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1870年代清朝留美幼童与1900年代清末留日学生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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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870年代清朝留美幼童与1900年代清末留日学生之比较

在1998年耶鲁大学召开的“19世纪中国留美先驱者会议”上，在我关于《容闳的一生》的演讲结束时，我被问到以下问题：“为什么留日的中国学生参加了1911年革命，而清朝留美幼童却支持清政府？”这个观点在现代中国史学界确实曾被广泛接受，与此相同的的还有另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留美的中国学生成为“亲美”派，而留日学生却成为“反日”派。
本文试图指出，以上两个观点都是过于简单化的陈述并且也缺乏证据：因为无论是支持或是为推翻清朝而奋斗的留学生，都必须面对整体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情景，还有这些学生如何去理解它。
一、来自中国的推动力量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英法战败和外国军队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由120个年幼男孩组成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被送往美国（注：英文原文如此，实际上是清政府从1872年开始，分4批派出120名幼童赴美学习，原文为作者2003年12月在香港“近代中国留学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译者注。）。因为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个汉族官员逐渐了解西方舰炮或者说是西方军事技术的优势性，他们坚信中国的最高权力和中国文化，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建成一支强大的西式军队特别是海军，那么，中国赶上西方国家就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经过近20年的努力，容闳把120人送往美国学习，而这只是他整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通过掌握西方技术：机械、枪炮、造船、铁路、和电报来增强中国的自身实力。
容闳出生于1828年11月17日，是属于澳门的南屏(Nanping)镇的居民。1847年他在塞缪尔·罗·布朗(Samuel R.Brown)的带领下来到美国。布朗是一个传播西方教育的外国传教士和容闳在香港罗伯特·玛礼逊学校时的校长。容闳是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耶鲁大学的中国人。1854年取得学士学位后，他回到中国担任了一系列的工作，这使他最终成为懂得英语和西方事务的专家并闻名于清政府。1863年，曾国藩派他去美国购买为建立上海的江南兵工厂所需要的机械设备。1872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容闳终于实现了派遣一支教育代表团去美国的梦想。第一批30名年龄10至16岁的幼童被送往新英格兰，接下来还有3批，每批同样为30名的幼童。但是，容闳并没有得到最大的权限以实现他的努力，仅仅得到副委员的职务，在一个保守的儒家学究、委员陈兰彬的督导下工作。
由于一系列的自强运动，中国成功地建成了一支西式的海军，包括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然而，南洋舰队于1884年被法国击跨，北洋舰队也出乎意料地在1894年被日本毁灭。后者无论对于官僚阶层还是上层学者阶层的官员们来说，都是一种强烈的冲击。从此，他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中国想免受外来入侵，就必须进行更彻底的改革。他们开始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那就是尽管日本采用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但它能够保持自身的文化本质，成为一个自强国家的典范。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可被视为上层学者阶层的代表人物，与此相对的则是张之洞等高级官员们。
1894年与日本交战的失败，给中国以极大的震撼。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带领1200多名士子举行了“公车上书”。这次活动反对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条约，主张开始一系列新的制度改革。为使改革正当进行，康有为重新阐释了儒家的理论，以便使这种理论能够包容进步和促成改革的手段，那就是西方化。当光绪皇帝这个27岁理想主义的名义上的君主，试图挑战权力很大的西太后时，康有为终于有了这个机会。
