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关于清代北京的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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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清代北京的俄罗斯人

一、 前言
17世纪40—80年代，清朝与沙皇俄国在黑龙江中游雅克萨（阿尔巴津）[1] 等地发生了一系列军事冲突。在此过程中，一些被清军俘虏或投诚的俄罗斯哥萨克（即俄国史籍上的所谓“阿尔巴津人”）被迁入北京。在康熙皇帝的亲自授意下，把他们编为最嫡系的部队——八旗满洲镶黄旗下的俄罗斯佐领。
由于研究清史、八旗制度史的关系，俄罗斯佐领的历史命运曾引起我们的关切。2004年8月30日，笔者曾与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细谷良夫教授专门对该佐领在北京的历史遗迹进行考察。考察对象包括北京城东北角的俄罗斯大使馆（原俄罗斯北馆）、南馆公园、安定门外的青年湖公园（原俄罗斯坟地）。俄罗斯大使馆（前苏联大使馆），就是原俄罗斯佐领的所在地。它是如今北京众多外交使团中规模最大的一处。我们不可能进入使馆内部进行实地考察，而其它几处与俄罗斯人相关的去处也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早已面目全非。我们的考察所获甚微。但不管怎么说，正是这次考察，激起了我们对俄罗斯佐领的浓厚兴趣：俄罗斯佐领是怎么形成的？俄罗斯人在北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与东正教是一种什么关系？以及，他们的到来，给中俄两国关系带来哪些影响？凡此种种，当然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全涵盖。本文拟在文献搜集、实地考察、前人研究[2]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一概括的说明。
二、 俄罗斯佐领的形成
1616年，新兴的满洲族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大金国（史称后金），1636年改称大清（清朝）。在此期间，满洲统治者多次用兵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将其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由山海关进占北京，建立起对全中国的统治。与此同时，不断向东方扩张的沙俄势力侵入了黑龙江流域。随即，清朝军队与沙俄势力在黑龙江流域发生了武装冲突。一些被清军俘虏或投诚的俄罗斯人，被陆续送到北京安置，并编为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史称“俄罗斯佐领”。
关于该佐领的形成，清朝官修史书记载说：“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将尼布绰等地方取来鄂罗斯三十一人及顺治五年（1648年）来归之鄂罗斯伍朗各里、康熙七年（1668年）来归之鄂罗斯伊番等编为半个佐领，即以伍朗各里管理。后二次又取来鄂罗斯七十人，遂编为正佐领”[3]。
据此记载，最早归附的有顺治五年（1648年）的伍朗各里[4]，其次是康熙七年（1668）归附的伊番等人。
第三批人数较多，即上引文中所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将尼布绰（尼布楚）等地方取来鄂罗斯三十一人”。这年七月，雅克萨城的俄罗斯人67人在梅勒尼克带领下分乘6只船沿黑龙江顺流而下，企图窜扰牛满河地区。当他们行至精奇里江口时，被驻守该地的清军兵船截获，俄人31名被俘。
这些人被送到北京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安置。户部建议，是将他们分散编入八旗满洲正白旗下各佐领，而康熙帝考虑到罗刹（俄罗斯）归顺人颇多，认为应该把他们集中编为一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济。”[5] 结果，他们被编为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并任命35年前(1648年)归附清朝的俄罗斯人伍朗各里负责管理。
从上引文还可得知，因为俄罗斯人丁不足编为一个整佐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编设的只是“半个佐领”。直到“后二次又取来鄂罗斯七十人，遂编为正佐领”。那么，这后二次究竟是哪些年？引文中并未明言。检以相关史料，应为以下二次：
一次，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俄罗斯降人宜番受命进入雅克萨一带的沙俄据点，招抚了米海罗等二十一人。康熙帝命将米海罗等送北京安置。[6]
再一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三千余名清军在彭春、林兴珠率领下收复雅克萨城，俄人首领战败乞降。除遣返六七百人外，有副头目巴什里等40人（一说45人）表示不愿回国，因而也安置在北京。[7] 另外，还有若干零散的俘获者[8]。
合计这二次取来俄罗斯70人，加上原先在京者，总数约有百人（这里指壮丁，不包括妇女儿童）[9]。
按八旗兵制，旗以下是参领，参领以下是佐领，佐领是由壮丁编成的基层单位（俄国文献中称之为“Сотня”，即百人队）。康熙年间，八旗满洲佐领的标准丁额为100人。在北京的俄罗斯人达到百人，正好符合编设一个佐领的条件。
