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隐蔽战线不设防的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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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隐蔽战线不设防的惨痛教训

中日甲午战争发生在1894（旧历甲午）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和朝鲜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到今年整整一百周年了。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史学界已作多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今天拨开历史尘雾，认真考察清政府陆海军大败的诸多原因之中，不在隐蔽战线上设防，一任日本间谍特务和“大陆浪人”长驱直入，军政情报屡屡外洩，是造成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最高当局对隐蔽战线的重要性认识不同，安全措施差异很大。清政府当政的慈禧及王公大臣只知公开的日本军队强大，不知秘密的日本间谍特务和“大陆浪人”同样可以造成很大危害。在他们心目中，什么间谍特务、什么“大陆浪人”，统统是“鸡鸣狗盗之徒”，不屑一顾。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历来不设侦察防谍机关，整个中国处于隐蔽战线不设防的状态之中，文恬武嬉，昏昏然妄自尊大，坐享尊荣富贵。
而日本则不同。明治政府十分重视对内进行侦防对外开展情报调查活动。对内进行侦防姑且不论，就其对外开展情报调查活动而言，明治维新不久便开始了。主持其事的先有陆军参谋局。为谋加强又在1878年成立的陆军参谋本部和1893年成立的海军军令部内设立专门机构主管其事。外交官也明确担负情报调查任务。同时，在日本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支持、煽动下，19世纪80年代初，还出现一批有纲领、有组织的右翼团体，如有名的“玄洋社”等。这些右翼团体对内鼓吹“绝对主义天皇制”，对外支持明治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策动上万的“大陆浪人”前来中国走私贩毒，欺官扰民，又暗中大力协助日本间谍特务和外交官们开展情报调查活动。
早在战前数年，日本陆海军情报指挥机关和外交官便开始了秘密地对华间谍特务活动。据我个人研究考察有下列五项重要活动：
一、陆军参谋本部派遣情报军官荒尾精中尉于1886年春潜来中国，取得侨居上海的日本商人岸田吟香的支持，在汉口建立秘密的情报据点“乐善堂”药铺。以经商为掩护，聚集二十余名日本间谍特务和“大陆浪人”，对中国进行广泛的情报调查活动。
二、陆军参谋本部支持荒尾精从“内阁机密费”中获得四万日圆拨款，于1890—1893年间在上海开办以训练情报人才为目标的“日清贸易研究所”。经费不足，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少将以私人邸宅抵押贷款给以补足。
荒尾精是日本系统的调查中国情报第一人，因病早退。接替者是炮兵大尉根津一。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职员和毕业生都是荒尾和根津的同事和学生，由他们构成甲午战争时期日本间谍特务的骨干。
三、陆军参谋本部利用外交机会进行公开考察中国兵要地志等情报活动。先派情报军官福岛安正中尉于1883年和1886年两次前来中国，调查由北京、天津地区北上多伦诺尔、东去沈阳的兵要地志、对华作战建设骑兵的必要性以及辽东半岛海防情报。开战前一年，即1893年春，川上操六少将又亲率大批参谋军官前来中国实地考察。他们经朝鲜半岛北上，过鸭绿江到辽宁，又经辽西入山海关到京津逗留后，从上海返回日本。这次实地考察甚为重要，日本对中国作战计划，就是在这次实地考察中悄悄制定的。
四、陆海军情报指挥机关分别派遣情报军官世良田陆军大尉、井上敏夫海军少佐等以驻北京武官名义，依靠一批“大陆浪人”协助，详细调查渤海湾及黄海沿岸兵要地志和北洋舰队情报。
五、陆海军情报指挥机关依靠日本商人山本条太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上海支店长）1887年在辽宁省营口建立情报据点。山本当时在上海营口间做大豆生意，在营口油房商人潘玉田父子掩护下，战时就潜伏在营口协助日本陆海军两系统间谍特务搞情报。
因为日方早有情报调查，开战前日本政府已对中国清政府政情和军情瞭如指掌。