1898年6月1日，“百日维新”10天前，皇室监察官杨深秀提交一份请愿书力劝清政府选拔合格学生去日本留学。杨深秀是康有为的同僚，其实请愿书是康有为起草的，但因为他官职太低无法上奏而由杨深秀转达。1898年6月至9月的“百日维新”，公布了40多项皇室命令，其中包括强调教育改革和公派学生留日，但能够实施的政令很少。9月21日，西太后还击了，她囚禁了光绪皇帝并逮捕维新的领导者。杨深秀和另外5人被处决，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日本。除了现代学校的建立和其它少量的现代措施被保留外，这次事变使改革的大部分计划流产，但是没有明确提到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事变过后，改革的精神从中央到省级全部被扼杀。
在高层官员中张之洞是个很有实力的改革者。从1889-1894和1896-1907年，他担任两湖总督共15年，这使他能够建立通过西方化开创自强改革为基础的地方势力。他的观点很保守，其名言可以概括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坚信为挽救中国必须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制，他特别强调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的重要性。
从《劝学篇》可以发现，张之洞的理论中引用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把地理上的相近性、文化上的相似性，以及留学日本比到西方留学花费更低作为理由。他认为学习西方宽泛而复杂，而日本在自强过程中已扬弃了非本质和不相关的因素，因而学习日本就会变得有效而节约时间。换言之，这是对于西方化的简化。此书在“百日维新”期间被提交给光绪皇帝，6月25日，诏令发布40份给各省的总督和教育主管官员。但是张之洞又与保守派的官僚圈子联系在一起，虽然他的上书与康、粱主张学习日本的意见正好同时出现，但他从未支持过他们发动的改革运动。康、梁最终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张之洞则主张加强和保留现有制度，最重要的是，《劝学篇》提出派遣学生去日本学习的观点，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后被不同阶层的人们广泛接受。
“义和团”叛乱后，清朝皇室最终认识到制度改革的必然性，而当时仅达到体制改革的宣传普及程度，日本式的宪法被视为可以实施的典范。毕竟，明治维新体制被看作君主立宪制的礼物，宪法把日本皇室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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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独一无二、永恒的家世”，把皇帝描绘成“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所以，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被认为是保住清朝皇权的唯一可行手段。
从留美幼童到留日学生的持续派遣，目的都是为了使中国能够抵御西方的威胁，虽然不同权力阶层的不同人们对于支持报有不同意图。
二、来自东道主国的拉动力量
（一）使命感
在美国和日本，接受中国学生的意愿或者热忱是派遣意义的首要结果。就美国而言，其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义和把知识、光明传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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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受文明”的地方。在美国，不是农业化的东部和西部，而是工业化的东部，成为第一个对于和中国、日本贸易交往感兴趣的地区。尽管东亚没有被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市场，但它是美国可以提供帮助的一个地区。19世纪中期的美国已经确信，它的社会制度比其他社会制度更趋完美，这时期的美国清教徒强调个人通过拯救才能重生。他们相信非基督教徒的亚洲人可以被引向光明，学习西方化的科学技术、思想、习俗和基督教的精神，可以帮助他们从黑暗中解放出来[1](P18)。
一群在东部的教育者，特别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教育者中也有教堂牧师，他们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处境十分同情，他们热忱介绍西方化的现代教育体系来拯救这两个国家。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美国直接投身于那儿的服务中，另一些人则热心接受中国和日本的两国学生赴美求学。
