木萨克有子之说。” [9]而实际上，有关萨木萨克父子的情况，多次出现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嘉庆十六年（1811）期间的奏报和上谕中。萨木萨克由于生活困苦，多次派人前来喀什噶尔向白山派信徒敛钱度日。乾隆四十九年、五十五年（1790）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都曾将敛钱之人捕获。乾隆帝认识到流亡在外的萨木萨克，终竟是边疆隐患，“萨木萨克根株既未尽除，不免又有结伙滋事等患。”嘉庆二年（1797），萨木萨克与其子玉素普欲来喀什噶尔抢劫，由于参赞大臣长麟严加防守，其企图才未得逞。三年（1798），萨木萨克父子一度准备投降清朝。十五年（1810），阿奇木伯克汇报了萨木萨克病故的消息。翌年，玉努斯等将替玉素普敛钱的毛拉素皮等捕获。[10]
到了道光朝，萨木萨克有子更是众人皆知。道光元年（1821），伊犁将军庆祥查明萨木萨克有子三名：玉素普、张格尔和巴布顶。[11]道光七年（1827）底，清军将发动叛乱的张格尔擒获，张格尔在供词中自称“是萨木萨克的次子”，并提供了其“大哥”玉素普、“兄弟”巴布顶及子侄多人的情况。[12]这些史实证明萨木萨克是确有子嗣的。
我们不能要求松筠能预卜道光朝的事情，但他对嘉庆十六年以前的有关情况置若罔闻，仅凭“年老伯克”的一番话便认为并无萨木萨克其人，又称“讯明并无萨木萨克有子之说”，可见其不是自欺欺人，便是偏听偏信。
2．嘉庆十六年（1811）“回众等私敛金钱送给萨木萨克之子一案”并非玉努斯捏造
嘉庆十六年“回众等私敛金钱送给萨木萨克之子一案”大致经过如下。
该年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铁保得知有人藉和卓后裔之名敛钱，便密嘱阿奇木伯克严密查访。玉努斯差明伯克阿布都拉等“藉清查回庄为名，悉心访拿，于六月二十九日拿获持玉素普信字敛钱回子毛拉素皮到案。搜出玉素普书字一张、头发一包及从前伊斯堪达尔招降萨木萨克原书一封。供出为首敛钱之沙朵斯、同到布噶尔传送信物之乌舒尔、捏改回经之爱玛尔及帮同敛钱之呢雅斯素皮……等十一人，全行拿获到案。”经铁保率员审讯，案犯交待了敛钱经过：十三年（1808），沙朵斯“听得萨木萨克十分穷苦，记起从前替萨木萨克敛钱之人俱获重利。遂起意著人前往取一凭据回来，便可加倍敛钱，从中取利。”于是派毛拉素皮、乌舒尔出境至布噶尔地方，见了萨木萨克、玉素普，并暂住彼处。期间，适逢萨木萨克去世。萨木萨克去世后，玉素普将三件敛钱凭据交给毛拉素皮，即“历叙其祖上名字”的书信一纸、自已所剃头发一包、从前伊斯堪达尔招降萨木萨克原书一封。毛拉素皮、乌舒尔于十六年（1811）回到喀什噶尔后，和沙朵斯等分头向白山派信徒敛钱。在敛钱过程中，爱玛尔“因见了他们替玉素普凑钱都可分肥使用”，也想为首敛钱，但没有凭据，“所以写了回经一本，将经内增入保佑见面的话，又作经尾偈语，写上想他（玉素普）的言语，要他欢喜给我回信，可作凭据为首敛钱，从中取利。” [13]
铁保等据此奏准将沙朵斯、毛拉素皮、乌舒尔、爱玛尔等四犯&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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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照乾隆五十五年之例斩决枭示”，对各从犯也分别给予处置。[14]至此，本案结束。
但松筠认为此案的情节是玉努斯捏造的、证据是玉努斯自行备出的。可事实上并非如此，理由如下。