如上所述，俄罗斯佐领的编设，经历了一个过程，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先编成半个佐领，两年后（1685年）始成一整佐领。
对于俄罗斯降人，康熙皇帝一再谕命给予宽大，妥善安置[10]，并赏给衣帽，授予官职。宜番，授给骁骑校；鄂噶番、席图颁、机里郭礼（吉礼过里）、鄂佛那西、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而伍朗各里身为佐领，官居四品。
当然，康熙皇帝优待俄罗斯降人，也并非简单地宽大为怀，而是着眼于当时黑龙江流域对俄战争的需要。这些俄罗斯人在编入八旗后很快告别北京，被送往黑龙江的前线[11] 。
在前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和招降。如前面提到的骁骑校宜番，先曾招降俄罗斯，后受命进入雅克萨城侦察敌情。[12]
他们的任务还包括在阵地前向自己的同胞喊话，号召他们投降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13]。这种攻心战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中收到了奇效。正是在他们的招降下，固守雅克萨的哥萨克最终决定放下武器：“阿尔巴津人看到敌营中已有自己的同伴，又看到对方兵力雄厚，所以非常害怕此时如不自动投降，就会遭到必然覆灭的下场；而且他们还设想，如不抵抗就投降，也许会得到中国皇帝的赦免。于是他们便听从了叛变投敌者的话。就这样，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武器都集中起来，运至指定的地点。郎谈收缴了武器以后，即下令烧城。”[14] 可见，这些俄罗斯人不仅参加了雅克萨之战，而且在关键时刻立有殊功。[15]
后来，当一位俄国使节来到北京时，有些俄罗斯人曾要求把他们带回俄国，这位使节给他们的答复很干脆：“把你们带回俄国？除非是要把你们当作叛国者押赴边界绞死，才能把你们带回俄国去”[16] 联系前面的事实，对俄使的这番回答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在俄国史籍中，这些俄罗斯人一般被称为“阿尔巴津人”，但在某些特定场合，又被称为“逃人”“叛徒” “叛变投敌者”或者“俄奸”。
通过前面的考察还可得知，俄罗斯旗人的来源，除了雅克萨（阿尔巴津）之战中的战俘和投诚者，还包括其它时间来自其它地区的一些人员。所以，俄国文献中把他们称为“阿尔巴津人”，只能理解为是一种便于表述的泛称，却不应据此认为，他们都是来自“阿尔巴津”的俄人。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尼布楚条约》签订，条约划定了两国疆界，又规定凡定约以前，已在中国的俄国人和已在俄国的中国人均不必遣返。[17]从此，这批俄罗斯人便在中国世代定居下来[18]。
三、 俄罗斯人到北京后的生活
前面提到，俄罗斯人到北京后编入了镶黄旗满洲。清代北京城内的八旗驻防，各有一定方位。镶黄旗位于北京城的东北部[19]，这样，俄罗斯佐领便被安置在属于镶黄旗地面的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
按照清代制度，旗人与民人是社会成员的基本分野。民人即隶属省府州县之人，以人数众多的汉族人为主体；旗人则是被编入八旗组织之人，内部又分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一般说来，旗人地位优于民人。而在旗人内部，满人地位又优于蒙古和汉军。来自遥远异国的俄罗斯人，不仅被编入八旗满洲，还且还是上三旗[20]中的镶黄旗。这样一来，在清朝多民族的等级架构中，他们就被置于了与满洲人基本同等的地位[21]。
满洲人以一人数很少的民族而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不能不想尽办法扩大自身的实力。将一部分投归附在先的汉人、蒙古人各编为八旗，是一种做法；将边疆地区一些被征服的小民族编为满洲旗下的索伦（鄂温克、鄂伦春）佐领、达斡尔佐领、锡伯佐领、新满洲（黑龙江流域的赫哲）佐领、库雅喇（乌苏里江上游的赫哲）佐领、番子（四川西部的藏族）佐领，是又一种办法。而将来自边外的俄罗斯人编为满洲旗下的俄罗斯佐领，不过是依仿现成的模式。
清朝政府对俄罗斯人在生活待遇方面予以照顾。“他们完全和满洲人一样受到尊重。给他们安排了住房，派了佣人，还规定每隔三年发给他们四时所需的衣服，将步军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配予他们为妻，还给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匹配了大户人家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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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他们与其他旗人一样，以当兵为基本职业，并领有粮饷。一些人被授与官职，一些人则在衙门中担任翻译工作。清朝的内阁档案多次提到：将“俄文书交罗刹人希图班，鄂果番、侍卫罗多浑等翻译”[23]；或者将致俄罗斯国书，交俄罗斯佐领小领催库西玛、雅稿、伊凡、尼坎等译成俄文。[24]
