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二十世纪清代学术研究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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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1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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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二十世纪清代学术研究之回顾

目前，正处于新旧世纪之交，为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以新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国内外学界都在对本领域20世纪的研究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和反思。基于个人的研究领域，这里拟就20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做简略回顾。
1644年至1911年的清代历史，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联系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因而，近年来清史研究愈益受到海内外研究中国政治历史的学者的重视，在中国各断代史分支的研究中较为活跃。清代学术思想史是整个清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研究状况也与整个清史研究的状况大致如是。
清代学术思想史既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结时期，也是近代中西学术思想的冲突、交融和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起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对于弘扬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加强和建设有中国现代民族特色的新学术、新文化，无疑有重要意义。
一
欲回顾20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首先应明确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据我个人理解，清代学术思想史主要是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成就，并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规律。
依据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界定，来衡量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可以看到早在20世纪之前的清朝时期，就已有人着手研究清代的学术了，而20世纪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正是在清代当时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出发和前进的。因而，在清理二十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时，有必要对清代当时的研究做粗略的勾勒。
由于中国学术思想史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起，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就连绵不断，各个历史时期的学术，均呈现了不同的特点，诸如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等。清代当时的学者，不仅整理研究其以前各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和著述，同时，也对当时的学术进行了研究和评述。这在当时学者间的往来书信及著作的“序”、“跋”、“传记”和一些系统的著述中均有反映。
明末清初，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相互间多有联系和交往，互赠著作，互有评论。如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又说，他自己有《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1]。这封信，不仅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做了高度评价，同时也表明了他与黄宗羲思想的异同。这显然是对黄宗羲的著作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而得出的结论。再如黄宗羲为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所作的《序》中说：“淮海阎百诗寄《尚书古文疏证》四卷，属余序之。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中间辨析三代以上之时日、礼仪、地理、刑法、官制、名讳、祀事、句读、字义、因《尚书》以证他经史者，皆足以祛后儒之蔽，如此方可谓之穷经”[2]。黄宗羲对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的评价，几乎成为日后评论阎若璩此书的嚆矢，也奠定了阎若璩在清初经学史及考据学中的地位。类似顾炎武、黄宗羲这些论学的“书信”和“序”、“跋”等还大量散见于当时学者的著述之中，都应看做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第一手宝贵的历史资料。
及至清中叶，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巩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及统治者大力提倡发展学术，颁布了一系列奖掖学术发展的政策，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也更加蔚然成风。当时的学者全祖望长于明末清初史事，重视对文人、学者轶闻掌故的搜集整理，在其文集《鲒崎亭集》中，撰写了不少学者的墓志碑铭，诸如《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亭林先生神道表》、《二曲先生窆石文》、《桐城方公(苞)神道碑铭》，以及为清初大批学者诸如傅山、何焯、姜宸英、沈彤、厉鹗、刘献廷、毛奇龄等人撰写的《墓志》、《事略》、《传记》等等。其中不仅记述了这些学者的生平经历，而且评述了他们的治学方法、学术著述和成就及师友交往。继全祖望之后，杭世骏、钱大昕、彭绍升、阮元等，也都分别在他们的文集《道古堂文集》、《潜研堂文集》、《二林居集》、《研经室集》中，都或多或少、或详或略地为明末清初及中期大批学者，如阎若璩、胡渭、王锡阐、梅文鼎等撰写了学术传记。由于这些人本身都是著名学者，他们为前辈及同时代学者撰写的学术传记，不仅史实较为可信，评论也较为公允得当。当然应视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尔后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宝贵资料。
乾隆中期，清朝的统治已达鼎盛阶段，学术文化也呈现出繁荣兴盛景象，学派林立，学者辈出，考据学盛行一时，清政府又投人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继康熙、乾隆朝之后，又编纂了各种大规模的书籍，其中以《四库全书》为最。当时一大批学者如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都参与纂修全书。与之同时，还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该书不仅按经、史、子、集分类收录了历史上留存的包括清代在内的大量文献典籍、学术著述，而且还对收录图书按类撰写了小序及每本书的提要，《序》和《提要》既阐述了学术流变，又介绍了各书作者的生平、著述内容、版本流传及其在学术上的得失。这些文字既反映了编撰者的学术观点，也为后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留下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至嘉庆、道光之际，清朝的统治逐渐由盛转衰，风靡一时的乾嘉考据学逐步走向衰落，今文经学再度兴起，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争再起。这时出现了对考据学或进行总结、或进行抨击的著作。较为有代表性的有江藩站在汉学家立场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其中《汉学师承记》，对清代的汉学家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等一一为之立传，分别厘清了汉学的师承源流和各自的学术成就。与之同时，方东树则站在宋学立场上，撰写了《汉学商兑》，对汉学大张挞伐，甚至将其比喻为“鸩酒毒脯”、“洪水猛兽”，不过，确也道出了汉学“支离烦琐”的弊端。稍后，唐鉴也站在宋学立场编撰了《清学案小识》。这些著述虽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但毕竟是清代当时人关于清代学术思想较为系统的学术研究之作。除上述著述外，阮元编纂有《皇清经解》、王先谦又编纂了《续皇清经解》，汇集了清代的注经成果，为研究清代经学史、学术史提供了资料上的方便。