第一，从敛钱凭据来看。在玉素普交给毛拉素皮三件敛钱凭据中，如果说玉素普的头发、“伊斯堪达尔招降萨木萨克原书”，玉努斯都可假冒，但玉素普亲书的“历叙其祖上名字”的谱系却是无法作伪的。该谱系写到萨木萨克之父为“色依特布喇呢敦”（即布拉呢敦），萨木萨克有子四名：“萨木萨克之长子迈哈莫特玉素普和卓木，号称迈第爱合尔杂满。次子色依特墨里奇布拉呢敦和卓木，三子色依特和卓张格尔和卓木，四子和卓巴哈瓦底音和卓木。”[15]道光元年（1821），伊犁将军庆祥奏称：“查迈玛特玉素普即玉素普，札罕格尔即张格尔，巴布顶弟兄三人，为牌罕巴尔之后，萨木萨克之子。”[16]此后，玉素普、张格尔、巴布顶（即“巴哈瓦底音”的另一音译）多次出现于驻扎大臣的奏折中。这样，除“次子色依特墨里奇布拉呢敦和卓木”外，其余三子都证明实有其人。其实，萨木萨克这个次子也可能有的。从张格尔称玉素普为“大哥”[17]来看，张格尔应还有一个二哥的，很有可能就是“色依特墨里奇布拉呢敦和卓木”。也许是由于夭折了，所知之人甚少，以致没有记载。由此可知，谱系应是玉素普亲书，而非外人如玉努斯等可捏造的。
第二，毛拉素皮等在彼见证了萨木萨克的去世，这和其它材料是吻合的。嘉庆十五年（1810），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伊斯堪达尔汇报，由其“所差探信回人禀称，萨木萨克业于去年十月内在布噶尔地方病故。又有从安集延地方贸易回喀什噶尔之布噶尔回子阿浑胡万占告之，萨木萨克在布噶尔地方病故，该回子阿浑胡万占曾去给萨木萨克念经。等语。是萨木萨克病故是实。”[18]而毛拉素皮等正是嘉庆十三年（1808）至十六年（1811）在布噶尔活动，期间见到萨木萨克去世，这和伊斯堪达尔提供的情报相符。
第三，从所敛财物来看。据“沙朵斯等攒凑钱物清单”记载，所敛物件有金钱、普尔钱、珍珠耳坠、回经、瓶儿茶、白布大衫、花布带、哈赛布、回子帽、白线带、棉丝、小荷包、布小口袋、火镰、铁镊、锁子、羊皮、毛绳、笔袋、木碗等等。[19]如此细碎之物，应是由众人凑给，而非如松筠所称“竟系玉努斯自行备出”的。
第四，从松筠审讯相关人员来看。该案是由铁保率员审理的，若要本案水落石出，本应对铁保等人也进行审讯。但松筠只讯问了玉努斯。本案的另一关键人物、当年的传话通事阿布都克比尔，又不幸于案发前去世。[20]这样，通事已死，铁保等调离，玉努斯也就无从辩解，唯有任凭松筠定罪了。
综上分析可知，“回众等私敛金钱送给萨木萨克之子一案”并非玉努斯捏造，而是实有其事。铁保等按例将四人正法是合法的，松筠所称玉努斯“邀功捏报、妄杀四命”是没有理由的。
3．玉努斯派人赴霍罕探听萨木萨克消息是阿奇木伯克职责之一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和霍罕伯克等进行外交联系时，由于驻扎大臣语言不通，所以往往委派与霍罕伯克同属穆斯林、语言相通的阿奇木伯克前往。萨木萨克潜伏于霍罕等地，也只有阿奇木伯克才可胜任侦探的重任，这种情况在乾隆时期便已形成。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谕令阿奇木伯克鄂斯满，“即因引诱萨木萨克，与以书札，略送物件，系为国家办事，亦属无妨。若惧人诬告，将探听萨木萨克之人唤回，则断乎不可。”[21]到了嘉庆朝，阿奇木伯克援例继续此项工作。伊斯堪达尔自嘉庆二年（1797）后，“不时差人探讯踪迹。”十六年（1811）春，当铁保得知玉素普与喀什噶尔“白帽回子”潜通消息时，便嘱伊斯堪达尔严密查拿，伊斯堪达尔去世后，又令接任的玉努斯继续关注。十七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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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铁保风闻萨木萨克次子欲来南疆敛钱，当即密饬玉努斯“密差亲信回子前往霍罕等处探访确信……仍不时留心查访，毋稍疏懈。” [22]这样，玉努斯与霍罕伯克通好，探听和卓后裔动态，正是其恪尽职守的表现，而非“无端生衅”。
