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目录-19世纪俄国汉学大师巴拉第的生平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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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世纪俄国汉学大师巴拉第的生平和学术

П.И.卡法罗夫（П.И.Кафаров,1817-1878），教名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出身于喀山州一个神学世家，后来又毕业于当地宗教学校。按一般规律，他必定会成为成千上百神父中的一位，默默无闻。可是，在他22岁，也就是1839年，他突发奇想，申请去遥远的中国服务，自愿参加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成为第十二届布道团成员，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先后三次到达北京，居住时间达三十一年[1]。他和遥远的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世界公认的著名汉学家。当代俄罗斯汉学家霍赫洛夫（Хохлов А.Н）评论说“他是俄罗斯汉学科学大师之一，他写了许多有关中国、中亚及远东的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方面的著作。在东方学领域里，他的知识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兴趣表现得非常广泛，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国外，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权威，因此，在他那个时代，他被公认为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2]。而现代俄罗斯汉学界，则习惯将他和比丘林（Бичурин Я.,1777-1853），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 В.П.，1818-1900)并列称为“俄罗斯汉学界三大巨匠”[3]。下面，我们简单描画一下这位杰出汉学家一生的生活和科学活动的轨迹。
（一）志愿去遥远的中国——巴拉第的早年生活
有关巴拉第早年的情况，保存的史料不是太多，我们只能大致地描述。
巴拉第，于1817年9月16日出生在喀山州契斯托波尔斯克县斯塔尔舍施明斯克镇郊一个大司祭家庭[4]。根据档案资料的记载，他出身神学世家。其祖父是神父，其父伊万·格利戈利耶维奇（Кафаров И.Г.），毕业于喀山神学院，后来作了斯塔尔舍施明斯克的博戈雅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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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大教堂的神父[5]。至于巴拉第可敬的母亲——伊万诺夫娜(Ивановна М.)，一生忙碌，除了辅助丈夫，承担所有家务外，全部精力都用在教育孩子们身上[6]。由于母亲的精心教育，巴拉第刚满8岁，就开始写作和阅读[7]。优良的家教，为以后这位汉学巨头的杰出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生于神学世家，巴拉第兄弟受到了严格的神学教育[8]。和其兄长们一样，巴拉第于1827年进入契斯托波尔斯克县神学学校接受启蒙教育[9]。他学习非常努力，成绩很好。1831-1832年进行年终总结时，学校给了他很高评价。在表格的“能力，勤勉与成绩”栏里，写着“优秀”，而在“品德”栏里，写着“非常诚实”[10]。
1832年，15岁的巴拉第从神学学校毕业，旋即进入喀山宗教学校[11]。在那里，他以自己的勤勉和温和性格赢得了老师的注意。在他的学习档案里，老师写道“五月份非常安静，温和，勤勉”，“1833年十月份的学习中，长期品德优良，温和，努力”[12]。 当时，在他同龄同学们的姓名后是各种“不体面行为”的记载。例如，1834年2月,在谈到伊万·捷列马科夫时写道“在二月份，几乎绝对没有参与过祈祷活动，没有上课，在不允许离开房间的时候离开过房间，不怕严惩”[13]。而这样的评语，在巴拉第的档案里从没有出现过。
巴拉第的学习非常成功。有关这点，可以由1834-1835年度及1835-1836年度的考试结果来证明：哲学主考官给他的成绩是：1834年12月，1835年6月“很好”；1835年12月“非常好”；1836年6月“优秀”。外语考试都是高分：古代欧洲语，古希腊语和古法语。法语老师三次考试都给了他“很好”——仅仅一次（1834年12月）给了“好”。跟外语及其他人文科学科目相比，他对数学的关注要少些：1834年12月得的是“好”，1835年6月得的是“差”，1835年12月“中等”，1836年6月“好”[14]。
尽管是宗教学校，但课程内容仍然相当重视历史。早在1832年，还是宗教学校低年级学生时，巴拉第就已经学完了一般历史教程[15]。宗教学校不但开了一般历史课程，而且还开了有关俄罗斯与亚洲邻邦的关系一类课程。恰恰主讲这些课程的都是些有能力的教师，例如，为比丘林所熟知的瓦·阿·斯伯耶夫[16](Сбоев В.А.)，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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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维·彼·韦氏涅夫斯基(Вишневский В.П.)，1847年11月，比丘林曾把自己刚出版的著作《中国的道德与公民状况》送给他[17]。请注意，这些史料对我们研究巴拉第以后申请去中国的动机很有启发。这些令学生尊敬的老师们都和因中国而成名的比丘林有相当密切的学术关系，这势必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