容闳的生涯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他被布朗带到美国并引入基督徒家庭和朋友圈中，这最终实现了他的目标。在此援引一些名字，在孟松学校他与丽贝凯·布朗(Rebekah Brown)相识，这位教师后来与春田城的麦克莱恩博士(Dr.A.SmcClean)结婚。麦克莱恩夫妇是容闳终生的朋友和他“留美幼童”项目的支持者，这也是容闳把春田城作为第一批留美幼重总部的原因[2](P28-29)。还有巴特利特(Bartlett)（注：Bartlett：指戴维·E·巴特利特教授，布朗夫人的哥哥，译者注。）家庭，卡皮隆(Capron)家庭，加洛德特(Gallaudet)家庭，他们都是容闳学生生涯时帮他适应美国社会的良师和朋友。当容闳着手留美幼童的具体安排时，很多人如诺亚·波特（Noah Porter，春田城的南部会众教堂的前任牧师，耶鲁大学1871-1886年的校长），诺索布（Birdsey Grant Northrop，哈特福德地区公理会收容所的牧师）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他们特供了无法估价的资源和支持（注：在留美幼童记录中能够找到评价容闳的朋友和支持者的材料，1870-1974在康涅狄格州历史协会和在耶鲁大学的容闳收藏品。）。在新英格兰区接收留美幼童的教堂和基督徒家庭同样如此。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日本政府而言，清政府派人留日的意义将是分享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也就是说，在面临西方侵略时如何达到建立富裕国家和强大军队的目的。日本在学习外国文化上比中国领先了1000多年，这使它在借鉴外国事物时能够坚持它的原则。日本人已经了解了外部强大世界的存在，并且拥有了武士阶层的军事传统，日本早于中国进行防卫事务就很自然。当日本认识到无论是闭关自守还是厌恶外国人都无法抵御西方的威胁，并承认西方军事技术的先进性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着手西方化计划。这与只注意军事至上的中国不同，日本很快发现西方的强大不仅源于其军事力量，也来源于其背后的经济和政治体制。
岩仓代表团，是明治新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于1871年离日赴美国和欧洲。在46人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两个人是政府的一流领导人：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还有一些是有前途的年轻领导者，如伊藤博文。同去的还有43名学生，包括5名女学生。代表团出访的目的是获得西方强大的第一手知识，且如可能，修改从德川政府继承的不公平政策。但他们很快发现，后者是徒劳的尝试，因此全身心地学习西方。
个别人如森有礼，一个基督教皈依者，建议放弃日语改为英语，并支持大规模的西化。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真心地接受彻底西化的意见，相反，他们从没放弃对于西方的敌意和警惕。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足够强大和富裕以抵御西方侵略的现代日本，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以达到自身目的。明治政府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通过采用西方的方式和体系来抵抗其军事和精神上的侵略。
当日本赢得1895年的中日战争后，被西方殖民的危险减轻了，日本对自己的自强方式产生了自信，开始产生与亚洲邻居分享经验的强烈使命感，它打算帮助中国摆脱困境；尽管日本打算作为领导者，但仍试图与中国结成同盟以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译者注，其实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另有图谋）。因为清朝软弱而落后，日本通过派遣专家去中国指导和接收中国学生留学日本而成为中国的老师，一些日本学者甚至建议这是回报中国悠久文化贡献的方法。
（二）国家利益
“天津条约”的增补部分，常被看作柏林游戏条约，1868年在华盛顿签订，被赋予两国公民自由迁入迁出的权力。另外，根据增补条约第7款，两国公民可享受由各自政府控制的公立教育机构的特权。条约第7款为留美幼童留学美国公立学校提供了法律基础。从美国政府的立场出发，条约的目的是向中国表示友好，以此为美国商人扩展进入中国的市场而铺平道路。
就日本而言，第一批官方的中国学生留日的邀请，是由日本驻中国领事矢野文雄于1898年发出的。他提出接收200名学生，其所有费用完全由日本政府支付。他提出邀请的原因是为分散中国的新生人材，他认为这些人经过日本的培养可以在长时期内增强日本对东亚的影响。但计划没被采纳，因为它未获得日本在任外交部长的完全支持。尽管如此，中国的管理者对此仍感兴趣，这包括张之洞和刘坤一，他们欢迎此项计划并开始派遣省级资助的学生。日本的军事官员看到中日关系如同人的唇齿关系，当嘴唇（中国）破坏，牙齿（日本）面对大风（西方威胁）时将无法得到保护，他们也给中国的管理者发出邀请，建议派遣中国学生去日本学习。结果，中国学生也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
（三）家庭背景
当容闳开始为“幼童留美”招募学生时，在北方他几乎找不到有潜力的参加者。他不得不到广州、香港、澳门和甚至他自己的家乡招收年幼的男孩，因为那些地方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少些怀疑，而且那儿的孩子幼年已经在教会学校学习一些英语。在第一批的30名学生中，24名是广东本地人，一名是在广东出生的安徽人，3名来自上海，一名来自福建，仅一名来自山东[3](P174-179)。
李恩富，来自广东的第二批派遣学生中的一名，是这样回忆他如何成为留美幼童的：