康熙十五年（1676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访问北京后，回忆说：“目前在中国有十三名俄国人，其中仅有两名是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上被俘的，其余的都从边境城堡特别是阿尔巴津（雅克萨）逃来中国的……汗（康熙皇帝）录用了他们，发给他们薪俸，并让他们成了家。”他们教授清军骑战和步战中如何使用火枪。有的人对俄文能读能写，又掌握了中文，成为衙门中高水平的译员[25]。
据《钦定八旗通志》卷三《旗分志三》：俄罗斯佐领最初由俄人伍朗格里管理。伍朗格里故，以其子罗多珲管理。 罗多珲，又作罗多浑。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他作为清廷侍卫，在中俄尼布楚谈判中担任中方译员。[26] 罗多珲故，该佐领改以马齐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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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齐，满洲富察氏，官至大学士，因位高权重，徒党众多，当时社会上流传有“二马吃尽天下草”的谚语[27] 。二马指马齐和他的弟弟马武。马齐曾任总管内务府大臣，与清朝皇室的关系极近。他身为一品大员，掌管与俄国的各种事务（外交、商贸）。马齐死，俄罗斯佐领由公阿灵阿兼理。阿灵阿，满洲钮祜禄氏，开国功臣额亦都之后，世袭一等公。他曾任理藩院尚书，负责对俄事务。阿灵阿死于康熙五十五年。其后兼管该佐领者为尚书德明。德明故，该佐领由大学士尹泰管理。尹泰，章佳氏，雍正间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尹泰死，续由哈达哈、书山管理。书山之后，该佐领改由马齐的后代——副都统富亮（马齐子）、副都统富景（马武之孙）、都统广成（马齐弟李荣保之子）、和硕额驸福隆安（马齐弟李荣保之孙）、公魁林（马齐弟李荣保之孙）、丰伸济伦（福隆安之子）相继管理。这似乎又表明，俄罗斯佐领与马齐一族已形成某种特殊的领属关系。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人后裔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却称，该佐领始终是由俄人罗姓世袭管理[28]。
与其他被编入八旗的异族人一样，俄罗斯人在编入满洲旗后，文化风俗等方面均受到满洲文化的影响。
其一是发型。明朝时汉族男子蓄长发、梳髻。满族的传统是男子剃发，即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去寸余，中间长发分三绺编成一条长辫垂于脑后。除父母丧和国丧百日内外，头顶四周边缘的头发必须及时剃除，不许养长，叫作“薙（剃）发”。满洲人统治中国，强迫被征服的各民族剃发，改从满族发式，作为降顺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俄罗斯旗人不会有所例外[29]。
其二是服饰。清代满洲人装束仍基本保持渔猎时代的传统。男子多穿“马蹄袖”袍褂，袖口窄狭，上长下短，马蹄袖口盖在手背上，袍两侧开襟，腰束布带。清朝在强迫被征服民剃发留辫的同时，规定他们（主要指男性）必须服用满式衣冠。俄罗斯旗人似乎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改变。不管怎么说，北京的物质生活要远远优于当初在黑龙江流域拓荒时的艰苦条件。于是，这些昔日的猎人脱下了原色的粗呢外衣，换上了绸衣和棉布衣服，脱下了兽皮靴，换上了中国缎鞋。[30]
其三是语言和姓氏。俄罗斯人被编入满洲八旗后，无论公私事务，都必须与满人频繁交往，一些俄罗斯人逐渐掌握了满文、满语。这一点，又成为他们出任公职（担任翻译、当兵或做官）的前提条件。为此，他们还取了满洲名字。第一任俄罗斯佐领伍朗各里的儿子，满洲名字叫罗多珲（又作罗多浑）。另外见于俄国传教士团的文献：俄人伊万的满洲名字叫德成、格里戈里叫友发、帕维尔叫民泰[31]。这些零散的例子有助于说明：俄罗斯人后代按照通行于八旗内部的惯例，相继使用了满名。不过，在内部交往中，俄式名字似乎也并没有绝迹。
如果说清朝前期俄罗斯旗人曾较多濡染满洲文化的话，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与满人一样，日益承受到汉文化的熏陶，也不足为奇。一个明显标志是：他们的俄罗斯姓氏都根据谐音改成了汉姓（即根据俄国姓氏中的第一个字母，取一个发音接近的汉姓）——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改为罗姓、哈巴洛夫（Хабаров）改为何姓、雅克甫列夫（Яковлев）改成姚姓、杜必宁（Дубинин）改为杜姓、 贺洛斯托夫（Холостов）改为贺姓 [32]。
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在宗教信仰和婚丧习俗诸方面，也发生了明显转变（详见后说）。
总之，在入居北京并编入八旗满洲后，俄罗斯人由表及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足以令来到北京的俄罗斯使臣深感惊愕。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俄国外交官叶·彼·科瓦列夫斯基曾造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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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事后，他这样回忆与俄罗斯人会面的情景：“中午前我们来到了南馆，大司祭和传教士团成员们已在恭候我们，还有阿尔巴津的男女老少近百人，几乎都来了。看到这些俄罗斯人的后裔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他们的服饰、语言、容貌一点都不像俄罗斯人……”[33] 。