1837年，巴拉第进入圣彼得堡神学院深造[18]。1838年，巴拉第顺利毕业，被录用到神学院管理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作文牍秘书[19]。按当时的情况，这等于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条神学部门的升官之道。可出乎意料的是，不久，他就给正教事务衙门递交了请求书，居然要求加入将被派往北京的布道团。1839年8月2日，他的请求被批准。当日，他就前往教堂剃度为僧，法号“巴拉第”，从此与中国及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巴拉第做出这样出乎意料的决定？
当代研究俄罗斯汉学发展史很有成就的霍赫洛夫教授（现任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说“至于促使巴拉第走上这一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拮据的经济状况，还是失败的爱情，抑或是渴求通晓东方民族生活的知识呢，很难说”[20]。确实是这样，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说，很难搞清楚其中的原因。最主要地是因为巴拉第自己从没有在日记或信件中谈到过这类问题。就霍赫洛夫教授所列举的三方面原因来说，至少第一点是靠不住的。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其家庭很困难，或者作为神学院文牍秘书，其经济收入不敷支出。尤其没有证据表明去遥远的中国有利可图；至于“失败的爱情”，倒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经和旅居意大利的女艺术家索·苏哈沃—卡贝丽娜(Сухово-Кобылина С.В.)的妹妹有过一段失败的爱情。据A.霍赫洛夫教授考证“巴拉第非常密切地关注索·苏哈沃—卡贝丽娜的事情，总在她艰难的时刻帮助她。尽管他曾与她的一个姐妹恋爱无望，但他仍然把她日常生活的不顺和失算，当成自己的私事来承担”[21]。1865年7月31日，他在答应出任俄罗斯据北京第十五届布道团首脑时，曾给索·苏哈沃—卡贝丽娜写过信。其中说：“您现在在哪？···没有和您的姐妹在一块么，对她，我是绝对有愧的，请她原谅我···”[22]。但巴拉第这段爱情为何失败，及对他申请去中国的想法产生了何种影响，我们仍然无法估量；至于“渴求通晓东方民族生活的知识”，客观上确实存在。这点我们可以从巴拉第的好朋友戈尔斯基(Горский B.B.,1819-1847)给其父母所写的信件中得到佐证。信中说“我实话对你们说，吸引我到那里去的原因是对知识的渴望，在那里能发现最丰富、最取之不尽、最杰出的知识，而这在其他世界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渴求东方的知识，仅仅是事情的一面，一般来说，都伴随着另一面，那就是世俗的“功利心”。戈尔斯基接着写道“吸引我到那里去还有对成名的渴望，中国，是获得名声的最佳途径”[23]，“比丘林通过研究中国文学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他是伦敦和巴黎亚洲协会的名誉成员”[24]。但是，从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巴拉第的生活品格看，这种有点俗气的功利心不可能是他申请去中国的动力。瓦西里耶夫后来曾在日记中写道“巴拉第神父和我相交多年，他连虚伪的影子都看不到”[25]。1867年，贝勒士奈德（E.Bretschneider，1833-1901）写信给Ф.奥斯汀-萨克恩(Остен-Сакен Ф.Р.)，其中也说“我不打算罗嗦他作为一个人和学者的高尚品格，在北京，所有的欧洲人，中国人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26]。很难想象，具备这样众口倍称的高尚品德的人会受到功利心的引诱。
不过，从巴拉第学习和成长的过程看，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或许坚定了他申请去遥远中国的愿望。一方面，他在喀山宗教学校学习时，不但该校专门设有关于俄国和东方关系的课程，而且该校的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师，和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一些成员如雅·比丘林有密切的联系。这些课程的开设，为他进行了有关东方知识的启蒙；而这些老师和北京布道团成员的联系则引起了他们对中国的向往。尤其是被委任为十二届北京布道团首脑的A.图伽利诺夫，和巴拉第一样，都出身于圣彼得堡神学院。这样，巴拉第就完全具有了申请去中国的社会关系和知识契机；另一方面，就是长期宗教学校的规范保守的学习生活[27]，再加上神学院文牍秘书工作的枯燥，使巴拉第透不过气来。要摆脱这些，要使自己的生活在宗教框框内但又不失生动，去遥远的中国，对当时的巴拉第来说，恐怕是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
不管动机如何，从此巴拉第开始和遥远的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他独特的轰轰烈烈的新生活。
（二）三十年砥砺京华，功成名就
从1839年到1878年，约四十多年里，巴拉第先后三次旅居中国北京，在北京生活达三十一年之久。