4．霍罕伯克称“汗”及要求设立哈子伯克的原因
在嘉庆帝和松筠看来，是因为玉努斯给霍罕伯克爱玛尔送礼，才导致爱玛尔意欲称“汗”、以及要求设立哈子伯克的。实际原因并非如此。
爱玛尔称“汗”是因为霍罕汗国的建立。清朝统一新疆后，霍罕首领一直称“比”、“伯克”，不曾称“汗”。但随着霍罕实力的增强，乾隆二十七年（1762），额尔德尼任霍罕伯克时，便试图称“汗”。此后霍罕走上了对外扩张道路。嘉庆四年（1799），爱里木继霍罕伯克位后不久，宣布自称“汗”。嘉庆十六年（1811），爱玛尔继汗位后，逐渐建立了汗国国家机构，霍罕汗国最终形成。[23]这样，爱玛尔借机令玉努斯称其为“汗”，希望以此获得清朝对其“汗”位的承认，也就不足为奇了。
提出设立哈子伯克是因为爱玛尔妄图直接控制贸易，获得更多贸易税收。霍罕是联系新疆和中亚各地的枢纽，霍罕商人通过中转贸易获得巨额利润，贸易税收在霍罕财政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前已论及，霍罕伯克无权干涉阿奇木伯克对胡岱达的任命。但爱玛尔希望获取更多的税收，为其加强对内统治和对外扩张提供经济基础，于是他提出在喀什噶尔设立哈子伯克，试图直接控制霍罕商人和新疆的贸易。嘉庆二十五年（1820），也就是“玉努斯案”后的第六年，爱玛尔又提出在喀什噶尔“请添阿克萨哈尔管理买卖事务”。[24]其目的和设立哈子伯克一样，都是为控制贸易。可见，爱玛尔要求设立哈子伯克来控制贸易，是其既定国策，并非因玉努斯之故才提出的。
综合以上四方面所述，玉努斯的主要罪状都可推翻。至于另一罪状“囤粮贵卖，苦累回民”，限于材料不足，且在此案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姑且不予讨论。至此，可以认为“玉努斯案”是松筠制造的冤错案。
三、“玉努斯案”发生的原因
“玉努斯案”的发生，是和嘉庆帝保守治理新疆思想、对萨木萨克问题的态度以及松筠在新疆政途经历密切相关的。
嘉庆帝保守的治理新疆思想
嘉庆帝继位后，其主要精力放在整饬内政以及应付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上面，未对新疆进行积极经略，其表现有二。
第一，恪守乾隆朝形成的制度。嘉庆帝认为，乾隆帝统治新疆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完美的，“我皇考于一切善后事宜，区画尽美尽善。是以数十年来，相安无事。”“新疆以镇静为要，不可妄生枝节。嗣后办理一切事务，惟当遵照旧日章程，妥为经理。勿得率意纷更，致干咎戾。”在他看来，对已有制度的稍微变更都可能影响新疆的“镇静”，因此对要求更改者进行驳斥。谕云：“新疆南北两路，办理地方事务，俱有旧定章程，不可轻议更张。”[25]
第二，对境外事务不得过问，以免引起边衅。嘉庆帝指示：“边外之事，只可置之不问。”[26]嘉庆十八年（1813），伊犁将军晋昌过问俄罗斯和哈萨克纠纷，嘉庆帝甚为不满，“晋昌身任伊犁将军，于边疆事务当镇静抚绥。”派人查办此事，“岂非自生边衅”？谕令以后遇有此等事件，只须严守卡伦，“切勿轻举妄动，有乖体制。”[27]
总之，嘉庆帝在新疆内政上不让改革，外交上不闻不问，推行保守的治疆政策，希望以此确保新疆社会的安定。
嘉庆帝对萨木萨克问题的态度
