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清中期的人口承载力与人口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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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中期的人口承载力与人口超载

［摘要］清中期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人口空前增长。通过对当时人口承载力的估算，发现自乾隆朝开始出现人口满载现象，并最终发展成为严重的人口超载。清代统治者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力图缓解人口压力，但由于人口增长已超过古代社会调解能力的极限，清代中期人口超载的情况却日益严重。正是这些危机和隐患造成了清代中后期严重的社会问题，并致使中国近代化进程步履维艰。
［关键词］清代中期;人口承载力;人口过载;近代化
经过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至清朝中叶，人口增长迅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20世纪末以来，学术界关于清代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关于清代中期以来我国是否存在人口危机的争论并未结束，多数研究成果倾向于清代中后期存在人口过剩问题①。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清代中期人口的发展情况、当时政府缓解人口压力的措施，以及对当时及近代社会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清代前、中期的人口发展
康熙朝政治环境相对稳定，“轻徭薄赋”是康熙帝秉持的治国方针。因此，除三藩之乱时人口出现负增长外，终康熙朝，全国人口数量稳步增长。据《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载，康熙六十一年，全国人丁户口数为25，309，178口［1］（《农业编》，P134）。如果根据人丁数量与人口数量之比为1∶4，可以推算康熙末年全国人口数量已增至1．2亿以上。乾隆六年，我国首次实行正规的人口统计，即将“男妇老弱”统计在内，统计结果是“版籍日增，天下户口之数，较昔日多至十余倍”［2］（卷一百六十八《事例·田赋》，P11）。据《清实录》载，乾隆二十七年，全国人口数量为200，472，461口;乾隆五十五年，全国人口数量为301，487，115口;乾隆五十九年，全国人口数量为313，281，795口［1］（《农业编》，P135－136）。嘉道年间水旱灾害频发，加之川、陕、楚、豫、甘五省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人口增长的势头受限，但因人口基数庞大，清代的人口数量仍然稳步上升，最终出现了严重的人口问题。
清代人口承载力的估算
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闭的经济模式导致清前中期国家经济始终内取大于外需，清前中期国家经济与外界—145—交换所得仅占其经济总量极微小的一部分，据此可认为，清前中期国内农业生产所得物资是国内人口生存所需粮食的唯一来源。故，掌握当时人均所需耕地数量与耕地总数，二者相除，可大致估计当时社会所能承载的人口数。考虑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已有相当数量非农业人口存在，故在计算时以耕地面积为准，把他们的消费融入土地原始粮食产量中，以避免因此产生的误差。
即:人口承载力=耕地总量/人均所需耕地量，人口超载率=实际人口数/人口承载力。
“清代，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已经发展至顶峰，清代水旱田亩产与明朝中后期几乎完全相同”［3］(P164)。由此，笔者认为:清初的农业发展基本是战后的恢复性增长，粮食问题始终是制约“康乾盛世”的重要因素。清人张履祥曾估计当时“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4］(卷五)，由此推算，人均土地3.3－5亩可为生计;按照清人洪亮吉的观点“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5］（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生计篇，P49），可为生计。据此可得结论:以当时的生产条件，人均占有四亩耕地可以维持生计。代入清代相关统计数据可得以下结果。
表1清中期人口超载情况表

本表数据来源于:梁方仲.中国历代土地、户口、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可见，早在乾隆朝，全国人口即已达到饱和水平，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为消极作用所取代。乾隆后期人口严重超载意味着社会所能提供的以粮食为代表的基本生存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正常需求，封闭的社会经济体系使国家无法从外界获取足够的生存资料补足缺口，这使人口超载引发的诸多问题如山洪暴发般涌现。嘉庆朝耕地已被开垦殆尽，人口超载更为严重。道光初年，因超过开垦极限，全国耕地面积数量已经开始下滑，在耕地面积减少、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情况下，清中期的人口压力达到高峰，导致了清中期以后社会、经济等诸多危机。
清中期人口超载的表现及危害
人口超载是指人口的大量增长超出既定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固有经济结构所能承受的数量。清中期严重的人口超载主要表现为:围绕着资源短缺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激化与经济社会的衰退。