1840年1月19日，巴拉第作为第十二届俄国北京布道团的修士辅祭动身前往中国[28]，于1840年10月4日到达北京[29]，直到1847年4月27日离开北京回国[30]，共七年时间，这是他第一次在北京的生活时期。
在这七年时间里，巴拉第作为一般神职人员，主要任务是学习语言。没多久，他就完全掌握了汉语[31]。汉语的熟练掌握，再加上勤奋，使他很快在汉学研究领域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由于布道团有研究佛教的传统，加上资料充足[32]，巴拉第在这个时期的汉学研究兴趣及成就也主要集中在佛教方面。
1843年，巴拉第完成了第一篇作品，叫“中国佛教诸神及他们的画像记要”。其中详细地编辑了佛教最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神祗清单，并附上有价值的插图收藏品[33]。1844年，巴拉第又把佛藏《丹珠尔》中的《金七十论》翻译成俄文，并写有简短的序言。这些作品在寄达亚洲司之后，“Д.С.切斯特洛伊和Н.Я.比丘林参加了对它的评论，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34]。可惜一直是手稿，没有出版。
1847年，巴拉第又完成了另外两部作品：《佛陀的生活》和《古代佛教史纲》，发表在他自己主编的《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第一、二辑中。相对来说，真正代表巴拉第的佛教研究水平的主要是这两部作品。它们表明巴拉第研究佛教是有计划地，不是盲目的。按照近代佛学大师吕澂的看法，如要有计划地研究佛教，就必遵一定顺序。首先是“藏经”，也就是材料研究；其次是“佛传”，也就是佛教创立者的传记研究；再次，是“教史”，也就是佛教传播史的研究；最后是“佛理”，也就是佛教宗教哲学理论的研究[35]。如果我们对巴拉第研究佛教的历程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他正是依照这样的顺序来研究佛教的。首先，在北京居住的第一个时期，他除了全力学习汉语外，所有剩下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阅读佛经上。当时，布道团佛教研究专家图卡利诺夫(佟正笏，Тугаринов П.)在给亚洲司的报告里就说：“巴拉第以少有的热情，坚定不移地沉入佛教的漩涡之中。从早到晚，坐在佛经面前，抄着，译着···”[36]。根据瓦西里耶夫院士的回忆，巴拉第“阅读了750多卷的汉文佛经后”[37]。可见，巴拉第研究佛教的路子很正确。先努力研究了佛经资料。在北京的几年，就熟读了750多卷佛经，这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心；其次，写了《佛陀传》；接着又写了《古代佛教历史纲要》。按理，接下来就是研究佛教教理。可惜，由于沙俄政府的指令，以及与满清学者何秋涛的交往[38]，他的学术兴趣发生了变化。从第二次到达北京开始，转而研究中国边疆历史。虽然，他的佛教研究没有继续下去，但是，我们从他研究佛教的历程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是有计划的行为，而且符合佛教研究的学术逻辑。在他的著述中，到处显露精辟独到之见。因此，当时布道团首脑，佛教研究专家图卡利诺夫对巴拉第佛教著作的学术水平，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给亚洲司的报告里就说“有关佛教部分的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当然是巴拉第的作品。在他的文章中，新信息是那样多，这些在所有同时代欧洲人的佛教著作中是绝对找不到的···”[39]不过，在俄罗斯本土，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在佛教研究领域，提倡研究资料的梵语原典化和研究方法的西方化，导致了巴拉第佛教研究传统风格的冷寂。
由于巴拉第的杰出表现，1847年4月，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司命他回国，委托他组建新一届布道团。1849年9月27日，巴拉第作为首脑率领第十三届布道团到达北京。，直到1859年5月离开中国止，在北京居住共十年，这是他第二次生活在北京。
这个时期，巴拉第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布道团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首先，帮助斯卡奇科夫(Скачков К. А.,1821-1883)进行天文和农业研究。K.斯卡奇科夫在布道团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既是汉学家，又是外交家；既是学者，又是藏书家。他以“两栖人物”[40]而闻名。但他的成功，却离不开巴拉第的无私帮助。比如，他学习汉语时，“巴拉第不仅破费为他聘请中国老师，而且还亲自帮助他解决一些很难读懂的中文难点”[41]。1851年12月7日，斯卡奇科夫在他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整个一星期都和巴拉第在一块工作，···很多修改，从结果看很明显，我···一年所获不少”[42]。还有，斯卡奇科夫先期赖以工作的北京天文台，就是在巴拉第的直接干预下圆满建成的。整个天文台主要用石头建成[43]，其水准“并不比欧洲的天文台差多少”[44]。此外，斯卡奇科夫还在巴拉第的帮助下，到北京郊区了解中国的农业耕作和棉花种植等情况，并且在自己的实验地里种植各种谷类、蔬菜和园艺作物[45]。仅1853年就种植了16种谷类作物（不算20种稻谷，22种高粱），60种不同的蔬菜，23种瓜类，26种豆类，几近40多种具有药用价值的草和根，130多种花卉。巴拉第曾建议他，要特别注意选择那些能使俄罗斯农艺师和育种家们感兴趣的作物的种子，以便在俄罗斯推广[46]。
