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全国第四次“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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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全国第四次“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四川省社科联、湖南省社科院、湖南省社科联、江苏省社科院、《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天津中西文化研究所、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山东省历史学会、湖南师大历史所、湖南省历史学会、怀化地委等25个学术机构和团体共同发起的第四次“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11月10日至14日在湖南省怀化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天津、四川、安徽、江苏、贵州、湖北、山东、陕西、甘肃、湖南等11个省市及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70余人，会议收到论文30篇。与会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双百方针，围绕近代教案的成因、性质与影响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结果。
一 关于近代教案的起因、性质和评价问题
一种看法认为，近代教案是资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扩张造成的，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这一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产物。因此，近代教案的本质属性就是中华民族反对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具有民族自卫性质的反帝爱国运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近代教案，特别是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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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灭亡中国的斗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还反驳了教案研究中的“中西文化冲突说”，认为中西文化冲突既不是近代教案的起因，也不是其性质。不能只看到某些教案中文化冲突的表面现象，把一场民族自卫运动曲解为盲目地排斥西方文明。对反洋教运动中所表现的落后面，应立足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去认识，不宜过分夸大。
第二种看法认为，近代教案具有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的双重起因。一方面近代基督教会的传教活动是依恃不平等条约和武力为后盾的强制性的文化渗透；不少教会和传教士的活动偏离了单纯的宗教轨道，“成为加剧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重要因素”，因此教案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另一方面，“近代传华的基督教，无疑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具有封建社会特质的文化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近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危机”，使一部分人在异域文化面前采取闭固保守的态度，以维护传统文化价值，这就使近代不少教案表现了浓厚的“崇正黜邪”的卫道意识，大量地表现为文化冲突。关于文化冲突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不能笼统地称之为中西文化冲突，而应当准确地称之为“儒家伦理文化与基督教神学文化的冲突”。但有的学者却指出，“一个不可掩饰的因素，就是中国长期闭关锁国、愚昧无知、妄自尊大、以及尊王攘夷的思想与传统，表现出浓厚的保守性与排外性”，对与洋教同时输入的先进文明“有误解”，“不能理性地区别资本主义的侵略和资产阶级创造的现代文明”，在反洋教斗争中，也往往因排斥“邪教”延伸到排斥一切西方的近代文明。因此他们认为，反洋教斗争中的文化冲突不只局限于“儒家伦理文化与基督教神学文化的冲突”，而表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
把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看作是近代教案发生的两重起因，是大多数与会学者的共识，然而，在这两者有无主次和谁主谁次的问题上仍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有些学者认为两种原因中难分主次，在各个不同的教案、区域、时段，各自起着或主或次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不提主次是不对的，既要坚持两点论，也要坚持重点论，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教案的“主要方面还是侵略与反侵略”，“文化冲突只能作为次要的因素来考虑”；有的学者认为，教案中文化冲突占主导地位，“文化冲突的性质也比较重要一些。”
关于近代教案的性质问题，持双重起因说的学者都认为，它一方面是正义的爱国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侧面”，但在斗争的组织形式、手段与目的等方面又具有落后与盲目排外的一面。然而，强调的重点却不一样，有些学者认为，教案的“主要方面还是侵略与反侵略”，反洋教斗争的主流是爱国主义；有的学者则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保守主义在教案中占主导地位，冲淡了爱国主义色彩”。