战时日本情报前进指挥基地设在上海。当时上海已发展成为拥有20余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华洋杂处，各国租借地享有治外法权，清政府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交通便利，有各国轮船定期班轮往来于上海日本之间，而且电信业务也相当方便，既联通中国东西南北，对国外也能联通日本与其他国家各大城市。战前日本间谍特务在上海活动多年，已打下相当基础。开战前夕，1894年7月中旬，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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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召见根津一，命令根津潜入上海布置临战间谍特务活动。根津潜入上海，命令一大批在上海待命的间谍特务北上，潜入山东、河北、辽宁和朝鲜等日军即将进攻的地区，直接搜集战地情报，迎接进攻日军。根津在上海活动两个多月，搭乘法国轮船，在法国船长保护下，抗拒中国官宪检查，平安返回日本。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派陆军进攻驻朝鲜的清军。清军节节败退，日军追过鸭绿江。9月17日，双方海军在黄海开战。这时候，日本间谍特务和“大陆浪人”全力搜集清政府军政情报，所获情报很多。其中极具价值的情报有三项：
一、探获清政府核心军政机密情报。驻华武官神尾光臣陆军少佐，在天津收买清政府军机处一名官员。此人向他不断提供清政府核心军政机密情报，诸如和、战问题考虑等等。经潜伏在上海以茶商为掩护的日本间谍特务角田隆郎转报陆军参谋本部，使日本得以在战略上制先主动。稍后，角田因活动过于频繁而有所暴露，被上海道台衙门逮捕。日本政府转托美国驻沪领事将其保释，平安返回日本。
二、探获高升号运兵船出航日期情报。日本间谍特务石川伍一（前汉口“乐善堂”职员）受海军井上敏夫少佐领导，在天津、山东专门搜集中国海军情报。当时中国尚无军事专用的电信线路，所以军事通讯也由普通电报局拍发。1894年7月初，石川收买天津电报局一名职员，获知北洋舰队将派三只军舰护送租用英轮高升号运陆军950名赴朝鲜仁川，并得知开航日期，报回日本。7月25日，日本海军埋伏在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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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外丰岛冲，对中国护航军舰发起偷袭，将高升号击沉，载运陆军全部牺牲。这就是著名的高升号被击沉的真实原因。
三、探获北洋舰队起航日期情报。“大陆浪人”宗方小太郎（前汉口“乐善堂”职员、“乐善堂”北京支店负责人、“日清贸易研究所”学生监督）负责调查河北、山东、山西、辽宁四省情报。1894年7月，宗方在上海接到日军大本营命令：调查北洋舰队动向。遂即化装成中国商人数次潜入威海卫军港区，终于探知北洋舰队十四隻起航日期。宗方活动为中国官宪发觉，匆忙逃离威海卫，返沪途中遇熟人蔡廷标（长江水师把总）。蔡某明知宗方是间谍特务，也未揭发。8月19日，宗方经上海将此情报发往日本大本营。日本海军据此制订偷袭北洋舰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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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口，黄海大海战，双方基本战成平局，但是李鸿章为保存实力，故意夸大失败，命令北洋舰队藏匿威海卫军港内，造成困守待毙局面。1895月2月初，日军又根据间谍特务多年调查得来的情报，从山东半岛荣城登陆，绕到威海卫军港的后面，从岸上与海面夹击北洋舰队，使北洋舰队陷入绝境，海军提督丁汝昌愤而自杀，舰队覆灭。
日本间谍特务与协助他们的“大陆浪人”在辽东和朝鲜战场上也十分活跃，他们一部份从上海潜来，一部份随日军在大连以北登陆，有的人甚至远迎日军到朝鲜汉城。日本间谍特务山崎羔三郎是“玄洋社”分子，曾在汉口“乐善堂”活动数年，在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当过庶务。1894年6月经山东偷上中国运兵船前去朝鲜汉城，冒充神户华侨药材商人，潜入清政府军队牙山阵地侦察，其活动之嚣张，可见一斑。他们或混在民工中为清军修筑工事，趁机偷绘堡垒工事图；或调查清军人数装备；或为日军当响导引路，随时随地为日军提供战地情报。日本第一军在朝鲜攻占牙山、成欢和平壤之战，就是根据川崎羔三郎的侦察情报临时改变作战计划而迅速获胜的。第二军第一师在辽东半岛攻占战略要地金州，也是根据间谍特务向野坚一（“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生）的侦察情报制订作战计划而迅速获胜的。日军攻陷金州后，主力南下很快攻占大连旅顺，并且极野蛮极残酷地在旅顺屠城，除留下三十六名抬埋尸体的人以外，将旅顺口居民万余人杀光。问谍特务活动对日军来说何等重要于此可见。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间谍特务骨干全部是日本人。几乎全是在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活动或“学习”过的分子。据不完全统计，上二单位的职员中有19名，毕业生中有72名参加日本军队，或任翻译、或搞情报，或充响导。其中专搞情报的骨干间谍特务有19名，人数虽然不多，危害很大。
