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近代文化史首次学术讨论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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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近代文化史首次学术讨论会纪要

1984年11月3日至9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南省历史学会和《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在郑州联合召开了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1．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2．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作用和历史地位。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时，还交流了各地开展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情况，并对编纂《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文化史论丛》以及如何推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深入发展，提出了建议。兹将会议要况记叙如下：
必须加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
早在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对中国近代史，“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但是，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在整个史学领域里还处在相当落后的地位。有资料表明：从1919年到1949年，国内出版的文化史著作约计一百多种；而从1949年到1979年，标明为文化史的著作只出版了一种。中国近代文化史方面的专著则付阙如。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里，文化没有一席之地。到1980年为止，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机构只有一家。高等院校也不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史被一部政治史所取代。
与会同志对研究状况落后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这既有社会原因，又有学科本身的原因。
首先，建国以后，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史学界加强了对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说明资产阶级不能使旧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事实，阐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史学界的绝大部分力量都集中于此，忽略了包括文化史在内的其它领域的研究。
其次，“左”的思想影响了研究工作的开展。建国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文化一直处在被否定、受批判的地位。一些敢于提出不同观点的人往往受到非难。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传统文化被斥作“四旧”，统统打倒，，文化史的研究成了人们难以涉足的禁区。
另外，文化史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包括的内容比较多，涉及的知识比较广，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与其他学科比起来，它的研究难度更大，因而也就成为人们不易涉足的领域。
很多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没有文化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落后状况与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赋予历史学科的重大使命是很不相称的。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大力加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给我国学术文化领域带来了春天。现在，造成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落后状况的外在原因已经或正在消除，只要广大史学工作者团结合作，共同努力，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就一定能够有所前进，取得成绩。
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人类文化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逐渐积累起来的，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却还相当年轻，至今不过百余年的时间。
关于“文化”或“文化史”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中外名家的解释多达百余种，至今仍未出现趋于接近的迹象。因此，有的同志认为，文化史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其内涵和外延本来就不明确，或者说是一种模糊概念，因此，无须为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有的同志认为，文化史研究虽然涉及的面很广，但它仍有自己特定的对象，应该有明确的定义。不过，很多同志都主张，先不要急于争论定义，而应考虑如何划定文化史研究的范围。
关于文化史研究的范围，以往诸家之说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广义的，即把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视为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一为狭义的，即把文化史的研究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持狭义说，认为如果按照广义的理解去研究文化史的话，文化就成了无所不包的东西，文化史也就成为全部社会史，这样也就把中国近代文化史与中国近代通史等同起来，实际上是取消了这一学科的特殊性。
在对狭义文化研究范围的表述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的同志把文化史所要研究的对象分为三类：1．观念形态，包括哲学、政治思想、宗教、道德观念、文学艺术、美学、科学等等。2．传播和反映这些观念形态的方式和手段，如文字、教育、新闻、出版、图书馆等等。3．群众日常活动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生活要素，如风俗习惯、衣着、饮食、居住、礼仪等等。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这三方面的状况，它们的发展变化、矛盾斗争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表现。
还有的同志认为：文化就是“文物教化”。“文物”是指精神文化现象和它的物化现象，如雕塑、建筑、服饰等等。“教化”是指社会的精神状态、道德规范、社会风尚、习俗等。中国近代文化史则是应研究近代社会“文物教化”的发展变化的历史。
文化的范围即使限定在意识形态方面，也要涉及相当广泛的专史领域。因此，搞清文化史与各种专史（如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科技史等）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文化史与各种专史是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各专史是构成文化史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专史作研究的基础，那么，文化史的研究就如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但是，又要看到，文化史绝不等于各种专史的机械相加。搞文化史的人不能也不可能一门一门地、具体深入地去研究各种专史，成为某一专史的专门家。专史是具体探讨各个部门的特殊规律，注意个性问题，而文化史则是研究各专史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渗透情况，探讨它们共同的特点、形态和效应。它是对各专史的进一步的综合与分析。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不可忽视的问题。
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特点
