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1999年清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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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99年清史研究综述

与1998年相比，1999年清史研究领域相对活跃，如《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出版，新的理论阵地《明清论丛》创刊，三次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的举行等。
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曾因思想、政治、民族、地域等原因查禁、删改、销毁了3000余种图书，总数达10万卷以上，与收录之数几乎相埒。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部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巨型图书先后上马、完成。继《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后，《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工作也于1999年11月杀青，交付北京出版社出版。本丛刊由王钟翰任主编，何龄修、朱宪、赵放等为副主编，专家学者共100多人任学术顾问和编纂委员，收录禁毁书600多种，分为310册，外《索引》1册。虽不是现存1500余种禁毁书的全部，但已是目前征集之最，而且对收录内容也作了初步鉴识和整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项如此浩大的学术工程，不尽如人意之处是难免的，但《禁毁书丛刊》以其所收典籍的原始性、丰富性、珍稀性、民族性等特点，无疑将成为明清史研究，尤其是清代学术文化史、政治社会史等专门研究必不可少的独特素材。
通鉴体是我国古代传统史学的三大体裁之一，《清通鉴》的出版，弥补了通鉴体史籍的一个缺憾。全书共有300卷，分为22册，前32卷为入关前历史，正编268卷是从入关至清亡的历史，以年、月、日为线索贯穿有清一代的系统史迹，继承通鉴体史籍的优点，并吸收今人学术成果，为清史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本书由戴逸、李文海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戴逸主编的9卷本《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著作，由辽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将中国放入世界发展背景中加以考察、比较，对康雍乾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边疆民族、农民、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阐述。其中，导言卷由戴逸撰写，其他各卷分别由对这些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撰著。
世纪之交的1999年，俨然形成了清史研究阵地三峰并立的局面。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史研究》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室主办，张捷夫主编的《清史论丛》，1999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改为大32开本出版(此前，中华书局、辽宁人民出版社和辽宁古籍出版社已先后出版13辑)，共收入11篇文章，其中重点文章是高翔执笔的11万字长文《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将1949年以来的清史研究划分三个阶段(1966年以前、1966-1976年、1976年以后)进行审视与评估，文章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脉络清楚、评估审慎，对一些重大问题、热点问题有自己的论述。由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联合主办，朱诚如、王天有主编的《明清论丛》也正式面世，为国内外高水平明清史研究论文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园地。第一辑已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共收入论文28篇，其中60-70%为清史方面的文章，读后令人欣喜，祝它越办越好。
1999年是史学前辈郑天挺诞辰100周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清史探微》，收录郑天挺《探微集》中有关清史研究的论文及《清代的幕府》等文章，作为北大名家名著文丛之一推出，不仅实现了郑天挺先生的遗愿，也是清史学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宝贵遗产。继孟森、萧一山等第一代清史学科奠基者之后，郑天挺先生为清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成就是有目共睹的。8月30日至9月3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纪念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与会学者缅怀了郑天挺先生的一生，《清史论丛》也专门发表陈生玺《史学大师郑天挺的宏文卓识》、曹贵林《为教学与科研奋进的一生》两篇文章以示纪念。
1999年还出版了3部与我国著名清史和满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有关的论著。一是《王钟翰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作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之一，本书介绍了先生在清史和满族史领域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全书分个人经历及几个专攻方向两部分，书末附有著述目录和研究评介资料。二是《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集中了先生《清史杂考》、《清史新考》和《清史续考》等著作中的精华部分。三是《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共收入中外史界同行、朋友、学生等所贺论文80余篇。作为清史学界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先生以86岁高龄，迄今笔耕不缀，可谓学界一棵常青树，也是清史学界的一大幸事。