在保守思想指导下，嘉庆帝认为对萨木萨克问题也应持以“镇静”，尤其是不能出境追剿，以免引起兵衅。嘉庆二年（1797），萨木萨克父子纠集布鲁特人“欲抢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麟调集兵力防守，嘉庆帝认为“办理未免张皇”。长麟率兵出卡追击后，萨木萨克父子逃走，嘉庆帝认为：“萨木萨克既已穷蹙远窜，谅不敢复行滋事也。”长麟奏请增兵喀什噶尔以资防守，嘉庆帝斥之为“胆怯过虑”、“过于畏葸。”[28]嘉庆帝严令对萨木萨克“只须在卡伦防堵，不必远出卡伦剿杀”，认为“若派兵追拿，不但劳我兵力，且使彼闻风惊惧，愈窜愈远。” [29]长麟出卡追剿萨木萨克，嘉庆帝认为偏师深入，若稍有闪失，“反而有失国体”，因此谕令制止。[30]嘉庆帝对长麟的诱降计划也不感兴趣，且担心为境外势力利用，“即设法招至，边外布鲁特等又视为奇货可居，于事无益。”[31]总之，萨木萨克是在境外活动，不值过问，否则，可能引起边衅，自找麻烦。正如其谕云：“萨木萨克久在边外逃窜之犯，本可置之不问……此时萨木萨克既经远匿，在天朝体制，当置之不管。况边疆重务，该处大臣惟应持以镇静，岂可轻举妄动，自生事端。长麟此时惟在严守卡伦，倘该犯有犯边情事，即缉拿惩治，方为正办。若仍不知自悔，希图见长，或致妄挑边衅，长麟自问能当此重罪乎！”[32]
显然，嘉庆帝认为萨木萨克不足为患，没有意识到萨木萨克问题的严重性。在他看来，只须守住卡伦，让萨木萨克在境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将来萨木萨克或畏惧远徙，或老死子弱，边境愈增宁辑。” [33]十六年（1811），沙朵斯等在喀什噶尔替玉素普敛钱，这是发生于卡伦之内的不法之事，而铁保、玉努斯等能将案犯迅速拿获，因此嘉庆帝予以肯定。不料，玉努斯仍不断遣人前往霍罕等地探听信息，而霍罕伯克又恰于此时向清朝表达称“汗”的意图，且提出设立哈子伯克的非份要求。在嘉庆帝看来，霍罕这种“违例妄为”，是对天朝权威的挑战，因此极为震怒，谕令追查。
3．松筠制造“玉努斯案”的原因
接到旨令的松筠，委过于玉努斯，制造“玉努斯案”，是和其在新疆的政途沉浮相关的。案发前，松筠因未合旨意，多次受到嘉庆帝的斥责，并有两次革去伊犁将军的经历。
嘉庆五年（1800），时为陕甘总督的松筠被授为伊犁将军。赴任前夕，松筠上奏忤旨，嘉庆帝将其降为副都统衔，充伊犁领队大臣，谕令“力改前非”。六年（1801），松筠奏请在塔尔巴哈台开采金矿，嘉庆帝认为一旦开采，矿民云集，“此等无籍之人，聚之甚易，散之则难，于边地殊有关系。”申饬松筠为“沾沾目前小利，并不计及久远。”七年（1802），复授松筠为伊犁将军，嘉庆帝警告其“勿刚愎自用”。八年（1803），松筠奏请在伊犁设立学额，嘉庆帝认为是无事生非。十年（1805），松筠审办佐领将逃入卡内之哈萨克人正法一案时，嘉庆帝认为其“意存回护”，可能引发“边隙”，对松筠申饬并交部议处。十三年（1808），松筠奏请授予哈萨克汗王之子弟以公爵顶带等，嘉庆帝认为松筠“滥行妄予”。十四年（1809），安插于塔尔巴哈台的宁陕遣戍降匪蒲大芳等谋叛，松筠将其剿杀，又将各城未参与谋反的遣戍百余人全行正法。嘉庆帝斥松筠为“草菅人命，暴戾残忍，荒谬已极”。革去其伊犁将军，改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34]
嘉庆十四年（1809）底，松筠调任两江总督。十八年（1813），复授伊犁将军。此次复任，是因为伊犁将军晋昌的革职。该年，有俄罗斯所属之安集延人数名逃入哈萨克，俄罗斯遣人前往索取，因离新疆北路卡伦不远，晋昌遂派人前往查办调解。嘉庆帝认为“疆外之事，不须过问”，而晋昌派人调解，若俄罗斯“稍有抗违情形，又将如何办理？岂非自生边衅？”斥责晋昌有违“边疆事务当镇静抚绥”的旨意，“不胜伊犁将军之任”，谕令松筠接任伊犁将军。[35]松筠在新疆任事多年，屡受嘉庆帝的斥责，此时又目睹晋昌有违“镇静抚绥”旨意而丢职，因此对嘉庆帝的保守治疆思想有了深切的领会，正如其所云：“仁宗睿皇帝继志承谟，鉴于成宪。觐光扬烈，率由旧章。屡训边务以镇静为本，凡事咸守旧规。”[36]而刚刚就任，就发生了霍罕伯克称“汗”及提出设立哈子伯克之事，引起了嘉庆帝的不满。松筠为自身前途着想，遂迎合旨意，制造“玉努斯案”，奏参玉努斯、铁保等多名官员，以显示对旨意的坚决贯彻。