然而，对于清朝人来说，上起皇帝下至普通旗民，对此并不会感到有什么奇怪。因为在八旗这个多民族的“大熔炉”里，除满人外，其他民族成员几乎经历过同样“脱胎换骨”的改造。
这些俄罗斯人娶了中国妻子，有些人还抱养中国孩子为养子。其结果只能是加速了与异民族血缘融合与文化交流的进程。
四、 俄罗斯人与东正教
清朝统治者一向把旗人视为“国家的根本”，严禁他们皈依西方“洋教”（主要是基督教、天主教）。但是对俄罗斯旗人的东正教信仰，清统治者却采取了宽容态度。在雅克萨来归人中，有一俄人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是教堂司祭。康熙皇帝把胡家圈胡同内一所关帝庙赐给他们作为临时教堂，还授给列昂季耶夫七品官衔，让他主持教堂活动。当时，中国人把俄罗斯人称为“罗刹”，这座小教堂被称为“罗刹庙”[34]，也就是俄罗斯庙的意思[35]。列昂季耶夫从雅克萨城带来了圣尼古拉的神像，所以，这座教堂称为尼古拉教堂（后称乌斯宾斯基教堂、索菲亚教堂、圣母安息教堂、俄罗斯“北馆”），是北京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36]。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黑龙江流域的边界。两国掀开了和平睦邻的新篇章。
康熙五十年（1711年），胡佳科夫率领俄国商队来到北京，以列昂季耶夫年老为理由，要求理藩院准许俄国另派教士来京接替，康熙皇帝同意了这个要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俄国派遣的第一个传教士团到达北京。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订立了《恰克图界约》，该条约规定，传教士团每10年(后改为5年)轮换一次，每次由大约4名神职人员和6名世俗人员组成。
该条约还允许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新教堂地址选定在北京城南部的东江米巷（即后来的东交民巷），与会同馆或称俄罗斯馆相毗连。距离清朝紫禁城（皇宫）很近。该教堂称“奉献节教堂”（后称俄罗斯“南馆”）。俄罗斯北京传教士团随即由胡家圈胡同的北馆迁入南馆。至此，俄国东正教终于实现了在中国政治中心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传教据点的愿望。
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起，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团派来中国，至同治四年（1865年），先后派遣了十五批。
俄国政府派遣传教团到北京，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维持北京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其二，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务，向俄罗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并多方面研究中国。
为了减少清廷疑忌，传教团采取了一些迎合中国习俗的宣传方式，如他们的教堂，对外称为“庙”，（罗刹庙）；把天主称为“佛”(Fo)；把教士称为喇嘛（藏传佛教的僧人）”等等[37]。
尽管传教团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从他们自己的记事来看，在北京俄罗斯人中传播福音的努力并不顺利。事实上，大多数俄罗斯人在定居北京不久，就丧失了宗教热情。而当他们娶了中国姑娘以后，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这些女人不仅教他们汉语和中国的风俗习惯，还向他们灌输中国的传统宗教。据说她们还指着偶像教训自己的丈夫：“连皇帝本人也得尊敬它，向它磕头，何况全国人民都信它。你是一个在森林里长大的野人，难道你认为你比皇帝还要聪明？[38]”这样一来，这些俄罗斯人就不再与司祭来往，完全按照妻子的话行事。他们严格遵守中国的生活方式，模仿他们的风俗习惯，改奉他们的宗教（佛教与道教），家中供奉偶像，向其顶礼膜拜。第一任教堂司祭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的孙子扎哈尔，一生中甚至没有进过一次教堂。
这些人既不到教堂中领洗[39]，也不到教堂做忏悔，领圣餐。他们改以中国婚礼娶妻。临终前，他们不再请东正教司祭来作祷告；死后则按照中国风俗请和尚诵经安葬[40]。有一次，一位俄罗斯旗人为他的兄弟举办中国式葬仪，受到教堂司祭的干预。这位旗人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我们有自己的皇帝，我们是领取皇饷的，因此应当象靠皇上恩典生活的人一样行事。[41]”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俄罗斯旗人与教会的关系却出现戏剧性的转机。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以后，各国教会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北京的俄罗斯传教团不仅开始在中国人中积极传教，在俄罗斯旗人中的传教活动也取得了成效。