其次，巴拉第主编了《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第一辑（1852年出版）、第二辑（1855年出版）、第三辑（1857年出版）和第四辑（1866年出版）。这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唯一的一份汉学连续期刊。虽然只出了四辑，但它的影响却是国际性的。四辑共收论著和译作28篇，“涉及的范围极广，包括国计民生，宗教信仰，物产交通和风土人情等”[47]。前三卷问世后，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博士（Carl Abel）与弗·阿·梅克伦堡（F.A.Mecklenburg）有所选择地将之译成德文，于1858年在柏林发行。其中德文译本第一卷中所译原载俄文本第三辑之《关于钞法的会奏》一文，被马克思注意。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与商品流通”中，曾有注解涉及此事。《关于钞法的会奏》中的户部侍郎王茂荫就成为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了。这也算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罕见盛事罢。
有很多人认为，巴拉第在第二个北京居住时期，本人很少作汉学研究，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岂不说科学组织者的重要性，单说其个人的汉学研究，也不完全是空白。首先，据俄罗斯学者的考证，“由于1847年（巴拉第）从满清历史学家何秋涛手中获得了最完整的有关《蒙古秘史》方面的著作，因此，俄罗斯学者也开始对这样复杂的课题进行研究”[48]。这种说法是完全合理的。虽然有关《蒙古秘史》的译著最后发表于1866年，但是，译注一定开始于1847年以后，也就是他在北京居住的第二个时期。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是：“1848年6月，巴拉第翻译完了魏源在北京1844年出版的历史著作《圣武记》（《执政王朝的战争实录》）的第一章”[49]“很显然，翻译是在亚洲司的委派下进行的，这样做，为的是了解中国历史学家有关俄罗斯的某些言论”[50]；此外，巴拉第还积极地翻译当时中国有关俄中接壤地区的地理学著作。他在50年代初期的报告中从《瀛寰志略》[51]和《朔边辑要》（Шоу бянь цзи яо音译）中摘录了很丰富的资料[52]。此外，他还发表了另外两篇论文：即《中国及其藩属区域内的商路》[53]和《天津和上海之间的海运》[54]。尽管这些著作多半是应时之作，但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研究历史地理学的积极兴趣。随着这种兴趣的发展，巴拉第后来在历史地理学领域里获得了重要的成果。最著名的就是对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中国旅行记的注解[55]。
但是，毫不讳言，由于当时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等。作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俄罗斯布道团，客观上不可能置身事外。尤其是作为大司祭的巴拉第，也就合乎逻辑地扮演了配合侵略者的角色。其活动的重心是外交政治。这从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巴拉第的汉学研究成就。
1859年5月25日，巴拉第奉诏离开北京，动身回国。随即受命去罗马隶属于俄罗斯使馆的教堂做神父[56]。从1860年9月到1864年初，他居住在罗马。
在这段时间里，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汉学。1860年，他完成了一篇纪实著作：《在北京郊区一寺庙度过的一周》[57]；同时还开始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以及汉文伊斯兰教文学等。估计后来发表的有关中国基督教历史（《基督教在中国的古老痕迹》[58]），中国伊斯兰教文学等作品都完成、或构思于这段时期。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快乐与平静的心灵，巴拉第曾构思了很庞大的科学研究计划。他在致外交部费·奥斯汀-萨克恩的信中说“在我的念头里还有许多其他的研究计划，涉及中国的消遣文学、诗歌、戏剧等等，但是我的所有设想未必能实现”[59]。有资料证明，他1866年后相继出版的一些有关元史的译注，也完成于这个时候。“还在1864年1月，亚洲司给圣彼得堡书报检查委员会提交了三份巴拉第的手稿，即：《蒙古关于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即《蒙古秘史》），《古代中国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即《皇元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60]。这三部著作，是巴拉第蒙古历史研究的三部曲。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研究和翻译这三部汉文蒙古历史著作的外国人。拿《蒙古秘史》来说，巴拉第为了译著它，参考了五十多种中、西书籍；做了660条注释。关于其译著的意义，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蒙古学家阿·雅库博夫斯基有非常中肯的评价：“巴拉第的译注是很出色的，虽然这个译注不是直接来自蒙语文献，但是即使在阿·科津院士出版了新译注之后，它仍然不失其意义。