四、“玉努斯案”的后果及“平反”
1．“玉努斯案”的后果
“玉努斯案”的发生，给新疆社会安定带来消极影响。
第一，禁止阿奇木伯克与霍罕伯克联系，使清朝无法了解霍罕的动态，对霍罕正成为威胁新疆社会安定的强大势力一事茫然不知。案发前，阿奇木伯克时常和霍罕伯克通礼交好，并派人前往探听和卓后裔消息，新疆当局因此能及时得知霍罕动态。可松筠认为，霍罕伯克称“汗”、要求设立哈子伯克，是由于玉努斯通好霍罕伯克造成的。因此案发后，奏准严禁阿奇木伯克与霍罕伯克联系。[37]从此新疆当局对霍罕情况一无所知。相反，由于霍罕商人不断往来喀什噶尔，霍罕却能及时得知新疆动态。正如后来伊犁将军庆祥所说：“乃自嘉庆十九年定例严禁后，外间信息遂尔隔绝……且霍罕之贸易回民络绎往还，势不能禁其不与闻内地情形。是内地不能知外夷之情，而外夷转得知内地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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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玉努斯案”后，霍罕继续对外扩张，日益强大，开始觊觎南疆地区，并纵容和卓后裔在其境内从事反清活动，霍罕逐渐成为威胁新疆社会安定的强大势力。因信息隔绝，清朝却对此茫然不知，对霍罕的认识还停留在“边外小夷”上面，认为“霍罕伯克田少人稀，本无能为”。[39]更谈不上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第二，对和卓后裔问题的搁置，导致道光初年张格尔入侵时极为被动。案发前，阿奇木伯克不断追查和卓后裔的消息，对和卓后裔起着威慑作用，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如伊斯堪达尔不时差人探讯踪迹，以致“萨木萨克从未敢来近境，数年间皆在边远部落流驻。”[40]另外，即使和卓后裔有所行动，由于阿奇木伯克能及时得到消息，采取相关防范措施，从而使和卓后裔无功而返。如嘉庆二年（1797），“即甚赖阿奇木伯克信息潜通，预先布置，是以迈玛特玉素普终不果来。”[41]但案发后，严禁阿奇木伯克与霍罕伯克交往，从此新疆当局对和卓后裔的动态无从知道。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嘉庆帝坚信萨木萨克无子，这导致有的驻扎大臣得到相关情况也不敢奏报。曾任伊犁将军的长龄在道光五年（1825）奏云：“嘉庆二十一年臣在喀什噶尔查办图尔迈木特之案，曾经询问该逆情形。据众回子伯克佥称，张格尔并无一定住处，即霍罕、布噶尔系各自部落。张格尔到彼不过境内居住，亦不能干预其事。等语。”[42]但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长龄是不敢将此奏报的，因为赴任前夕嘉庆帝还训示道：“新疆重任，以守成为本，切勿存见长讨好之念。”[43]所以只要张格尔等没有进犯喀什噶尔，长龄也就当作真的并无其人，以免“见长讨好”之嫌。总之，“玉努斯案”后，和卓后裔问题被束之高阁，以致道光初年张格尔入侵时毫无防备，正如庆祥所云：“此次张格尔等滋事，实因事前毫无信息，临时仓卒无备，以致该逆等戕官焚卡，竟得幸逃远遁。”[44]朝廷对此也茫然无知，道光帝谕云：“萨木萨克之事，传闻异词。张格尔是否果系萨木萨克之子，虚实未定。”“从前屡传萨木萨克滋事，及经查办，皆无其人。此次张格尔称系萨木萨克之子，何以突如其来？”[45]一时局面极为被动。