第三种看法认为，近代教案的原因错综复杂，要用一两句话作出简单的概括，说它起因于民族矛盾，或起因于文化冲突，或二者兼而有之，都不确切，必须具体教案具体分析。实际上，教案发生的原因千差万别，大体来说，有传教士索还教产购屋建堂等纠纷引起的冲突；有教民作恶多端、欺压民众引起的冲突；有传教士依恃特权，深入农村，对民间习俗信仰十分无知，而又干预传统乡村世俗生活引起的冲突；有因传教士恶行的种种谣传或因受反教揭贴与反教书册影响所引起的冲突；有地方宗派矛盾、土客矛盾发展为民教矛盾而引起的冲突；也有天主教徒与耶稣教徒之间发生争端而引起的冲突，或劫匪图谋教堂财物而有意制造的冲突；还有带着较明确的反帝爱国宗旨，对传教士的恶行进行报复而发生的冲突以及官绅为维护其世俗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而倡导和支持的冲突等等，而各种原因又往往在同一教案中交互作用。总之，应该具体分析。有的学者还提出，近代中国教会势力的主体实际上是中国人，每个教区的洋人十分有限，大多数作恶的主体是入教的中国农民，教案往往是未入教的中国农民反对入教的中国农民。认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地缘、亲缘为纽带的缺乏教育陶冶而又深受封建正统观念浸染的农民，具有“既勤劳、朴实、和平、天真、勇敢、率直而又保守、愚昧、简单、粗野的双重个性。这种双重个性在教案中有明确的表现”。近代教案中所体现的矛盾，“除洋教士传教，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民教矛盾以外，很重的一部分是中国入教与未入教农民之间的矛盾”，“是在教会大旗掩盖下的中国社会固有矛盾的继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内乱在近代的特殊表现，是传统的正义与邪恶势力斗争在近代的特殊继续，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劣根性大搏斗在近代的特殊演示”。
第四，有学者提出了近代教案起因的三种危机说，认为政治上的民族危机、经济上的生存危机、文化习俗上的信仰危机是近代教案发生的原因。他们认为，在政治上洋教势力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外国公使所代表的强权为后盾，建立了“一个凌驾于中国官府之上的独立权力系统”。这个权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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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干预与教民有关的一切事项，把治外法权扩延到教民身上，大大破坏了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主权，传教士的恶劣行为加剧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而且传教士是在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时代强行在中国活动，教案起因的大背景就是这种民族矛盾。经济上，洋货的强烈冲击和传教士的置产霸产活动，使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离失所，扩大了失业流民的队伍，“为了生存，他们必然把仇恨集中集中到传教士及维持传教国利益的教民身上”。所谓信仰危机也就是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如信仰、风俗、习惯等受到基督教的强烈冲击。他们认为，中华民族的正统观念是能够兼容并包外来文化、信仰的；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士曾以基督教理附会中华传统文化的方式开展传教活动，也有成功的经历；但是自罗马教廷禁止基督教教义儒教化，并决定把代表着中华民族信仰、风俗、习惯的“敬天”、“祭祖、“祀神”、“三纲五常”等皆称为“非法礼仪”，并且“异端称呼”，加以严禁，并企图以基督教取代中国传统的文化信仰，于是才有“教难”与禁教的发生。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来自西方的宗教思想“从根本上与传统的中国文化相抵牾”，“使中国数百年来的传统信仰受到挑战”，教难与禁教是文化上的冲击与反冲击矛盾发展的重要表现。近代的教案继承了这种文化冲突。
二 关于教会与传教士活动的评价问题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研究教案离不开教会，对引起教案的教会及其活动应作深入研究，具体分析，对各个教派应加以区分，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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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要注意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差别，不能将它们视为铁板一块。有学者指出：东正教是一个为俄罗斯政府控制的教派，其传华的目的是通过传教士搜集中国情报和研究汉学，并主持其外交官员和侨民进行宗教活动，因此与民间直接接触不多，除义和团运动时期以外，很少发生教案。教案主要发生在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身上，而其中又有四分之三以上是针对天主教的，针对基督新教的不到四分之一。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天主教具有比较重的封建性、保守性和侵略性，而新教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比较开明。天主教的活动经费始则依靠法国政府资助，受法国政府控制，继则主要依靠对中国人民的封建剥削而来，而新教则主要依靠传教国的资本家捐助。天主教会吸收教徒，主要是在农村，以地主、流氓无赖、教堂佃农为重点；而新教吸收教徒主要集中于城市，知识分子和商人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较多。天主教传教的政治性极浓，先受法国而后受德国政府控制，是他们侵华的帮凶；而新教受英美等国的政治干预程度比较轻，在传教过程中也注重宣传，创办的教育和卫生事业也比天主教为多，“有的新教教士还在某种程度上和某种范围内，甚至支持中国人民维新、改革和革命的斗争”。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新教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科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发展科学看成是其生命的”。