此外，进人中华民国之后，赵尔巽主持编纂了《清史稿》，其中的《艺文志》与《儒林传》、《文苑传》，还有徐世昌主持的《清儒学案》，其内容都集中论述了清代的学术文化。由于编撰者都以清朝遗老自居，并坚持清朝立场评论有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上述著作虽有一定的学术资料价值，但观点甚为守旧，从其内容与实质看，更反映了清代当时人对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的特点。
清代当时人关于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和整理，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反映了对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历史阶段，提供和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和观点。但总起来看，这些著述大都是封建时代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的学者的著述，在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上，不可避免的具有时代的烙印与局限。间或观点守旧，或者有很深的门户之见，尚不能对清代的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及一些重要的学者、思想家，做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更谈不到阐述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规律。总之，它们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严格地说还谈不上是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科学研究。
二
迈人二十世纪之后，世界与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包括清代学术思想史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辛亥革命前后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扫荡，发起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和宣传。特别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尊孔读经”，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更尖锐、更深刻的批判。这些思想在清代学术思想研究领域也有所反映。一些学者开始运用自晚清以来传人中国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来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如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钱穆等。他们都先后发表了一些专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论著。胡适曾发表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戴东原的哲学》以及有关颜李学派的论文，用实用主义哲学分析研究清代学术思想，比之于封建时代学者对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甚至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对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更有划时代的贡献。
章太炎在青少年时代，就师从国学大师俞樾，在其“诂经精舍”中受过严格的汉学训练，对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有着深厚功底和精深造诣。而后投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并留学日本，大量学习阅读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著述，深受西方进化论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影响，且成为自身思想观点的理论基础，他以这些思想理论来分析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大大超越了清代当时的学者。他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1900年出版并于1904年修订再版的《訄书》中。特别是修订后的《訄书》，曾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该书的《订孔》一文，在近代中国首次从正面批评和斥责了孔子与孔学，对孔子与孔学的独尊地位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另外书中的《学变》、《学蛊》《王学》、《清儒》诸篇，也对汉、晋以来的中国思想学说变迁做了综合的考察。其中《清儒》则对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发展做了系统的清理和总结。文中对乾嘉汉学的派别划分和吴、皖两派的治学特点都做了精辟分析，尤其是对戴震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清朝统治者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文字狱，对清代学术发展的消极影响，即所谓：“多忌，故诗歌文史梏；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3]文字言简意赅，其基本思想观点几乎成为此后研治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圭臬，对20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有重大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章氏此书正式出版于辛亥革命前夕，反对封建专制与反满革命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锋芒所向，出于资产阶级革命宣传的需要，文中的某些观点，如关于文字狱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消极影响，未免估计过于严重，有些偏颇。
此一时期研治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学者中成就更为突出、影响更大的当推梁启超。他几乎与章太炎撰写《訄书》的同时，也于1904年发表了自己研治清代学术思想的处女作——《近世之学术》。他在该文中概述了其对清代学术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诸如清代学术的基本特征、清代学术史的基本分歧、清初的经世思潮、乾嘉学派及今文经学的评价、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等。当然，粱氏对清代学术思想史最主要的代表作，还是1920年发表的《清代学术概论》及于1929年正式结集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粱氏发展了其在《近世之学术》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进一步对清代学术史的分期、清代学术的基本特征、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清代各时期的主要学者、学术流派的学术思想与成就，均进行了阐述、归纳与概括。这本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纲领性的著作，奠定了至今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框架和基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梁启超晚年研治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论著，比之《清代学术概论》更为缜密、成熟和丰富。全书既保持了作者对清代学术思想进行宏观研究的特色，同时又对专人、专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将宏观研究同局部的、微观的分析考察相结合，把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全书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部分：一是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深入分析了清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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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对清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关系；二是论述清初经世思潮及主要学者的成就；三是综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成绩，就清代学者在经学、小学及音韵、校勘、辨伪、辑佚、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牒学、历算学、科学、乐曲学等方面做出的成绩，一一排比、归纳和概括，反映了作者搜讨之勤与功力之厚。