像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巴拉第在蒙古学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在蒙古人的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过程中，都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八十年来，他培育了和正在培育我们的历史学家，他和拉施特丁的著作，还有汉语著作（如高孟，孟洪或赵洪及其他人的著作）一块，提供一流的材料，特别是蒙古的材料，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全面弄清蒙古帝国的建立情况。在这方面，巴拉第的贡献是不可限量的”[61]。 1860年，俄国向北京派遣了正式外交使团，布道团失去了政治职能。受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的委托，巴拉第身负传道使命[62]于1865年3月25日第三次到达北京[63]，直到到1878年10月2日因病离开北京，又在北京居住了14年。这是他第三次生活在北京。
这个时期，巴拉第“除了管理简单的教会事务外，就一头扎进科学研究之中”[64]。他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于1866年编辑出版了《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第四辑。有趣的是，里面收的三篇译著（《蒙古关于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即《蒙古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和《中国的穆斯林》），全是巴拉第一个人的著作。实际上，这是当时布道团汉学研究式微的一个表现。新布道团虽然仍受到教会的重视，但是却成了政治上的昨日黄花。沙俄政府不再特别关注它，它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涌现出那么多汉学研究人才了。既然没有其他著作可以刊登，也就只好他自己一个人承包了。关于《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第四集中巴拉第的三篇著作，当时俄罗斯汉学家格里戈里耶夫(Григорьев В.В.)进行了高度评价：“在目前情况下，它是我们有关蒙古知识方面最杰出的著作。···没有一个欧洲汉学家不为此而感动”[65]。可见，从《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的编辑开始，巴拉第在俄罗斯汉学家眼里，已经具有了欧洲意义。巴拉第已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俄罗斯汉学家了，他已经成为杰出的国际汉学家了。
当然，他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一项科研工作就是南乌苏里边区的民族调查。“1869年，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向正教事务衙门请求允许巴拉第去南乌苏里边区出差，调查黑龙江，特别是南乌苏里边区和满洲，朝鲜边界地带所居住的异族人情况，并探索各种留存的古迹（古城，遗址，堡垒等遗迹）”[66]。考察工作进行了将近一年。在充分收集材料的基础上，他写了一系列的内容丰富的报告，对边区过去了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很重要的看法。这就是后来发表的《乌苏里的蛮子》[67]和《与满洲里历史相联系的乌苏里边区历史概要》[68]，以及《南乌苏里地区的民族学考察（信件）》[69]。由于这些考察著作较高的科学价值，所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金质小奖章，以兹表彰[70]。
从南乌苏里边区考察回来后，巴拉第继续翻译研究伊斯兰教文献，大概后来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文献》[71]就是这段时期的作品。有资料表明，这部作品开始鲜为人知，后来被教会史学家阿多拉茨基（Адоратский Н.）于北京布道团档案馆发现[72]，在E.贝勒士奈德医生的帮助下，于1887年出版于圣彼得堡。“在巴拉第所熟悉的30种汉语伊斯兰教文献中，巴拉第就使用了25种。在该领域，巴拉第的著作是最卓越的”[73]。关于伊斯兰教，巴拉第还有两篇文章：《中国的穆斯林》[74]和《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对中国伊斯兰教徒刘泽亮编译的汉文伊斯兰教文集<御览至圣实录>的简介》》[75]。
不过，相对来说，这个时期巴拉第最出色的成绩就是其编著的《汉俄合璧韵编》。这部词典是他完成了南乌苏里边区的考察之后开始编著的，直到1878年他病重逝世为止，前后花了约8年时间[76]。遗憾地是，这部巨著在他生前来不及正式出版。原因大致不出两个方面：一是经费问题；二是词典还需要修订，而巴拉第已经病重，无法完成校订工作。后来，这两个问题都由波波夫解决。波波夫（Попов П.С.1842-1913），著名汉学家，是巴拉第最亲密的同事，时任俄罗斯据北京使团的一等翻译。他前后花了六年时间，校订修改了巴拉第的词典手稿。1886年3月，他请求老朋友、时任俄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弗拉卡林(Влангали А.Е.)拨款将词典出版[77]。1886年7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Ⅲ,1845-1894）批准了外交部亚洲司关于拨款出版巴拉第—波波夫词典的请求。