……事实上，父母并不想送他们的儿子去如此远，时间如此长，而且他们并不知道的一块土地，他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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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且相信那儿的居民是些野蛮人。
我的一个侄子，在上海做生意，虽然困难，但他并没有被这类任何想法而打消主意。他带着对这项活动的热心解释回到了家，并且为鼓励我母亲让我留学描绘了成功参与者的黄金般的前景。我当时12岁，我父亲3年前去世，我母亲独自承担了养育3个儿子的唯一任务[4](P94-95)。
不仅最早的留美幼童的生活区域集中在南部中国沿海，而且他们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很低下，缺乏通过仕途的传统台阶。他们或是农民或是与西方有过一些接触的商人的孩子，并且他们在美国学习的知识在其价值方面可能仅限于学习一门西方语言，这可以提供其个人经济收益的机会，所有的花费都将由清政府支持。
“……但他们的父母和监护人要签订一份文件，不管是任何原因的死亡、生病或残疾，政府都不负任何责任和义务。”[5](P7)
这种情况在以后的3次招募中稍有改善，有10名学生由他们有钱的商人父母陪伴出国。但是，传统的学者和上层阶级对于送他们的子女留学仍不很热情。
在1894年中国战败于日本后，他们的态度彻底改变。在日本的大多数中国学生都来自于士绅阶层，老的士绅阶层送他们的子女，而年轻的士绅阶层则自己去日本。在更高层的官员中，张之洞送他的孙子到“学习院”学习，这是日本早在1899年为教育贵族而建立的贵族学校。吴汝伦，令人尊敬的教育家和即将到任的帝国大学的管理者，其儿子于1901年留日。那时满族年轻人赴日留学也不是不常见。
1905年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和中国科举制的废除更加速了留学的发展。为评价留学生的新型考试于1905年开始，目的是招募清朝官员。此时传统的士大夫阶层通过现代教育体系获得了上层优秀分子的地位，留学是个捷径。
在此，应提到一个为完全不同的目的选择去日本学习的群体，这些学生希望中国改革或革命。孙文，189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康有为和梁启超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千方百计逃到日本；梁启超原来的学生追随他到日本，日本突然成为希望中国体制变革的中国学生的中心。由于清政府施压日本的结果，康有为和孙文被迫多次离开日本，但是梁启超却能够安定下来且开始发表支持中国重新改革必然性的文章。义和团运动抹杀了清政府仍能挽救中国的全部希望，越来越多的爱国学生发现去日本的途径，就其家庭背景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属于富有的士绅阶层。
三、在东道国学习
120名留美幼童年龄小，从9岁到16岁。从1872年开始，在4年内，他们被分批派出，每批30名。为了留学的准备，所有可能出国的人必须首先参加设于上海的预备学校。课程包括中国古典作品和英语，举止得当和合适留学的被保留，只有那些通过每半年一次考试的人才能被派往美国[6]。
一到美国，幼童们被安排与主人家庭同住，并在主人家中或是主人建立的私立学校接受一些初级课程的教育，然后他们继续攻读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课程，这些课程反映了清政府为建立富裕国家和强大军队的需要，集中在现代西方技术，包括机械、兵器、造船、铁路和电报等。他们应在回国前学习15年，合格者将被送往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进一步深造。然而当1881年清政府改变计划召回他们时，只有2人从耶鲁大学毕业，另外至少38人在耶鲁和其它院校学习[7]。在美学习期间，他们能够获得无懈可击的英语知识，西方教育体系下的第一手经验，年长一些的则专攻西方技术。
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成为中国学生涌向日本潮流的开端。1899年他们的数量增加到120人。1903年1300人，1904年3000人，1905年底大约达到9000人（注：容应萸：东京大学博士论文，1981第5章。）。1906年以前中国留日学生所接受的或是为进入大学而准备的基础教育，或是教师培训和通过中国翻译所讲授的其它机械技能的短期课程。大多数人属于后者，他们在日本的能力受到限制并且学习时间很短。
1906年，清朝驻日公使杨枢在提交给清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哀叹：在日本的近万名中国学生中，60%是短期课程，30%是初等教育，5%-6%中途退学，3%-4%进入高级中学和技术学校，只有1%进入大学。
1906年后，大多数中国学生专注于大学专业的学习，但是因为进入日本大学十分困难，他们的总数急剧减少。因此，每年只有165名学生进入5所公立学校学习，在这里中国学生普遍选择法律、政治学和商业的课程，他们的选择反映了政府和公众对制度改革的需求。
以下是1908年后中国留学生入学的学校分类表。“其它”的指普通工业和商业学校、教师培训课程和警察培训学校。
1908-1909　1910-1911
初等教育14135
高等教育620　 594
军事教育264　 101
其 它11896
四、在东道国生活