梁启超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直接参与者，他既有中国传统学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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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造诣，又大量吸收了近代西放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既有博览群书的渊博学识与高屋建瓴的广阔视野，又有会通中西文化的观点和方法。以这样的学术造诣、思想见识、观点方法来研治清代学术思想，自然会使其著作有独到的特点和贡献，能取得远超前人的卓越成就。他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是在开创性的宏观研究，及对重要学者、学术流派的个案分析与评价，以及其对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规律的探索，与对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尝试，乃至于在学术史编纂体例的创新等方面，都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在整个20世纪都有重要影响。
但也必须指出，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毕竟写于70年之前，以今天的视角衡量，自然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如作者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这一促使清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重要的社会政治因素，几乎没有涉及；对于孙中山、章太炎的思想学说，因带有成见和偏见，也只是一笔带过；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思想学术界发生的变化也避而不谈，对于晚清人民群众的反抗运动仍诬称为“乱”和“匪”。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偏见与学术成见。此外，由于作者聪慧异常、读书极多、记忆惊人，撰写论著，引用资料常不查原著，仅凭记忆写出，导致书中人名、字号、书名及引语常有错乱，使其著作在某些方面不够严谨和准确。
继梁启超之后，20世纪前半叶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另一有重大成就的学者则是钱穆先生。其代表性著作是与梁启超所著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书是钱先生于1931年秋季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在此基础上修改整理成书，于1937年出版。作者在该书《自序》中说“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还表明自己写作的目的是“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4]。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书中表彰民族气节，提倡经世致用，主张继承两宋“经世明道”的学术传统，反对“全盘西化”，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维护民族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进步士大夫的爱国经世传统。该书在内容安排上，分章论述，以人为题，从明清之际的黄梨洲、王船山、顾亭林、颜习斋、李恕谷、阎潜邱、毛西河起；中经戴东原、章实斋、焦理堂、阮芸台、凌次仲、龚定庵；直到晚清的曾涤生、陈兰甫、康长素。较之粱氏的同名著作，更为首尾一贯，详细完备，剪裁得当。书中引用的资料也更为丰富和翔实，常于叙述中发表议论，夹叙夹议，有些分析和见解也相当精辟、独到和严谨，且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总体评价与宏观论述，与梁著相较都显有不同特色。但该书在文字表达方面，由于引用材料较多，虽为学界看重，却不及梁著的文字流畅可读。因而，此书虽然晚出，则不及梁著在读者中的影响广泛。不过，由于钱氏于20世纪后半叶，仍以讲学与著述活跃在海内外学术舞台，其治学范围也更为广泛，对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研究，发生的作用和影响，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并不亚于粱氏。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学术观点上竭力维护儒家道统，在政治立场上主要是维护其自身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反映到该书的具体内容方面，则是竭力维护宋学，表彰儒家道统，如说曾国藩为“晚清中行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其在学业与文章”。同时，对于曾国藩围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行动也不加掩饰地赞扬说：“咸丰二年丁母忧归，遂起乡兵讨太平军，先后在军中十三年，卒平大难，称清代中兴首功焉。”这显然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立场。
总起来看，章太炎、胡适、梁启超、钱穆等，他们在20世纪前半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是成就与局限，虽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特征与烙印，但都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进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应该将他们的研究和著述，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和阶段性研究成果，予以批判继承，有分析地加以吸收和借鉴。
三
1949年10月1日，中国的新政权诞生，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学术研究在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居指导思想地位，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这样的指导思想、观点和方法自然也反映到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之中。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虽早，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研治清代学术思想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却并不多见。成系统的著述，似乎只有侯外庐的《中国近世启蒙思想史》，此书写于抗日战争时期，主要论述晚清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思想学说，何干之也写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此外还有一些单篇的论文和小册子，如杜国庠的《论理学的终结－－由明清之交黄顾王颜的哲学看到“理学”的终结》等，兹不一一列举。而普遍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关系统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则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这方面成就最突出的首推侯外庐与杨向奎先生。