还有学者就天主教和新教在华的矛盾和斗争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关于传教士在华活动及其作用的评价问题，与会学者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传教士是西方殖民扩张的工具，“他们是要把基督教文化用来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他们来华的目的不是传播西学，而是传教和从事侵略活动，传播西学只不过是为其传教铺平道路，虽然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在客观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是服从于其侵略目的的，而且在中国传播西学的主要不是传教士，而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认为对传教士在传播西学中的作用评价不能过高，要首先看到其目的的侵略性，而这一点才是主要的；更何况传教士在挑动战争、搜集情报及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在传教活动中又霸占地产、修筑教堂，建立宗教侵略的据点，“成为破坏中国主权的，在列强保护下的独立王国”，许多传教士“是披着宗教外衣从事殖民掠夺的侵略者”。
第二种意见认为，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双重的作用，认为传教士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来华的动机各异，活动的方式也各不一样，倘若以个案为依据，指责他们是文化侵略的先遣队，或颂扬他们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者，都有案可稽。认为应把近代来华传教士“当作一个整体，将其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加以考查。”他们认为传教士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桥梁作用”。传教士之所以起了这种作用，是因为西学东渐是随武力而来的，中国人出于民族防卫心理和文化防范意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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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与接受西方近代的科学与文明；同时，由于长期的闭关，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相当陌生，“无论从心理、意识、思维，还是从语音、知识、技术诸方面，都不能承担传播西方文化的任务”，而传教士则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因而起到了这种桥梁作用。传教士不仅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传播中起了“主导的作用”，而且对近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学说、思潮作了传播介绍，同时也在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化活动又具有无理强加性，其目的是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在文化上影响中国人民，进而达到影响和左右中国的政治和未来发展的目的”，具有明显的侵略性。因此他们认为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发展的过程中充当了一个“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的角色，比较而言，“中介与桥梁的作用更为重要”。
还有学者认为传教士的活动从政治、西学传播和思想变迁三个方面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基督教只尊上帝，不承认任何世俗的权威，因此信奉基督的人，便可能不大理会世俗的皇帝的权威。基督教的教理就给政治叛异者和造反者以启发。洪秀全从反清的需要出发对基督教进行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化的基督教——并以此组织群众，掀起了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个基督徒，其革命思想的形成，也受过基督教和传教士的影响。孙中山自己就说过，他“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从西学东渐的进程来考察，“在洋务运动以前，传教士是传播西学的主要媒介；洋务运动发生之后，传教士仍是从事西学传播的主要力量；直到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大办学堂、派留学生以后，传教士的作用才相对降低。”而传教士传播西学和其他类似活动又促进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变革，许多早期启蒙思想家是通过传教士了解世界情况的，不少人还是基督徒；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接触西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教士的宣传。此外，“中国近代一些思想家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也吸收过基督教的博爱、平等和某些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发生于全国各地的教案作了具体、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例如，以往研究者一般认为教案主要发生在比较封闭落后的内地，而沿海浸染西风西雨较多较早的地区则较少发生，这次就有学者指出，近代广东教案也相当多，在全国教案总数中居第四位。这些，无疑是很具新意的。
与会学者还就今后如何深化教案研究作了热烈的讨论：提出要充分认识近代教案研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要花大力气发掘、整理、出版教务教案史料；要加强对教案社会环境的研究；要加强对教案的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要开阔视野，开拓思路，对教案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把教案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文章来源；《求索》199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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