1999年8月10-12日，“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及满学研究会主办，以纪念满文创立400周年为契机，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和我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外学者共100多人济济一堂，向大会提交论文80多篇，涉及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将在《满学研究》陆续发表。
8月16-19日，由北京档案馆承办的“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99篇，与清史相关的10余篇文章，涉及步军统领衙门、圆明园八旗驻防、北京太庙、教堂等方面内容，冯佐哲《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中国史研究动态》第12期)有专文介绍，此不赘述。
8月底9月初，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或摘要近80篇，分为4个专题。一是明清社会史，包括明清时期社会风俗、生活实态、人口、婚姻、文化思潮、大众心态、宗教祭祀等内容，二是清代经济史、文化史及相关内容，三是近代思想、文化、学术史及相关内容，四是现代史。
二
1999年的清史研究，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等方面。出版专著有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学林出版社)、定宜庄《满族妇女婚姻制度与社会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尚小明《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社科文献出版社)、陈祖武《清代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苏发祥《清代治理西藏政策》(民族出版社)、冯尔康《清人生活漫步》(中国社会出版社)等；论文集有《四库禁毁书研究》(北京出版社)、《郑成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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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大象出版社)等。论文300篇左右，分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1．政治制度与人物研究
政治史研究历来是清史研究中的重镇，成果极为丰硕。隋唐史专家姜伯勤40余万言的新作《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对石濂大汕的生平、政治表现、交游、宗教传承、禅学文学艺术成就等多方面做了深入研究，恢复禅史上一位“问题人物”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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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离六之真相，存澳门之信史”，“抉微阐幽，乎停众说”，“发扬幽潜，功莫大焉”(饶宗颐序)。不仅如此，本书在追溯大汕、澹归、无可这些奇士的人文世界时，进一步分析了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互动，广府文化与越南文化的交流，为区域历史研究扩展了新的视野和思路。本书说明，明清以外断代史高水平的专家，部分移情于明清史，将更有利于创新和开拓，为提高明清史研究水平注入新的活力。
清初政治是政治史研究中发展势头强劲并持续保持的热点之一，这是由明末清初复杂、动荡并存在许多尚未明了的“黑洞”的时代特点决定的。李鸿彬《试论清顺战争》考察了清顺战争中两军统帅多尔衮和李自成各自的谋略及战略制定、策略应用两方面的表现，分析了清胜顺败的原因。赵践《清初奏销案发微》通过对一份清廷内阁档案的分析，结合其他材料，对清初奏销案中的未发之覆进行了探讨(二文均载《清史研究》第l期)。杨海英《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上)》(《燕京学报》1999年11月，新7期)长文，通过对前人未曾涉及的顺治十年至十四年洪承畴经略西南期间长沙幕府的组成、变化、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对有关清初政局的几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谢正光《就〈秋柳〉诗之唱和考论顾炎武与王士祯之交谊》(《明清论丛》)一文，考证了顾炎武与王士祯顺治末年的济南论交，指出两人虽年辈悬隔，观点歧异但未尝以政治分歧影响彼此情谊，这也是研究清初社会史应注意的一个现象。陈锋《清初“轻徭薄赋”政策考论》(《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对所谓清初“轻徭薄赋”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对社会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杨珍近年来致力于清代帝王和皇权研究，其《清初权力之争中的特殊角色——汤若望与顺治帝关系研究之一》(《清史研究》第3期)是有关顺治帝系列研究中的一个成果，对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和顺治帝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可贵的探索；《盛世初叶(1683-1712年)的皇权政治》(《清史论丛》)则对清代盛世的皇权特点进行了提纲挈领的阐述。杜家骥《清代两个明安家族及清史传记〈明安传〉辩误》(《民族研究》第1期)对我们研究清代民族史和利用相关资料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有关清前史的研究，朱诚如《清入关前对辽东地区统治探微》、张玉兴《朝鲜三学士与明末九义士的反清思想》、赵志强《清入关前的烽燧制度》(均载《明清论丛》)等文章，对清入关前的有关政策、人物和制度进行了探讨。清中叶以后的政治史研究也得到了加强，宋军《嘉庆“癸酉之变”后京畿地区流言浅析》(《清史论丛》)，张玉芬《嘉庆朝政述评》(《明清论丛》)，陈连营《试论嘉庆帝的用人思想》(《史学月刊》第2期)、《试论嘉庆帝守成思想的形成原因》(《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等文章反映了这种倾向。