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教徒名册统计，北京的东正教徒一共有459人，其中俄国雅克萨人后裔149人，中国人310人。[42] 为什么俄罗斯后裔重新皈依东正教？除了宗教感情外，很大程度上应是基于实际生活的需要。晚清以来，清朝国势日衰，各国教会因有西方列强做后盾，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迅速扩大。入教之人不仅可得到教会庇护，在就业、就医[疗]以及子女就学等方面也有更多机会。在这一点上，北京俄罗斯人与中国其他教民的需求应是一样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之乱，曾一度中断东正教的发展。俄罗斯北馆遭到了彻底破坏。乱后，教会将旧北馆附近的居民住房和出让的土地以及四爷府（履亲王府）的土地统统购买过来，形成东起东城墙，北至北城墙的北官厅、南到东羊管胡同、西到四爷府的西墙及针线胡同，方圆三百亩(三顷地)的—大片教堂用地。教堂用地的墙外设立石碑为界，墙内建立了一座“教众致命堂”，把在义和团之乱中被杀的中国教徒222人的尸骨收殓在六具石制棺材里，埋在该堂的“圣所”内地下。
教会在这里陆续建起圣母安息大堂、圣主教伊诺肯提依堂、钟楼、图书馆、天文台、男女修道院、男女学堂、神品学堂。此外，在安定门外建立了俄国坟地(今青年湖一带)的“圣些拉肥木堂”和在西山昌化寺的小教堂(主教避暑时用的)。开设了面粉厂（机器磨）、铁工厂、印刷厂、牛奶场、装订房、造纸作坊、织布厂、养蚕室、养蜂场、地毯作坊、菜地、果园以及小型发电所。在东单北大街新开路口购置了一所公寓式的三层楼房供出租用，还开设了天福号米面庄。
这一时期，北京的东正教徒（包括俄罗斯后裔）达到3000人至3500人。
俄国东正教以北京为起点，逐渐向全国各地扩张。如北京郊区通县，河北遵化、涿县、张家口、保定、北戴河，天津，山东青岛、烟台、崂山，华东上海，华中武汉，广东石浦，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旅顺、大连、齐齐哈尔，内蒙古海拉尔、满洲里，新疆乌鲁木齐、伊宁等地，都设有东正教分会和教堂或传道所。各分会和教堂的主管神职人员均由北京俄国东正教总会派遣。
民国七年（1918年），北京东正教会辖下有男女修道院各一，司祝（祭司）寓所一，庙堂五，礼拜堂（大小教堂）三十有二，包括俄罗斯后裔在内的中国洗礼信徒多达5587人。[43]这也是东正教会最兴盛的时期。
五、俄罗斯人的到来与中俄关系
俄罗斯人初到北京时不过百余人。尽管他们人数很少，但是对中俄关系的发展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使东正教传入了中国；第二，推动了中俄关系的发展；其三，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第一方面已见前述，这里只概括后两方面：
其一、推进了中俄关系的发展
俄罗斯人与中国人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元代。公元13世纪，蒙古人西征，屡次入侵俄罗斯。在长达数十年的征服战争中，蒙古人每到一地，就要从当地居民中补充兵员。所以西征军中就有俄罗斯籍士兵。其中一部分人后来随军来到中国本土，参与了元朝灭亡金和南宋的战争。据《元史》记载，元至顺元年（1330年），元朝政府在北京（大都）设置了“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斯（即俄罗斯）军士。”据此可知，这时来华的俄籍士兵不会很少。而且，随着蒙古帝国版图的拓展，中西交通更加便利，联系更为密切。俄国传教士、商人、工匠等各色人等因各种原因来华也有所增长。在《元史》中就有西域宗王献纳斡罗斯人口的记载。14世纪中，随着元帝国的覆亡和明朝建立，中俄交流一度停滞。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一批俄罗斯人在伊万·佩特林率领下来到明朝的首都北京。他们在北京总共逗留了4天。明朝皇帝尽管未能接见俄罗斯外交使团，但颁给它一封诏书，允许俄罗斯人前来建使馆、做买卖。从后，费多尔·巴伊可夫（1656年）、伊万·佩尔菲利耶夫（1660年）、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1670年）、尼古拉·斯帕法里（1676年）分别率团拜访清朝首都，做买卖的商队也络绎于途。这些交往使俄国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同时还宣传了自己。
但俄罗斯使团真正常驻中国首都，则是以康熙年间俄罗斯人从黑龙江迁来北京为契机的。自康熙年间以迄咸丰年间，俄国东正教会传教士团，一直兼为俄国政府驻华代表。这也使俄国成为1860年以前唯一在中国首都保持使团的国家。
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开始建立外国使馆，俄罗斯宗教使团的地位发生变化。四年后，俄罗斯使团最终分成宗教使团和外交使团。宗教使团返回北馆，靠近原阿尔巴津人教区；外交使团则安置在南馆。俄罗斯外交使团始终安顿在这里，直到1920年，中国政府宣布终止使团职能。随即，使团被苏联大使馆所取代。
其二，促进了中俄文化的交流
俄国汉学，是随着俄国传教士团的到来兴起的。而俄国传教士团到来的前提，也是因为北京有了俄罗斯人。