中国近代文化史从时间上讲，只有一百多年（1840年至1949年），但是，在短短的百余年间，整个文化领域内却发生了异常激烈的斗争、动荡和变化。这是与结构比较单一的古代文化所不相同的。面对纷繁复杂的近代文化现象，要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必须注意把握近代文化的历史特征。与会者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有的同志强调了中国近代文化“变”的特点，指出鸦片战争以前，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孔孟儒学。虽然历史上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输入，但始终没有改变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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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体系和结构。鸦片战争以后，伴随殖民侵略而传入的西方文化冲击并改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它从单一的封建文化变为包括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在内的近代文化。这种变化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本体的变化，即其核心由封建伦理纲常逐渐变为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一是文化部门结构的变化，即旧学科的衰落（如经学）和新学科的兴起（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近代报刊、出版、图书馆、博物馆等），一些续有发展的传统学科（如文学、艺术）也往往在旧的形式下注入了新鲜的内容。近代文化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形成的，它一开始就跟政治密切相关。因此，要求独立和民主就成为近代文化的主要内容。
有的同志主张用“古、今、中、外”四个字来概括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这就是说，中国近代文化既有古代传统文化的遗产，又有反映时代特点的新文化；既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又保持着许多中国文化的特点，集“古、今、中、外”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影响、吸收和斗争，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化绚丽多彩的画卷。纵观近代的文化名人，无论是魏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还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们的文章著述所及，无不包括“古、今、中、外”。有的同志认为，“古、今、中、外”的核心是“中、外”。所谓“中”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了“古”；“外”是指西方文化，基本上代表了“今”，因此，“中、外”可以包括“古、今”。也就是说，中西文化之间的斗争、融合乃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有的同志主张用“民族形式和中西揉合”来表达这个特征，认为；近代文化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萌芽、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一个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成长、壮大和确立的过程。在前一个过程（1840至1919年）中，中国资产阶级为了振兴中华，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文化，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西揉合的新文化。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思想，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单线继承，也不是西方文化的全盘照搬，而是熔中西学为一炉，带有鲜明时代色彩和民族风格的新文化硕果。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不是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发展的，都要吸收、融合大量外来文化的因素，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其他的民族和国家。这一点在近代中国显得格外突出。与会者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必须注意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勤劳勇敢的中国各族人民以高度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这些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然经济发展的产物和反映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意识形态，又保存着大量腐朽、落后的糟粕。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沦落、解体。它的主体部分，如旧礼教、旧道德等，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羁绊。它的另一些成分，即其中的进步因素，如“经世致用”观点、“民贵君轻”观念、“变易”思想等，被进步思想家继承发展，当作有益的精神养料，对近代文化形成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总的说来，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化。有的同志指出：在我们的研究中，对传统文化有一种保留过多的偏向。对于传统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是不对的，但是，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搞复古、搞国粹同样不对，保留封建糟粕对于发展民族文化是有害的。
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是比中国封建文化高一级的文化形态。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并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式输入的，而是伴随西方列强的鸦片、大炮、不平等条约出现在中国人民面前。这就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复杂化：人们对洋鬼子的憎恨掩：盖了对封建专制的憎恶，向西方学习被认为是“卖国主义”，保护落后传统反被看作“爱国主义”；勇于学习西方、立志改革的人身上留下了“崇洋媚外”的阴影，封建卫道士脸上却涂上了“爱国”的色彩。在研究中，对西方文化作了过多的批判。西方文化很复杂，其中有精华、有糟粕，必须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有的东西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如，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扬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反动理论，是西方列强进行殖民主义侵略的思想工具，但是，这种理论经过严复的介绍，却成为中国人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警钟。因此，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一定要弄清它的原型是什么？中国人接受时的变型是什么？它在西方起什么作用？在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又起什么作用？不可盲目肯定或盲目否定。
为什么会出现对中国传统文化保留过多，对西方文化批判过多的偏向呢？有的同志作了进一步探讨，提出以下几点看法：1．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文化发展得相当成熟、完备，形成一种巨大的历史惰性，其影响必然根深蒂固。2．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注重人事和道德问题，容易被人们当作医治近代社会各种弊病的药方。3．西方文化是在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背景下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与侵略行径往往交织在一起，不易辨别，容易被笼统排斥，4．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本身具有腐朽、反动的内容，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
上述意见，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作了初步探讨，这对于推动研究工作深入开展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如何对多姿多彩的中国近代文化特征作出更加精确的概括，仍需作进一步探索。
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过去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成就累累、举世瞩目，而近代文化却无足轻重、不值一提。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一些同志认为：这种轻视中国近代文化的倾向必须改变，对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应该作出新的、符合实际的估价。