关于嘉庆帝的守成思想，陈连营认为其根源有四：一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康乾盛世的负面影响；三是皇帝本人缺乏开拓的素质；四是清朝祖传家法的戒律。嘉庆帝的守成，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的作用。李尚英《关于“康乾盛世”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对康乾盛世进行了阐述，将它分为四个阶段，即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七年(1684-1708年)为盛世始成时期；康熙四十七年至乾隆十六年(1708—1751年)为盛世发展时期；乾隆十六年至乾隆六十年(1751-1795年)为盛世顶峰时期；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八年(1795-1813年)为盛世始衰时期。并指出在世界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盛世时期，清政府仍然坚持闭关自守政策，导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制度史方面有重要突破，代表作是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此书有两大特点：一是选题的角度十分有特色，作者选取了以往研究者忽视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廷试、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复试制度、明通榜等等，得出明确结论，不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某些偏误(如对廷试的解释，许多辞书也有疏漏)，而且填补了制度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如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复试制度、明通榜等，都是前人没有或很少研究的。二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制度的源流和演变，偏重释疑，颇多考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准确可靠的结论，是研究制度史者不可不读的一部参考书。王戎笙《清代前期科举取士的兴废之争》考察了从顺治到道光年间，朝野上下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利弊之议和兴废之争，认为当时有些议论之深刻，可以和清末洋务派或维新派人士的议论相比美，但在新式学堂出现之前，任何人也避免不了认识上的局限。刘风云《清代督抚及其对地方官的监察》探索了清代督抚在清代监察体制中的地位、督抚察吏的权限与职责、督抚察吏的风格与地方吏治等问题；对督抚在清代监察体制中的地位探索尤见功力。对前人较少涉及的清代官印，任万平《清代官印制度综论》可供参考(三文均载《明清论丛》)。
过去有争议的问题继续得到探讨。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的结项报告《李自成结局研究》一书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赞成的如纪实《评〈李自成结局研究〉》(《光明日报》1999年4月2日)一文，认为《李自成结局研究》以严谨的学风，对李白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对争论各方的观点和论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李自成兵败以后的下落做了明确的回答和有力的论证。文章指出“这部论著最突出的成就，是对奉天玉和尚有关文物的鉴别与研究”，即通过识读夹山寺遗址出土的阳圹灵符砖，使夹山“禅隐”说“失去主要依据而被彻底推倒了”。反对的如刘重日主编的《李自成终归何处》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9年8月版)，集中了持李自成禅隐石门夹山说者的重要论文和部分发言，是禅隐说者对《李自成结局研究》最激烈的反应。
《郑成功研究》是1997年7月在泉州举办的郑成功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体现了当前郑成功研究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陈东有《郑氏集团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一文，通过对中国内陆及东南沿海贸易带的研究，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指出郑氏集团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表现，除了集团利益的考虑外，也有发展海洋社会经济的意识。胡沧泽《郑成功与隐元禅师赴日的关系》一文，通过分析新发现的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等材料，对隐元东渡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使命的说法提出反诘。此外，伍天辉《郑成功胞弟七左卫门家族在日本的衍派》、叶恩典《何义与郑成功家族》等文章都介绍了一些新的材料和史实。
2．经济与社会
区域经济是近年来经济史研究中发展迅速且成果丰硕的领域，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研究已成系统。李伯重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有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农业资源、农民的经营规模、生产方式、蚕桑亩产、水稻生产和集约化程度等多方面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又推出《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明清江南肥料探讨之一》(《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在考察明清江南地区水稻、桑树、棉花、麦、油菜、豆等主要农作物亩施肥量的基础上，分析肥料需求变化的地域特点，以求对江南地区单位面积作物施肥数量和作物播种总面积的变化作出大致估价，使我们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和特点有更加深入、具体的了解。