俄国传教士团既是一个宗教机构，也是外交、商务、文化机构。在每届来华传教士团中都包括来中国学习的俄国学生。他们研究和介绍中国，从事中国经典著作和民族学著作的翻译研究、编纂辞书、社会调查、图书收藏等。以这些学生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俄国汉学的基本队伍。罗索欣（1707—1761年）、列昂节夫（1716—1786年）、比丘林(1777～1853年)）、科瓦列夫斯基（1800—1878年）、扎哈罗夫（1814—1885年）、卡法罗夫（1817—1878年）、瓦西里耶夫（1818—1900年），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们著书立说，介绍中国人的习俗和生活，编篡俄汉（满汉）词典，为俄罗斯汉学打下了基础。卡法罗夫（巴拉第）主持编写的《俄国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学者汉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44]。另外，罗索欣、列昂节夫完成了《八旗通志》的翻译。瓦西里耶夫的博士论文《元明时代关于满族的记载》，是对满族早期历史的研究成果。扎哈罗夫编有《满俄大辞典》。戈尔斯基撰有《满洲王朝的发祥和最初情况》、《中国清王朝始祖的出身和满洲民族》等。他们为俄国满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发展对俄国的关系，清朝政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设俄罗斯馆。主要培养俄语人才。俄语教师最初从镶黄旗满洲俄罗斯佐领中遴选。俄罗斯文馆办了154年之久。一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请，它结束了单一语种的教学，开始增设其它外国语文。两年后并入新创立的外国语文学校——京师同文馆。
总之，为了发展两国关系，中俄双方均以北京俄罗斯人为媒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六、俄罗斯人的归宿
俄罗斯人定居北京后，人口一直没有增长。繁华都市环境和奢华风气的侵蚀，使一些俄罗斯人习于酗酒和挥霍浪费。有人死于酗酒和斗殴。一些人经济破产，变得赤贫如洗，甚至死于饥饿。这些因素均制约了其人口发展。[45]
进入晚清，满洲统治者日益衰朽，政治腐败，官贪吏黩，八旗制度出现种种流弊。旗人子弟为了争取当兵食饷的资格，必须向长官行贿，这种现象在俄罗斯佐领中同样愈演愈烈。“俄罗斯佐领中如果有谁死了，他的儿子不能立刻被接受为俄罗斯佐领的士兵。要想使自己能补上父亲的遗缺，非花费很大力气和大量银钱不可。为此，必须向领催(五十人长)和其他五位副领催求情送礼，求他们把谋求遗缺的人推荐给主管长官，因为主管长官总是根据他们的推荐来批准谋缺者的请求的。”[46]
进入民国，八旗制度被废除，俄罗斯旗人断了粮饷。一些人靠做小生意、当工人、任巡捕，维持生计。为了谋生，不断有人离开世代居住的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一带。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罗、何，姚、杜、贺等姓后裔，已散布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海拉尔等地，据说总共有100多人。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北京城市建设加速和老城区大片拆迁，俄罗斯后裔已完全湮没在茫茫人海中，无从寻觅。
与此同时，与俄罗斯旗人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的东正教教会和教堂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1955年，东正教教会中止了在中国的活动。北馆连同建筑和财产转为苏联国家财产。很快，这里建起大型现代建筑，成为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现为俄联邦大使馆）。南馆则移交给中国政府。
几十年来，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迅疾发展，东正教教堂先后被拆除。目前，在俄罗斯大使馆院内，还保留着前高级神甫的住房、前图书馆（现在是领事处）和某些建筑，但它们的外观已大大改变。在使馆院内池塘边的露台上，兀立着一个三腿香炉，康熙年间铸造。应是与俄罗斯人历史有关的最古老遗物。位于北京安定门外青年湖内东北角的圣母堂保留的时间稍长。1987年也因城市建设被拆除。在此以前，俄国墓地早被夷为平地。
尽管北京俄罗斯人的历史遗迹已无从寻觅。但他们在中俄关系史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却是不可磨灭的。
（资料来源：《清史论丛》2007年号，中国广播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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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尔巴津，在中国文献中称“雅克萨”。“雅克萨”在通古斯语（满语）中意指河流冲刷形成的河湾。黑龙江湍急的江水在雅克萨城西冲刷出半月形的陡岸，雅克萨因而得名。雅克萨木城，原是索伦部达斡尔人的居地。崇德五年（1640年），在清太宗皇太极对索伦部的远征中，雅克萨木城曾遭战火焚毁（见《清太宗实录》第51卷，第8页下）。不久，索伦部达斡尔族首领阿尔巴西在其址建城居住。顺治八年（1651年），沙俄哥萨克侵占该城，并以城主阿尔巴西之名称为“阿尔巴津”（Албазин）。清朝政府认为雅克萨（阿尔巴津）是中国的领土，所以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十四年（1685年）、二十五年多次派兵进剿，最终包围雅克萨城，并拔除了这个据点。