人口激增进而引发了社会物资短缺，地价、物价上涨。“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6］（卷一，旧闻，田价，P27）。“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长至二十四文。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六文，饿死者无算……至(乾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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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6］（卷一，旧闻，田价，P27）。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在奏疏中也就地价上涨的情况说:“臣闻米价腾贵由于田归富户者，盖国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承平以后，地足养人，则地价平;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二十余两。”［7］（卷三九，《陈明米贵之由疏》，P957）“社会组成的分子是人民，农业经济的资源是土地，此二者乃中华民族生息之主要条件”［8］(P75)。地价和粮价的不断上涨致使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社会问题逐渐凸显。
归纳起来，清中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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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超载所带来的危害及影响有以下三点:
人口超载导致社会经济歧变，影响经济发展与近代化进程
在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农业须为近代化的市场提供产品，获得充足的剩余是农业发挥这一作用的基础。清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出现了人多地少的情况，农业很难生产出较多的剩余，无法支撑大量非农业人口发展工商业，这限制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人口激增意味着劳动力相对资本愈加便宜，劳动力的替代性技术相对于资本愈加昂贵，社会对新技术与资本的需求随之降低，致使科学技术与近代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同时，人口超载使有限的农业资源不得不集中于粮食生产，这对于清朝起步中的商品化农业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大量过剩的农业人口无处转移，增多的人口不仅没有成为近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大隐患。
更为严重的是，农民为从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多收入，会投入更多劳动力进行更加集约的耕作，然而传统耕作方法之下，土地产出率的提高却是有限的。复种制的进一步推广使清代的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但人均劳动生产率却大大降低了。具体表现为社会生产陷入一个怪圈:一面是人口迅猛增长，土地资源日益短缺，传统技术的潜力已经挖掘殆尽，社会生活水平处在“温饱线”以下;一面是科技的停滞和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以致产出的任何增加都被增长的人口所消耗，使社会经济体系一直徘徊在低水平上，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大门自此关死。
人口超载造成生活资料供不应求，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降低
在人地矛盾激化、社会生产力没有突破性进步的情况下，人口激增必然导致物价腾涨、物资短缺，从而导致人民生活日益贫困，这也是人口超载产生的直接后果。据吴慧对明清时期我国人均占有粮食情况的测算，明中期时，人均粮食占有原粮约为1118市斤，清代中期降至约626市斤［9］(P35－65)。按此数据推算，清代中期农民的生存状态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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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敷出。另外，前文提到的地价与米价的上升，也从侧面反映出生活资料已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这样，百姓生计艰难也是必然趋势了。人口超载引发的人民生计问题不仅成为当时困扰统治者的主要问题，更为之后社会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人口超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成为国内危机爆发的根源
在清代中期人口压力巨大的背景下，原本掩藏在太平盛世之下的诸多社会固有问题逐渐显现并急剧放大。首先暴露出问题的是官场。人口激增以致官员流动升迁机制无法适应，官员为了权力与地位更加不择手段，侵吞府库、勒索属下、鱼肉百姓、行贿受贿者比比皆是。清朝实行捐监政策，即为荣誉学衔和实授公职举办捐纳，但仍不能满足人们对优越地位的需求，旁门左道尽出。地方上最明显的变化是各级行政人员严重冗斥，吏员阶层涌现大量“文案”、“伴当”等非正式人员，这些人对百姓敲骨取髓，使下层民众的日子雪上加霜。
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地少人多的情况愈加凸显，地主阶级为保证自身利益加紧剥削佃户，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无地农民产生，移民和流民现象十分严重。在人口严重超载的情况下以求土谋食为目的的人口迁移，不可避免地与移民目标地居民发生利益冲突，即“土客之争”，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而流民更加具有破坏性因素。大量人口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以致社会出现“伏莽遍地”的情况。
嘉庆初年，在严重的川、楚流民问题背景下爆发的白莲教起义是人口超载引发社会动乱的佐证之一。乾隆末年南方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广东、广西、贵州、安徽、河南等省区的大批缺少土地的百姓纷纷流入四川、湖北、江西交界处的山区，这些流民数以百万计。饥肠辘辘的百姓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随之引发的疾疫，势必选择铤而走险。白莲教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自此以后，清朝国力已远不如前。