侯外庐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他早年翻译过《资本论》，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育贯穿古今，他继主编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之后，又于1955年改写并正式出版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这部著作以中国早期启蒙思潮为主线，论述了中国17世纪至19世纪40年代的启蒙思想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全书遵循唯物史观，把握时代特点，从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关联入手，综论了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叶的社会思潮，并具体论述了各时期的社会思潮中的启蒙思想家的学术思想文化观点，对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朱之瑜、傅山、颜元、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阮元、龚自珍等人的思想学说，一一论述，实则是一部清前期的思想史。该书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用唯物史观系统论述清前期思想文化的专著，影响甚大，奠定了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研究清前期思想文化的框架与基础，其功不可没。不过，这部书确也存在如某些人所批评的有些机械唯物论的色彩。侯外庐作为一带思想史大家，在撰写《中国思想通史》、《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的过程中，还带动与培养一一批有成就的学生，如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黄宣民等，他们在当时和此后都成为活跃在中国思想史及中国历史等学术领域的专家，并形成了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侯派”，对包括清代思想史在内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杨向奎先生治学范围广泛，他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下册），这部著作贯穿了“有哪样的社会经济就有哪样的思想意识”，“不能把有影响的学派和思想简单化”[5]，这一基本思想和方法，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的紧密结合入手，以中国古代社会为甲编，中国古代思想为乙编。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论述了清代前期一些汉学家的反理学思潮及其学术成就，依次论述了顾炎武、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清代学术大师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治学方法及其影响，堪称是地道的学术史之作。由于杨向奎先生具有早年参加“古史辨”的深厚考据学功底，又有精深的中国经学、史学造诣，同时又有很深的自然科学素养。因而，能得心应手地对上述清代汉学家在经学、小学、音韵、训诂乃至天文、历算方面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做出深入具体的专家之论。这是今天一般来说缺乏这方面训练的中青年学者难以企及的，而这却又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不可回避的内容。因此，杨向奎先生的研究和著述，对于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后学说来尤有助益。
这一时期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除侯外庐、杨向奎两大家外，还有明清史学家谢国桢及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也都有些有关著述，如谢国桢的《黄梨洲学谱》、《顾亭林学记》、《明末清初的学风》；张舜徽的《清代扬州学记》、《清人文集别录》、《清代笔记条鞭》等。这些著述或者是对清代学者、学派的个案研究，或者是对有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介绍，无不为研治清代学术思想提供了观点上的借鉴与资料上的方便。
这一时期，在学术界对于清代的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史和有进步倾向的学者如王夫之、戴、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等，也都有较多研究，甚至专门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发表和出版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很有分量的重头之作，却不多见。
此外，在一些《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以及有关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文献学等各类专史中，对于清代学术思想也都有些相关的概括性论述和介绍。这些分门别类的论述，多出自各部门、各学科的专家的论述，对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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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也很有助益，不过，这些概述往往失之过于简略。
回顾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一段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状况，不能不看到，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研究受到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影响，极“左”思潮不断升级，直至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为居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历史研究过分偏重于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加之，又只强调意识形态受制于经济基础与社会存在，而忽视其相对独立性与反作用力，致使学术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同时，这段时期又过分强调“以论代史”。“以论代史”，只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学术研究中充斥着“放空炮”之作，而忽视对具体问题做微观的深入研究，更不重视对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特别是在批判胡适的政治思想运动中，因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及其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口号，不仅彻底否定胡适的学术成果，进而也把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一概否定。在这样的风气下，对清代占支配地位的乾嘉考据学，也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斥责其从治学内容到治学方法，都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奴仆和工具，只看到起烦琐、脱离实际的一面，忽视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成就、地位和影响。这势必妨碍对清代学术思想史进行客观、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致使这一时期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裹足不前，未能取得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
四