许檀也是研究区域经济用力颇勤、成果可观的学者，其《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清代前期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第1期)、《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第3期)等文章，分别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华北、东北、台湾等若干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及商品流通、清代前期江西九江关及商品流通、全国运河、沿海和长江等三条主要水道的商品流通格局变化等问题细致、深入的考察，在点、面结合研究的基础上，力图构筑一个能表现明清时期各地区域经济和商品流通发展面貌、表现特征的轮廓。王业建、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l期)通过对华东、华北地区气候冷暖周期与旱涝灾害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价与自然灾害关系以及1641-1720年、1741-1830年、1831-1880年等几个时间段的粮价与旱涝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认为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货币、人口、水利设施等对于粮价长期变动的影响比气候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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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变迁的影响还来得大。周玉英着眼福建，其《从文契看明清福建农村经济的商品化趋势和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从文契看明清福建土地典卖》(《中国史研究》第2期)分别对当地的农村经济和土地典卖进行了研究。庄国土《鸦片战争前福建外销茶叶生产和营销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第3期)也是研究福建当地的经济现象及其影响的文章。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论清代华北农田水利的失修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3期)、《清代华北农村人口和土地状况的考察》(《清史研究》第2期)、《清代华北农村封建剥削和农户工副业生产状况分析》(《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等文章对华北农村和农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周翔鹤《关于台湾一田二主制的一个分析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用产权学派的一个分枝理论模式解释了清初台湾一田二主制的产生。卞利《清代江西赣南地区的退契研究》(《中国史研究》第2期)、王社教《清代安徽农业生产的地区差异》(《中国农史》第4期)、阎富东《清代江汉平原普通农户收入状况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等文章分别对江西、安徽、江汉平原等地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进行了专题研究。
有关清代商人组织及其功能探索趋于深入。范金民的研究着眼于江南，其《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清史研究》第2期)、《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4期)分别对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及徽州商帮在江南的慈善设施的设置、运作和管理进行了探讨。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则对清代商人组织的演变进行了纵向论述。
其他方面。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探讨了分属官方和民间的市镇管理体制和多重管理机构。张岩《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江汉论坛》第工期)通过对清代前、中期两个时期的人口、人口增长率的比较研究，认为明末清初的人口损益，不会导致清初人口在总量上的急速下降，清代前中期的人口增长率大体稳定在0.7%左右，乾隆朝人口激增的结论是不可信的。杜家骥《清中期以前的铸钱量问题——兼析所谓清代“钱荒”现象》(《史学集刊》第]期)一文，认为当时的“银贱钱贵”与白银的扩大使用、不断内流有关，政府不断铸钱以追求人为的银钱比价，造成铜钱大量增加，成为制钱贬值的原因之一。朱根《清代典当业的兴盛成因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晃中辰《清代前期高利贷猖獗及其影响》(《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分别对清代的典当业和高利贷进行了分析。
社会史研究是清史研究中最显生机、蓬勃发展的一个领域。冯尔康开始清代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众多。其《清人生活漫步》一书，共收集作者有关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方面的研究文章39篇，从多角度、多层面对有清一代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涉及婚姻家庭、移民社会、名人生活、社会观念、政府指令与妇女行为方式关系等方面。
利用档案、文书结合其他官私材料进行实证研究是社会史研究中的新风尚，特别是在明清基层社会研究的实践中，尤为多见。郭松义近年来利用档案、方志等材料，对清代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系统、全面、扎实的研究，《明代的寡妇转房》(《清史论丛》)是其中的一项成果。王跃生《清代中期童养媳的个案分析》(《清史研究》第3期)、《清代中期家庭规模分析》(《中国史研究》第4期)、《清代中期妇女再婚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也是三篇利用档案对清代中期童养媳、家庭规模、妇女再婚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具体研究的文章。郭润涛《清代的“家人”》利用大量的官私文书和幕学书对清代的“家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阿风《试论明清的“接脚夫”》则主要利用契约文书等材料对过去没有什么研究的“接脚夫”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以上二篇均载《明清论丛》)