[2] 关于俄罗斯佐领的先行性研究，有清人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一文（载《癸巳类稿》第9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32—334页）。又，吴洋《清代“俄罗斯佐领”考略》（载《历史研究》1987年5期）亦可参考。
[3] 《钦定八旗通志》第3卷《旗分志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点校本，第1册第44—45页。
[4]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也认为，阿尔巴津人首次被俘是顺治皇帝（康熙皇帝的父亲）在位时。见杨诗浩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译本，第19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74页。
[6]《清圣祖实录》第114卷，第18页。
[7]《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56页。参见《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吉林文史出版社点校本，第3885页。
[8] 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
[9] 按俄国文献的说法，这些人大部分并不是纯种俄罗斯人，而是入了东正教的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和混血儿。见无名氏：《俄罗斯人在华小史》，引自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网站。
[10] 《清圣祖实录》第111卷，第7页；《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50页。
[11] 《清圣祖实录》第113卷，第9页下10页上。
[12]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第3887页。
[13]《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中国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郝建恒等译，第335—336页。
[14]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21页。该书又记，“在记事本手稿中，对于中国人战胜阿尔巴津人的经过所作的如下的描述，我认为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曾经有五个人，即斯捷凡、阿加方、雅基姆、塔塔林，还有一个不知是谁(记事本中只提到三个人的名字，没有提到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在投向满洲人以后，就开始劝说其他阿尔巴津人，要他们不要去冒风险，不要再对抗优势的兵力。如果他们还珍惜自己的生命，就应该放下武器，归顺围城者。只要他们按照这样的忠告去做，不仅可以得到宽恕，而且自己愿意到哪里去，还有完全的自由。’”
[15] [英]约·弗·巴特莱著：《俄国、蒙古、中国》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译本，吴持哲等译，第2册第1526—1527页。
[16]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30页。
[17] 俄国谈判代表戈洛文称：“那些叛变的俄罗斯人，竟不怕亵渎上帝，忘记东正教的信仰和大君主沙皇陛下对他们的隆厚恩典，叛离俄国，如今居于汗殿下（康熙皇帝）境内。由于他们这种罪恶的强盗图谋，已没有必要让他们回到沙皇陛下方面来。”（见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中国商务印书馆1978年译本，第830页。）
[18] 俄罗斯人除了被安置在北京，还有一部分安置在盛京（沈阳），见《清圣祖实录》第121卷，第14页。他们后来的命运尚无从知晓。
[19]《钦定八旗通志》第30卷《八旗方位图》。
[20] 在满洲的八个旗中，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为皇帝所领属；其余镶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为下五旗，为宗室王公领有。
[21]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31页。
[22]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26页。
[23]《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78页。
[24]《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318页。
[25] [英]约·弗·巴特莱著：《俄国、蒙古、中国》下卷，1528页。
[26] 参见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