当时这个解决经费问题的决定来之不易，因为刚刚经过克里木战争（1853-1856），俄国国库空虚，沙皇之所以批准拨款，主要原因在于，俄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希望出版这部词典“能够对加强西伯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有利，满足翻译者们的需求”[78]。“由于当时皇家圣彼得堡科学院印刷厂没有足够的汉字活字，所以波波夫采纳他的一个老师—一个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的建议，决定在北京同文馆印刷”[79]。经过很多人的努力，词典于1888年出版。共分两卷，计1363页。对于这部词典，当时国际学术界评价很高。杰出的美国汉学家丁韪良在《中国时报》上就发表评论：“今年，在俄罗斯汉学史上，因出版了杰出的著作而令人称道。著名的学者，他的名字写在这本著作扉页上，排在第一，他把自己生命的最后八年都献给了它，献给了科学”[80]。据苏联汉学家B.M.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说，法国的汉学家沙畹（1865-1918）特别看重巴拉第的这部词典，认为当汉语词典不能解决问题时，这部词典常常是“最终的论据”[81]。
1878年中叶，巴拉第为字典的最后竣工费尽心力，一病不起。根据医生的建议，巴拉第决定走海路经西欧回国。10月2日，在一名法国使馆医生的陪同下，到达上海，然后搭船前往西欧。12月5日到达马赛。12月6日下午3点，巴拉第因心脏病猝发而溘然逝世。1879年1月2日，遗体被运到尼斯，葬在靠近东正教教堂的俄罗斯人墓地[82]。
不用说，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汉学研究；更不用说，他的一生永远和中国及中国文化联系在一块。他不但自己是一位国际汉学大师，同时，他还是位杰出的汉学科学研究组织者。尽管出于职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抱着同情中国的心思一度成为侵略者的帮凶，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他。他在汉学研究领域即向俄罗斯人民正确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是不容否定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位值得我们中国人纪念的外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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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П.Е.斯卡奇科夫认为巴拉第在北京居住了33年: П.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151；A.列舍托夫也持这种观点: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М.1997г.С.289；俄罗斯科学院的布道团历史专家A.伊芭多娃认为巴拉第在北京居住时间为三十年左右: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н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е—275-ле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СПБ.1993г.С.112.这比较符合实际。如果以到达和离开北京的时间为准，巴拉第在北京生活的具体时间应该是三十一年。
[2]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3.
[3]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ⅩⅨ века ，М.1990г.С.90.
[4]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54，案卷2（1817年）“契斯托波尔市及契斯托波尔斯基县的婚丧登记册”.
[5]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62，案卷4（1825年）, 第9页；全宗7，目录66，案卷3（1829年），第11页.
[6]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54，案卷3（1817年）,№32， 第1005页.
[7]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62，案卷4（1825年）, 第9页.
[8]

雪岗中国历史故事集百科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4,目录62，案卷2（1830年）, 第17页；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

中国历史健身人物故事简短

案Ⅰ-5，1823年，目录34，案卷Ⅱ，第一部分，第215页，324页.
[9]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64，案卷3（1827年），第9页.
[10]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116，目录1，案卷120（1827年），第358-359页.
[11].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116，目录1，案卷127，第51页.