有关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何龄修《清初京师吸烟风等几个问题》(《清史论丛》)揭露了清初北京盛行的吸烟风、吃喝风、人市、联宗等发人深省的社会现象。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关系》(《中国史研究》第3期)是作者有关华北庙会研究的延伸，从明清以来社火仪式表演判断其存在的功能意义，揭示社在基层社会中的重要位置。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第2期)则对广东东部的一个村落的神庙系统进行了研究。刘大可《<年初一>所反映的闽西乡村社会》(《福建论坛》第1期)、徐晓望《从〈闽都别记〉看中国古代东南区域的同姓恋现象》(《寻根》第1期)则对福建地区独特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具体研究。
此外，赵全鹏《清代老人的家庭赡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通过对儿子、嗣子、女儿、节妇等不同的赡养方式进行分析，为中国即将进人老龄化社会提供了历史参考。杜景珍《浅谈清代民间秘密教门对信教农民的影响》(《中国农史》第4期)阐述了中国民间教门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的秘密教门对农民的影响。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魏露苓《明清动植物谱录中的生物学知识》(《文献》第2期)两文则体现了有关灾害史与科技史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3．学术和文化
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方兴未艾。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是作者研究清代学术史20年来的一个总结性文集。作者注意选取清代学术发展史上关键人物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讨，重在梳理清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从而揭示学术演进的趋势。《双鹤瑞舞考》表现了作者考史证事的功力，结论言之成理，确乎可靠。《榕村语录发微》是作者在标点李光地《榕村语录》及《榕村续语录》的基础上作出的研究，认为李光地是康熙一朝大臣中最深通《易》学者，但他为了与康熙的学术好尚全然吻合，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在晚年完成了学术宗尚的根本改变，以恪守朱子学的面貌出现在朝野，这是一种以帝王好尚、政治得失为转移的学术投机，他从因“冒名道学”被逐出翰林院到以“才学俱优”荣登相位的演变，不仅典型地反映出清廷最高统治者的理学观，也折射出理学僵化、日暮途穷的深刻本质。这些结论均非泛泛而谈，是在潜心研究基础上的心得之言。书中类似之处，不一而足，晚清以前学术史的端倪已现，只是尚未连成一气，题名“拾零”，概即为此。
尚小明《论清代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揭示了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发达之间的关系，并对游幕学人在清代大规模清理以往学术成果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作者相关的专著《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也已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出版。作者将清代重要学人的幕府，分为三个时期(顺康雍时期、乾嘉时期、道咸同光时期)，分析了每个时期的特点与转承关系，并将它与整个清代历史和学术文化发展史联系起来，史界前辈周一良为之作序，认为此书“材料扎实丰富，分析明快入微”，“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好书”，并对出身李鸿章幕府的两江总督周馥(周一良曾祖)的为人行事进行了考辨(《燕京学报》新7期)。
乾嘉学术的研究是学术史中的一个重点。彭林《阮元实学思想丛论》探讨了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阮元的为政为学，认为阮元继承顾炎武、戴震的实学思想，既深于考证，也不鄙薄义理，而且注重实地考察以确解经典，在会通中西、建立新的民族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政尤重视海疆防务，是林则徐以前就坚决禁烟的朝廷命官之一，体现了实学学者勇当国难的崇高境界．郭康松《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则认为“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以经证经”、“去古未远”的用证原则、“袭用前人成说”征引文献资料必须引用原文、注明出处的引据规范等构成了乾嘉时期考据学的主要学术规范，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改变了传统学术中重思辨轻资料的倾向，是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标志(均载《清史研究》第3期)。汤仁泽《论常州学派兴起的社会条件》(《史林》第4期)从地域角度研究了乾嘉学派中重要的派别——常州学派，认为它的兴起，不仅有赖于当地教育程度与攻读儒家经典之深这两个社会条件，而且与文字狱所造成的严酷的政治风气不无关系。黄长义《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对研究乾嘉学术的衰落有参考意义。
与乾嘉学术有关的另一重要问题即《四库全书》的纂修及研究。童庆松《〈四库全书〉源流要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对《四库全书》及其衍生之相关书籍作了梳理，厘清了其中学术发展的脉络。《四库禁毁书研究》一书共收录论文20余篇，涉及纂修《四库全书》时被禁毁的叶向高、茅元仪、钱谦益、屈大均、吴应箕、函可、金堡、石濂大汕、吕留良、鲁之裕、何乔远、陈济生等人的著作研究，从禁毁书角度对清代这场思想文化普查运动进行了具体考察。正如有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四库全书》及其编纂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文化典籍整理和总结，而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普查运动，特点是寓禁于修，统治者以儒家教主的身分出来裁断思想文化领域的是非，表现出清代皇帝积极干预思想文化领域的意图及倾向，其社会效果和对后世的影响都是深刻而持久的。由于四库选录书和禁毁书的数量几乎相埒，不研究禁毁书，不足以察照这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底蕴，也难以弄清清代文网究竟具体延伸到何种范围，统治者的神经究竟敏感到何种地步，四库馆臣的心理被震慑到何种紧张程度。只有对全部禁毁书作出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对重新认识《四库全书》和评价禁毁书上深入一步(王钟翰《四库禁毁书与清代思想文化普查运动》)。