日本政府对间谍特务工作深为重视。开战后，明治天皇睦仁以“最高统帅”之尊三次召见职小位卑的日本间谍特务。1894年9月17日。陆军情报军官根津一从上海返回日本，立刻即被睦仁召见，并且命令根津破例参加御前会议二小时，会后又单独谈话一小时半，前后长达三小时半，被日本军界称为“根津大尉的长奏上”。10月4日，卑微的“大陆浪人”宗方小太郎刚回到日本，即被召到大本营，身着中国服装脑后拖着辫子晋见，睦仁仔细地倾听了宗方汇报。11月4日，海军一般间谍特务钟崎三郎侦察山海关地区防务后返回日本，也身着中国服装受到明治天皇召见。此等事看似一般，但对日本间谍特务和“大陆浪人”鼓舞极大，更加乐为效命。
清政府在隐蔽战线上不设防产生两方面效果：一方面是日本间谍特务和“大陆浪人”在中国进行情报调查活动安全系数很大。他们冒充中国人，纵横万里，如入无人之境。由于清政府在隐蔽战线上不设防，被官宪衙门逮捕者少，被人民群众和清军士兵逮捕者多。日本间谍特务藤岛武彦就是被中国和尚发现而被捕的。1894年7—9月间，藤岛武彦在上海奉根津一之命令经华北、东北去朝鲜迎接日本第一军，然后给第一军当向导。他化装成中国和尚，为了搞好掩护准备去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受戒。当时已经有一个名叫高见武夫的日本间谍特务冒充和尚潜入法雨寺受戒。高见是根津一于1893年11月从日本国内直接派遣去法雨寺的。高见持有日本冈山国清禅寺海宴和尚的荐书，所以法雨寺主持深信不疑，准高见在法雨寺坐禅。根津一打算叫藤岛到法雨寺学一些佛门礼节然后与高见一同北上。但是，藤岛在中国骄横已惯，又完全不懂佛门规矩，在宁波上船不久便被同船中国僧人识破逮捕，押解浙江巡抚衙门斩首。因为藤岛供出要去法雨寺找高见武夫，所以高见也被捕斩首。但是清军士兵和群众对逮捕的间谍往往看守不严，因此逃生机会很多，伤亡甚少，所以战争结束时骨干间谍特务都保存下来了；另一方面是中国有个别人叛国投敌，给日本充当间谍特务，也发现不了。辽宁省普兰店人刘雷向日本提供大量情报，很受日军信任，成为重要的汉奸特务，竟然战时无人过问，战后无人追究。此人后来改名龟山雨田，娶日本妻子，终生当汉奸，罪恶累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被人民政府法办。隐蔽战线不设防之害处甚明。
有些参加甲午战争的日本间谍特务和“大陆浪人”一战出名，由此发迹。爬升最高的有：福岛安正中尉，战后飞黄腾达，很快升到陆军大将，官至“关东都督”。山本条太郎，战后历任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常务取缔役，“满铁”总裁，众议院议员，敕任贵族院议员。根津一大尉，战后成为名流，1901年创办上海“同文书院”，首任院长，同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交成朋友。宗方小太郎，战后被誉为“研究中国问题最重要人物”，从1896年起在武汉办《成报》，宣传日本“侵略有理”十多年，成为日侨在中国办报纸的第一人。“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当时穷困潦倒，默默无名，由于在日军第二师团当翻译，受到乃木希典大将赏识，渐露头角，战后在侵华活动中扶摇直上，竟然同清廷贵胄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结为盟兄弟，赏赐二品顶戴，被清廷聘任京师警察大学堂监督，等等。这些人成为日本军政高官，名流显贵之后，在侵华活动中一直充任重要角色。
上述情况清楚说明：隐蔽战线上不设防是造成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陆海军大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失败的后果十分严重。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加上大量赔款等其他苛刻条款。影响所及，西方列强群起效尤，群狼环噬，纷纷强求租地，强划势力范围，中华民族灾难更加深重，跌落到被瓜分豆剖的危险边沿。在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的时候，研究清政府在隐蔽战线上不设防的惨痛教训，令人痛恨慈禧，扼腕怃然！以史为鉴，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应该提高警惕，在隐蔽战线上严扎篱笆，以防外国间谍特务的破坏！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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