与会同志谈到：近代文化在继承古代文化辉煌成就的同时，还大量地吸收了世界先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使延续几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古代文化。如近代的科学、思想、文艺等，与古代相比都有新的发展和提高；西方自然科学理论只是到了近代才在中国真正植根。近代文学在文学理论、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小说地位大大提高，翻译小说大批问世，改变了过去以诗文为主体的文学传统。近代思想家突破了传统的“天道观”和陈旧的历史观的藩篱，提出了以进化论和民主精神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学说。近代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仅仅是中国学习外国，中国的进步文化也曾予外国以积极的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于1854年传入日本之后，仅仅三年的时间，日本人刊印的选本（包括翻译本、自译本、训点本）即有二十二种之多，对明治维新前日本人了解世界大势，接受西方文化，以至维新思想的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有的同志指出：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是息息相关的。历史表明，中国近代文化从它开始酝酿、萌发到初步形成和发展，始终予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促使社会思潮和文化形态也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从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抨击汉学、提倡“经世致用”和“师夷制夷”，到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以及清政府兴办“洋务”，不过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从“中体西用”思想出现到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潮的流行，也不过二十年左右，从王韬等人倡导的改良思潮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思想的传开，只不过十年多的时间；从维新变法思潮的衰退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的高涨，则不到十年；从随着辛亥革命失败而来的思想文化上的低潮到“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不到十年。新的思想文化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空前广泛深入地传播了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与 民主”思想，激发了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的信心，充当了社会变革和革命的思想先导，对革命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中国近代文化在对中国近代的改革和革命起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和缺陷，比如，对于封建文化的批判既有不深刻、不彻底的方面，又有对历史文化遗产不分精华和糟粕，采取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的方面；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既有对帝国主义侵略认识不清，把一切西学都看作救国良方的偏颇，也有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主张“全盘西化”的谬误。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限于历史条件，在当时都无法得到正确的解决。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只有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才有可能。
总之，近代文化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养料，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是比古代文化高级的文化形态。尽管它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总的来说，近代文化对社会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如何掌握正确的理论和运用科学的方法，是关系到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能否迅速起飞和顺利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关于理论和方法的问题引起与会者的普遍关注。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与其它学科一样，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近代文化的各种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化作过许多精辟的论断，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是，我们决不能停留于固守经典作家已经作出的结论上，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近代文化史进行具体的、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反映它的客观事实，揭示它的特点和规律。有的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某些历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并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一切研究对象。如阶级分析法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象语言法则、绘画的技巧等现象，就很难用阶级分析法来加以说明。文化领域有些现象与社会政治密切相联，带有明显的阶级性；有些则已为全社会、全民族所共有，没有阶级性。因此，文化史的研究一定要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的精神。
有的同志认为，文化史研究应该吸取和采用其他专史研究的方法，如哲学中的分析法、归纳法；心理学中的心理分析法；社会学中的计量法、比较研究法等等。民族心理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同的民族心理素质直接影响到各民族文化的特征。进行文化史研究，应该重视分析反映各民族文化心理的因素，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把握民族文化的本质和特征。计量史学是试图通过对历史进行定量的分析研究来说明历史。如果用这种方法分析诸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构成、留学生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等问题，用具体的图表和数据作为例证，或许会有更大的说服力。
还有的同志指出：有分析地借鉴国外学者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一些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关于文化史研究，国外从十九世纪中期就开始了，取得一些研究成果。国外的史学工作者，特别是西方史学家往往受到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支配，把文化的作用绝对化，这是不足为训的。但是，他们对文化进行的一些探讨包含了一定的合理因素。例如丹纳的《艺术哲学》对欧洲文化所作的某些解释，就有不少精辟的见解。西方现代哲学家波普尔、库恩等人的理论也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内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这些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鉴别，是会有所收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外的自然科学领域里兴起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新理论，从不同侧面考察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现在，有些历史工作者把这些方法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并取得一些成果。在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中，不妨也可以作些尝试。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是在不断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善于总结、勇于创新的精神应该在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中得到发扬。
对如何进行具体研究的问题，与会者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要提倡多样性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基础相当薄弱。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这一领域研究的尽快进展，必须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展多样性的研究。既可以从事宏观的整体性研究，也可以进行微观的专题性的探讨；既要重视理论方面的阐述，也要提倡具体的考证。总之，要发挥各家之长，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把中国近代文化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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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2．加强综合性研究。现在，中国近代文化史领域中某些专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有关中国近代哲学、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文学、报刊等方面的著作相继问世。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是注重于综合性的研究。这在目前尚是空白。因此，今后应加强对近代中国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综合性的分析。有的同志认为：应该把撰写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尽管目前完成这一任务还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可以仿照中国史学会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办法，编辑一套《中国近代文化史资料丛刊》，把撰写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工作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