第三，“玉努斯案”造成新疆驻扎大臣明哲保身，对新疆事务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甚而有借机贪赃行为，导致新疆吏治的腐败。“玉努斯案”实际是对积极处事官员的打击，鉴于此，案发后有些官员便将新疆任期“视为过差，只存五日京兆之见，遇事不肯认真。下此竟有视为利薮，藉图饱其私橐。”[46]这就导致新疆吏治日益腐败。而吏治的腐败，成为众多维吾尔人响应张格尔叛乱的重要原因。正如道光帝在道光六年（1826）总结道：“总由近十余年来，历任参赞办事大臣等贪淫暴虐，回子等忿恨忍受，当时伊犁将军或漫无觉察，或隐忍不言。迨至嘉庆二十五年，经朕降旨饬交庆祥详查，亦复徇隐，未经据实具奏，以致酿成叛乱。”[47]
第四，驻扎大臣为维持“镇静”局面，对突发事件仓促处置，以致留下后患。其典型事例便是对嘉庆二十年（1815）“孜牙墩事件”[48]的处置。由于松筠将并未参与孜牙墩暴动的布鲁特比图尔第迈莫特处死，导致图尔第迈莫特之子胡则被迫背叛清朝逃到霍罕。此后胡则带领部分布鲁特人和张格尔勾结一起，加大了清朝处理南疆危机的难度。
2．“玉努斯案”的“平反”
道光初年，萨木萨克次子张格尔屡屡侵犯南疆。至此，萨木萨克有子已为清朝最高层所承认。道光帝想通过“以夷制夷”的方式来解决张格尔问题，决定起用玉努斯赴喀什噶尔效力。接到命令的玉努斯随即前往听侯差遣。[49]道光帝重新起用玉努斯，实际已是间接承认“玉努斯案”是冤错案了，只是碍于大清王朝的面子，不愿公开为玉努斯平反而已。道光六年（1826），玉努斯在张格尔攻陷喀什噶尔时为国捐躯，清朝对他进行了褒恤。[50]玉努斯可谓以自己的牺牲驳斥了“虚捏萨木萨克有子之说”。但此案的制造者松筠却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松筠对扬威将军长龄、伊犁将军玉麟的南疆善后事宜进行攻击时，长龄、玉麟才不得不奏称：“松筠所奏前次逆夷起衅之由，皆由控驭乖方，抚绥失宜所致，固属探本之论。惟其从前两次来喀什噶尔，坚称萨木萨克并无其事。嗣将阿奇木玉努斯奏革治罪，谓其捏造逆裔有子，并与浩罕致书送礼，均属罪无可逭，严行禁止。从此阿奇木与浩罕不敢通问。又因孜牙敦一案妄拿布鲁特比图尔迪迈莫特，指为同谋，一并置之重辟。从此失布鲁特之心。近岁边情不如从前之恭顺，实始于此。”[51]一句“近岁边情不如从前之恭顺，实始于此”，一针见血指出了松筠制造“玉努斯案”的严重后果。但道光帝并未处置松筠，大概是由于此案已历多年，当时又是经嘉庆帝御批的，所以也就不好追究松筠的责任了。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玉努斯案”是松筠为迎合嘉庆帝保守的治理新疆思想而制造的冤错案。该案的发生，给新疆社会安定带来了消极影响。当时新疆社会存在着复杂的民族、宗教、外交、吏治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通过和卓后裔的活动表现出来。嘉庆帝对此认识不足，而“玉努斯案”的发生，又打击、压制了正视问题并设法积极解决的大臣、阿奇木伯克等官员。以致从此新疆大臣官员隐瞒事实，得过且过，新疆内外矛盾日益积累，成为道光初年新疆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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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7页；阿拉腾奥其尔：《清代伊犁将军论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103页。