1978年12月，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发展至“文革”时期达登峰造极的极“左”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推翻了“两个凡是”，恢复了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良好气氛。使得学术研究日益繁荣与活跃，在学术研究中原来人为设置的禁区，也一个个被打破。史学研究也冲破了只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的藩篱，研究范围大有开拓，文化史研究的热潮迭起。社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特别是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重视国学的热潮中，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也重新起步。在这样的学术研究气氛中，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也有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这突出表现出：
（一）随着对清代历史研究的重视和深入，也推动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如本文开篇所说，由于清史与现实联系密切，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学界对清史的研究日益重视和关注。即以中国大陆而论，清史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在北京、天津、沈阳、长春、厦门等地，相继成立了专门研究清史的研究所、研究室。与之同时，专门研究清史的学术刊物和论丛，诸如《清史研究》、《清史研究集》、《清史论丛》等也相继创办，为发表清史研究成果开辟了园地。还有多种清史研究丛书也陆续出版。而且，国内、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也接连不断地召开。专门的清史研究队伍也逐渐形成。一些有代表性的清代史、专史、人物传记不断推出。诸如《清史简编》（辽宁）、《简明清史》（戴逸主编）、《清史》（郑天挺主编）、《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清代人物传稿》（中华书局、辽宁人民出版社）。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大量清代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学术思想史方面的专著。还有，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均设有《清史卷》，且都已经出版。这说明对有清一代的历史研究，几乎成为中国通史研究的热点，这必然推动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上述有关清代通史性质的著作中，及一些《中国通史》（如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十卷本《中国通史》），都有专篇、专章论述清代学术思想。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清史卷中，也列有众多条目，阐释清代学术思想。而且，这些篇、章、条目的撰稿人，多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名家与专家。在各种专门的清史研究刊物所发表的大量论文中，以及历次清史学术讨论会收集的论文中，有关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论文，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所有这些清代学术思想的论著，都是清代学术思想史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大致反映了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现状和水平，值得重视和研究。
（二）一些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方面的专著相继出版，反映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日益深入。如杨向奎先生老当益壮，以耄耋之年，又编撰了多卷本的《清儒学案新编》，此书始于孙奇逢，终于康有为的“清初、乾嘉、嘉道、晚清侏儒”，以人为径，编成八卷本的学案。每一学案既有案主的学术思想评传，又有其学术思想史料选辑。评传部分重在对案主的学术思想观点、成就、影响的分析；学术思想史料选辑，旨在选录案主最主要、最基本的思想史料，“盖欲起学术思想史及学术思想史料的双重作用。”[6]从头两卷看，该书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编者的预期效果，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提供了观点上的借鉴与资料上的方便。此外，一些锐意进取、成果丰硕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界的后起之秀，近年来也陆续推出了研究清代学术思想文化方面的专著，如冯天瑜的《明清文化史散论》、陈祖武的《清初学术思辨录》、南炳文和李小林的《清代文化》、王俊义和黄爱平的《清代学术与文化》、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王茂等人的《清代哲学》等。这些著述问世以来，均不同程度地获得学术界的推重与好评。另外，对清代一些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的研究，也有不少专著和传记性的著作相继问世，其中突出的如沈嘉荣的《顾炎武论考》、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马洪林的《康有为评传》、李喜所的《梁启超传》、陈金陵的《洪亮吉评传》。这些传记之作，在个案研究上，都有重要的深入和突破。有关清代学术思想方面的专著，还有许多，恕难一一列举。这些著作的出现，反映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正日益深入和提高，研究队伍也正在崛起。
（三）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不同观点开展了争鸣。这些年来，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重要学派、重要问题，都曾召开过国内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开展讨论，如对王船山、黄宗羲、傅山、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物，以及浙东学术、扬州学派、乾嘉考据学派、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也都曾举办过专门的会议进行研讨。从报刊上与会议中所发表的大量论文看，研究的范围更加宽广，研究的数量和质量较之过去也都有发展和提高。同时，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和见解，也开展了争鸣。如对于明清之际的进步学术思潮的评价与性质问题，它究竟是早期启蒙思潮，还是封建社会儒家内部的复归？关于明末清初的来华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评价问题，究竟是早期殖民主义者进行文化侵略的先遣队，还是西学东渐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和西传的使者？关于乾嘉学派的讨论，则集中在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内部之派别划分问题上，亦即乾嘉学派的产生究竟是清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的结果；还是康乾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学术兴盛的产物；间或是清初以来反理学思潮逐步发展、学术本身运动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抑或是多元性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讨论打破了清廷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导致乾嘉学派产生的定论。关于乾嘉学派派别之划分，究竟是分作吴派、皖派、还是另有扬州学派、钱大昕派；间或根本不存在吴派、皖派之分？如此等等。在热烈的讨论之中，不同意见之间均提出了一些突破性的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术讨论中也推进了海内外的学术交流。由于许多讨论会都是国际性或海峡两岸的，既有日本及欧美各国的学者参加，也有港、澳、台的学者与会。通过海内外学者之间的讨论与交流，也使中国大陆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学者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方法有所更新，使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逐渐从国内走向国际学术界。