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留美幼童，每两人或四人一组与主人家庭共同生活，但是，关于此项决定如何制定并不清楚。当容闳还在中国时，他就留美幼童的问题向耶鲁大学的校长诺亚·波特(Noah Porter)写信咨询[8]。为安排幼童们的到来，容闳比第一批幼童早到达一个月。向校长、耶鲁大学一些教授和康涅狄格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B.G.Northrop)咨询后，分配学生到各个主人家庭的意见被通过。需要注意的是，诺索布和一些在纽黑文的美国东方社会的成员以及容闳咨询过的人，曾经为随岩仓代表团一起赴美的5名女学生中的两位（山川舍松和永井繁子），制定过于1872年夏天在纽黑文和其附近的主人家庭生活的计划。两位女学生和两位男学生，由森有礼带领，于10月31日到达纽黑文[9](P91-106)。
第一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9月26日到达春田城，按计划春田城和哈特福德成为分配和安顿幼童的两个中心。教会和容闳的私人关系在寻找主人家庭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热心的教育家、企业家和医生，还有当时积极的教会成员。例如，波特曾是南部会众教会的牧师，被认为是曾为留美幼童制定主人家庭计划的中心人物之一。
在主人的指导下，幼童们学习勤勉，经常去教堂，有的皈依天主教。当时在美国西部针对中国劳工的敌意已经浮现，但这并未影响到新英格兰人对幼童的态度，他们像其家庭成员一样得到爱心和关照。李恩富这样描述他与女主人维拉(Vaile)夫人的首次见面：
在春田城我能得到这样最慈爱的夫人照料真是太幸运了。在我们来到之后她乘出租车到来。当我见到她时，她张开双臂拥抱我并且亲吻我。这使得其他幼童们笑起来，我的脸可能更红。但是，我没说任何话表示我的困窘。不过这是我从婴儿以来的第一个亲吻[4](P109)。
留美幼童回国后，他们仍然保持与主人深厚的友谊，这可从他们之间的往来通信中看出。他们中的许多人再次送子女去美国读书，一些人通过他们过去的主人关照自己的子女。
耶鲁大学的著名教授威廉·L·菲利普(Willian Lyon Phelps)曾是一些留美幼童在西部中学和哈特福德高级中学时的同学。他曾十分生动地描述幼童们的学校生活：
他们每个人都是贵族，来自中国的良好家庭，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花钱远多于大多数美国人。他们举止完美，是令人佩服的发言者，头脑灵活，善于学习和体育运动。我认为这是我所知的最好的年轻人的群体……
所有的运动对于他们都是新的，篮球、足球、冰上曲棍球他们样样精通，球艺高超，引人注目；对滑冰他们也十分在行。当自行车发明时，学校第一个有自行车的是张(Tsang)[10](P83-84)。
菲利普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社交生活：
当中国年轻人进入社交场所，我们就没有一点机会了。他们对待女孩子们的举止远比我们恭敬优雅，或者是因为与东方人跳舞富有异国情调的乐趣，或者，更可能的是，他们富有魅力的举止和谈吐，我不知道。[10](P85)
这三段话说明了留美幼童在美国同龄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中国社会中的贵族，他们充足的零花钱来自于清政府提供的津贴，目的是不想它的学生显得贫穷而丢国家的脸面。
但是，中国学生到达日本时，正值日本国民为其国家的现代化成就万分自豪，同时开始对中国和中国人蔑视之时。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远低于18世纪70年代的新英格兰，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中国学生得到宿主家庭的关照。大多数学生自己住或共住在狭小、拥挤的家庭公寓或宿舍中。日本孩童指点并嘲笑他们的辫子，并叫他们的侮辱性称呼，如“中国猪”，很多中国学生回忆他们在日本的经历是伤心和屈辱的。
中国学生在学校里受到歧视在集会上多次被介绍，学习军事的学生还不准参加机密要害的讲座。鲁迅在其名作《藤野先生》中回忆，当他考试通过，虽然是刚刚通过，但他的日本同学却猜疑藤野教授偏袒他。
此外，从留日学生的自传和回忆录中判断，他们与日本学生并无很多交往。但是，他们留学的经历并不使其必然“反日”。相反，日本对于俄国的胜利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使其深受鼓舞，他们把这看作是黄种人对于白种人的胜利。
整体来说，在日本从事真正学术研究的人很少，能够从正规日本高等教育院校毕业的人更少。学术成就少基于两点原因：首先，很多学生，特别是学习速成课程的人，把留日当作是获得参加新的考试体系或进升台阶资格的一种手段。很多人混日子，把钱用于赌博、女人和其它放荡的行为。其次，学生对于参加政治运动兴趣深厚，其目的在于通过改革或革命而不是课堂学习来拯救中国。
中国学生在日本的生活深受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影响。当危机时刻，或当学生觉察到危机时，甚至连书呆子或逍遥者、违法者都会成为政治运动的同盟军。1903年，在东京的反俄活动中，大约有500名学生投入这场革命运动。随后几年，一些大型集会能够吸引上千学生。中国学生组织最初以兄弟会的形式出现。1902年用来凝聚学生的一个中国学生联合会成立。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同乡会也成立了。但是，逐渐深刻的政治察觉度使得组织的建立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因为梁启超的影响，起初组织的改革倾向十分显著，但1903年后情况开始变化，并在1905年同盟会建立和《民报》出版前后明显改变。