当时采取的措施及结论
清人已认识到严峻的人口形势，并采取诸多应对措施。洪亮吉在《治平篇》中提出的“君相调剂法”可谓清中期人口观的典型代表，虽然缓解了人口压力，但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相对过剩及其后果是不可能的，对此，洪亮吉只能慨叹:“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一人之居，以供十人而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止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5］（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一，治平篇，P49）
清廷当时主要采用了提倡节俭、鼓励垦殖，向边远地区移民等措施来应对人口危机，虽然起到一定效果，然而，当百姓节衣缩食仍无法做到温饱，扩大垦殖只能带来频发的自然灾害，剜肉补疮般的迁移人口导致更严重社会矛盾的时候，传统体制内的一切调节功能都失效了。此外，清政府也曾试图通过降低粮船税费，改造中低产田甚至进一步推广复种制的办法来缓解危机，但收效就更微乎其微了。
依照马尔萨斯的观点:在人口不受抑制的前提下，其增长比率是几何式的，而可供养百姓的生活资料的增长比率却是算数式的，这就是增长了的人口超过土地供养能力的原因。人口超载逐渐成为社会中人人可感又无可奈何的问题。中国封建生产方式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无法满足人们最低限度的要求时，社会就会出现危机，进而产生人地矛盾突出、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危机加剧、生存环境恶化等诸多危机和隐患，正是这些危机和隐患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向近代转型的艰难。
在传统农业经济体系中，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古代社会，上到统治者下到一家之主均致力于人口的增长。“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一时期形成了空前的人口爆炸式增长，超过了既有社会生产力的供养极限，以致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为消极作用所取代，最终人口超载。唯一解决危机的方法是改变生产方式，发展工商业，即实现经济近代化。然而，在封闭自足的体制下，不可能自生出比小农经济更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模式。因此，当人口增长在数量上超过农耕经济提供的供养能力之后，就只能剜肉补疮以疲于应对时局，而它的管理效能全部发挥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死守传统，继而守死。然而，清代中后期遗留的巨大人口压力依然存在，并一直影响着中国的近代化历程。
注释：
①美籍学者何秉棣在《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通过对“丁”的解读使学界对清代人口数据的实质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他的著作为20世纪末以来国内明清人口史研究的兴盛打下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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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中认为，中国在过去的三个世纪并不存在人口过剩，增长的人口并没有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造成多大影响，甚至认为“人口过剩的阴影似乎一直只是一个神话”。葛剑雄、曹树基在其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第五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认为，中国在清代中期突然出现巨大的人口压力，并且这种情况在之前历代从未出现过。王丰与曹树基曾经就此进行过激烈的论争(参见: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新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曹树基、陈意新《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学术界》，2003年第10期)，在此基础上葛剑雄又提出了人口数量超过生存空间容量即为人口过剩的人口相对过剩原则。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对历代人均占有粮食情况做了系统测算，认为我国明代成品粮人均年消费量约为626市斤，清中叶则降至350市斤。正是这种人均粮食的减少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郑云波在《清代中期的人口发展》(《人口学刊》，2004年第2期)中指出，清代中期以后过多的人口与社会生产不适应，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
［参考文献］
［1］陈振汉．清实录经济史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大清会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4］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6］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杨锡绂．皇朝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8］萧一山．清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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