[2] 《清仁宗实录》卷284，嘉庆十九年二月癸巳；松筠：《钦定新疆识略》卷三，《南路舆图·事宜》。

[3] 《清仁宗实录》卷366，嘉庆二十五年正月乙酉；另参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7页。

[4] 《清仁宗实录》卷284，嘉庆十九年二月戊戌。

[5] 《清仁宗实录》卷285，嘉庆十九年二月丙辰。

[6] 《清仁宗实录》卷285，嘉庆十九年二月丙辰；卷286，嘉庆十九年闰二月甲戌。

[7] 《清仁宗实录》卷286，嘉庆十九年闰二月甲戌。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事务类，8050-31。

[9] 《清仁宗实录》卷284，嘉庆十九年二月戊戌。

[10]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200，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丁酉；卷1351，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壬寅；卷1294，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丁未。《清仁宗实录》卷21，嘉庆二年八月癸亥；卷24，嘉庆二年十一月庚辰；卷31，嘉庆三年六月癸巳；卷247，嘉庆十六年八月己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0475-1。

[11] 《清宣宗实录》卷12，道光元年正月丁巳。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事务类，8053-2。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事务类，8051-12。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事务类，8051-12；《清仁宗实录》卷247，嘉庆十六年八月己未。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事务类，8051-17。

[16] 《清宣宗实录》卷12，道光元年正月丁巳。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事务类，8053-2。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0475-1。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事务类，8051-20。

[20] 《清仁宗实录》卷285，嘉庆十九年二月丙辰。

[21] 《清高宗实录》卷1203，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壬申。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事务类，8051-11、8051-21。

[23] 参见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7页。

[24] 《清仁宗实录》卷366，嘉庆二十五年正月乙酉。

[25] 《清仁宗实录》卷53，嘉庆四年十月戊戌；卷169，嘉庆十一年十月辛丑；卷210，嘉庆十四年四月乙卯。

[26] 《清仁宗实录》卷33，嘉庆三年八月己酉。

[27] 参见《清仁宗实录》卷270，嘉庆十八年六月庚申；卷270，嘉庆十八年六月癸丑。

[28] 参见《清仁宗实录》卷21，嘉庆二年八月丁未；卷24，嘉庆二年十一月庚辰；卷25，嘉庆二年十二月丁未。

[29] 参见《清仁宗实录》卷21，嘉庆二年八月丁未；卷33，嘉庆三年八月己酉。

[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事务类，8050-19。

[31] 《清仁宗实录》卷33，嘉庆三年八月己酉。

[32] 《清仁宗实录》卷44，嘉庆四年五月戊辰。

[33] 《清仁宗实录》卷25，嘉庆二年十二月丁未。

[34] 参见《清仁宗实录》卷65，嘉庆五年闰四月甲子；卷80，嘉庆六年三月甲申；卷94，嘉庆七年二月；卷108，嘉庆八年二月丁巳；卷139，嘉庆十年正月甲寅；卷197，嘉庆十三年六月癸卯；卷208，嘉庆十四年三月己卯。

[35] 参见《清仁宗实录》卷270，嘉庆十八年六月辛丑；卷270，嘉庆十八年六月癸丑；卷270，嘉庆十八年六月庚申。

[36] 松筠：《钦定新疆识略》卷首，《圣藻》。

[3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事务类，0679-1。

[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0481-1。

[39] 松筠：《钦定新疆识略》卷3，《南路舆图·事宜》。

[4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0475-1。

[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0481-1。

[4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事务类，8052-12。

[43] 《清仁宗实录》卷319，嘉庆二十一年六月。

[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0481-1。

[45] 《清宣宗实录》卷4，嘉庆二十五年九月甲子；卷7，嘉庆二十五年十月辛丑。

[46] 那彦成：《回疆积弊详加考核摺》，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47] 《清宣宗实录》卷102，道光六年八月丁巳。

[48] 参见谢志宁：《1815年新疆孜牙墩事件真相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2期。　

[49] 《清宣宗实录》卷93，道光五年十二月庚子。

[50] 《清宣宗实录》卷110，道光六年十一月丙午。

[5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外交类，654-17。



作者简介：聂红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电邮 hpni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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