其他方面。刘大年绝笔《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长文，跳出经学谈经学，从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的作用与反作用角度，对儒学的特殊形态——经学进行了明朗畅快的分析。汪学群近年从事清代易学的梳理和研究，《王夫之易学中经世思想》(《清史论丛》)是其中的一个成果。江庆柏《清代苏南望族与家族文献整理》、李世愉《清代编录〈天一阁书目〉考》(载《清史研究》第2、3期)则对清代江、浙地区文化发展的两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和考证。李海荣《清代的青铜器研究》(《文物季刊》第2期)、钱潮《清代嘉道咸瓷器特征》(《东南文化》第1期)分别考察了清代的青铜器、瓷器的特征，对文物整理和鉴别工作提供了相关准绳。单国强《明清宫廷肖像画》、王家鹏《故宫六品佛楼梵华楼考——清代宫廷佛堂典型模式》(均载《明清论丛》)两文也是对清代宫廷史和文物史的专门研究。韩凝春《清代江浙族学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全面考察了清初至民初江浙族学的发展、演变情况和社会文化功能，作为宗族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族学，为宗族的强、盛、善、稳起了积极作用，但对其消极作用注意不够。
此外，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一书，作为文学研究者渗透历史领域的尝试，也受到了关注。作者在明清之际“士人话题”和“明遗民”两个主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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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研究，选取了易代之际士人经验反省、易代之际文化现象论说、作为话题的“建文”事件和关于“言论”的言论等角度，对易代之际士大夫的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探讨，构思巧妙，富有启发。但是社会大动荡、斗争极其尖锐时期，士大夫的内心世界和外部表现是十分复杂多样的，而且变化多端，作为研究基础的史料的不确定性也是突出的，把握士大夫表现的主流和本质，描绘它的丰富多样，其难度显而可见。在这些方面，作者是有偏颇的。如说士人的经验反省归于“戾气”，说义军的混杂归于士人“与义”的尴尬，置明清易代之际同样存在的、可以表现士大夫壮怀激烈、百折不挠等心理特征的大量反证于不顾，虽然抓住了构成朝代更迭中广阔社会生活图景的某些片段或一些影象，但对读者形成明清之际士大夫集团的整体形象及掌握主流形态的帮助显然不够，从而也影响到人们对时代特点及人物群像的理解。此外，书中引文的处理、使用的某些词汇和表达方式也显得生硬，影响了文字的流畅性，使阅读过于艰涩。
4．民族、边董与中外文化交流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满族史与清史研究密不可分。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一书，是介于满族史和社会史之间的研究著作。全书分早期婚俗及其在清代的遗存、八旗制度下的妇女生活与婚姻、通婚与融合等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点的三大专题，通过对收继婚、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多妾制、指婚、选秀女、满汉通婚、满蒙通婚等在满族社会发展史上存在和发生重大影响的系列婚姻形态变迁的研究，描述了满族在建立全国性统一政权并接受汉族文化影响之后，妇女的生活实态及发生的变化。本书有个突出的特点，即站在“边缘”看“中心”。有两层含义：一是作者摒弃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传统历史研究视角，从无论是地域上还是传统政治上都处在边缘的少数民族本身发展史入手进行研究；二是离开传统的以男性及其活动构成历史主体的“中心”研究，选取以往极少受到注意的满族妇女生活和婚姻状态的“边缘”展开研究，选题上的创意和难度可见一斑。此外，厚实的研究基础、综合的研究方法在书中也有突出表现。作者对制度史有深刻把握，重视史源研究，小从语词的界定，大到对制度、名物的形成、演变，无不追根溯源，将研究对象完整而又流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还使用了大量的清代档案，并特别注重对满、蒙史料的收集、对比和运用，因而得出可靠结论。作者在民族学、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的素养，也为传统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阔了视野。总之，严谨、细致的笔法，准确、独到的结论在书中随处可见，是1999年度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此外，《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8月版)，是作者对“口述史学”方法的一个新尝试，将“口述”纳入了历史研究的范畴。作者通过对现在仍然存世的旗人妇女后代(尽管在民族成分上有的是报汉族，有的是报蒙族)的访问和附于各篇末的访谈者记等背景资料，使我们对清代八旗妇女的生活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和深切体会。
苏发祥《清代治理西藏政策》(民族出版社1999年3月版)一书，结合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清朝治理西藏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审视和研究，如噶伦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扶植格鲁派，通过达赖、班禅二活佛管理西藏等等。正如序者所言：“这些举措不仅在当时产生过重要作用与影响，而且对今天的藏事工作和相关问题的处理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尤其是清朝治理西藏的宗教政策和经济政策，是清王朝管理西藏的重要环节，也是作者着力梳理、论述并颇有创意之处。