[27] 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本，第284页。
[28] 见俄罗斯佐领后裔杜立福、罗荣禄：《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兴衰》（载《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4辑，1993年）。不排除以下可能，即该佐领先由马齐一族管理，乾隆朝以后改由俄人罗姓世袭管理。
[29] 康熙年间清廷曾命令俄国人出征。文献记载说：临出发时他们把司祭的头剃光，只在后脑勺留下一条象满洲人那样的辫子，带着他一块儿出征去了。见[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29页。
[30][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28页。
[31][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72页、74页。
[32] 杜立福、罗荣禄：《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兴衰》。
[33] [俄]叶·科瓦列夫斯基：《窥视紫禁城》，阎国栋等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译本，第116页。
[34] “罗刹”这个中文词来自佛经中的梵文“Raksasa”，意思为“邪气、恶鬼”。中国人当时用这个词称呼17世纪定居到中国边界阿穆尔河旁的俄罗斯哥萨克。使这个词具有了“俄罗斯庙”的意思。
[35] 此教堂建立不久，即有到北京的俄罗斯商人去参谒，参加弥撒。他们记载：“新建教堂在中国北京城东右方的城墙角下。教堂附近为在中国的俄国人建立了一个居住区。该区同中国居民的庭院相连。……该教堂由马克西姆神甫主持弥撒，但据说他因年老眼弱，已无力主持其事。”《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第313—314页。
[36] [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德]亚当·勃兰德：《俄国使团使华笔记（1692—1695）》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译本，第224页下注引俄国人亚金甫《北京概况》（圣彼得堡，1828年，第62页）。
[37][意大利]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国纲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译本，第78—79页。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初一日刻写尔伊墓碑（碑原在北京安定门外东正教公墓），把已故神甫写尔伊称作“天主教三喇嘛”，亦可为证。引自《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7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190页。
[38]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28—29页。
[39]一位在俄罗斯佐领中当过差的俄罗斯人，一点也瞧不起基督教（东正教），当有人把他叫做领过洗的人时，他反而感到羞耻。这时他就对那些称他为基督徒的人说：一个婴儿当然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父母为他做过什么。 我的父亲就是在我还在吃奶的时候给我领洗的，所以我不记得这件事。见[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71页。
[40][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70页。
[41][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72页。
[42][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译本，前言第18页。
[43] 吴廷燮主编：《北京市志稿·宗教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

溥仪之后的中国历史故事

03年版，第8册第392页。
[44] 参见曹天生主编、张琨等译《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
[45]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27页。
[46]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31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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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关于清代北京的俄罗斯人；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92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