自1900年起，学生以不同类型的话题出版书籍和期刊，范围从文学、政治到学术。1903年后，受民族主义和革命氛围的影响，出版物数量迅速增加，大量从西方国家和日本引进的种类繁多的社会和政治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有日文版的西方作品。学生出版物介绍和讨论有关民族主义、革命、君主立宪、议会民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但焦点集中于如何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拯救中国。这些书刊海运中国，通常从通商口岸上海入关，然后偷运到其它城市。这样在现代中国学校的当地学生中，产生了有关民族主义发展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影响。
五、结语
留学生回国后从事那些类型的工作？留美幼童，因为其英文能力和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被清政府派任从事他们所学过的有关西方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工作。在120名幼童中，3人死于美国，一个成为总理，3个成为政客，16人成为外交官，20人服务于海军，3人在税务和海关机构，3人是教师，14人成为铁路官员和工程师，9人成为采矿工程师，16人从事电信工作，8人经商，3人成为医生，1人成为律师，3人成为记者[3](P75)。
对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来讲，因为人数众多，只有较有名人物的相关消息可以获得。我根据4本不同的传记词典（注：传记词典是(1)1644-1942清朝时期的著名中国人（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1943和1944）.(2)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3)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4)民国百人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作了分析。在词典中的著名中国人中，150人是留日学生。其中15人是政治家，32人在军队，21人是教育工作者，21人成为官吏，18人成为作家，3人是记者，3人是工业家，2人从事其它职业。
那些未被记录的人意义较小。很多省级的学校教师是教师速成班的留学生，省级议员是法律和政治速成班的毕业生，那些职业和技术速成班的学生为当地工业发展作出贡献。
近期的研究表明，清政府的意识确实比以前更具改革性。18世纪70年代派学生往美国和19世纪初派学生往日本，可被视为清政府为振兴国家所作的持续努力。1881年留美幼童的召回与清政府官僚作风中保守势力的抵抗和当时中美关系的变化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第一篇

有关：不断增强的对中国劳工的敌视以及美国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学生进入军事院校导致中美关系的恶化。18世纪80年代中国派往欧洲的学生充分证明，清政府无意放弃派遣学生留学西方的计划。
但是，政策反映了时间进程并折射出政府在如何使国家强大的观点上的变化。留美幼童被派往美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然而留日学生则学习制度改革的经验。评价留学生派遣对于中国的得与失是徒劳的尝试。毋庸置疑地说，留学生在引进西方、技术、制度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西方化的引入带来了清朝的灭亡，无论它们的引入者支持还是反对皇权。
对于清政权，留学生是革命派还是支持派，取决于他们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即清政权是否能够强大或是无可救药。19世纪的最后20年，传统的士绅和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然希望改革清政府；但到20世纪初，现代教育体制下的学生坚信：推翻清朝统治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手段。
在留学期间，他们支持或是反对其留学国家只是他们个人经历的部分结果，而中国与东道主国家的全面关系则更具重要性。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当时）中美相对友好的关系，则是留美幼童支持美国而留日学生反对日本的更具决定性的原因。不用说，留学生没有盲目热爱或仇恨他们所留学的国家，而是客观公正的观察者和评论者。不过，这应当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得到邹惠玲教授的热情鼓励和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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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78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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