边疆、民族方面的专题论文，北疆所占的比重较大。王思治、吕元骢《17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孥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分十五部分对康熙年间噶尔丹的兴亡和康熙决策进行了论述。徐凯《满洲八旗中高丽士大夫家族》研究的是八旗满洲中的朝鲜成分(均载《明清论丛》)。达力扎布《清初察哈尔设旗问题考略》(《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则探讨了清初蒙古察哈尔设立八旗的问题，杨选第《清朝康雍乾时期内蒙古地区的税法述略》(《清史研究》第3期)对清代前期内蒙地区的税收原则和畜产税、农业税和工商杂税的征收与管理法进行了阐述；王东平《清代回疆法律文化刍论》(《民族研究》第3期)探索了清代回疆的法律文化；陆韧《试论明清时期滇缅水路的兴起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版)则研究了南疆交通史上滇缅水路的兴起与发展。晏子友《清朝外藩封爵制度》(《社会科学阵线》第3期)对清朝的外藩封爵制度进行了总结。
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西学与传教士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何兆武《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价》《学术月刊》第l期)，从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当时中国历史的当务之急、当时东渐西学的性质这三个方面，分析了明末清初西欧的天主教传教士传入的神学体系与中国时势要求的背离，认为对中国从中世纪转入近代起推动作用的还是深受19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影响的中国学者。李天纲《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史林》第4期)，对天主教与中国士大夫集团尤其是东南士大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耶稣会与东林党、教徒结社与复社的“文艺复兴”有内在联系，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中，教会内外共赴国难，西方势力较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中。朱庆征《顺治朝上帝坛》(《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对顺治十四年开建、康熙朝即废弃、《乾隆京城图》上也不见踪影的上帝坛进行了考证，为探讨顺治帝与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关系及所受西方宗教的影响提供了实物证据。加拿大蒂尔贡与李晟文合作的《明末清初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与北美传教活动相比较》一文，以法国传教士的书信、笔记与报告为基本史料，从文化史角度分析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携入的西洋奇器的数量、种类及在传教布道中的作用，并与法国传教士携入北美的器物相比较，认为这些“西洋奇器”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进步意义，遗憾的是它们的作用没有被认识、研究和充分利用。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则对中国瓷器西传史进行了研究。吴伯娅《从康熙满文朱批奏折看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也从特定角度出发，对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自己的见解(《清史论丛》)。
1999年澳门回归，有关澳门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万明《清朝前期对澳门的治理》(《清史迟》)介绍了鸦片战争前中央政府管辖澳门的情况，但面临葡萄牙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黄庆华《澳门与中葡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则就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中葡关系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葡萄牙人东扩与居澳缘起、议事会与关闸门之设置、澳门的鸦片走私与苦力贸易、“澳门地位”与中葡立约等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龙心刚、彭学涛《论清政府早期的澳葡政策》(《河北学刊》第4期)重点考察清军入关至鸦片战争前的196年中清政府对澳葡政策的发展沿革、特点及对澳门的影响。王东峰《清前期澳门地租沿革考》(《岭南文史》第l期)结合中葡文献具体探讨了清代前期澳门地租的数额沿革和征收情况。
有关朝鲜燕行使团的研究，王政尧《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与清代中国》(《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是作者对《燕行录》中《热河日记》系列研究的成果之一，主要介绍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的起源、特点和内容。黄时鉴《纪昀与西学》(《文史》第l期)则通过对乾隆朝燕行使团成员洪良浩《耳溪先生集》中收录的纪昀答洪书(新近出版的《纪晓岚文集》中未收录)的研究，描述了占支配地位的官方定论“西学中源”说的发展轨迹。
此外，1997年11月在广西东兴召开的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西初识》出版，主要论文有吴伯娅《碰撞与裂变——清代前期中西关系刍议》、莫小也《18世纪清宫廷“海西派”绘画的时代背景》、刘宝建《传教士与清宫仪器制造》、吕一燃《1861年中俄会勘东段边界研究》等。
管窥1999年度的清史研究，有个显著特点，这就是继承与发展并见，探索与求新尤显。在世界进入信息化、全球化社会的今天，清史研究队伍日趋庞大，理论阵地不断扩展，材料发掘增多、运用更趋便利，结合这些有利条件与扎扎实实的工作，清史学科在新的世纪获得长足进步是可望实现的。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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