3．开拓新的领域。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只是在最近几年才重新受到重视，还有许多薄弱环节和空白处，亟待加强和填补。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要不断提出新的选题，开拓新的领域。比如，近代中国对于外来文化为什么表现出一种否定性接受的倾向，即有的人既不肯承认外来文化的长处，而又处处在吸取其中的养料？这就需要研究近代的民族心理。又如，听命于“三从四德”的中国妇女，为什么到了近代会有人热衷于留学、办报、组织学会？这就需要研究传统道德观念在近代的变化。再如，近代科技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就需要研究近代科技史。此外还有少数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社会风俗等课题，都亟待开拓。只有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才有可能揭示中国近代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内涵。
4．加强对基本问题的研究。很多同志认为：近代文化范围很广，但是，基本的、核心的问题是中西文化关系问题。近代中西文化的斗争和融合贯穿于其它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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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领域，如果把握住了这个问题，那么，其他的文化现象也就比较容易解释了。
培养和造就　一支研究队伍
要改变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薄弱的状况，必须注重培养人才。文化史研究面貌的改观，主要取决于人才的发掘与成长。很多同志在发言中对这个问题表示关注，并对如何培养和造就能够胜任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人才发表了意见。
有的同志认为：文化史这门学科是由历史学和文化学衍生而成的，是一门涉及面比较广泛、注重于综合性研究的学科。这种综合性的研究，从科学体系上应具有三种层次：1．文化哲学，即研究文化和文化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2.文化的社会效应与作用，即文化社会学。3．文化发生、发展、变异、演化的过程，即依年序演变的历史。一部好的文化通史，往往是内含这三种层次而又融合贯穿，浑然一体的。
由上可见，文化史的研究者必须具有比较广博的知识，不仅要有横向的知识，而且还要有纵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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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仅要有中国史的知识，还要有世界史的知识。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表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研究文化史，仅仅熟悉某一专科或某些具体史事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以往人们研究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比较注意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从伦理道德、社会风俗、以至体育、戏剧、卫生等方面，都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印记，有的还更富于典型意义。同时，文化又有很强的延续性，它的演变和政权的更迭不同，是非常缓慢的。近代中国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是古已有之，是传统文化的延伸。因此，研究近代文化又必须对传统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必须从多层次、多角度去思考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学科的分类越来越具体，人们往往注重各学科领域的深入研究，相对而言，偏重于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人才就显得不够了。培养出来的研究人员，知识结构很不完备。常常看到搞政治史的不能回答经济史的问题，搞经济史的不理解文化现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领风骚，互不相通。写成的通史或断代史，几乎都是几大块的拼盘，边缘地带出现许多空白，至今无人问津。这种状况是不利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顺利进行的。
与会者认为：要开展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当前一定要重视文化史研究人才的培养，尽可能的采取有效的措施，造就一支具有较高素质，能够适应新时期需要的研究队伍。一方面现有的研究人员应该注意改善知识结构，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培养长于综合研究的史学工作者。
今后的设想
近年来，填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空白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1983年5月，在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上，到会同志就如何开展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整理、翻译有关方面的中外文资料，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以及招收文化史研究生、开设文化史课、举办文化史座谈会和讲座等设想，并成立了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和联络工作。一年多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得到初步开展，并取得一定的成绩。这次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既是对过去研究工作的检验和总结，也是对今后继续深入开展这项研究的动员。
为了把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工作推向新的阶段，同志们提出了许多建议、要求和希望。对此，大会作了认真的研究，确定了今后开展研究工作的几点设想：
1．尽快出版《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
《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是专题性的大型丛书。它的基本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有科学的内容和生动活泼的形式。目前，已经拟定选题二十多个。其中有的是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有的是作比较性分析，涉及到中国近代的思想、伦理道德、宗教、民俗、语言、科技等领域，迄今已有两部专著脱稿。
2．筹办《中国近代文化史论丛》和《中国近代文化史通讯》。
《中国近代文化史论丛》是不定期的学术性刊物，是反映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的重要论坛。它主要刊登有关近代文化方面的各类学术论文，同时，还适当发表一些资料性文章。《中国近代文化史通讯》主要反映国内外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动态，给研究工作提供一些信息。
3．加强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
关于培养人才，拟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在北京或上海举办讲习班，从全国大专院校和有关研究单位招收学员，聘请专家学者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大问题作专题性讲授，使入学者在研究理论、方法和文化史的基本线索等方面，受到比较系统的、全面的训练。一是在有条件的单位招收中国近代文化史专业的研究生，培养长于综合研究的人才，并鼓励攻读第二学位。
4．准备召开第二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
为了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初步预定于1987年在湖南长沙召开第二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主题是近代中西文化关系问题。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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