[12]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116，目录1，案卷143，第86页；
[13] .同上注。
[14]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116，目录1，案卷171，第52页；
[15]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116，目录1，案卷127，第1、9、16页；
[16] .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全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A-27-6-Н.Я.比丘林通讯录。
[17] .这本附有Н.Я.比丘林亲笔题词（1847年11月30日）的书，藏于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图书馆（莫斯科）。书里还盖有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主要档案馆的椭圆形印章。
[18]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116，目录1，案卷101，第16页；
[19]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私人档案总汇和庶务档案，目录464/3，案卷823，第1-4页。
[20]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11.
[21]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69.
[22] .国立列宁图书馆，全宗223，第20盒，第4保存单元，第10-11页.
[23]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97г.№5.С.232.
[24]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97г.№5.С.228-229.
[25] .Скачков П.Е.. Академик В.П.Васильев о П.И.Кафарове.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1958г.№Ⅳ.С.208.
[26] .Записки Имп.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общей географии.Т.22，№1.СПБ.1892г.
[27]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11.
[28]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98г.，№1，С.93.
[29]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15.
[30] .П.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154.
[31]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15.
[32] .Там же стр.17.
[33]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1，卷夹4。
[34]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20.
[35] .吕澂《佛教研究法》，1991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第1-2页。
[36]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1，卷夹23，第4页。
[37]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1958г.№4，С.208.
[38] .陈开科《巴拉第与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家的学术因缘》，《西域文史论丛》，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辑.
[39]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1，卷夹23，第3页。
[40]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199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第57页。
[41]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34.
[42] .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全宗273，第2存盒，第2保存单元，第65页。
[43]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оговестник，1916г.№5-6，стр.20.
[44]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П.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СПБ. 1853г. Часть 2，С.201-202.
[45]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1，卷夹51，第372-373页。
[46] .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全宗273，第2存盒，第1保存单元，第46页。
[47]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199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11页。
[48]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38.
[49] .该译著为手稿。参见：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亚洲司图书馆，目录505，第81保存单元。
[50]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40-1850年，案卷2，卷夹34,第2部分，第258页。
[51]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1，卷夹51，第552-555页。
[52]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2，卷夹83，第25-30页。
[53] .Известия Имп.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ИРГО)，вып.4，1850г. С.224-259.
[54]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381-392.
[55] .Камментарий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Палладия Кафарова н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Марко поло по северному Китаю.
СПБ.1902г. Известия Имп.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Т.38，1902г. С.1-46.
[56]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罗马使馆档案，目录525a，案卷797，第2页。
[57] .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385，目录1，第1608保存单元，第4页。
[58] .Воточный сборник».1872г.Т.1,вып.1, стр.47-49.
[59] .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385，目录1，第1608保存单元，第5页。
[60]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Ⅰ-5，1823年，案卷Ⅰ，卷夹74，第459页。
[61] .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1953г. С.61.
[62]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Ⅳ-2，1864-1865年，案卷9，第43页。
[63] .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385，目录Ⅰ，第1608保存单元，第12页。
[64]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1916г.Пекин，С.155.
[65] .Известия Имп.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1866г.，Т.11，вып.5（03.10.1866г.），С.157-161.
[66] .Скачков П.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176.
[67] .Известия Имп.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1871г.，Т.7，часть 2，С.369-386.
[68] .Известия Имп.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1879г.，Т.8，часть2，С.1-64.
[69] .Известия Имп.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1870г.，Т.6，С.176-178，С.233-238；1871г.，Т.7，С.91-97，С.123-124，С.263，С.325-327，С.355-357，С.369-377.
[70]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75.
[71] .П. И.Кафаров.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агометан.СПБ.1887г.
[72] .Там же С.334.
[73] .Скачков П.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177.
[74]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437-461.
[75]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агометан.Изложение содержания магометанского сочинения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под заглавием «Юй лань чжи шен шилу», составленное китайским мусульманином Лю Цзелянь. Труды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а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1877г.Т.17,С.453-460.
[76] .苏联国立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全宗381，目录1，第43保存单元，第10页。
[77]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中国档案，1872—1879年，案卷1912，第2-3页。
[78]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Ⅱ-11，1886-1887年，案卷Ⅰ，第2页。
[79] .Китайское изыказнание.Ⅷ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материалы.М.1996г.С.158.
[80] .W.A.Martin .Palladius and Popoff’s dictionary, Chinese times,Aug. 10. 1889.
[81] .B.M.Aлексеев《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Москва. 1958г. стр.288
[82]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Ⅱ-7，1872-1881年，案卷5，第11、16、29页。巴拉第自费在自己的墓地上，竖立了一块大理石碑，有可能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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