（四）清代一些重要学者、思想家的文集、全集及有关的工具书相继出版，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提供了资料上的方便。这些年来，许多清代学者的著述与文集，都先后得以出版，甚至一些著述宏富、卷帙浩瀚的全集，如《黄宗羲全集》、《王船山全集》、《戴震全集》、《曾国藩全集》等，也都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予以整理出版。还有一些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工具书、资料书，如《碑传全集》、《清儒学案》、《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档案选编》等等，也都逐步编纂或整理出版。无不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提供了资料与工具上的方便，有利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提高。
由上可见，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即20世纪的后20年，由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的确立，使得国内政治形势较为稳定，经济建设迅猛发展，对外开放与交流日益扩大，与之相伴随，一个思想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在逐步兴起，在这样的形势下，研究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的良好势头，也已露出端倪，并为21世纪的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提高到新阶段、新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
通过对20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之回顾，再展望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可以得出什么样的历史启示呢？
（一）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在激烈的动荡、变革、发展过程中，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迎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清代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作为清史组成部分的清代学术思想史既有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开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在新旧学术思想交替演变的过程中，既涌现了继承和总结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学术，也产生了有深厚传统学术功底、又能吸收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并将二者融合起来、把中国学术思想推向新阶段的学术大师。因此，认真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对于继承中国古代的优良学术传统，建立当代的新学术、新思想有重要意义。但是，长时期以来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来，良好的研究势头虽正在兴起，但由于清代学术思想史与先秦、汉魏、隋唐、宋明各段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相比，研究基础比较薄弱。学术界理应加强对这一薄弱环节的研究，使之逐渐有所突破。
（二）从1949年以来直到目前，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是却还没有出现划时代的著作，甚至没有出现能与梁启超、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匹敌的重头著作。至今尚无一部反映时代特点的全面、系统、高质量的《清代学术思想史》专著。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虽然时间跨度相当，但其以启蒙思潮为主线，与启蒙思潮不直接相关的许多重要学派与学者却未涉及。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也只论述了几位汉学大师。陈祖武的《清初学术思辨录》，顾名思义，其研究范围仅限于顺、康、雍时期的学术思想。王俊义、黄爱平的《清代学术与文化》，也只是对鸦片战争之前清代学术与文化专题性的研究结集。它们都还不是全面、系统的清代学术思想史。学术界特别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同仁，应有压力感，需要急起直追，埋头苦干，潜心钻研，争取早日写出一部与梁启超、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比美的《清代学术思想史》问世。
（三）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专门队伍，既要有当代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又必须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及文字、音韵、训诂等汉学基本功的训练，还应有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方面的知识，否则就很难对清代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然而，具有深厚传统国学功底的老一辈学者已相继谢世，到20世纪结束，人数将越来越少。而今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中青年学者，在上述基本功底、基本训练方面，几乎无法与老一辈学者相比，他们的根底大都不深不厚。而且即便就是根底不深的专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学者也为数甚少。但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又必须有坐冷板凳的精神，短时期内很难奏效。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要使包括清代学术思想史在内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有大的发展和突破，就必须有一支根底深厚的研究队伍。这一历史

中国历史故事英语短篇

重任势必落在当今中青年学者肩上。何况，就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而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思想文化，愈来愈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因而，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新学术、新文化，并适应21世纪国际上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而今的中青年学者，应有志于中国学术、特别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学术文化部门的领导和学界领袖，为使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后继有人，也应尽快采取措施，提倡和加强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研究，下大力量培养国学研究人才。否则，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将会后继乏人。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1] 顾炎武：《与黄太冲书》，《顾亭林诗文集·佚文辑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8页。

[2] 黄宗羲：《古文尚书疏证序》，《黄梨洲文集序类》，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页。

[3] 章太炎：《清儒》，见《章太炎全集》，《检论》卷四。

[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页。

[5] 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自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6]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缘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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